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讲 分析疗法(2)

这里我们要知道，因分析而引起的里比多的分配，并不能使我们直接推想到从前患病时的里比多倾向的性质。假定一个病人因为把对待父亲的情感移到医生身上，而病又治好了，我们可不能以为他之所以患病乃是由于他对父亲有一种潜意识的里比多的依恋。父亲移情the father transference只作为一个决斗场，我们在此制服病人的里比多而已；至其来源则别有所在。决斗场不必即为敌人的最重要壁垒之一；而敌人保卫首都，也不必即作战于城门之前。只是移情作用再被解体之后，我们才可在想象中推知疾病背后的里比多的倾向。

现在可再用里比多说来讲梦。一个神经病人的梦，与他的过失及自由联想一样，都可以使我们求得症候的意义而发现里比多的倾向。从欲望满足在这些倾向中所采取的形式可以看出，遭受压抑的是何种欲望冲动，而里比多在离开了自我以后，又依附于何种客体。所以梦的解释，在精神分析的治疗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就多数的实例而言，它又是长期分析的最重要的工具。我们已知道睡眠条件本身已可使压抑作用略为松驰。压抑的沉重压力既略减弱，于是被压抑的欲望在梦内，要比在白天症候中有更明白的表示。所以梦的研究是研究被压抑的潜意识的最便利的方法，而被压抑的潜意识即为脱离了自我的里比多的寄托之处。

但是神经病人的梦，实质上与正常人的梦并无不同；二者之间简直无法区别。我们要说对神经病人的梦的解释，不能用来说明正常人的梦，那就未免不合逻辑了。因此，我们不得不断定神经病与健康的区别只是就白天说的；就梦的生活而言，这种区别就不能成立。因此，我们又不得不将关于神经病人的梦和症候之间所得的那些结论移用于健康人。我们必须承认健康的人在精神生活中也有那些形成梦或症候的因素；我们必须更以为健康人也可以构成压抑，而且要花费一定能力来维持压抑的力量，而且他们的潜意识的心灵也储藏着富有能力的被压抑的冲动，而且其中的里比多也有一部分不受自我的支配。所以一个健康的人，在实质上，也可算是一个神经病人，但他似能加以发展的症候则只有梦而已。其实，假使你们对于他醒时的生活加以批判的研究，也可发现与此一结论互相抵触的事实；因为这个似乎健康的生命也有许多琐碎而不重要的症候。

因此，神经质的健康和神经质的病态即神经病的差异可缩小到一个实际的区别，而且可由实际的结果加以决定——譬如这个人究竟能享乐而活动到如何程度。这个差异或许可以追溯到自由支配的能力与困于压抑的能力之间的一个比例；这就是说，它是一种量的差异，而不是质的差异。不言而喻，这个观点给我们下面的信念提供了一个理论的根据：这就是神经病虽然建立在体质的倾向之上，实质上也是有受治疗可能的。

因此，我们乃可由神经病人和健康人的梦的一致，而推知健康的属性。但就梦的本身而言，我们还可作出下面一个推论——就是，１梦不能与神经病的症候脱离关系；２我们不相信梦的重要性可压缩为“将思想译为古代的表现形式”这样一个公式参阅第二编而无遗；３我们不得不以梦来暴露里比多的倾向，以及当时实际活动着的欲望的对象。

我们的演讲现在已快要结束了。你们也许会失望，以为我以精神分析疗法为题，结果只谈理论，而不提治疗时的情形和疗效。但是我也有理由：所以没有提到治疗的情形，是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要你们受实际的训练以施行分析法的意图；而所以没有提及治疗的效果，则因为有着几个动机。在演讲的开始时，我曾再三声明，我们在适当的情境下所收获的疗效，不会亚于其他方面的医学治疗术上最光辉的成绩；我也许还可以说这些成绩是他种方法不能得到的。我在此以外如果还要夸大，那就不免有人怀疑我自登广告，借以抵消反对者的贬斥。医学界的朋友们，即在公共集会之中，也对精神分析常常施加恐吓，宣称如果将分析的失败和有害的结果公布于世，便可使受害的公众明白此种疗法的毫无价值。姑且抛开这种办法的恶意不谈，就讲失败材料的收集也未必是一种有效的证据，好用来对分析的结果作正确的估计。你们知道，分析疗法还很年轻；还需要许多年的经验才可改善它的技术。由于教授这种疗法有种种困难，所以初学的人要比其他专家更得设法发展自己的能力，他的早年所得的结果决不能用来衡量分析疗法的充分成就。

