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隔日早晨，我们到塔赫里家里，完成“定聘”的仪式，我不得不把福特停在马路对面。他们的车道挤满了轿车。我穿着海军蓝西装，昨天我把前来提亲的爸爸接回家之后，去买了这身衣服。我对着观后镜摆了摆领带。
“你看上去很帅。”爸爸说。
“谢谢你，爸爸。你还好吗？你觉得撑得住吗？”
“撑得住？今天是我有生以来最高兴的一天，阿米尔。”他说，露出疲累的微笑。
我能听见门那边的交谈声、欢笑声，还有轻柔的阿富汗音乐——听起来像乌斯塔德·萨拉汉的情歌。我按门铃。一张脸从前窗的窗帘露出来，又缩回去。“他们来了。”我听见有个女人说。交谈声戛然而止，有人关掉音乐。
塔赫里太太打开门。“早上好。”她说，眼里洋溢着喜悦。我见她做了头发，穿着一件长及脚踝的黑色衣服。我跨进门廊，她眼睛湿润。“你还没进屋子我就已经哭了，亲爱的阿米尔。”她说。我在她手上吻了一下，跟爸爸前一天夜里教我那样如出一辙。
她领着我们，走过被灯光照得通明的走廊，前往客厅。我看见镶木板的墙上挂着照片，照片中的人都将成为我的亲人：年轻的塔赫里太太头发蓬松，跟将军在一起，背景是尼亚加拉大瀑布；塔赫里太太穿着无缝外套，将军穿着窄领外套，系着细领带，头发又黑又密；索拉雅正要登上过山车，挥手微笑，阳光照得她银色的牙套闪闪发亮。还有张照片是将军全套戎装，跟约旦国王侯赛因握手。另一张是查希尔国王的画像。
客厅约莫有二十来个客人，坐在靠墙边的椅子上。爸爸走进去时，全部人起立。我们绕屋走着，爸爸慢慢领路，我跟在后边，和各位宾客握手问好。将军仍穿着他的灰色西装，跟爸爸拥抱，彼此轻拍对方的后背。他们用严肃的语气，相互说“你好”。
将军抱住我，心照不宣地微笑着，仿佛在说：“喏，这就对了，按照阿富汗人的方式，我的孩子。”我们互相亲吻了三次脸颊。
我们坐在拥挤的房间里，爸爸和我一边，对面是塔赫里将军和他的太太。爸爸的呼吸变得有点艰难，不断擦去额头上的汗水，掏出他的手帕咳嗽。他看见我在望着他，挤出勉强的笑容。“我还好。”他低声说。
遵从传统风习，索拉雅没出场。
大家谈了几句，就随意闲聊起来，随后将军假咳了几声。房间变得安静，每个人都低头看着自己的手，以示尊重。将军朝爸爸点点头。
爸爸清清喉咙。他开口说话，然而总要停下来喘气，才能把话说完整。“将军大人，亲爱的雅米拉……今天，我和我的儿子怀着敬意……到你家来。你们是……有头有面的人……出身名门望族……血统尊荣。我今天带来的，没有别的，只有无上的崇敬……献给你，你的家族，还有……对你先人的缅怀。”他歇了一会儿，等呼吸平息，擦擦额头。“亲爱的阿米尔是我惟一的儿子……惟一的儿子，他一直是我的好儿子。我希望他……不负你的慈爱。我请求你赐亲爱的阿米尔和我以荣幸……接纳我们成为你的亲人。”
将军礼貌地点点头。
“像你这样的男人的儿子成为我们的家人，我们很荣幸。”他说，“你声誉卓著，在喀布尔，我就是你谦卑的崇拜者，今天也是如此。你家和我家结成姻亲，这让我们觉得荣幸。”
“亲爱的阿米尔，至于你，我欢迎你到我的家里来，你是我们的女婿，是我掌上明珠的丈夫。今后我们休戚与共。我希望你能够将亲爱的雅米拉和我当成你的父母，我会为你和亲爱的索拉雅祷告，愿你们幸福。我们祝福你们俩。”
每个人鼓起掌来，在掌声中，人们把头转向走廊。那一刻我等待已久。
索拉雅在那端出现。她穿着酒红色的传统阿富汗服装，长长的袖子，配着黄金镶饰，真是惊艳夺目。爸爸紧紧抓着我的手。塔赫里太太又哭了。索拉雅慢慢地向我们走来，身后跟着一群年轻的女性亲戚。
她亲了亲爸爸的手。终于坐在我身边，眼光低垂。
掌声响起。
根据传统，索拉雅家里会举办订婚宴会，也就是所谓“食蜜”仪式。之后是订婚期，一连持续几个月。随后是婚礼，所有费用将由爸爸支付。
我们全部人都同意索拉雅和我省略掉“食蜜”仪式。原因大家都知道，虽然没人真的说出来：爸爸没几个月好活了。
在筹备婚礼期间，索拉雅和我从无独处的机会——因为我们还没有结婚，甚至连订婚都没有，那于礼不合。所以我只好满足于跟爸爸一起，到塔赫里家用晚餐。晚餐桌上，索拉雅坐在我对面。我想像着她把头放在我胸膛上，闻着她的秀发，那该是什么感觉呢？我想像着亲吻她，跟她做爱。
为了婚礼，爸爸花了三万五千美元，那几乎是他毕生的积蓄。他在弗里蒙特租了个很大的阿富汗宴会厅，老板是他在喀布尔的旧识，给了他优惠的折扣。爸爸请来了乐队，给我挑选的钻石戒指付款，给我买燕尾服，还有在誓约仪式要穿的传统绿色套装。
在为婚礼之夜所做的全部乱糟糟的准备——幸好多数由塔赫里太太和她的朋友帮忙——中，我只记得屈指可数的几件事。
我记得我们的誓约仪式。大家围着一张桌子坐下，索拉雅和我穿着绿色的衣服——伊斯兰的颜色，但也是春天和新起点的颜色。我穿着套装，索拉雅（桌子上惟一的女子）蒙着面，穿长袖衣服。爸爸、塔赫里将军（这回他穿着燕尾服）还有索拉雅几个叔伯舅舅也坐在桌子上。索拉雅和我低着头，表情神圣而庄重，只能偷偷斜视对方。毛拉向证人提问，读起《可兰经》。我们发誓，在结婚证书上签名。索拉雅的舅舅，塔赫里太太的兄弟，来自弗吉尼亚，站起来，清清他的喉咙。索拉雅曾告诉过我，他在美国生活已经超过二十年。他在移民局工作，娶了个美国老婆。他还是个诗人，个子矮小，鸟儿似的脸庞，头发蓬松。他念了一首献给索拉雅的长诗，那是草草写在酒店的信纸上。“哇！哇！亲爱的沙利夫！”他一念完，每个人都欢呼起来。
我记得走向台上的情景，当时我穿着燕尾服，索拉雅蒙着面，穿着白色礼服，我们挽着手。爸爸紧挨着我，将军和他太太在他们的女儿那边，身后跟着一群亲戚，我们走向宴会厅。两旁是鼓掌喝彩的宾客，还有闪个不停的镜头。我和索拉雅并排站着，她的表弟，亲爱的沙利夫的儿子，在我们头上举起《可兰经》。扬声器传来婚礼歌谣，慢慢走，就是爸爸和我离开喀布尔那天晚上，玛希帕检查站那个俄国兵唱的那首。
将清晨化成钥匙，扔到水井去慢慢走，我心爱的月亮，慢慢走让朝阳忘记从东方升起
慢慢走，我心爱的月亮，慢慢走
我记得我们坐在沙发上，舞台上那对沙发好像王位，索拉雅拉着我的手，大约三百位客人注视着我们。我们举行另外的仪式。在那儿，人们拿给我们一面镜子，在我们头上覆上一条纱巾，留下我们两个凝望彼此在镜子中的容颜。看到镜子中索拉雅笑靥如花，我第一次低声对她说我爱她。一阵指甲花般的红晕在她脸庞绽放。
我记得各色佳肴，有烤肉，炖肉饭，野橙子饭。我看见爸爸夹在我们两个中间，坐在沙发上，面带微笑。我记得浑身大汗的男人围成一圈，跳着传统舞蹈，他们跳跃着，在手鼓热烈的节拍之下越转越快，直到有人精疲力竭，退出那个圆圈。我记得我希望拉辛汗也在。
并且，我还记得，我寻思哈桑是不是也结婚了。如果是的话，他蒙着头巾，在镜子中看到的那张脸是谁呢？他手里握着那涂了指甲花的手是谁的？
