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第三章(2)

“尼古拉，原因就是我想学习。”

奥库涅夫得意地喊了起来：“啊，原来是这样！你想学习，那么照你说，我就不想吗？

老兄，你这是个人主义。这就是说，让我们大家都忙得团团转，你却坐着读书。这可不行啊，亲爱的，你明天就到组织部上班去吧。”

经过好一番争论，奥库涅夫终于让步了。

“好吧，给你两个月的时间，算是对你的特殊照顾。不过，你跟茨韦塔耶夫一定合不来，那个人很自高自大。”

对于保尔的回厂，茨韦塔耶夫确实是怀有戒心的。他认为保尔一回来，一定会跟他争夺领导权，于是这个自命不凡的人就准备着进行反击。但是没过几天，他就认识到自己估计错了。当保尔听说厂团委打算叫他参加团委工作的时候，他立即跑到书记办公室，摆出他和奥库涅夫达成的“协议”，说服茨韦塔耶夫把这个问题从议事日程上撤销。在车间团支部，保尔也只负责领导一个政治学习小组，并没有想在支委会担任什么工作。尽管他正式表示不参加领导工作，但是他对工厂团组织的全部工作的影响还是能够感觉得出来的。有好几次，他都以同志的态度，不声不响地帮助茨韦塔耶夫摆脱了困境。

有一次，茨韦塔耶夫走进车间，不禁吃了一惊。这个支部的全体团员和三十几个非团青年正在擦洗窗户和机器，刮去多年积在上面的污垢，往外清除废物和垃圾。保尔正用一个大拖布使劲擦着满是油污的水泥地面。

“干吗这样下工夫大清扫？”茨韦塔耶夫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这样问保尔。

“我们不愿意在肮脏的地方工作。这儿已经有二十年没打扫了。我们要在一周之内让车间焕然一新。”保尔简单地回答他说。

茨韦塔耶夫耸了耸肩膀，走开了。

这些电气工人并不满足于清扫车间，他们又动手收拾院子。这个大院子很久以来就是个堆垃圾的地方，那里什么东西都有。几百个轮轴、堆积如山的废铁、钢轨、连接板、轴箱等等——成千上万吨钢铁就放在露天里生锈、腐烂。但是，他们的行动后来被厂领导制止了，理由是：“还有比这更重要的工作，清理院子先不用着急。”

于是他们在自己车间门口用砖铺了一小块平地，上面安了一个刮鞋泥用的铁丝网垫，这才住手。但是车间内部的清扫工作并没有停，晚上下班以后一直在干。一星期后，当总工程师斯特里日来到这里的时候，整个车间已经面目一新了。

由于擦掉了多年的油垢，阳光透过带铁栏的大玻璃窗，射进了宽敞的机器房，照得柴油机上的铜件闪闪发亮。机器的大部件都刷上了绿油漆，有人还精心地在轮辐上画了几个黄箭头。

“嗯……好……”斯特里日惊奇地说。

在车间远处的角落里，有几个人就要干完活了。斯特里日朝他们走去。保尔恰好提了满满一罐调好的油漆迎面走来。

“等一等，亲爱的。”总工程师叫住了他。“你们这样做，我倒是很赞赏，不过，是谁给你们的油漆？我规定过，不经我批准，是不许动用油漆的。现在这种材料非常缺。油漆机车的部件，比你们现在做的事情要重要得多。”

“油漆是我们从扔掉的空油漆筒里刮下来的。我们刮了两天，攒了二十五六磅。这完全不违反规章制度，总工程师同志。”

总工程师又嗯了一声，他已经有些难为情了。

“既然这样，你们就干吧。嗯……不过这倒很有意思……你们这种……怎么说好呢？这种搞好车间卫生的主动精神该怎么解释呢？这些活你们不是在业余时间干的吗？”

保尔从总工程师的语气里觉察出，他确实是不大理解，便回答说：“当然罗。可您是怎么想的呢？”

“是呀，我也是这样想的，不过……”

“您的问题就在这个‘不过’上，斯特里日同志。谁跟您说过，布尔什维克会放着垃圾不管呢？您等着瞧吧，我们干的范围还要扩大。那时候会有更多的事情叫您吃惊呢。”

