萤

很久、很久以前。虽这么说也不过十四、五年前的事，我曾住在一个校外的宿舍。那时我才十八岁，刚进大学，对东京完全不熟，加上我没有一人在外住饼，家里担 心便帮我找了宿舍。当然，费用也有关系，宿舍比一个人住便宜多了。我当然希望一个人租房子住来得清爽。但想到注册费、学费，及家里按月寄来的生活费，还是 不好固执己见。

校外宿舍位于视野良好的文京区高台地，占地广阔，四周围着高大的水泥墙。大门外，迎面即是一株高大耸立的樱树，树龄一百五十岁，或者更多。站在树根处往上望，绿色枝叶几乎隐蔽了天空。

道路绕过巨木，笔直伸入宿舍中庭。中庭的两旁是两栋平行三层纲筋建筑。很高大的宿舍。可以听到从打开的窗口传出电台音乐。一律乳白色窗帘，褪了色也不显目的颜色。

道路正面是两层宿舍本栋。一楼餐厅和大浴室，二楼讲堂、集会室，和贵宾室。一栋三层的第三宿舍和本栋并行。中庭宽阔，草坪装有洒水器迎着陽光不停旋转。本栋内侧还有棒球足球兼用的操场，六座网球场，设备齐全。

这个宿舍的唯一问题(算不算问题依角度而定)，在于它是由几位不明右翼财团所经营。从宿舍简介及住宿规则即可明白大概：“深入教育根本，培养国家人才。”这便是本宿舍的创设精神，而由认同此精神 之多位财经人士戮力捐输所支持这是表面说法，里头到底在搞什么名堂，则相当暧昧模糊，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有说是投机逃税，有说是藉设立宿舍的名目炒地 皮，也有说只是纯粹牟取声名罢了。不管怎样，一九六七年春到翌年的秋，我住在这个宿舍。右翼也好、左翼也好，伪善也好、伪恶也好，从日常生活水准来看，大 致没什么差别。

宿舍每日升起飘扬的国旗，作为一天的开始。当然配合国歌，国歌和国旗的关系形影不离，就像播报体育新闻时必定会播放进行曲一样。升旗台位于中庭，从每一间窗口都看得到。

升旗工作由我住的东栋宿舍舍监负责。舍监是五十岁前后、体格魁梧目光锐利的斟梧男子;干硬发梢混了几根白发，晒黑的脸上有一道细长疤痕。据说出身中野陆军 学校。其旁站着一个学生担任升旗助手。此人剃光头，永远穿学生制服，真正身分不为人知。没人知道他的名字、住哪一栋，也没有人在餐厅或浴室碰过他。到底他 是不是学生，都没人知道。只不过从穿著制服看来像个学生而已。他个子矮小又白皙，和中野陆军学校男子正好相反。每天清晨六点整，就这么两人站在宿舍中庭， 升起太陽旗。

搬入宿舍初期，我经常从窗子眺望升旗的光景。每天清晨六点整，两人准时出现于中庭。穿学生服的抱着一个恫木箱。中野陆军学校男子提着一台soNY手提录音 机。中舒陆军学校男子把音响置于升旗台下;穿学生服的打开桐木箱，箱里摆着叠得整整齐齐的国旗。穿学生服的将国旗交给中舒陆军学校男子。中野陆军学校男子 将国旗系于旗杆绳，穿学生服的按下音响开关。

(国歌)“君之代…”

然后，国旗缓缓升上旗杆。

“……细石般”，国旗升到旗杆半途，“之于……”，国旗终于升至顶端。此时两人抬起头凝视国旗，挺胸立正。在天气晴朗大风飞扬的日子，算是雄壮的一幕。

黄昏的仪式大致和清晨相同，不过顺序倒过来。国旗缓缓从旗杆下降，收进桐木箱，国旗在夜里不飘扬。

我不清楚国旗为何不在夜里飘扬?夜里，国家还是存在。许多人仍在工作，这许多人没有受到国旗的庇护，是不是有点不公平?或许没什么大不了，或许根本没人注意，只除了我-而我也不过是一瞬的想法，没什么深刻意味。