2点左右，派对从宴会厅移到爸爸的寓所。又上一轮茶，音乐响起，直到邻居叫来警察。一直到了很晚，离日出不到一个小时，才总算曲终人散，索拉雅和我第一次并排躺着。终我一生，周围环绕的都是男人。那晚，我发现了女性的温柔。
索拉雅亲自提议她搬过来，跟我和爸爸住在一起。
“我还以为你要求我们住到自己的地方去。”我说。
“扔下生病的叔叔不顾？”她回答说。她的眼睛告诉我，那并非她为人妻之道。我亲吻她：“谢谢你。”
索拉雅尽心照料我的爸爸。早上，她替他准备好面包和红茶，帮助他起床。她递给他止痛药，浆洗他的衣服，每天下午给他读报纸的国际新闻报道。她做他最爱吃的菜，杂锦土豆汤，尽管他每次只喝几勺子。她还每天带着他在附近散步。等到他卧床不起，她每隔一个小时就帮他翻身，以免他得褥疮。
某天，我去药房给爸爸买吗啡回家。刚关上门，我看见索拉雅匆匆把某些东西塞到爸爸的毛毯下面。“喂，我看见了。你们两个在干什么？”我说。
“没什么。”索拉雅微笑说。
“骗人。”我掀起爸爸的毛毯。“这是什么？”我说，虽然我刚一拿起那本皮面的笔记本，心里就知道了。我的手指抚摸着那挑金线的边缘。我记得拉辛汗把它送给我那夜，我13岁生日那夜，烟花嘶嘶升空，绽放出朵朵的火焰，红的，绿的，黄的。
“我简直无法相信你会写这些东西。”索拉雅说。
爸爸艰难地从枕上抬起头：“是我给她的，希望你别介意。”
我把笔记本交回给索拉雅，走出房间。爸爸不喜欢见到我哭泣。
婚礼之后一个月，塔赫里夫妇、沙利夫和他的妻子苏丝，还有索拉雅几个阿姨到我们家吃晚饭。索拉雅用白米饭、菠菜和羊肉招待客人。晚饭后，大家都喝着绿茶，四人一组打扑克牌。索拉雅和我在咖啡桌上跟沙利夫两口子对垒，旁边就是沙发，爸爸躺在上面，盖着毛毯。他看着我和沙利夫开玩笑，看着索拉雅和我勾指头，看着我帮她掠起一丝滑落的秀发。我能见到他发自内心的微笑，辽阔如同喀布尔的夜空，那些白杨树沙沙响、蟋蟀在花园啾啾叫的夜晚。
快到午夜，爸爸让我们扶他上床睡觉。索拉雅和我将他的手臂架在我们的肩膀上，我们的手搭在他背后。我们把他放低，他让索拉雅关掉床头灯，叫我们弯下身，分别亲了我们一下。
“我去给你倒杯水，带几片吗啡，亲爱的叔叔。”索拉雅说。
“今晚不用了。”他说，“今晚不痛。”
“好的。”她说。她替他盖好毛毯。我们关上门。
爸爸再也没有醒来。
他们填满了海沃德清真寺的停车场。在那座建筑后面光秃秃的草坪上，乱七八糟地停放着众多轿车和越野车。人们不得不朝清真寺以北开上三四条街，才能找到停车位。
清真寺的男人区是个巨大的正方形房间，铺着阿富汗地毯，薄薄的褥子井然有序地排列着。男人们把鞋脱在门口，鱼贯进入房间，盘膝坐在褥子上。有个毛拉对着麦克风，诵读《可兰经》的章节。根据风俗，我作为死者的家人坐在门边。塔赫里将军坐在我身边。透过洞开的大门，我看见轿车越停越多，阳光在它们的挡风玻璃上闪耀。从车上跳下乘客，男人穿着黑色的西装，女眷身穿黑色的衣服，头部则笼罩白色面纱。
《可兰经》的经文在屋子里回荡，我想起爸爸在俾路支赤手空拳和黑熊搏斗那个古老的传说。爸爸毕生都在和熊搏斗。痛失正值芳年的妻子；独自把儿子抚养成人；离开他深爱的家园，他的祖国；遭受贫穷、屈辱。而到了最后，终于来了一只他无法打败的熊。但即便这样，他也绝不妥协。
每轮祷告过后，成群的哀悼者排着队，他们在退出的时候安慰我。我尽人子之责，和他们握手。他们之中大多数人我素未晤面。我不失礼节地微笑，感谢他们的祝愿，倾听他们提到爸爸时的言语。
“……帮我在泰曼尼盖了房子……”
“……保佑他……”
“……我走投无路，他借钱给我……”
“……他与我一面之缘，帮我找到工作……”
“……他就像我的兄弟……”
听到这些，我才明白自己的生活、身上的秉性有多少是来自爸爸，才知道他在人们的生命中留下的烙印。终我一生，我是“爸爸的儿子”。如今他走了。爸爸再也不会替我引路了，我得自己走。
想到这个，我不由害怕。
早些时候，在公共墓地那块小小的穆斯林墓区，我看着他们将爸爸放到墓穴里面。毛拉和另外一个男人开始争论，在下葬的时候究竟该引用哪段《可兰经》经文才算正确。若非塔赫里将军插手，他们一定闹得不可开交。毛拉选了一段经文，将其颂读出来，鄙夷地望着那个人。我看着他们将第一铲泥土丢进爸爸墓穴，然后走开。我走到墓园的另一边，坐在一株红枫树的阴影下面。
最后一批哀悼者已经致哀完毕，清真寺人去楼空，只有那个毛拉在收起麦克风，用一块绿布裹起《可兰经》。将军和我走进黄昏的阳光中。我们走下台阶，走过一群吸烟的男人。我零星听到他们谈话，下个周末在尤宁城有场足球赛，圣克拉拉新开了一家阿富汗餐厅。生活已然在前进，留下爸爸在后面。
“你怎么样，我的孩子？”塔赫里将军说。
我咬紧牙齿，将忍了一整天的泪水咽下。“我去找索拉雅。”我说。
“好的。”
我走进清真寺的女人区。索拉雅和她妈妈站在台阶上，还有几个我似乎在婚礼上见过的女士。我朝索拉雅招招手。她跟母亲说了几句话，向我走来。
“可以陪我走走吗？”
“当然。”她拉起我的手。
我们沿着一条蜿蜒的碎石路，默默前行，旁边有一排低矮的篱笆。我们坐在长凳上，看见不远处有对年老夫妇，跪在墓前，将一束雏菊放在墓碑上。“索拉雅？”
“怎么了？”
“我开始想他了。”
她把手放在我的膝盖上。爸爸的戒指在她手上闪闪发亮。我能看到，在她身后，那些前来哀悼爸爸的人们驾车离开，驶上传教大道。很快，我们也会离开，第一次，也是永远，留下爸爸孤独一人。
索拉雅将我拉近，泪水终于掉下来。
由于我和索拉雅没有经历过订婚期，我对塔赫里一家的了解，多半是来自婚后。例如，将军患有严重的偏头痛，每月发作一次，持续将近一个星期。当头痛难忍的时候，将军到自己的房间去，脱光衣服，关掉电灯，把门锁上，直到疼痛消退才走出来。他不许任何人进去，不许任何人敲门。他终究会出来，穿着那身灰色的西装，散发着睡眠和床单的气味，血红的双眼浮肿。我从索拉雅口中得知，自她懂事起，将军就和塔赫里太太分房睡。我还知道他有时很小气，比如说他妻子把菜肴摆在他面前，他会尝一口，就叹着气把它推开。“我给你做别的。”塔赫里太太会说。但他不理不睬，阴沉着脸，只顾吃面包和洋葱。这让索拉雅很恼怒，让她妈妈哭起来。索拉雅告诉我，说他服用抗抑郁的药物。我了解到他靠救济金生活，而他到了美国之后还没工作过，宁愿用政府签发的支票去换现金，也不愿自贬身份，去干那些与他地位不配的活儿。至于跳蚤市场的营生，在他看来只是个爱好，一种可以跟他的阿富汗朋友交际的方式。将军相信，迟早有一天，阿富汗会解放，君主制会恢复，而当权者会再次征召他服役。所以他每天穿上那身灰色套装，捂着怀表，等待时来运转。