保尔小心地不让油漆蹭到总工程师身上，从他身旁绕过，朝门口走去。

每天晚上，保尔都到公共图书馆去，待到很晚才走。他和图书馆的三个女馆员都混熟了，便向她们展开宣传攻势，终于取得了她们的同意，可以随意翻阅各种书籍。他把梯子靠在高大的书橱上，一连几小时坐在上面，一本一本翻阅着，寻找有意思的和有用的图书。这里大部分都是旧书。只有一个不大的书橱里放着少量新书。其中有偶然收到的国内战争时期的小册子，有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杰克·伦敦的《铁蹄》［美国作家杰克·伦敦（１８７６—１９１６）的长篇小说，描写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压迫。——译者］，还有几本别的书。在旧书里，保尔找到了一本叫《斯巴达克》［意大利作家拉·乔万尼奥里（１８３８—１９１５）的长篇小说。斯巴达克是公元前７４—前７１年意大利最大规模奴隶起义的领袖。——译者］的小说，他花了两个晚上的时间把它读完，放到另一个书橱里，同高尔基的作品摆在一起。他总是把那些最有意思的和内容相近的书放在一起。

他这样做，图书馆那三个馆员从来不过问，她们反正无所谓。

一件乍看起来无关紧要的事情，突然打破了共青团组织那种单调的平静。中修车间团支部委员科斯季卡·菲金，一个麻脸、翘鼻子、动作迟缓的小伙子，在给铁板钻孔的时候，弄坏了一个贵重的美国钻头。造成事故的原因是他的极端不负责任，甚至可以说是故意破坏。这件事发生在早上。中修车间工长霍多罗夫让菲金在铁板上钻几个孔。起初他不干，后来工长坚持要他干，他才拿起铁板，开始钻孔。霍多罗夫这个人对别人要求过严，有些吹毛求疵，在车间里大家都不喜欢他。他以前还是个孟什维克，现在什么社会活动也不参加，对共青团员总是侧目而视。但是他精通业务，对本职工作认真负责。他发现菲金没有往钻头上注油，在那里“干钻”，就急忙跑到钻床跟前，把它关了。

“你瞎了，还是昨天才来干活？！”他大声责问菲金。他知道这样干下去，钻头非坏不可。

但是，菲金反倒骂了工长一顿，并且又开动了钻床。霍多罗夫只好到车间主任那里去告状。菲金想在领导到来之前把一切都弄妥帖，他没有停下机床，就赶紧跑去找注油器。可是等他拿了注油器回来，钻头已经坏了。车间主任打了一份报告，要求把菲金开除出厂。团支部公开袒护他，说这是霍多罗夫打击青年积极分子。车间领导还是坚持要开除他，于是这件事就提到了工厂的团委会上讨论。事情就这样闹开了。

团委会的五个委员，有三个主张给菲金申斥处分，并调动他的工作。茨韦塔耶夫就是这三个委员中的一个。另外两个委员干脆认为菲金没有错。

团委会是在茨韦塔耶夫的房间里举行的。屋里有一张大桌子，上面铺着红布，还有几个长凳和小方凳，是木工车间的青年自己做的。墙上挂着领袖像，还有一面团旗，挂在桌子后边，占了整整一面墙。

茨韦塔耶夫是个“脱产干部”。他本来是个锻工，由于最近四个月表现出来的才干，被提拔担任共青团的领导工作，当上了团区委常委和团省委委员。他原先在机械厂工作，新近才调到铁路工厂来。一到职，他就把权紧紧抓在自己手里。他是一个独断专行的人，一下子就把大伙的积极性压下去了，他什么都一手包办，但是又包办不过来，于是就对其他委员大发脾气，责备他们无所事事。

就连这个房间也是在他的亲自监督下布置的。

茨韦塔耶夫主持会议，他仰靠在唯一的一把从红色文化室搬来的软椅上。这是一次内部会议。当党小组长霍穆托夫要求发言的时候，外面有人敲了敲扣着的门。茨韦塔耶夫不满意地皱了皱眉头。外面又敲了几下。卡秋莎·泽列诺娃站起来开了门。门外站着的是保尔，卡秋莎让他进来。

