第三部 镜子-１３７
盛筵
渐渐地，革命成为一场有着无限创意的大杂烩。
在枫丹白露，８个倡导者有点被节日的规模弄得晕头转向了。平台、他们的８个摊台、桌台像蘑菇一样在操场上到处都冒了出来。
这样，“绘画”、“雕刻”、“发明”、“诗歌”、“舞蹈”、“信息游戏”摊台都成了年轻革命者自发展示他们作品的地方。学校逐渐成了一个花俏的村落，里面的居民都以“你”相称，自由地在交谈、建设、检测、试验、观察、品尝，或者，仅仅是在休息。
在弗朗西娜的组织下，几千种不同类型的音乐都能够在平台上上演，不管白天黑夜，有经验或无经验的乐手们都从不间歇地利用它。而且，从第一天起就产生了一种哥特的现象：世界所有的音乐都在这里交汇。
这样，人们可以看到一个印度锡塔琴乐手参与到一队室内乐队里。一个巴厘人的打击乐队由一个爵士女歌手伴随着。一个日本舞伎在非洲“探探”节奏下跳起了蝴蝶舞。在西藏音乐背景下，一个舞蹈者跳起了探戈。四个戏剧班学员在新时代音乐下进行着击脚跳。当现成的器材不够时，他们便自己制造起了乐器。
他们把最好的曲目记下来，输送到信息网上去。但“枫丹白露革命”并不只满足于向外传播音乐，他们同样也接收其它“蚂蚁革命”的音乐。圣弗兰西斯科的、巴塞罗那的、阿姆斯特丹的、伯克利的、悉尼的或是汉城的。
姬雄把数码摄像机装配到电脑上，接上国际信息网，成功地同几个外面的“蚂蚁革命”歌手直接同台演出。枫丹白露奏打击乐、圣弗兰西斯科奏主古它和伴奏吉它，伯克利是声音，阿姆斯特丹键盘、悉尼低音提琴，汉城小提琴。
各地的乐队都来到数字化高速公路上。美洲的、亚洲的、非洲的、欧洲的和澳洲的，一种混合的全球音乐展开了。
在四方形的学校中，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不再有国界了。
学校里的复印机不停地运转着，复印着节目单（白天宣布的要事概况：乐队、剧团、展台等等，也有诗、短篇小说、论战文章、论文、革命子公司章程。甚至，刚刚还有一些朱丽在第二场音乐会时的照片，其中！当然还有保尔的美食菜单。）
被围者还在历史书和图书馆里找到了一些他们中意的昔日大革命家和著名摇滚乐手的肖像，把它们复印后贴在走廊上。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有：甘地、彼得·加比利埃尔、爱因斯坦、披头士乐队、菲利普·Ｋ·提克、弗朗克·赫贝特和乔纳顿·斯威弗特。
在《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后面的空白处，朱丽写道：
革命常规５４：无政府状态是创造的源泉。解脱了社会压力，人们便能够自然而然地进行发明和创造，去追求美丽与智慧，彼此尽可能地进行交流。在一片沃土上，即使是最小的种子也能长成结出硕果的参天大树。
人们自发地在教室里组成辩论队。
晚上，志愿者们分发着被褥。外面，年轻人二三两两地钻在一个被窝里，手握着手，分享着彼此的热情和暖和。
操场上，一个女骑士正演示着太极拳，解释说这种一千年前就已经有了的体操是摹仿动物姿态而来的，这样模拟着，人们就更能去理解动物的性情。舞蹈家们从这种想法中得到灵感，模仿起蚂蚁的动作来。他们觉得这种昆虫的姿态太柔软了。它们的雅致富有情调，与猫和狗的完全不同。舞蹈者举起双手摩擦着，当作触角，创造出新的舞步。
“你要香烟吗？”一个年轻的观众把一支烟递给朱丽。
“不，谢谢。气体互哺，我试过了，这样会使我的嗓子不舒服。我只要看看这个大节目就足以融入进去了。”
“你运气真好，一些微不足道的东西就足以让你兴奋起来。”
“你说这是微不足道的东西？”朱丽惊诧地说：“我可从来收有看到过这样一个仙境。”
朱丽觉得在这个学校里建立一点秩序已是迫不及待的事了。否则革命必定会自行毁灭。
应该对所有的这一切赋予一种意义。