我了解到塔赫里太太——现在我管她叫雅米拉阿姨——在喀布尔时，一度以美妙的歌喉闻名。虽然她从不曾得到专业训练，但她有唱歌的天赋——我听说她会唱民歌、情歌，甚至还会唱“拉格”，这可通常是男人才唱的。可是，尽管将军非常喜欢听音乐——实际上，他拥有大量阿富汗和印度歌星演唱的经典情歌磁带，他认为演唱的事情最好还是留给那些地位低下的人去做。他们结婚的时候，将军的条款之一就是，她永远不能在公开场合唱歌。索拉雅告诉我，她妈妈本来很想在我们的婚礼上高歌一曲，只唱一首，但将军冷冷地盯了她一眼，这事就不了了之。雅米拉阿姨每周买一次彩票，每晚看强尼·卡森的节目。白天她在花园里劳动，照料她的蔷薇、天竺葵、土豆藤和胡姬花。
我和索拉雅结婚之后，花草和强尼·卡森不再那么受宠了。我成了雅米拉阿姨生活中的新欢。跟将军防人之心甚强的外交手腕——我继续喊他“将军大人”，他甚至都没纠正我——不同，雅米拉阿姨毫不掩饰她有多么喜欢我。首先，她细数身上病痛的时候，我总是专心聆听，而将军对此充耳不闻。索拉雅告诉我，自从她母亲中风之后，每次心悸都是心脏病，每一处关节疼痛都是风湿关节炎发作，每一次眼跳都是中风。我记得第一次，雅米拉阿姨给我看她脖子上的肿块。“明天我会逃课，带你去看医生。”我说。将军笑着说：“那么，你干脆退学不去上课算了，我的孩子，你阿姨的病历就像鲁米的著作，厚厚好几册呢。”
但她发现，我不仅是听她诉说病痛的好听众。我深信不疑，就算我抓起来复枪杀人越货，也依然能得到她对我毫不动摇的怜爱。因为我治愈了她最大的心病，我使她免受折磨，摆脱了每个阿富汗母亲最大的恐惧：没有门户光彩的人来向她的女儿提亲。那她的女儿就会独自随着年华老去，无夫无子，无依无靠。凡是女人都需要丈夫，即使他扼杀了她唱歌的天赋。
并且，从索拉雅口中，我得知了在弗吉尼亚发生的事情的细节。
我们去参加婚礼。索拉雅的舅舅，沙利夫，替移民局工作那位，替他儿子娶了个纽瓦克的阿富汗女孩。婚礼举行的宴会厅，就是半年前我和索拉雅成百年之好的地方。我们站在一群宾客之中，看着新娘从新郎家人手中接过戒指。其时我们听到两个中年妇女在谈话，她们背对着我们。
“多么可爱的新娘啊，”她们中一个说，“看看她，那么美丽，就像月亮一般。”
“是的，”另外一个说，“而且还纯洁呢，品德良好，没有谈过男朋友。”
“我知道，我告诉你，男孩最好别和他表姐那样的女人结婚。”
回家路上，索拉雅放声大哭。我把福特驶向路边，停在弗里蒙特大道的一盏路灯下面。
“事情已经过去了，”我说，撩拨着她的秀发，“谁在乎呢？”
“这太他妈的不公平了。”她嚎叫道。
“忘掉就好。”
“她们的儿子晚上到酒吧鬼混，寻欢作乐，搞大女朋友的肚子，未婚生子，没有人会说半句闲话。哦，他们只是找乐子的男人罢了。我不过犯了一次错，而突然之间，所有人都开始谈论清白和尊严，我一辈子将不得不背负这个罪名，抬不起头来。”
我伸出拇指，从她下巴抹去一颗泪珠，就在她的胎记上方。
“我没跟你说，”索拉雅说，眼里泛着泪花，“那天夜里，我爸爸掏出一把枪。他告诉……那人……说枪膛里有两颗子弹，如果我不回家，他就一枪打死他，然后自杀。我尖叫着，用各种各样的话骂我爸爸，跟他说他无法将我锁上一辈子，告诉他我希望他去死。”她又哭起来，泪水沾满嘴唇。“我真的对他那么说，说我希望他去死。”
“他把我带回家时，我妈妈伸臂抱住我，她也哭起来了。她在说话，可是我一句也没听清，因为她口齿不清，说话含混。于是我爸爸将我带回我的房间，令我坐在化妆镜前面，给我一把剪刀，不动声色地叫我把头发都剪下来。我剪的时候，他就在旁边看着。”
“一连好几个星期，我都没有出门。而当我走出去的时候，无论走到哪里，我都能听到有人窃窃私语，或者那是想像出来的。四年过去了，那个地方离这儿三千英里，而我还能听到这些话。”
“让他们去死。”我说。
她破涕为笑，说：“提亲那夜，我在电话里把事情告诉你，原以为你会改变主意。”
“没有什么能改变，索拉雅。”
她微笑起来，握住我的手。“能够找到你我真幸运。你和我遇到的阿富汗男人都不同。”
“让我们永远别提这个了，好吗？”
“好的。”
我亲亲她的脸颊，驶离路边。我边开车边寻思自己何以与众不同。也许那是因为我在男人堆中长大，在我成长的时候，身旁没有女人，从未切身体会到阿富汗社会有时对待女人的双重标准。也许那是因为爸爸，他是非同寻常的阿富汗父亲，依照自己规则生活的自由人士，他总是先看社会规范是否入情入理，才决定遵从还是拒绝。
但我认为，我不在乎别人的过去，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我自己也有过去。我全都知道，但悔恨莫及。
爸爸死后不久，索拉雅和我搬进弗里蒙特一套一居室的房子，离将军和雅米拉阿姨的寓所只有几条街。索拉雅的双亲给我们买了棕色的沙发，还有一套日本产的三笠瓷器，作为乔迁之礼。将军还额外送我一份礼物，崭新的IBM打字机。他用法尔西语写了一张字条，塞在箱子里面：
亲爱的阿米尔：
我希望你从这键盘上发现很多故事。
伊克伯·塔赫里将军
我卖掉爸爸的大众巴士，时至今日，我再也没回到跳蚤市场去。每逢周五，我会开车到墓地去，有时，我发现墓碑上摆着一束新鲜的小苍兰，就知道索拉雅刚刚来过。
索拉雅和我的婚姻生活变得波澜不兴，像例行公事。我们共用牙刷和袜子，交换着看晨报。她睡在床的右边，我喜欢睡在左边。她喜欢松软的枕头，我喜欢硬的。她喜欢像吃点心那样干吃早餐麦片，然后用牛奶送下。
那年夏天，我接到圣荷塞州立大学的录取通知，主修英文。我在桑尼维尔找到一份保安工作，轮班看守太阳谷某家家具仓库。工作极其无聊，但也带来相当的好处：下午六点之后，人们统统离开，仓库的沙发堆至天花板，一排排盖着塑料覆膜，阴影爬上它们之间的通道，我掏出书本学习。正是在家具仓库那间弥漫着松香除臭剂的办公室，我开始创作自己的第一本小说。
第二年，索拉雅也跟着进了圣荷塞州立大学，主修教育，这令她父亲大为光火。
“我搞不懂你干吗要这样浪费自己的天分，”某天用过晚饭后，将军说，“你知道吗，亲爱的阿米尔，她念高中的时候所有课程都得优秀？”他转向她，“像你这样的聪明女孩，应该去当律师，当政治科学家。并且，奉安拉之名，阿富汗重获自由之后，你可以帮忙起草新的宪法。像你这样聪明的年轻阿富汗人大有用武之地。他们甚至会让你当大臣，旌表你的家族。”
我看到索拉雅身子一缩，绷紧了脸。“我又不是女孩，爸爸。我是结了婚的妇女。还有，他们也需要教师。”
“谁都可以当教师。”
“还有米饭吗，妈妈？”索拉雅说。
在将军找借口去海沃德看望朋友之后，雅米拉阿姨试着安慰索拉雅。“他没有恶意，”她说，“他只是希望你出人头地。”
“那么他便可以跟他的朋友吹牛啦，说他有个当律师的女儿。又是一个军功章。”索拉雅说。
“胡说八道！”
“出人头地，”索拉雅不屑地说，“至少我不喜欢他，当人们跟俄国佬干仗，他只是坐在那儿，干等尘埃落地，他就可以趁机而入，去要回他那个一点也不高贵的官职。教书也许清贫，但那是我想做的！那是我所喜爱的，顺便说一下，它比领救济金好得太多了。”
