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生命攸关的采访的前言

一个生命攸关的采访的前言

我想告诉大家我第一次遇到汉尼拔·莱克特的经历。

那是在1979年的秋天，我因为家人生病而回到密西西比三角洲的家中并在那里待了十八个月。在那里我继续写《红龙》。与我同住里奇村的邻居好心地让我借宿在他的一间放猎槍的装备库里。那房子在一片棉花地中央，我就在那里写作，经常到深夜。

写小说就要从你看到的事情开始，然后加上之前和之后发生的事情。就在这里，密西西比的里奇村，在极其有限的条件下，我可以看到联邦调查员威尔·格雷 厄姆在遇害者的家中——在所有人被谋杀了的房间里——看遇害者的家庭自制影片。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凶犯是谁，或者之后会是什么结果。我与威尔一起在毫无线索 的情况下走遍了受害者的屋子和作案现场，我看到的比他能看到的不多也不少。

有时候我会在屋里留着灯，走到旷野中去散步。当我远远地从田地中回头望房子的时候，它看上去仿佛是汪洋大海中的一叶小舟，而我则被汪洋所淹没。

我很快地同一群半野生的狗认识了。它们在旷野中自由地游荡，而且集体行动。它们中有一些与农场的家庭混得半熟，但是大部分时间它们都只能自己猎食养活自己。在寒冷的冬天，土地都冻得硬邦邦 的，它们很难觅到食。我就买狗粮喂它们。很快它们的食量就长到了每星期五十磅狗粮。我走到哪里它们都跟到哪里，一大帮成群结队的——有高大的，也有矮小 的，有相对比较友善的，也有凶悍不让碰的。晚上它们和我一起在田野里走。我虽然看不到它们，却能感觉到它们都在我身边，它们在黑暗里呼吸，喷鼻息。我在小 屋里写作的时候，它们就在门廊前面等着，每当满月的时候它们就会唱歌。

夜晚最黑暗的时候我站在小屋前荒芜的旷野里，我的心仍然困惑着，四周只有我呼吸的声音，眼前仍然留着台灯的光与形。我试图想像在作案现场到底发生了 什么。在我可视的昏暗的狭小范围内出现的只有蜃景和暗示，还有一个动物的视网膜反射着月光，偶尔发出耀眼的光。毫无疑问，肯定发生了一些事情。你必须理解 当你写小说的时候，你其实没有编造任何事情。所有的都在那，你只不过需要去发现它们。

威尔·格雷厄姆不得不问别人一些事情，他需要帮助而且他知道该从哪里获得。在他允许自己思考去哪里寻求帮助之前，他就知道他必须去那个地方。格雷厄 姆在以前的一次办案中受了重伤。我知道他非常不愿意去与他掌握的最有用的人探讨问题。在那段日子里，我自己每天都在积累痛苦的记忆。在夜晚的写作中，我对 格雷厄姆很同情。

所以我是带着一些恐惧跟随他走进巴尔的摩精神病犯罪医院的。让人无法忍受的是，在那里，在我们能坐下来工作之前，我们碰到了那种你在日常工作当中也能碰到的傻瓜，弗雷德里克·奇尔顿博士，他整整拖延了我们两三天的时间。

我发现我可以把奇尔顿留在开着灯的小屋里，然后从黑暗的原野，与我的“好朋友”们一起看着他。那时候我是隐形的，在黑暗里，正如我和我的主人公们在一起的时候一样。我们在同一个房间里，可他们决定着自己的命运，没有从我这里得到多少，或干脆根本没从我这里得到任何帮助。

终于摆脱了无聊的奇尔顿以后，我和格雷厄姆去了顶级警备的牢房。钢门在我们身后砰的关上了，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响声。

威尔·格雷厄姆和我，慢慢地走近莱克特博士的牢房。格雷厄姆很紧张，我能感觉出他的恐惧。我以为莱克特博士睡着了，谁知他在双眼紧闭的情况下就辨别出了威尔·格雷厄姆身上的气味，着实吓了我一跳。

在写作的时候我一直可以享受并保持我的隐形状态，在与奇尔顿、格雷厄姆和其他职员在一起的时候一直如此。可是当来到莱克特博士面前时我感到不舒服，我确定不了这位医生是不是真的看不到我。

和格雷厄姆一样，我那时觉得——而且现在也一样——莱克特博士犀利的双眼让人坐立不安，就像你做X光片时你脑袋里会有嗡嗡声一样。格雷厄姆对莱克特 博士的走访很快就进行完了。他们的对话像击剑搏击一样敏捷而且尖锐地碰撞。我的神经紧绷着，并飞速地在笔记本上狂记，本子的边沿和桌上铺的纸上都记满了我 狂乱的笔迹。走访结束以后我已经筋疲力尽了——精神病院的病房里偶尔的争吵和号叫一直在我的脑海里响着。在我回到里奇村我的小屋里写作的时候，它们还萦绕在脑海里。而同时十三条狗坐在我的门廊上哼唱着，它们闭着眼睛，仰着脸对着天上的满月，有几只在它们能发出的两个元音O与U之间低唱，而其余的就跟在后面一齐哼哼。

我不得不在我的脑海里重复一百遍格雷厄姆对莱克特博士的访谈，这样才能理解它的全部内容，去除不必要的口角、精神病院的噪音干扰，还有那些可恶的人发出的尖叫，这尖叫把一些词弄得很难听清。

那时我仍然不知道是谁犯下的罪行，不过从那时起我开始意识到我们会发现他是谁的，也一定会找到他的。我也深知这个结果会使书中一些其他的人物付出沉重甚至悲剧性的代价。而事实果然印证了这一点。

许多年以后，当我开始写《沉默的羔羊》时，我起初并不知道莱克特博士会重返。我喜欢达丽亚·依里亚在《黑色的星期天》中扮演的角色，而且我想在我的 小说中塑造一个女强人的主角。于是我就开始描写克拉丽丝·史达琳。可是没等新小说开始两页，我就发现史达琳必须去接触莱克特博士。我非常敬佩史达琳，而且 我觉得自己甚至对莱克特博士产生了忌妒，因为他是那么轻而易举地把她看得通透，而我却那样笨拙而困难地试图了解她。在我着手准备《汉尼拔》一书时，我惊奇 地发现博士已经开始独自决定他的路程了。你会发现在书中他有奇特的可爱之处，就像我看到的那样。

我一直害怕写《汉尼拔》，害怕自己的人性被蹂躏和破裂，害怕我必须面对的抉择，还要为史达琳担惊受怕。但后来，我把他们都放飞了，因为你必须放手让你的人物自己去表演，让莱克特和克拉丽丝按照他（她）们的天性去决定和主宰。这里面也有一部分礼节的原因使然。

一位苏丹王曾说过：“我没有养猎鹰——是他们和我活在了一起。”

在1979年的冬天当我走进巴尔的摩国家精神病犯罪医院，当厚重的铁门在我身后重重地关上时，我几乎一点也不知道在走廊的尽头等待我的将是什么。正如当我们命运的门闩滑进锁道时，我们其实很少听到它的声音。

T.H.

迈阿密，2001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