小女孩整整花了一个小时去探测用来作费尔蒙交流的蚂蚁玻璃缸。埃德蒙·威尔斯曾说过，对蚂蚁举止的观察，能够帮助人去创造出一个理想的世界。
在短颈大口瓶里，她看到的只是令人恶心的黑小动物，它们似乎个个都在忙着“傻瓜”的事情。最终她断定也许自己在整个路线上都搞错了。埃德蒙·威尔斯也许只是像征性地说一说的。蚂蚁就是蚂蚁，人类就是人类，把比人小上几千倍的昆虫的规律贴到他们的身上是不可能的。
她走上楼，坐在历史老师的办公室里，打开百科全书，寻找另一个能够从中得到灵感的革命例子。
她找到未来主义运动的历史。１９００～１９２０年，几乎到处都出现了艺术家运动。瑞士有达达主义者，德国有印象主义者，法国有超现实主义者，意大利和俄国有未来主义者。这些未来主义者是一些艺术家、诗人和哲学家，他们的共同点是都赞美机器、速度，普遍地赞美先进技术。他们相信终有一天人类会被机器拯救出来。来来主义者上演着戏剧，用化妆成机器人的演员来拯救人类：第二次世界大战来临之际，以马里内蒂为代表的意大利未来主义者在鼓吹机器的独裁者贝尼托·墨索里尼的煽动下，加入了进行战争的意识形态。墨索里尼除了去制造用于战争的导弹和坦克以外，又还能做什么呢？在俄国，同样的原因，一些未来主义者加入到约瑟夫·斯大林的共产党中。在两种情况下，他们都是用来作政治宣传。后来，斯大林不是把他们杀掉，便把他们遣送到匈牙利去。
接着超现实主义又引起了朱丽的兴趣，电影艺术家路易斯·布奈尔，画家马可斯·恩斯特、萨尔瓦多·大卫和热内·马格里特，作家昂得莱·勃雷东，都认为能够用他们的艺术去改变世界。在这一点上，他们有点跟他们８个人相似，他们每个人都在自己偏好的领域里行动着。然而，这些超现实主义者太个人主义了，他们很快就在内部引起争吵。
她发现六十年代的法国境遇主义者是个很有意思的例子。他们宣扬用戏言人生的方式进行革命，拒绝“戏剧社会”，坚决远离媒体活动。几年后，他们的领袖基伊·黛波德答应了他平生第一次电视采访，接着便自杀了。境遇主义者真的一下子销声匿迹了。
朱丽把书翻到革命故事上去。
在近代暴动中，有一起发生在墨西哥南部阿帕斯的印地安人革命。这次萨帕塔运动的领袖是副司令马科斯，他也是一位经常以幽默方式来完成英勇行为的革命者。然而他的革命是由很现实的社会问题：墨西哥印地安人的苦难和美洲印地安文明的毁灭引起的。但朱丽的蚂蚁革命却没有一点迁怒于现实社会的意思在里面。她的动机只是受不了死气沉沉的现状而已。
必须找点其它东西。她翻着《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跳出纯粹的军事革命范围，转到文化革命上去。
牙买加的马莱·保尔革命、这场拉斯特法里革命跟他们的有点相似，两者都有音乐的因素在里面。假若再加上和平主义的讲演、令人心跳的音乐、滥袖的大麻香烟、神话中汲取的古老文化象征，那就更像了。但马莱·保尔并没有寻求去改变世界，他只是想让他的信徒们缓解忘记他们的好斗性和焦虑而已。
在美国，一些公谊会或是门诺教徒倒是建立了很有趣的共存方式、但他们只是心甘情愿地从世界中脱离出采，在自已的道义上建立生命准则而已。总的说来，从相当一段时间以来，能够真正合乎逻辑地运行的世俗团体只有以色列的基布兹。朱丽对基布兹很有好感，因为它们建立了不流通金钱的村落，那早的门上没有锁，所有人都互助互救。但是基布兹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它的所有成员都在种地，而这里却没有耕地，没耕牛，也没有葡萄。
她凝思着，咬着手指甲，看着她的双手，突然心中闪过一道亮光。
她找到解决的办法了。它一直就在她的眼前，自己怎么就没有早想到呢！
要仿效的典范，是……
渐渐地，革命成为一场有着无限创意的大杂烩。