保尔已经在朝一只空凳子走过去，茨韦塔耶夫把他叫住：“柯察金！我们现在开的是内部会议。”

保尔的脸红了，他慢慢朝桌子转过身来。

“我知道。我希望了解一下你们对菲金事件的意见。我想提出一个跟这件事有联系的新问题。怎么，你反对我参加会议吗？”

“我并不反对，但是你自己也知道，团委内部会议只有团委委员才能参加，人多了不便于讨论。不过你既然来了，就坐下吧。”

保尔第一次受到这样的侮辱。他的两道眉毛中间现出了一条深深的皱纹。

“干吗来这套形式主义呢？”霍穆托夫不以为然地说。但是保尔摆摆手不让他说下去，一面在方凳上坐下来。“我要说的是，”霍穆托夫谈到了正题。“大家对霍多罗夫有看法，这是无可非议的，他确实不合群，不过咱们的纪律也够糟的。要是所有的团员都这么随便弄坏钻头，咱们还拿什么干活？这会给团外青年造成很不好的影响。我认为应该给菲金警告处分。”

茨韦塔耶夫没容他说完，就开始反驳。保尔听了大约十分钟，已经了解了团委对菲金事件的态度。快要进行表决的时候，他要求发言。茨韦塔耶夫勉强同意了。

“同志们，我想就菲金事件跟你们谈谈我的意见。”

出乎他自己的意料，保尔的声音竟是那样严厉。

“菲金事件仅仅是一个信号，主要的问题并不在他身上。昨天我搜集了一些数字。”保尔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记事本。

“这些数字是考勤员给我的。请你们注意听一听：百分之二十三的共青团员每天上班迟到五分钟到十五分钟。这已经成了常规。百分之十七的共青团员每月照例旷工一天到两天，但是团外青年旷工的却只有百分之十四。数字比鞭子还要厉害。我顺便还记了另外一些数字：党员每月旷工一天的有百分之四，迟到的也是百分之四。非党的成年工人每月旷工一天的占百分之十一，迟到的占百分之十三。损坏工具的有百分之九十是青年工人，其中刚参加工作的是百分之七。从这里可以看出，咱们团员干活远远不如党员和成年工人。不过情况并不是各处都一样。锻工车间就很好，电工车间也还可以，其他车间的情况就大同小异了。依我看，关于纪律问题，霍穆托夫同志只讲了四分之一。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缩小差距，赶上先进。我不想在这里高谈阔论，讲空话，我们必须毫不留情地向不负责任和不守纪律的现象发起进攻。老工人说得很直率：从前我们给老板干活，给资本家干活，干得倒要好些，认真些，现在呢，成了主人，却不像个主人的样子。这过错主要不在菲金或是别的什么人身上，而在咱们这些人身上，因为咱们不仅没有同这种不良倾向进行坚决的斗争，相反，却常常寻找各种借口，袒护像菲金那样的人。

“刚才萨莫欣和布特利亚克发言说，菲金是自己人，像大家常说的，是个‘地地道道的自己人’，因为他是积极分子，又担负着社会工作。至于他弄坏了钻头嘛，那有什么了不起的？谁还不弄坏点东西。况且，小伙子是自己人，而霍多罗夫工长却是外人……虽然，从来也没人对他进行过工作……不错，他爱挑剔，可他已经有了三十年的工龄！我们暂且不说他的政治立场，在这件事上，他现在做得对。他这个外人爱护国家财产，而我们却随便糟蹋进口的贵重工具。这样的怪现象，该怎么解释呢？我认为，咱们现在应该打响第一炮，从这里开始，发起进攻。

“我建议把菲金作为懒惰成性、工作不负责任、破坏生产的人从共青团里开除出去。要把他的事情登在墙报上，同时，把上面那些数字写在社论里，公布出去，不要怕任何议论。我们是有力量的，我们是有后盾的。共青团的基本群众是优秀的工人。他们当中有六十个人在博亚尔卡筑路工地经受过锻炼，那是一次最好的考验。有他们参加和帮助，我们一定能够消除落后现象。不过，应当永远抛弃现在这样的工作方法。”