雅米拉阿姨欲说还休：“要是他听到你这么说，以后再也不会跟你搭腔了。”
“别担心，”索拉雅不耐烦地说，将纸巾丢在盘子里，“我不会伤害他那宝贝的尊严。”
1988年夏季，俄国人从阿富汗撤军之前约莫半年，我完成第一部小说，讲述父与子的故事，背景设在喀布尔，大部分是用将军送的打字机写出来的。我给十几家出版机构寄去征询信。8月某天，我打开信箱，看到有个纽约的出版机构来函索取完整的书稿，我高兴得呆住了。次日我把书稿寄出。索拉雅亲了那包扎妥当的书稿，雅米拉阿姨坚持让我们将它从《可兰经》下穿过。她说要是我书稿被接受，她就会替我感谢真主，宰一头羊，把肉分给穷人。
“拜托，别宰羊，亲爱的阿姨。”我说，亲了亲她的脸颊。“只要把钱分给有需要的人就好了，别杀羊。”
隔了六个星期，有个叫马丁·格林瓦特的家伙从纽约给我打电话，许诺当我的出版代表。我只告诉了索拉雅：“仅仅有了代理机构，并不意味着我的书能够出版。如果马丁把小说卖掉，我们到时再庆祝不迟。”
一个月后，马丁来电话，说我就要成为一名有作品出版的小说家。我告诉索拉雅，她尖叫起来。
那天晚上，我们做了丰盛的晚饭，请来索拉雅的父母，以示庆祝。雅米拉阿姨做了瓤饭团——米饭包着肉丸——和杏仁布丁。将军眼里泛着泪花，说他为我感到骄傲。塔赫里将军和他妻子离开之后，我拿出一瓶回家路上买的昂贵干红葡萄酒，索拉雅和我举杯相庆。将军不赞同女人喝酒，他在的时候索拉雅滴酒不沾。
“你让我感到很骄傲，”她说，举杯和我碰了一下，“叔叔也一定会为你骄傲。”
“我知道。”我说，想起爸爸，希望他地下有灵。
等到夜阑人静，索拉雅入睡——酒精总是让她睡意蒙——之后，我站在阳台，吸着冰凉的夏夜空气。我想起拉辛汗，还有那鼓励我写作的字条，那是他读了我写的第一个故事之后写下的。我想起哈桑。总有一天，奉安拉之名，你会成为了不起的作家。他曾经说。全世界的人都会读你的故事。我生命中有过这么多美好的事情，这么多幸福的事情，我寻思自己究竟哪点配得上这些。
小说在第二年，也就是1989年夏天出版，出版社让我到五个城市签售。就在那年，俄国佬的军队从阿富汗撤得干干净净。那本来应该是阿富汗人的光荣。可是，战乱继续，这次是内战，人民圣战者组织和纳吉布拉傀儡政权之间的斗争。阿富汗难民依旧如潮水般涌向巴基斯坦。就在那一年，冷战结束，柏林墙倒塌。在所有这些之中，阿富汗被人遗忘。而塔赫里将军，俄国人撤军曾让他燃起希望，又开始给他的怀表上发条了。
也就是在那一年，我和索拉雅打算生个孩子。
想到自己要当父亲，我心中像打翻了五味瓶。我又害怕又开心，又沮丧又兴奋。我在想，自己会成为什么样的父亲呢？我既想成为爸爸那样的父亲，又希望自己一点都不像他。
但一年过去了，什么都没发生。随着月经一次次如期而至，索拉雅越来越沮丧，越来越焦躁，越来越烦恼。等到那时，原先只是旁敲侧击的雅米拉阿姨也变得不耐烦了。“好啦！我什么时候能给我的孙子唱摇篮曲啊？”将军永远不失普什图人风范，从来不过问——提起这些问题，意味着试探他女儿和一个男人的性生活，尽管这个男人跟他女儿结婚已经超过四年之久。但每当雅米拉阿姨问起孩子，让我们难为情的时候，他总是眼睛一亮。
“有时生孩子需要花一点时间。”某天夜里我对索拉雅说。
“一年了，可不是一点时间，阿米尔！”她冷冷说，声音完全像变了一个人，“肯定有问题，我知道。”
“那么我们去看看大夫。”
罗森大夫大腹便便，脸蛋圆润，一口细牙齿相当整齐，说话稍微带点东欧口音，有些像斯拉夫人。他对火车情有独钟——他的办公室到处都是跟铁路历史有关的书籍、火车头模型，还有各种照片：铁轨上的火车穿过如黛青山或者桥梁。他的桌子上方悬挂着一条标语：生命如火车，请上车。
他替我们出谋策划。我先做检查。“男人简单些。”他说，手指在红木办公桌上轻轻敲打。“男人的管道就像他的头脑：简单，很少出人意外。你们女士就不同了……这么说吧，上帝造你们的时候花了很多心思。”我怀疑他是不是碰到每对夫妇，都要扯这套管道理论。
“我们真幸运。”索拉雅说。
罗森大夫大笑，不过笑声听上去很假。他给我一张测试纸和一个塑料罐，要求索拉雅定期做血检。我们握手作别。“欢迎上车。”他说，请我们出去。
我通过了测试。
接下来几个月，索拉雅不断做检查：基础体温，抽血检查每一种所能想像得到的荷尔蒙，某种叫“子宫黏液测试”的检查，超声波，更多的血检，更多的尿检。索拉雅还接受了“宫腔镜”检查——罗森大夫将显微镜插进索拉雅的阴道，进行检视，他没发现异常。“管道很干净。”他一边脱掉橡胶手套，一边宣布。我希望他别这样称呼——我们又不是浴室！检查统统结束之后，他解释说他无法解释为什么我们怀不上小孩。而且，很显然，这并不罕见。这叫“原因不明性不孕症”。
接下来是治疗期。我们服用一种叫“克罗米芬”的药物，索拉雅还定期给自己注射“尿促性素”。这些全没效，罗森大夫建议我们考虑体外受孕。我们收到一封来自“健康维护组织”的信函，措辞礼貌，祝我们好运，并说恕不替我们支付那笔费用。
我们动用我那本小说的预付金支付了治疗费用。体外受孕繁琐冗长，令人沮丧，最终也没有成功。好几个月在候诊室翻阅诸如《时尚好管家》、《读者文摘》之类的杂志之后，穿过无数纸袍、走进一间间点着荧光灯的冰冷无菌检查室之后，一次次屈辱地跟素昧平生的人谈论我们性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之后，无数次注射、探针和采集精子之后，我们回去找罗森大夫和他的火车。
他坐在我们对面，用手指敲着桌子，第一次用了“收养”这个字眼。索拉雅一路上哭着回家。
我们最后一次去拜访罗森大夫之后那个周末，索拉雅把这惊人的消息告诉她父母。我们坐在塔赫里家后院的烧烤椅子上，烤着鳟鱼，喝着酸奶。那是1991年3月的某个黄昏。雅米拉阿姨已经给她的蔷薇和新种的金银花浇过水，它们的芳香混杂着烤鱼的味道。她已经两次从椅子上伸出手，去抚摸索拉雅的头发。“只有真主最清楚。我的孩子，也许事情不是这样的。”
索拉雅一直低头看着她的双手。我知道她很疲累，厌倦了这一切。“大夫说我们可以收养一个。”她低声说。
听到这个，塔赫里将军抬起头来，给烤炉盖上盖子。“他真的这么说？”
“他说那是个选择。”索拉雅说。
在家里我们已经就收养交换过意见，索拉雅并不想那么做。“我知道这很蠢，也许还有些虚荣，”在去她父母家的途中，她说，“可是我止不住这个念头。我总是梦想，我可以把孩子拥在怀里，知道我用血水养了他九个月，我梦想有一天，我看着他的眼睛，吃惊地看到你或我的影子。我梦想那婴儿会长大成人，笑起来像你或者像我。如果没有……这有错吗？”
“没有。”我说。
“我很自私吗？”
“不，索拉雅。”