原则上宿舍房间分配，一、二年级生两人一间，三、四年级生一人一间。

两人一间的是有铝门窗、纵深约六张榻榻米的长方形房间。摆设简洁，两张书桌椅、两个两段储物柜、两个现成架子。架上多半摆着晶体管收音机、吹风机、冲泡咖啡或方便面的碗盆汤匙。灰泥墙有大头钉贴着花花公子的夹页海报，书桌摆着几本教科书及流行小说。

男宿舍大抵很脏乱。垃圾桶有长霉的橘子皮、代替烟灰缸的空罐上积了十公分厚烟灰、杯子留着洗不干净的咖啡渍。地板上散置着方便面的薄纸、啤酒空罐。风一吹，地板便扬起灰尘。床底下塞着味道难忍的待洗衣物;定期晒被的人可说绝无仅有，每张被子都吸饱汗水和体臭。

相较之下，我的房间相当清洁。地板光可鉴人，烟灰缸经常清洗，每周晒一次棉被，铅笔整齐摆在笔座里。墙壁上张贴着阿姆斯特丹运河的照片而非杂志夹页：我的 室友有洁癖，他负责整个房间的扫除工作，连我的洗濯都代劳了，我不用动一根手指头。只要喝完啤酒把空罐放在桌上不久之后，它就会自动消失于垃圾桶。

我的室友主修地理学。

“我研究地、地、地图。”最初他这么告诉我。

“喜欢地图?”我问。

“嗯，将来想到国土地理院就职，制造地、地、地图。”

世上真是有各色各样的人。到底是哪些人、为了什么动机制造地图，我连想都没想过。而且连说“地图”两字都结结巴巴的人，却一心想进国土地理院就职，也颇为奇妙。他有时说话结巴，有时不会。然而，只要一提到“地图”，保证结巴。

“你主修什么?”他问我。

“演剧。”我说。

“演剧就是演话剧吧？”

“不一样。只是阅读和研究戏曲。鲁西尼、伊奥涅斯科、莎士比亚等等。”

“我只听过莎士比亚，”他说，“其它都没听过。”

其实我也几乎没听过，只是课程里有罢了。

“因为喜欢才修的吧?”他说。

“说不上喜欢。”我说。

困惑的表情浮上他的脸，愈来愈深刻。我才知道好象我做了什么错事。

“我什么都可以读的，”我向他说明，“印度哲学也好，东洋史也好，都可以。不过偶然选了演剧，如此而已。”

“不了解，”他说，“像我、我、我是很喜欢地、地、地图，才选择研读地、地图学。也因此才向双亲说明，要了钱，千辛万苦来到东京，但你好象不是。”

他立场正确，我放弃向他说明。然后我们抽签，决定上下铺的床位，他抽到上铺。

他永远穿著白色衬衫及黑色的西装裤。他身材高大、剃光头、颧骨高耸，上学一定穿制服，鞋子和书包都是黑色的，一眼看去就是标准右翼学生打扮，大家也这么认 为。其实不然，他对政治可说完全不关心，因为选衣服麻烦所以才穿同色衣服。除了海岸线变化，或新凿铁路隧道以外的事，他一律不关心。而只要提到这方面的话 题，他会花上一、两小时讲个不停，直到我不停打呵欠为止。

他每天六点准时起床，《君之代》国歌就是他的闹钟(可见升旗并非完全无用之举)。穿上衣服，走到浴室洗脸。他盥洗要花上极为漫长的时间，让人怀疑是不是把 牙齿一颗一颗取下来刷。回到房间后，拉整毛巾绉纹，笔直挂在衣架上，将牙刷和肥皂放回橱柜。然后按下收音机开关，开始进行收音机体操。

我属于晚睡且熟睡型，就算体操音乐响起我也可以睡。但只要他一开始跳跃，我就会从床上跳起来。怎么说呢，他每一跳跃(他实在是很会跳跃)，我的头必定在枕头上下震个不停，根本无法入睡。

“不好意思，”第四天，我开口了，“你何不到屋顶做收音机体操呢?你把我吵醒了。”

“不行，”他说，“到屋顶上作体操，会被三楼的人抗议。这里是一楼，才不会吵到别人。”

“那去中庭如何?”

“也不行。没有收音机就听不到音乐，听不到音乐，体操做不好。”

他的收音机是要插电的，而我的收音机虽有电池却只能听调频台。

“那么，音乐开小一点，不要跳跃行不行?很吵呢，不好意思。”

“跳跃?”他一副吃惊表情，“什么跳、跳跃?”