保尔一向沉静，不爱讲话，这一席话却说得激烈而尖锐。

茨韦塔耶夫初次看到保尔的本色。他意识到保尔是正确的，但是，他对保尔怀有戒心，不肯同意保尔的意见。他认为保尔的发言是针对团组织的全盘工作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是在破坏他茨韦塔耶夫的威信，所以，他决定进行反击。他指责保尔，头一条就是偏袒孟什维克霍多罗夫。

激烈的辩论持续了三个小时。天已经很晚了，会议才得出结果：大家都转而同意保尔的意见，茨韦塔耶夫被大量无情的事实所击败，失去了多数的支持。这时，他竟采取了压制民主的错误行动，在最后表决之前，要保尔离开会场。

“好吧，茨韦塔耶夫同志，我就走，不过这并不能给你增添什么光彩。我还是要提醒你，如果你仍然坚持己见，明天我就把这件事提交全体大会讨论。我相信，多数人是不会支持你的。茨韦塔耶夫，你错了。霍穆托夫同志，我认为，你有责任在全体大会召开之前，把这个问题先提到党的会议上去讨论。”

茨韦塔耶夫气势汹汹地喊道：“你有什么可吓唬人的？不用你说，我也知道该怎么办，我们还要讨论一下你的所作所为呢。要是你自己不工作，就别妨碍别人。”

保尔带上门，用手擦了擦发热的前额，穿过空无一人的办公室，向门口走去。到了外面，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点着烟，朝拔都山上托卡列夫住的那座小房子走去。

保尔到托卡列夫家的时候，正赶上他在吃晚饭。

“你们那儿有什么新闻？讲给我们听听。达丽亚，给他盛碗饭来。”托卡列夫一面让保尔坐下，一面说。

托卡列夫的妻子达丽亚·福米尼什娜和她的丈夫正相反，又高又胖。她把一盘黄米饭放在保尔面前，然后用白围裙揩揩湿润的嘴唇，温厚地说：“吃吧，亲爱的。”

以前，当托卡列夫在铁路工厂工作的时候，保尔经常到他家串门，坐到很晚才走。这次回城以后，他还是第一次来看老人。

老钳工用心地听着保尔讲的情况。他自己什么也没有说，只是一边忙着用勺吃饭，一边嗯、嗯地答应着。吃完饭，他用手帕擦了擦胡子，又清了清喉咙。

“你当然是对的。我们早就该把这件事认真地抓一抓了。

铁路工厂是这个区的重点单位，应该从这个厂下手。这么说，你跟茨韦塔耶夫闹翻了？这不好。那个小伙子是很自傲，不过你不是挺会做青年人的工作吗？正好，我要问你，你在铁路工厂干什么工作？”

“我在车间。没什么特别的，反正什么都干点。在团支部里领导一个政治学习小组。”

“在团委担任什么工作呢？”

保尔有点不好开口了。

“我身体不太好，还想多学习点东西，这一段没正式担任领导工作。”

“你看，问题就出在这儿！”托卡列夫带点责备的口气大声说。“孩子，只有身体不好这一条，还算个理由，要不然真得说你一顿。现在身体怎么样，好点了吗？”

“好点了。”

“那么这样吧，你马上把工作好好抓起来。别再拖了。站在一边，不伸手就能把事情办好，哪有这样的事！再说，谁都会批评你是逃避责任，你根本就没法辩解。明天你就要纠正过来，至于奥库涅夫，我也得狠狠训他一顿。”托卡列夫结束了他的话，语气里有点不满意。

“大叔，你可别怪他，是我自己要求他别给我安排工作的。”保尔这样替奥库涅夫说情。

托卡列夫嘲笑地嘘了一声，说：“你要求他，他就答应你，是这样吗？好吧，好吧，对你们这帮共青团员简直没办法……来吧，孩子，你还是照老规矩给我念段报纸吧……我这两只眼睛越来越不中用了。”

党委同意了团委大多数人的意见，向党团员提出了重要而艰巨的任务——人人以身作则，模范地遵守劳动纪律。会上，茨韦塔耶夫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开头他还挺着脖子，不肯认错，后来党委书记洛帕欣发了言，这位因为患肺结核而面色苍白的老同志把他问得哑口无言，他才软下来，承认了一半错误。