“因为如果你真的想那么做……”
“不，”我说，“如果我们打算那么做，我们根本就不应该有任何动摇，并且，我们的意见必须一致。要不然对孩子不公平。”
她把头靠在车窗上，在剩下的路程中一言不发。
当时将军坐在她身旁：“我的孩子，关于收养……这件事，我不知道对我们阿富汗人来说是否合适。”索拉雅疲惫地看着我，幽幽叹气。
“首先，他们长大成人，想要知道亲生父母是谁，”他说，“你们对此不能抱怨。你们操劳多年，所做全为了他们，有时候，他们会离家出走，去寻找给他们生命的人。血缘是最重要的，我的孩子，千万不能忘记。”
“我不想再谈论这个话题了。”索拉雅说。
“我再说一件事。”他说。我察觉到他激动起来了，我们听到将军的一番高谈阔论：“这里就拿亲爱的阿米尔来说吧。我们都认得他的父亲，我在喀布尔之时，便认得他的祖父是什么人，还认得他的曾祖父。如果你们问起，我可以坐下来，细数他好几代祖先。这就是为什么他的爸爸——真主保佑他安息——前来提亲，我不假思索就应承的原因。而且，相信我，如果他的爸爸不了解你祖上的历史，也不会要你当他的媳妇。血缘是最重要的，我的孩子，你们收养别人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将谁的血带进家门。”
“现在，如果你们是美国人，这不成问题。这里的人们为了爱情结合，家族和祖辈根本不起作用。他们收养孩子也是这样的，只要婴儿健康，每个人都很高兴。但我们是阿富汗人，我的孩子。”
“鱼烤好了吗？”索拉雅说。塔赫里将军眼睛盯着她，他拍拍她的膝盖。“高兴点吧，就为你身体健康，还有个好丈夫。”
“你怎么想呢，亲爱的阿米尔？”雅米拉阿姨问。
我把酒杯放到架子上，上面一排天竺葵滴着水。“我同意将军大人的看法。”
将军很满意，点点头，走回烤架去。
我们都有不收养的理由。索拉雅有她的理由，将军有他的理由，而我的理由是：也许在某个地方，有某个人，因为某件事，决定剥夺我为人父的权利，以报复我曾经的所作所为。也许这是我的报应，也许这样是罪有应得。也许事情不是这样的。雅米拉阿姨说。或者，也许事情注定是这样的。
几个月后，我们用我第二部小说的预付款作为最低首期付款，买下一座漂亮的维多利亚式房子，有两个卧房，位于旧金山的巴诺尔山庄。它有尖尖的屋顶，硬木地板，还有个小小的后院，尽头处有一个晒台和一个火炉。将军帮我重新擦亮晒台，粉刷墙壁。雅米拉阿姨抱怨我们搬得这么远，开车要一个半小时，特别是她认为索拉雅需要她全心全意的爱护和支持——殊不知正是她的好意和怜悯让索拉雅难以承受，这才决定搬家。
有时候，索拉雅睡在我身旁，我躺在床上，听着纱门在和风吹拂下开开关关，听着蟋蟀在院子里鸣叫。我几乎能感知到索拉雅子宫里的虚空，它好像是个活着的、会呼吸的东西。它渗进我们的婚姻，那虚空，渗进我们的笑声，还有我们的交欢。每当夜阑人静，我会察觉到它从索拉雅身上升起，横亘在我们之间。像新生儿那样，睡在我们中间。
“你看上去很帅。”爸爸说。
“谢谢你，爸爸。你还好吗？你觉得撑得住吗？”
“撑得住？今天是我有生以来最高兴的一天，阿米尔。”他说，露出疲累的微笑。
我能听见门那边的交谈声、欢笑声，还有轻柔的阿富汗音乐——听起来像乌斯塔德·萨拉汉的情歌。我按门铃。一张脸从前窗的窗帘露出来，又缩回去。“他们来了。”我听见有个女人说。交谈声戛然而止，有人关掉音乐。
塔赫里太太打开门。“早上好。”她说，眼里洋溢着喜悦。我见她做了头发，穿着一件长及脚踝的黑色衣服。我跨进门廊，她眼睛湿润。“你还没进屋子我就已经哭了，亲爱的阿米尔。”她说。我在她手上吻了一下，跟爸爸前一天夜里教我那样如出一辙。
她领着我们，走过被灯光照得通明的走廊，前往客厅。我看见镶木板的墙上挂着照片，照片中的人都将成为我的亲人：年轻的塔赫里太太头发蓬松，跟将军在一起，背景是尼亚加拉大瀑布；塔赫里太太穿着无缝外套，将军穿着窄领外套，系着细领带，头发又黑又密；索拉雅正要登上过山车，挥手微笑，阳光照得她银色的牙套闪闪发亮。还有张照片是将军全套戎装，跟约旦国王侯赛因握手。另一张是查希尔国王的画像。
客厅约莫有二十来个客人，坐在靠墙边的椅子上。爸爸走进去时，全部人起立。我们绕屋走着，爸爸慢慢领路，我跟在后边，和各位宾客握手问好。将军仍穿着他的灰色西装，跟爸爸拥抱，彼此轻拍对方的后背。他们用严肃的语气，相互说“你好”。
将军抱住我，心照不宣地微笑着，仿佛在说：“喏，这就对了，按照阿富汗人的方式，我的孩子。”我们互相亲吻了三次脸颊。
我们坐在拥挤的房间里，爸爸和我一边，对面是塔赫里将军和他的太太。爸爸的呼吸变得有点艰难，不断擦去额头上的汗水，掏出他的手帕咳嗽。他看见我在望着他，挤出勉强的笑容。“我还好。”他低声说。
遵从传统风习，索拉雅没出场。
大家谈了几句，就随意闲聊起来，随后将军假咳了几声。房间变得安静，每个人都低头看着自己的手，以示尊重。将军朝爸爸点点头。
爸爸清清喉咙。他开口说话，然而总要停下来喘气，才能把话说完整。“将军大人，亲爱的雅米拉……今天，我和我的儿子怀着敬意……到你家来。你们是……有头有面的人……出身名门望族……血统尊荣。我今天带来的，没有别的，只有无上的崇敬……献给你，你的家族，还有……对你先人的缅怀。”他歇了一会儿，等呼吸平息，擦擦额头。“亲爱的阿米尔是我惟一的儿子……惟一的儿子，他一直是我的好儿子。我希望他……不负你的慈爱。我请求你赐亲爱的阿米尔和我以荣幸……接纳我们成为你的亲人。”
将军礼貌地点点头。
“像你这样的男人的儿子成为我们的家人，我们很荣幸。”他说，“你声誉卓著，在喀布尔，我就是你谦卑的崇拜者，今天也是如此。你家和我家结成姻亲，这让我们觉得荣幸。”
“亲爱的阿米尔，至于你，我欢迎你到我的家里来，你是我们的女婿，是我掌上明珠的丈夫。今后我们休戚与共。我希望你能够将亲爱的雅米拉和我当成你的父母，我会为你和亲爱的索拉雅祷告，愿你们幸福。我们祝福你们俩。”
每个人鼓起掌来，在掌声中，人们把头转向走廊。那一刻我等待已久。
索拉雅在那端出现。她穿着酒红色的传统阿富汗服装，长长的袖子，配着黄金镶饰，真是惊艳夺目。爸爸紧紧抓着我的手。塔赫里太太又哭了。索拉雅慢慢地向我们走来，身后跟着一群年轻的女性亲戚。
她亲了亲爸爸的手。终于坐在我身边，眼光低垂。
掌声响起。
根据传统，索拉雅家里会举办订婚宴会，也就是所谓“食蜜”仪式。之后是订婚期，一连持续几个月。随后是婚礼，所有费用将由爸爸支付。
我们全部人都同意索拉雅和我省略掉“食蜜”仪式。原因大家都知道，虽然没人真的说出来：爸爸没几个月好活了。
在筹备婚礼期间，索拉雅和我从无独处的机会——因为我们还没有结婚，甚至连订婚都没有，那于礼不合。所以我只好满足于跟爸爸一起，到塔赫里家用晚餐。晚餐桌上，索拉雅坐在我对面。我想像着她把头放在我胸膛上，闻着她的秀发，那该是什么感觉呢？我想像着亲吻她，跟她做爱。