“就是上下蹦蹦地跳。”

“体操哪有这一部分?”

我的头开始痛起来，很想算了。可是一旦说出口不能就此打住。我只好一面哼着NHK第一电台的收音机体操旋律，一面在地上跳上跳下给他看。

“看，就是这个，难道不是吗?”我说。

“是……是吧?确实有这一部分，我都没注意。”

“所以，”我说，“这部分能不能省略?其它部分我还能忍受。”

“不行，”他拒绝得干脆，“哪有省略一部分的?我已经做十年体操了，一做就会无意识地做到全部做完为止。省略其中一部分就接不下去了。”

“那全部不要做好了。”

“这不好吧，对人下命令的。”

“嘿，我可没下什么命令。只想至少能睡到八点。就算早起，也希望是自然醒来，而不是被震动轰醒，了解吗?”

“了解。”他说。

“那怎么说?”

“我们同时起床，一起做体操，不就好啦。”

我放弃了，翻身蒙头大睡。他一日不缺，持续着收音机体操。

每次提到室友和他的收音机体操，她就噗哧一笑。虽然我原意不是为了说笑话，结果自己也笑了。

见到她的笑容，虽然只有一瞬。也久违了。

我和她在四谷站下电车，沿着电车线路的士堤，往市谷方向散步。五月的周日午后，清晨的雨在午前就干了，低垂陰郁的灰色云朵被南风吹得消失无踪。轮廓分明的樱树绿叶在风里闪闪烁烁，陽光带来初夏的热意，人们脱掉上衣或毛线衣披在肩上。网球场上，只穿短裤的年轻男子挥击着球拍，球拍的金属框在午后太陽照射下闪闪发光。

只有并生长凳的两位穿黑色长袍的修女在愉快地讲话，看着她们，才知其实夏季还早。

走十五分钟就汗流浃背了。我脱掉厚棉衬衫，只穿一件T恤。她把淡灰的运动衣长袖卷到手肘部位，一件洗褪色的旧运动衣。似乎很早就看她穿著这件，不过也可能只是错觉。我常常有错觉，把什么都当成以前发生的事。

“你喜欢和人同住吗?”她问。

“不知道，还没很长的经验。”

她停在饮水机前喝一小口水。从裤袋取出手帕擦嘴，蹲下来绑鞋带。

“我看来像会喜欢吗?”她问。

“和人同住?”

“是的。”她说。

“很多事会比想象来得繁琐，密密麻麻的规则和收音机体操等。”我说。

“是。”她说，似乎在想什么，凝视着我。她的眼球不寻常地清澈。我不曾注意牠的眼球如此清澈，一种不可思议的透明感，像眺望着天空。

“不过我觉得这样也不好，也就是……”她说着，眼神觑着我，咬咬嘴唇，垂下眼皮，“不知道，随便。”

交谈终止，她打开脚步继续走。

再遇见她，是半年后了。半年之间，她清瘦得快认不出来。原本是特征的圆圆脸颊变细长，印象里，她没有这么瘦骨嶙峋的，她比以往更加清瘦而绮丽。这点我想说些什么，但又不知该说什么。

我和她并非有什么事来四谷。我和她在中央线电车偶然相遇，正好她和我都没特别什么事。“下车吧，”她说。我们在四谷站一起下电车。只剩两人时，我们却没什么话说。她为何邀我下电车，我也不知道，我们从一开始就没什么话说。

下电车后，她一语不发，脚步沙沙地快步前行。我追赶似地加快脚步，和她保持约一公尺的距离。我跟着她的背影走着，她时时转回头，朝着我说话。有些我答了，有些不知怎么答，也有些她根本听不到，也不在乎。她说了自己想要说的话之后，只管默默前行。

我们在饭田桥右转，从皇后崛道走出来，通过神保町十字路口、御茶之水斜坡，绕过本乡，沿着东京陆上电车线道走到驹迅。颇有一段路程。走到驹迅时，已接近黄昏。

“这是哪里?”她问我。

“驹迅。”我说，“兜了一圈。”

“怎么走到这里?”

“妳走的，我只在后面跟着。”

我们走到车站附近的荞麦面店，点了定食。从点餐到吃完，都没有说话。我走得浑身疲累，她一语不发，陷入思索。

“妳体力不错。”吃过面后，我说。

“意外吗?”

“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