第二天，铁路工厂的墙报上登出几篇文章，吸引了工人们的注意。他们大声地朗读着，热烈地讨论着。晚上，召开了团员大会，出席的人特别多。这些文章成了大家议论的中心。

菲金被开除了，团委会增加了一名新委员，由他负责政治教育工作。这个人就是保尔·柯察金。

在会上，人们异常肃静，认真地听着省团委书记涅日达诺夫的讲话。他谈到目前的任务，谈到工厂现在进入了新阶段。

散会之后，保尔在外面等着茨韦塔耶夫。

“咱们一道走吧，有些事要跟你谈谈。”他走到茨韦塔耶夫跟前说。

“谈什么？”茨韦塔耶夫闷声闷气地问。

保尔挽住他的胳膊，跟他并排走了几步，到一条长凳子跟前站住了。

“咱们坐一会儿吧。”保尔首先坐了下来。

茨韦塔耶夫的香烟一会儿亮一会儿暗。

“茨韦塔耶夫，你说说，干吗你总把我看作眼中钉呢？”

他们沉默了好几分钟。

“你要谈的原来是这个呀，我还以为是谈工作呢！”茨韦塔耶夫故作惊诧，不自然地说。

保尔坚定地把手放在茨韦塔耶夫的膝盖上。

“别装糊涂了。只有外交家才来这一套呢。你干脆回答我，为什么我总不合你的心意？”

茨韦塔耶夫不耐烦地动了一下身子。

“你干吗缠着我？哪有什么眼中钉！是我亲自建议让你担任工作的嘛。你当时拒绝了，现在倒成了我在排挤你。”

保尔听出他的话里没有一点诚意，仍然把手放在他的膝盖上，激动地说：“既然你不想说，那我就说。你认为我在挡你的道，认为我想抢你的书记当，是不是？如果你不是这样想的，就不会因为菲金的事吵起来。这种不正常的关系会使咱们的整个工作受到损失。如果只对你我两个人有影响，那就算不了什么，管它呢！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好了。可是明天咱们还要在一起工作，这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你听我说，咱们之间没有什么根本的利害冲突。你我都是工人。如果你认为咱们的事业高于一切，那就请你把手伸给我，从明天起，咱们做个好朋友。要是你不把那些乌七八糟的念头扔掉，还是一味地闹无原则的纠纷，给事业造成损失，那么，我就要为每一个损失向你展开无情的斗争。这里是我的手，握住它吧，现在这还是你的同志的手。”

保尔非常满意地感觉到，茨韦塔耶夫那只骨节粗大的手，放在他的手掌里了。

一个星期过去了。正是下班的时间，区党委各个办公室逐渐静下来了。托卡列夫还没打算走，他坐在靠椅上，聚精会神地看着新收到的材料。外面有人敲门。

“进来！”托卡列夫应了一声。

保尔走了进来，把两张填好的表格放在书记面前。

“这是什么？”

“大叔，这是我要消灭不负责任的现象。我认为是时候了。如果你同意的话，请你给我支持。”

托卡列夫看了看表格的名称，又凝视了这个青年几秒钟，然后默默地拿起钢笔。表格里有一栏要填写保尔·安德列耶维奇·柯察金加入俄国共产党（布）的介绍人的党龄。他用刚劲的笔迹在这一栏里填上了“一九○三年”几个字，又在旁边一丝不苟地签了名。

“写好了，孩子。我相信你是永远不会叫我这个满头白发的老头子丢脸的。”

屋子里又闷又热，大家只有一个念头：赶快离开这里，到火车站那里的索洛缅卡区林荫路去，在栗子树底下乘凉。

“别学了，保尔，我再也受不了啦。”茨韦塔耶夫热得汗流浃背，央求保尔说。卡秋莎和其他人也都附和他。

保尔合上书，小组的学习就结束了。
正当大家起身要走的时候，墙上那架老式的埃里克松电话机焦躁地响起来。茨韦塔耶夫提高嗓门，竭力压过屋子里的谈话声，同对方交谈着。

他挂上听筒，转过身来对保尔说：“车站上有两节专车，是波兰领事馆外交人员的，他们的电灯坏了。列车过一小时开，得把电灯修理好。保尔，你带上工具箱，去一趟吧。任务挺紧急。”