在枫丹白露，８个倡导者有点被节日的规模弄得晕头转向了。平台、他们的８个摊台、桌台像蘑菇一样在操场上到处都冒了出来。
这样，“绘画”、“雕刻”、“发明”、“诗歌”、“舞蹈”、“信息游戏”摊台都成了年轻革命者自发展示他们作品的地方。学校逐渐成了一个花俏的村落，里面的居民都以“你”相称，自由地在交谈、建设、检测、试验、观察、品尝，或者，仅仅是在休息。
在弗朗西娜的组织下，几千种不同类型的音乐都能够在平台上上演，不管白天黑夜，有经验或无经验的乐手们都从不间歇地利用它。而且，从第一天起就产生了一种哥特的现象：世界所有的音乐都在这里交汇。
这样，人们可以看到一个印度锡塔琴乐手参与到一队室内乐队里。一个巴厘人的打击乐队由一个爵士女歌手伴随着。一个日本舞伎在非洲“探探”节奏下跳起了蝴蝶舞。在西藏音乐背景下，一个舞蹈者跳起了探戈。四个戏剧班学员在新时代音乐下进行着击脚跳。当现成的器材不够时，他们便自己制造起了乐器。
他们把最好的曲目记下来，输送到信息网上去。但“枫丹白露革命”并不只满足于向外传播音乐，他们同样也接收其它“蚂蚁革命”的音乐。圣弗兰西斯科的、巴塞罗那的、阿姆斯特丹的、伯克利的、悉尼的或是汉城的。
姬雄把数码摄像机装配到电脑上，接上国际信息网，成功地同几个外面的“蚂蚁革命”歌手直接同台演出。枫丹白露奏打击乐、圣弗兰西斯科奏主古它和伴奏吉它，伯克利是声音，阿姆斯特丹键盘、悉尼低音提琴，汉城小提琴。
各地的乐队都来到数字化高速公路上。美洲的、亚洲的、非洲的、欧洲的和澳洲的，一种混合的全球音乐展开了。
在四方形的学校中，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不再有国界了。
学校里的复印机不停地运转着，复印着节目单（白天宣布的要事概况：乐队、剧团、展台等等，也有诗、短篇小说、论战文章、论文、革命子公司章程。甚至，刚刚还有一些朱丽在第二场音乐会时的照片，其中！当然还有保尔的美食菜单。）
被围者还在历史书和图书馆里找到了一些他们中意的昔日大革命家和著名摇滚乐手的肖像，把它们复印后贴在走廊上。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有：甘地、彼得·加比利埃尔、爱因斯坦、披头士乐队、菲利普·Ｋ·提克、弗朗克·赫贝特和乔纳顿·斯威弗特。
在《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后面的空白处，朱丽写道：
革命常规５４：无政府状态是创造的源泉。解脱了社会压力，人们便能够自然而然地进行发明和创造，去追求美丽与智慧，彼此尽可能地进行交流。在一片沃土上，即使是最小的种子也能长成结出硕果的参天大树。
人们自发地在教室里组成辩论队。
晚上，志愿者们分发着被褥。外面，年轻人二三两两地钻在一个被窝里，手握着手，分享着彼此的热情和暖和。
操场上，一个女骑士正演示着太极拳，解释说这种一千年前就已经有了的体操是摹仿动物姿态而来的，这样模拟着，人们就更能去理解动物的性情。舞蹈家们从这种想法中得到灵感，模仿起蚂蚁的动作来。他们觉得这种昆虫的姿态太柔软了。它们的雅致富有情调，与猫和狗的完全不同。舞蹈者举起双手摩擦着，当作触角，创造出新的舞步。
“你要香烟吗？”一个年轻的观众把一支烟递给朱丽。
“不，谢谢。气体互哺，我试过了，这样会使我的嗓子不舒服。我只要看看这个大节目就足以融入进去了。”
“你运气真好，一些微不足道的东西就足以让你兴奋起来。”
“你说这是微不足道的东西？”朱丽惊诧地说：“我可从来收有看到过这样一个仙境。”
朱丽觉得在这个学校里建立一点秩序已是迫不及待的事了。否则革命必定会自行毁灭。
应该对所有的这一切赋予一种意义。
小女孩整整花了一个小时去探测用来作费尔蒙交流的蚂蚁玻璃缸。埃德蒙·威尔斯曾说过，对蚂蚁举止的观察，能够帮助人去创造出一个理想的世界。