为了婚礼，爸爸花了三万五千美元，那几乎是他毕生的积蓄。他在弗里蒙特租了个很大的阿富汗宴会厅，老板是他在喀布尔的旧识，给了他优惠的折扣。爸爸请来了乐队，给我挑选的钻石戒指付款，给我买燕尾服，还有在誓约仪式要穿的传统绿色套装。
在为婚礼之夜所做的全部乱糟糟的准备——幸好多数由塔赫里太太和她的朋友帮忙——中，我只记得屈指可数的几件事。
我记得我们的誓约仪式。大家围着一张桌子坐下，索拉雅和我穿着绿色的衣服——伊斯兰的颜色，但也是春天和新起点的颜色。我穿着套装，索拉雅（桌子上惟一的女子）蒙着面，穿长袖衣服。爸爸、塔赫里将军（这回他穿着燕尾服）还有索拉雅几个叔伯舅舅也坐在桌子上。索拉雅和我低着头，表情神圣而庄重，只能偷偷斜视对方。毛拉向证人提问，读起《可兰经》。我们发誓，在结婚证书上签名。索拉雅的舅舅，塔赫里太太的兄弟，来自弗吉尼亚，站起来，清清他的喉咙。索拉雅曾告诉过我，他在美国生活已经超过二十年。他在移民局工作，娶了个美国老婆。他还是个诗人，个子矮小，鸟儿似的脸庞，头发蓬松。他念了一首献给索拉雅的长诗，那是草草写在酒店的信纸上。“哇！哇！亲爱的沙利夫！”他一念完，每个人都欢呼起来。
我记得走向台上的情景，当时我穿着燕尾服，索拉雅蒙着面，穿着白色礼服，我们挽着手。爸爸紧挨着我，将军和他太太在他们的女儿那边，身后跟着一群亲戚，我们走向宴会厅。两旁是鼓掌喝彩的宾客，还有闪个不停的镜头。我和索拉雅并排站着，她的表弟，亲爱的沙利夫的儿子，在我们头上举起《可兰经》。扬声器传来婚礼歌谣，慢慢走，就是爸爸和我离开喀布尔那天晚上，玛希帕检查站那个俄国兵唱的那首。
将清晨化成钥匙，扔到水井去慢慢走，我心爱的月亮，慢慢走让朝阳忘记从东方升起
慢慢走，我心爱的月亮，慢慢走
我记得我们坐在沙发上，舞台上那对沙发好像王位，索拉雅拉着我的手，大约三百位客人注视着我们。我们举行另外的仪式。在那儿，人们拿给我们一面镜子，在我们头上覆上一条纱巾，留下我们两个凝望彼此在镜子中的容颜。看到镜子中索拉雅笑靥如花，我第一次低声对她说我爱她。一阵指甲花般的红晕在她脸庞绽放。
我记得各色佳肴，有烤肉，炖肉饭，野橙子饭。我看见爸爸夹在我们两个中间，坐在沙发上，面带微笑。我记得浑身大汗的男人围成一圈，跳着传统舞蹈，他们跳跃着，在手鼓热烈的节拍之下越转越快，直到有人精疲力竭，退出那个圆圈。我记得我希望拉辛汗也在。
并且，我还记得，我寻思哈桑是不是也结婚了。如果是的话，他蒙着头巾，在镜子中看到的那张脸是谁呢？他手里握着那涂了指甲花的手是谁的？
2点左右，派对从宴会厅移到爸爸的寓所。又上一轮茶，音乐响起，直到邻居叫来警察。一直到了很晚，离日出不到一个小时，才总算曲终人散，索拉雅和我第一次并排躺着。终我一生，周围环绕的都是男人。那晚，我发现了女性的温柔。
索拉雅亲自提议她搬过来，跟我和爸爸住在一起。
“我还以为你要求我们住到自己的地方去。”我说。
“扔下生病的叔叔不顾？”她回答说。她的眼睛告诉我，那并非她为人妻之道。我亲吻她：“谢谢你。”
索拉雅尽心照料我的爸爸。早上，她替他准备好面包和红茶，帮助他起床。她递给他止痛药，浆洗他的衣服，每天下午给他读报纸的国际新闻报道。她做他最爱吃的菜，杂锦土豆汤，尽管他每次只喝几勺子。她还每天带着他在附近散步。等到他卧床不起，她每隔一个小时就帮他翻身，以免他得褥疮。
某天，我去药房给爸爸买吗啡回家。刚关上门，我看见索拉雅匆匆把某些东西塞到爸爸的毛毯下面。“喂，我看见了。你们两个在干什么？”我说。
“没什么。”索拉雅微笑说。
“骗人。”我掀起爸爸的毛毯。“这是什么？”我说，虽然我刚一拿起那本皮面的笔记本，心里就知道了。我的手指抚摸着那挑金线的边缘。我记得拉辛汗把它送给我那夜，我13岁生日那夜，烟花嘶嘶升空，绽放出朵朵的火焰，红的，绿的，黄的。
“我简直无法相信你会写这些东西。”索拉雅说。
爸爸艰难地从枕上抬起头：“是我给她的，希望你别介意。”
我把笔记本交回给索拉雅，走出房间。爸爸不喜欢见到我哭泣。
婚礼之后一个月，塔赫里夫妇、沙利夫和他的妻子苏丝，还有索拉雅几个阿姨到我们家吃晚饭。索拉雅用白米饭、菠菜和羊肉招待客人。晚饭后，大家都喝着绿茶，四人一组打扑克牌。索拉雅和我在咖啡桌上跟沙利夫两口子对垒，旁边就是沙发，爸爸躺在上面，盖着毛毯。他看着我和沙利夫开玩笑，看着索拉雅和我勾指头，看着我帮她掠起一丝滑落的秀发。我能见到他发自内心的微笑，辽阔如同喀布尔的夜空，那些白杨树沙沙响、蟋蟀在花园啾啾叫的夜晚。
快到午夜，爸爸让我们扶他上床睡觉。索拉雅和我将他的手臂架在我们的肩膀上，我们的手搭在他背后。我们把他放低，他让索拉雅关掉床头灯，叫我们弯下身，分别亲了我们一下。
“我去给你倒杯水，带几片吗啡，亲爱的叔叔。”索拉雅说。
“今晚不用了。”他说，“今晚不痛。”
“好的。”她说。她替他盖好毛毯。我们关上门。
爸爸再也没有醒来。
他们填满了海沃德清真寺的停车场。在那座建筑后面光秃秃的草坪上，乱七八糟地停放着众多轿车和越野车。人们不得不朝清真寺以北开上三四条街，才能找到停车位。
清真寺的男人区是个巨大的正方形房间，铺着阿富汗地毯，薄薄的褥子井然有序地排列着。男人们把鞋脱在门口，鱼贯进入房间，盘膝坐在褥子上。有个毛拉对着麦克风，诵读《可兰经》的章节。根据风俗，我作为死者的家人坐在门边。塔赫里将军坐在我身边。透过洞开的大门，我看见轿车越停越多，阳光在它们的挡风玻璃上闪耀。从车上跳下乘客，男人穿着黑色的西装，女眷身穿黑色的衣服，头部则笼罩白色面纱。
《可兰经》的经文在屋子里回荡，我想起爸爸在俾路支赤手空拳和黑熊搏斗那个古老的传说。爸爸毕生都在和熊搏斗。痛失正值芳年的妻子；独自把儿子抚养成人；离开他深爱的家园，他的祖国；遭受贫穷、屈辱。而到了最后，终于来了一只他无法打败的熊。但即便这样，他也绝不妥协。
每轮祷告过后，成群的哀悼者排着队，他们在退出的时候安慰我。我尽人子之责，和他们握手。他们之中大多数人我素未晤面。我不失礼节地微笑，感谢他们的祝愿，倾听他们提到爸爸时的言语。
“……帮我在泰曼尼盖了房子……”
“……保佑他……”
“……我走投无路，他借钱给我……”
“……他与我一面之缘，帮我找到工作……”
“……他就像我的兄弟……”
听到这些，我才明白自己的生活、身上的秉性有多少是来自爸爸，才知道他在人们的生命中留下的烙印。终我一生，我是“爸爸的儿子”。如今他走了。爸爸再也不会替我引路了，我得自己走。
想到这个，我不由害怕。
早些时候，在公共墓地那块小小的穆斯林墓区，我看着他们将爸爸放到墓穴里面。毛拉和另外一个男人开始争论，在下葬的时候究竟该引用哪段《可兰经》经文才算正确。若非塔赫里将军插手，他们一定闹得不可开交。毛拉选了一段经文，将其颂读出来，鄙夷地望着那个人。我看着他们将第一铲泥土丢进爸爸墓穴，然后走开。我走到墓园的另一边，坐在一株红枫树的阴影下面。