两节漆得亮光光的国际客车停在车站的第一站台上。有一节作客厅用的车厢，窗户很大，里面灯火通明，另一节车厢里却是黑洞洞的。

保尔走到豪华的客车跟前，抓住扶手，正想走进车厢。

突然，有一个人从站房那边快步跑了过来，一把抓住他的肩膀：“公民，您到哪儿去？”

这声音挺熟悉。保尔回头一看，来人穿着皮夹克，戴一顶大檐制帽，细长的鼻子，高鼻梁，一副戒备的神态。

来人是阿尔秋欣，他这时候认出了保尔，于是，他的手从保尔的肩膀上滑了下来，严厉的神情也消失了，不过目光仍然疑惑地盯着工具箱。

“你要上哪儿去？”

保尔简短地说明了一下。这时，车厢后面又走出一个人来。

“我马上把他们的列车员找来。”

保尔跟着列车员走进了作客厅用的车厢，那里坐着几个人，都穿着非常考究的旅行服装。一个女人背朝着门坐在桌子旁，桌上铺着玫瑰花图案的绸台布。保尔进来的时候，她正和站在她对面的高个子军官谈话。保尔一进来，谈话马上就停止了。

保尔迅速检查了通到走廊的电线，没有发现什么毛病，就走出车厢，继续检查。那个列车员尾随着保尔，寸步不离。他又肥又壮，脖子粗得像拳击师一样，制服上钉着许多带独头鹰的大铜钮扣。

“这儿没毛病，电池也没坏，咱们到那节车厢去吧。毛病大概出在那儿。”

列车员拧了一下钥匙，打开了门，他们便走进了黑暗的走廊。保尔用手电筒照着电线，很快就找到了短路的地方。几分钟后，走廊上的第一盏灯亮了，暗淡的灯光照在走廊上。

“这间包厢得打开，里面的灯泡烧坏了，要换一换。”保尔对跟着他的人说。

“那得把夫人请来，钥匙在她那儿。”列车员不愿意让保尔单独留在这里，就带他一起去了。

那女人第一个走进包厢，保尔跟在她后面。列车员站在门口，身子堵住了门。保尔首先看到的是壁网里的两只精致皮箱，一件胡乱扔在沙发上的绸袍，窗旁小桌上的一瓶香水和一个翡翠色的小粉盒。女人在沙发的一角坐下来，一面整理她那淡黄色的头发，一面看着保尔干活。

“请夫人准许我离开一会儿，少校老爷要喝冰镇啤酒。”列车员费劲地弯下他那牛脖子，鞠着躬，谄媚地说。

女人像唱歌似的拖着长腔，娇声说：“您去吧。”

他们说的是波兰话。

走廊里的灯光射进来，落在女人的肩上。她穿着巴黎第一流裁缝用最薄的里昂绸精心裁制的连衣裙，肩膀和胳膊都裸露着。耳垂上戴着一颗闪闪发亮的圆钻石。她的脸背着光，保尔只能看见她的肩膀和胳膊，仿佛都是用象牙雕刻出来的。

保尔用螺丝刀迅速换好了车顶上的灯头座，不一会儿，包厢里的灯亮了。还需要检查一下另一盏灯，那盏灯正好在那女人坐的沙发上方。保尔走到她跟前，说：“我要检查一下这盏灯。”

“啊，真的，我妨碍您工作了。”她讲的是地道的俄语，说着便轻盈地从沙发上站起来，几乎是和保尔并肩站着。现在可以完全看清她了。那熟悉的尖尖的眉毛，那傲慢的紧闭的双唇，一点不错，站在他面前的是涅莉·列辛斯卡娅。这律师的女儿不能不注意到他那惊愕的目光。尽管保尔认出了她，她却没有发觉这个电工就是她那不安生的邻居，四年来，他已经长大了。