在短颈大口瓶里，她看到的只是令人恶心的黑小动物，它们似乎个个都在忙着“傻瓜”的事情。最终她断定也许自己在整个路线上都搞错了。埃德蒙·威尔斯也许只是像征性地说一说的。蚂蚁就是蚂蚁，人类就是人类，把比人小上几千倍的昆虫的规律贴到他们的身上是不可能的。
她走上楼，坐在历史老师的办公室里，打开百科全书，寻找另一个能够从中得到灵感的革命例子。
她找到未来主义运动的历史。１９００～１９２０年，几乎到处都出现了艺术家运动。瑞士有达达主义者，德国有印象主义者，法国有超现实主义者，意大利和俄国有未来主义者。这些未来主义者是一些艺术家、诗人和哲学家，他们的共同点是都赞美机器、速度，普遍地赞美先进技术。他们相信终有一天人类会被机器拯救出来。来来主义者上演着戏剧，用化妆成机器人的演员来拯救人类：第二次世界大战来临之际，以马里内蒂为代表的意大利未来主义者在鼓吹机器的独裁者贝尼托·墨索里尼的煽动下，加入了进行战争的意识形态。墨索里尼除了去制造用于战争的导弹和坦克以外，又还能做什么呢？在俄国，同样的原因，一些未来主义者加入到约瑟夫·斯大林的共产党中。在两种情况下，他们都是用来作政治宣传。后来，斯大林不是把他们杀掉，便把他们遣送到匈牙利去。
接着超现实主义又引起了朱丽的兴趣，电影艺术家路易斯·布奈尔，画家马可斯·恩斯特、萨尔瓦多·大卫和热内·马格里特，作家昂得莱·勃雷东，都认为能够用他们的艺术去改变世界。在这一点上，他们有点跟他们８个人相似，他们每个人都在自己偏好的领域里行动着。然而，这些超现实主义者太个人主义了，他们很快就在内部引起争吵。
她发现六十年代的法国境遇主义者是个很有意思的例子。他们宣扬用戏言人生的方式进行革命，拒绝“戏剧社会”，坚决远离媒体活动。几年后，他们的领袖基伊·黛波德答应了他平生第一次电视采访，接着便自杀了。境遇主义者真的一下子销声匿迹了。
朱丽把书翻到革命故事上去。
在近代暴动中，有一起发生在墨西哥南部阿帕斯的印地安人革命。这次萨帕塔运动的领袖是副司令马科斯，他也是一位经常以幽默方式来完成英勇行为的革命者。然而他的革命是由很现实的社会问题：墨西哥印地安人的苦难和美洲印地安文明的毁灭引起的。但朱丽的蚂蚁革命却没有一点迁怒于现实社会的意思在里面。她的动机只是受不了死气沉沉的现状而已。
必须找点其它东西。她翻着《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跳出纯粹的军事革命范围，转到文化革命上去。
牙买加的马莱·保尔革命、这场拉斯特法里革命跟他们的有点相似，两者都有音乐的因素在里面。假若再加上和平主义的讲演、令人心跳的音乐、滥袖的大麻香烟、神话中汲取的古老文化象征，那就更像了。但马莱·保尔并没有寻求去改变世界，他只是想让他的信徒们缓解忘记他们的好斗性和焦虑而已。
在美国，一些公谊会或是门诺教徒倒是建立了很有趣的共存方式、但他们只是心甘情愿地从世界中脱离出采，在自已的道义上建立生命准则而已。总的说来，从相当一段时间以来，能够真正合乎逻辑地运行的世俗团体只有以色列的基布兹。朱丽对基布兹很有好感，因为它们建立了不流通金钱的村落，那早的门上没有锁，所有人都互助互救。但是基布兹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它的所有成员都在种地，而这里却没有耕地，没耕牛，也没有葡萄。
她凝思着，咬着手指甲，看着她的双手，突然心中闪过一道亮光。
她找到解决的办法了。它一直就在她的眼前，自己怎么就没有早想到呢！
要仿效的典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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