最后一批哀悼者已经致哀完毕，清真寺人去楼空，只有那个毛拉在收起麦克风，用一块绿布裹起《可兰经》。将军和我走进黄昏的阳光中。我们走下台阶，走过一群吸烟的男人。我零星听到他们谈话，下个周末在尤宁城有场足球赛，圣克拉拉新开了一家阿富汗餐厅。生活已然在前进，留下爸爸在后面。
“你怎么样，我的孩子？”塔赫里将军说。
我咬紧牙齿，将忍了一整天的泪水咽下。“我去找索拉雅。”我说。
“好的。”
我走进清真寺的女人区。索拉雅和她妈妈站在台阶上，还有几个我似乎在婚礼上见过的女士。我朝索拉雅招招手。她跟母亲说了几句话，向我走来。
“可以陪我走走吗？”
“当然。”她拉起我的手。
我们沿着一条蜿蜒的碎石路，默默前行，旁边有一排低矮的篱笆。我们坐在长凳上，看见不远处有对年老夫妇，跪在墓前，将一束雏菊放在墓碑上。“索拉雅？”
“怎么了？”
“我开始想他了。”
她把手放在我的膝盖上。爸爸的戒指在她手上闪闪发亮。我能看到，在她身后，那些前来哀悼爸爸的人们驾车离开，驶上传教大道。很快，我们也会离开，第一次，也是永远，留下爸爸孤独一人。
索拉雅将我拉近，泪水终于掉下来。
由于我和索拉雅没有经历过订婚期，我对塔赫里一家的了解，多半是来自婚后。例如，将军患有严重的偏头痛，每月发作一次，持续将近一个星期。当头痛难忍的时候，将军到自己的房间去，脱光衣服，关掉电灯，把门锁上，直到疼痛消退才走出来。他不许任何人进去，不许任何人敲门。他终究会出来，穿着那身灰色的西装，散发着睡眠和床单的气味，血红的双眼浮肿。我从索拉雅口中得知，自她懂事起，将军就和塔赫里太太分房睡。我还知道他有时很小气，比如说他妻子把菜肴摆在他面前，他会尝一口，就叹着气把它推开。“我给你做别的。”塔赫里太太会说。但他不理不睬，阴沉着脸，只顾吃面包和洋葱。这让索拉雅很恼怒，让她妈妈哭起来。索拉雅告诉我，说他服用抗抑郁的药物。我了解到他靠救济金生活，而他到了美国之后还没工作过，宁愿用政府签发的支票去换现金，也不愿自贬身份，去干那些与他地位不配的活儿。至于跳蚤市场的营生，在他看来只是个爱好，一种可以跟他的阿富汗朋友交际的方式。将军相信，迟早有一天，阿富汗会解放，君主制会恢复，而当权者会再次征召他服役。所以他每天穿上那身灰色套装，捂着怀表，等待时来运转。
我了解到塔赫里太太——现在我管她叫雅米拉阿姨——在喀布尔时，一度以美妙的歌喉闻名。虽然她从不曾得到专业训练，但她有唱歌的天赋——我听说她会唱民歌、情歌，甚至还会唱“拉格”，这可通常是男人才唱的。可是，尽管将军非常喜欢听音乐——实际上，他拥有大量阿富汗和印度歌星演唱的经典情歌磁带，他认为演唱的事情最好还是留给那些地位低下的人去做。他们结婚的时候，将军的条款之一就是，她永远不能在公开场合唱歌。索拉雅告诉我，她妈妈本来很想在我们的婚礼上高歌一曲，只唱一首，但将军冷冷地盯了她一眼，这事就不了了之。雅米拉阿姨每周买一次彩票，每晚看强尼·卡森的节目。白天她在花园里劳动，照料她的蔷薇、天竺葵、土豆藤和胡姬花。
我和索拉雅结婚之后，花草和强尼·卡森不再那么受宠了。我成了雅米拉阿姨生活中的新欢。跟将军防人之心甚强的外交手腕——我继续喊他“将军大人”，他甚至都没纠正我——不同，雅米拉阿姨毫不掩饰她有多么喜欢我。首先，她细数身上病痛的时候，我总是专心聆听，而将军对此充耳不闻。索拉雅告诉我，自从她母亲中风之后，每次心悸都是心脏病，每一处关节疼痛都是风湿关节炎发作，每一次眼跳都是中风。我记得第一次，雅米拉阿姨给我看她脖子上的肿块。“明天我会逃课，带你去看医生。”我说。将军笑着说：“那么，你干脆退学不去上课算了，我的孩子，你阿姨的病历就像鲁米的著作，厚厚好几册呢。”
但她发现，我不仅是听她诉说病痛的好听众。我深信不疑，就算我抓起来复枪杀人越货，也依然能得到她对我毫不动摇的怜爱。因为我治愈了她最大的心病，我使她免受折磨，摆脱了每个阿富汗母亲最大的恐惧：没有门户光彩的人来向她的女儿提亲。那她的女儿就会独自随着年华老去，无夫无子，无依无靠。凡是女人都需要丈夫，即使他扼杀了她唱歌的天赋。
并且，从索拉雅口中，我得知了在弗吉尼亚发生的事情的细节。
我们去参加婚礼。索拉雅的舅舅，沙利夫，替移民局工作那位，替他儿子娶了个纽瓦克的阿富汗女孩。婚礼举行的宴会厅，就是半年前我和索拉雅成百年之好的地方。我们站在一群宾客之中，看着新娘从新郎家人手中接过戒指。其时我们听到两个中年妇女在谈话，她们背对着我们。
“多么可爱的新娘啊，”她们中一个说，“看看她，那么美丽，就像月亮一般。”
“是的，”另外一个说，“而且还纯洁呢，品德良好，没有谈过男朋友。”
“我知道，我告诉你，男孩最好别和他表姐那样的女人结婚。”
回家路上，索拉雅放声大哭。我把福特驶向路边，停在弗里蒙特大道的一盏路灯下面。
“事情已经过去了，”我说，撩拨着她的秀发，“谁在乎呢？”
“这太他妈的不公平了。”她嚎叫道。
“忘掉就好。”
“她们的儿子晚上到酒吧鬼混，寻欢作乐，搞大女朋友的肚子，未婚生子，没有人会说半句闲话。哦，他们只是找乐子的男人罢了。我不过犯了一次错，而突然之间，所有人都开始谈论清白和尊严，我一辈子将不得不背负这个罪名，抬不起头来。”
我伸出拇指，从她下巴抹去一颗泪珠，就在她的胎记上方。
“我没跟你说，”索拉雅说，眼里泛着泪花，“那天夜里，我爸爸掏出一把枪。他告诉……那人……说枪膛里有两颗子弹，如果我不回家，他就一枪打死他，然后自杀。我尖叫着，用各种各样的话骂我爸爸，跟他说他无法将我锁上一辈子，告诉他我希望他去死。”她又哭起来，泪水沾满嘴唇。“我真的对他那么说，说我希望他去死。”
“他把我带回家时，我妈妈伸臂抱住我，她也哭起来了。她在说话，可是我一句也没听清，因为她口齿不清，说话含混。于是我爸爸将我带回我的房间，令我坐在化妆镜前面，给我一把剪刀，不动声色地叫我把头发都剪下来。我剪的时候，他就在旁边看着。”
“一连好几个星期，我都没有出门。而当我走出去的时候，无论走到哪里，我都能听到有人窃窃私语，或者那是想像出来的。四年过去了，那个地方离这儿三千英里，而我还能听到这些话。”
“让他们去死。”我说。
她破涕为笑，说：“提亲那夜，我在电话里把事情告诉你，原以为你会改变主意。”
“没有什么能改变，索拉雅。”
她微笑起来，握住我的手。“能够找到你我真幸运。你和我遇到的阿富汗男人都不同。”
“让我们永远别提这个了，好吗？”
“好的。”
我亲亲她的脸颊，驶离路边。我边开车边寻思自己何以与众不同。也许那是因为我在男人堆中长大，在我成长的时候，身旁没有女人，从未切身体会到阿富汗社会有时对待女人的双重标准。也许那是因为爸爸，他是非同寻常的阿富汗父亲，依照自己规则生活的自由人士，他总是先看社会规范是否入情入理，才决定遵从还是拒绝。