她轻蔑地皱了皱眉头，作为对他那惊讶表情的回答，然后走到包厢门口，站在那里，不耐烦地用漆皮便鞋的鞋尖敲着地板。保尔动手检查第二盏电灯。他拧下灯泡，对着亮看了看，突然，出乎自己的意料，当然更出乎列辛斯卡娅的意料，脱口用波兰话问她：“维克托也在这儿吗？”

保尔讲这话的时候并没有转过身来，他看不见涅莉的脸，不过长时间的沉默说明，她完全不知所措了。

“难道您认识他？”

“不但认识，而且很熟。我们过去还是邻居呢。”保尔朝她转过身来。

“您是保尔，您母亲是……”涅莉突然停住不说了。

“是老妈子。”保尔替她把话说完。

“您长得多快呀！记得您那时候还是个野孩子。”

涅莉放肆地把他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

“您为什么对维克托这么感兴趣呢？我记得，您和他并没有什么交情。”涅莉用她那唱歌似的女高音说，希望这场巧遇能够给她解解闷。

螺丝刀迅速地把小螺丝钉拧进墙壁。

“维克托有一笔债还没还，您见到他的时候告诉他，我还指望讨回这笔债呢。”

“请问，他欠您多少钱，我来代他还。”

她十分清楚保尔要讨的是什么“债”。佩特留拉匪兵抓保尔的前后经过，她全知道，但是她想逗弄这个“下人”一番，才这样嘲讽他。

保尔故意不理睬她。

“告诉我，听说我家的房子给抢得精光，已经快坍了，是真的吗？凉亭和花坛大概也全糟蹋得不像样了吧？”涅莉忧郁地问。

“房子现在是我们的，不是你们的了，我们根本不打算毁坏它。”

涅莉尖酸地冷笑了一声。

“嗬，看来您也受过训啦！不过，这儿是波兰代表团的专车，在这个包厢里我是主人，而您还和从前一样，是个奴才。就连您现在干活，也还是为了我这儿能有灯光，好让我舒舒服服地靠在这张沙发上看小说。过去您母亲给我们洗衣服，您给我们挑水。现在见面的时候，您我的地位仍然和从前一样。”

她得意洋洋，满怀恶意地这样说。保尔一面用小刀削电线头，一面带着毫不掩饰的轻蔑神情看着这个波兰女人。

“公民女士，单是为了您，我连一颗锈钉子也不会来钉的，不过，既然资产阶级发明了外交官，那我们也就保持着应有的礼仪，我们是不会砍下他们的脑袋的，甚至连粗野一点的话也不说，绝不会像您这样。”

涅莉脸红了。

“要是你们夺取了华沙，你们会怎样对待我呢？把我剁成肉泥，还是拿我去当你们的小老婆呢？”

她站在门口，歪扭着身子，作出妩媚的姿势；她那吸惯了可卡因麻醉剂的鼻子轻佻地翕动着。沙发上方的灯亮了。保尔挺直了身子。

“谁要你们？用不着我们的军刀，可卡因就会要你们的命。就你这样的，白给我当老婆，我还不要呢！”

他拿起工具箱，两步就迈到了门口。涅莉赶紧闪开，保尔到了走廊尽头，才听见她咬牙切齿地用波兰话骂了一声：“该死的布尔什维克！”

第二天晚上，保尔到图书馆去，路上遇见了卡秋莎·泽列诺娃。她紧紧抓住保尔工作服的袖口，挡住他的路，开玩笑地说：“你往哪儿跑，大政治家兼教育家？”

“到图书馆去，老大娘，给让条路吧。”保尔也学着她的腔调回答，一面轻轻抓住她的肩膀，小心地把她推到一旁。卡秋莎推开他的手，和他一起并肩走着。

“我说，保夫鲁沙！你也不能老是学习呀！……咱们今天参加晚会去吧，你看行不行？大伙今天在济娜·格拉德什家里聚会。姑娘们早就要我把你带去，可你光顾搞政治。你就不兴去玩玩，高兴高兴？要是你今天不看书，脑袋准能轻松点。”卡秋莎一个劲地劝他。

“开什么晚会？都干些什么？”