在精神分析的开始，有许多治疗的企图都不免于失败，这是因为那时分析家对于不适宜采用分析疗法的种种病症也要加以治疗，至于我们现在则便因见有某种特征而将这些病除外了。特征也只可由探索而得。我们最初并未知道妄想狂和早发性痴呆到了充分发展的时候，分析法就不能奏效；我们当然可用此法治疗各种错乱的现象。但是早年的失败也不是由于医生的过失，或选择病症的不慎，而是由于外界情形的不利所致。我只讲过病人内心所不能避免而可以克服的抗力。在病人的环境中所有反对精神分析的外界的抗力，虽少学术上的兴趣，但在实际上却很重要。精神分析的治疗正与外科的手术相同，须施行于最适宜的情形之内，才可有成功的希望。你们知道外科医生在施手术之前，必先有种种布置——例如适宜的房间，充分的光线，熟练的助手，病人亲友的回避等。试问外科的手术若都施行于病人全家面前，家人都围绕而观，见割便叫，那还能有多少次可以收效吗？就精神分析而言，亲友们的干涉实为一积极的危险，我们正不知道如何应付。病人内心的抗力，我们认为非引起不可，应当严加防备；然而这些外界的抗力，我们又如何能防御呢？那些亲友们既非任何种的解释所可说服，我们又不能劝他们站开不管；更不能引为心腹，告以实话，因为这样做，便不免失去病人对我们的信仰，那时病人将要求——这当然是正当的——我们，以为我们既信托他的亲友，就不必以他为治疗的对象了。凡是知道家庭分裂内幕的人，作为一个分析家，必不惊怪病人的亲人常不愿病人恢复健康，而宁愿他的病情不要好转。假使神经病起于家庭的冲突，那么家中健康的人就会视自己的利益比病人健康的恢复更为重要。做丈夫的既以为妻子受治疗时，必将暴露自己的罪恶，无怪他对于这种治疗毫无好感；丈夫的抗力加在病妻的抗力之上，则我们努力的失败和中断自无内疚可言，因为我们那时要做的，事实上是一件不可能成功的工作。

我不想多举例，现在只举一个病例，在这个病例内，为了职业道德，我也不得不逆来顺受。多年前，我对一个少女作分析的治疗；她久因有所畏惧，既不敢走出家门口，也不敢独居家内。经过很久的迟疑之后，她才承认她曾偶然看见母亲和一富人表示情感，其后便深以此事为忧。她很不老练地——或很巧妙地——将分析时的讨论向她的母亲作出暗示，而暗示的方法是：１改变自己对于母亲的行为，２自称除了母亲之外，没有人能解除她独居时的恐惧，３当母亲要出去时，便坚不开门。她的母亲本患过神经过敏症，到水疗院参观之后，已痊愈多年了——或者，说清楚些，她在院内和一男人认识，其后过从甚密，顿觉快慰。她因女儿的热烈暗示而引起猜疑，后来忽然理解到女儿的恐惧的本意了。意思在于将母亲软禁起来，而剥夺她和情人往来的自由。于是她的母亲便下一决心结束这一对自己有害的治疗。她把女儿送入一接收神经病人的房子内，许多年来，一直指她是一个“精神分析的不幸牺牲品；”我也因此为人所诋毁。我所以不声辩，是因为被职业道德所束缚，不能宣布这个秘密。几年后，我有一个同事去访问这个患空间恐怖症的女子，告诉我说她的母亲和那富人的深交已成公开的秘密，她的丈夫和父亲谅也默许而不禁。然而对她的女儿的治疗却已为此“秘密”而牺牲了。

在大战的前几年，各国的病人纷纷前来求诊，使我不管别人对我故乡的毁誉。我于是定一规则，凡属在生活的重要关系上，未达法定年龄不能独立的人，就不代为诊治。精神分析家原不必都能作此规定。你们因为我关于病人的亲戚发出警告，也许以为我为了分析起见，要使病人离开家族，也许以为只有离家别友的人们才可受治疗。但是这话也未必对；病人——至少不是疲惫不堪的人——在治疗时，如果仍须反抗平常生活所加于他的要求，则远较有利于治疗。至于病人的亲戚也须应当注意自己的行为以免损害这种有利的条件，更不应当对于医生在职业上的努力妄加诋毁。然而我们又如何才能使这些非我们的影响所可及的人们有此态度呢？你们自然也以为病人直接环境的社会气氛和修养程度对于治疗的希望有很大的影响。

尽管我们的失败可释以这些外界干涉的因素，但也已经为精神分析治疗法的疗效力减色不少了！拥护分析的人们曾劝我们将分析法的成绩作一统计以抵消我们的失败。我却不能同意。其理由是：因为相比的单元若相差太远，而受治的病症又多不相同，则统计也将无价值可言。而且可供统计研究的时间又太短暂，不足以证明疗效是否持久；就多数病例而言，简直无作记录的可能。因为病人对于他们的病及治疗严守秘密，而且健康恢复后也不愿轻易告人。反对精神分析的，最重大的理由是，人类在治疗的问题上最无理性，难望受合理论证的影响。新式治疗有时引起热烈的崇拜，例如科克初次刊布结核菌的研究成果；有时也引起根本的怀疑，例如杰纳的种痘术，实际上是天降的福音，然仍为人所反对。反对精神分析的偏见，莫过于下面的例子。我们治愈一个很难奏效的病之后，便有人说：“这算不了什么，经过这么久的时间，病人自己也会好起来的。”假使病人已经过四次抑郁和躁狂的交迭，在抑郁症之后的一个时期内到我这里求治，过了三个星期，躁狂症又发作了，于是他的亲族及其所请来的名医，都以为此一躁狂症必定只是分析治疗的结果。反对偏见，实在无法可施，你们不见大战中，无论何种集团国都有偏见，厌恨其他集团国吗？此时最聪明的办法是暂时忍耐着，等这些偏见逐渐随时间而消灭于无形。也许有一天，这些人会用不同于前的眼光来评断同一事件；至于他们从前为什么有不同的想法，仍然是一个不可知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