卡秋莎学着他的口吻，嘲笑他说：“都干些什么？反正不是祷告上帝，快快乐乐度时光——就干这个呗。你不是会拉手风琴吗？我还没听你拉过呢。你就让我高兴一回吧。济娜的叔叔有架手风琴，可是他拉得不好。姑娘们都愿意跟你接近，可你光知道啃书本，命都不要。

我问你，哪本书上写着，说共青团员不应该有一点娱乐？走吧，趁我劝你还没劝腻烦，要不，我就一个月不跟你说话。”

卡秋莎这个大眼睛的油漆工是个好同志，挺不错的共青团员，保尔不愿意让她扫兴，因此，虽然感到别扭，还是答应了她的要求。

火车司机格拉德什家里热热闹闹地挤满了人。大人为了不妨碍青年人，都到另一个房间里去了。大房间里和通向小花园的走廊上，聚集了十五六个姑娘和小伙子。卡秋莎领着保尔穿过花园踏上走廊的时候，那里已经在玩一种叫做“喂鸽子”的游戏了。走廊正中间，背对背地放着两把椅子。由一个女孩子发令，她喊两个名字，一个小伙子和一个姑娘就出来坐在椅子上。接着她又喊：“喂鸽子！”背对背坐着的年轻人便向后扭过头，嘴唇碰到一起，当众接起吻来。后来又玩“丢戒指”、“邮差送信”，每一种游戏都少不了要接吻。尤其是“邮差送信”，为了避开大家的监视，接吻的地点从明亮的走廊移到临时熄了灯的房间里。要是有谁对这些游戏还不满足，在角落里的一张小圆桌上给他们准备了一套“花弄情”纸牌。保尔旁边的一个名叫穆拉的女孩子，大约有十六岁，用那双蓝眼睛脉脉含情地觑着他，递给他一张纸牌，轻声说：“紫罗兰。”

几年以前，保尔见到过这样的晚会，尽管他自己没有玩，可是他并不认为这是什么不正当的娱乐。可是现在，他同小城市的小市民生活永远断绝了关系，在他看来，这种晚会就未免荒唐可笑了。

不管怎么说，一张“弄情”牌已经到了他的手里。

他看见“紫罗兰”的背后写着：“我很喜欢您。”

保尔看了看姑娘。她迎着他的目光，并不感到难为情。

“为什么？”

问题提得有点不好回答，不过穆拉早就准备好了答案。

“蔷薇。”她递给他第二张纸牌。

“蔷薇”的背面写着：“您是我的意中人。”保尔面对那个姑娘，尽量使语气温和些，问她：“你为什么要玩这种无聊的玩意儿呢？”

穆拉难为情了，不知道怎么说才好。

“难道您不高兴我的坦率吗？”她撒娇地噘起了嘴唇。

保尔没有回答她的问题。不过他很想知道这个同他谈话的姑娘究竟是什么人。于是他提了几个问题，姑娘都很乐意地回答了。几分钟后，他已经了解到一些情况。她在七年制中学上学，父亲是车辆检查员。她早就认得保尔，并且想跟他做朋友。

“你姓什么？”保尔又问。

“姓沃伦采娃，名字叫穆拉。”

“你哥哥是不是机车库的团支部书记？”

“是的。”

现在保尔弄清楚了他在跟谁打交道。沃伦采夫是区里最积极的共青团员之一，他显然没有关心妹妹的成长，她渐渐变成了一个庸俗的小市民。最近一年来，她像着了迷似的参加女友们家里举行的这类接吻晚会。她在哥哥那里见到过保尔几次。

现在，穆拉已经感到她旁边的这个人不赞成她的行为，所以当别人招呼她去“喂鸽子”的时候，她一看到保尔的嘲笑的表情，就坚决拒绝了。他们又坐了一会儿。穆拉把自己的事情讲给他听。这时，卡秋莎走到了他们跟前。

“拿来手风琴，你一定拉吗？”她调皮地眯起眼睛，看着穆拉：“怎么，你们已经认识了吧？”

保尔叫卡秋莎在身旁坐下，在周围的一片喊声和笑声中对她说：“我不拉了，我跟穆拉马上就离开这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