但我认为，我不在乎别人的过去，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我自己也有过去。我全都知道，但悔恨莫及。
爸爸死后不久，索拉雅和我搬进弗里蒙特一套一居室的房子，离将军和雅米拉阿姨的寓所只有几条街。索拉雅的双亲给我们买了棕色的沙发，还有一套日本产的三笠瓷器，作为乔迁之礼。将军还额外送我一份礼物，崭新的IBM打字机。他用法尔西语写了一张字条，塞在箱子里面：
亲爱的阿米尔：
我希望你从这键盘上发现很多故事。
伊克伯·塔赫里将军
我卖掉爸爸的大众巴士，时至今日，我再也没回到跳蚤市场去。每逢周五，我会开车到墓地去，有时，我发现墓碑上摆着一束新鲜的小苍兰，就知道索拉雅刚刚来过。
索拉雅和我的婚姻生活变得波澜不兴，像例行公事。我们共用牙刷和袜子，交换着看晨报。她睡在床的右边，我喜欢睡在左边。她喜欢松软的枕头，我喜欢硬的。她喜欢像吃点心那样干吃早餐麦片，然后用牛奶送下。
那年夏天，我接到圣荷塞州立大学的录取通知，主修英文。我在桑尼维尔找到一份保安工作，轮班看守太阳谷某家家具仓库。工作极其无聊，但也带来相当的好处：下午六点之后，人们统统离开，仓库的沙发堆至天花板，一排排盖着塑料覆膜，阴影爬上它们之间的通道，我掏出书本学习。正是在家具仓库那间弥漫着松香除臭剂的办公室，我开始创作自己的第一本小说。
第二年，索拉雅也跟着进了圣荷塞州立大学，主修教育，这令她父亲大为光火。
“我搞不懂你干吗要这样浪费自己的天分，”某天用过晚饭后，将军说，“你知道吗，亲爱的阿米尔，她念高中的时候所有课程都得优秀？”他转向她，“像你这样的聪明女孩，应该去当律师，当政治科学家。并且，奉安拉之名，阿富汗重获自由之后，你可以帮忙起草新的宪法。像你这样聪明的年轻阿富汗人大有用武之地。他们甚至会让你当大臣，旌表你的家族。”
我看到索拉雅身子一缩，绷紧了脸。“我又不是女孩，爸爸。我是结了婚的妇女。还有，他们也需要教师。”
“谁都可以当教师。”
“还有米饭吗，妈妈？”索拉雅说。
在将军找借口去海沃德看望朋友之后，雅米拉阿姨试着安慰索拉雅。“他没有恶意，”她说，“他只是希望你出人头地。”
“那么他便可以跟他的朋友吹牛啦，说他有个当律师的女儿。又是一个军功章。”索拉雅说。
“胡说八道！”
“出人头地，”索拉雅不屑地说，“至少我不喜欢他，当人们跟俄国佬干仗，他只是坐在那儿，干等尘埃落地，他就可以趁机而入，去要回他那个一点也不高贵的官职。教书也许清贫，但那是我想做的！那是我所喜爱的，顺便说一下，它比领救济金好得太多了。”
雅米拉阿姨欲说还休：“要是他听到你这么说，以后再也不会跟你搭腔了。”
“别担心，”索拉雅不耐烦地说，将纸巾丢在盘子里，“我不会伤害他那宝贝的尊严。”
1988年夏季，俄国人从阿富汗撤军之前约莫半年，我完成第一部小说，讲述父与子的故事，背景设在喀布尔，大部分是用将军送的打字机写出来的。我给十几家出版机构寄去征询信。8月某天，我打开信箱，看到有个纽约的出版机构来函索取完整的书稿，我高兴得呆住了。次日我把书稿寄出。索拉雅亲了那包扎妥当的书稿，雅米拉阿姨坚持让我们将它从《可兰经》下穿过。她说要是我书稿被接受，她就会替我感谢真主，宰一头羊，把肉分给穷人。
“拜托，别宰羊，亲爱的阿姨。”我说，亲了亲她的脸颊。“只要把钱分给有需要的人就好了，别杀羊。”
隔了六个星期，有个叫马丁·格林瓦特的家伙从纽约给我打电话，许诺当我的出版代表。我只告诉了索拉雅：“仅仅有了代理机构，并不意味着我的书能够出版。如果马丁把小说卖掉，我们到时再庆祝不迟。”
一个月后，马丁来电话，说我就要成为一名有作品出版的小说家。我告诉索拉雅，她尖叫起来。
那天晚上，我们做了丰盛的晚饭，请来索拉雅的父母，以示庆祝。雅米拉阿姨做了瓤饭团——米饭包着肉丸——和杏仁布丁。将军眼里泛着泪花，说他为我感到骄傲。塔赫里将军和他妻子离开之后，我拿出一瓶回家路上买的昂贵干红葡萄酒，索拉雅和我举杯相庆。将军不赞同女人喝酒，他在的时候索拉雅滴酒不沾。
“你让我感到很骄傲，”她说，举杯和我碰了一下，“叔叔也一定会为你骄傲。”
“我知道。”我说，想起爸爸，希望他地下有灵。
等到夜阑人静，索拉雅入睡——酒精总是让她睡意蒙——之后，我站在阳台，吸着冰凉的夏夜空气。我想起拉辛汗，还有那鼓励我写作的字条，那是他读了我写的第一个故事之后写下的。我想起哈桑。总有一天，奉安拉之名，你会成为了不起的作家。他曾经说。全世界的人都会读你的故事。我生命中有过这么多美好的事情，这么多幸福的事情，我寻思自己究竟哪点配得上这些。
小说在第二年，也就是1989年夏天出版，出版社让我到五个城市签售。就在那年，俄国佬的军队从阿富汗撤得干干净净。那本来应该是阿富汗人的光荣。可是，战乱继续，这次是内战，人民圣战者组织和纳吉布拉傀儡政权之间的斗争。阿富汗难民依旧如潮水般涌向巴基斯坦。就在那一年，冷战结束，柏林墙倒塌。在所有这些之中，阿富汗被人遗忘。而塔赫里将军，俄国人撤军曾让他燃起希望，又开始给他的怀表上发条了。
也就是在那一年，我和索拉雅打算生个孩子。
想到自己要当父亲，我心中像打翻了五味瓶。我又害怕又开心，又沮丧又兴奋。我在想，自己会成为什么样的父亲呢？我既想成为爸爸那样的父亲，又希望自己一点都不像他。
但一年过去了，什么都没发生。随着月经一次次如期而至，索拉雅越来越沮丧，越来越焦躁，越来越烦恼。等到那时，原先只是旁敲侧击的雅米拉阿姨也变得不耐烦了。“好啦！我什么时候能给我的孙子唱摇篮曲啊？”将军永远不失普什图人风范，从来不过问——提起这些问题，意味着试探他女儿和一个男人的性生活，尽管这个男人跟他女儿结婚已经超过四年之久。但每当雅米拉阿姨问起孩子，让我们难为情的时候，他总是眼睛一亮。
“有时生孩子需要花一点时间。”某天夜里我对索拉雅说。
“一年了，可不是一点时间，阿米尔！”她冷冷说，声音完全像变了一个人，“肯定有问题，我知道。”
“那么我们去看看大夫。”
罗森大夫大腹便便，脸蛋圆润，一口细牙齿相当整齐，说话稍微带点东欧口音，有些像斯拉夫人。他对火车情有独钟——他的办公室到处都是跟铁路历史有关的书籍、火车头模型，还有各种照片：铁轨上的火车穿过如黛青山或者桥梁。他的桌子上方悬挂着一条标语：生命如火车，请上车。
他替我们出谋策划。我先做检查。“男人简单些。”他说，手指在红木办公桌上轻轻敲打。“男人的管道就像他的头脑：简单，很少出人意外。你们女士就不同了……这么说吧，上帝造你们的时候花了很多心思。”我怀疑他是不是碰到每对夫妇，都要扯这套管道理论。
“我们真幸运。”索拉雅说。
罗森大夫大笑，不过笑声听上去很假。他给我一张测试纸和一个塑料罐，要求索拉雅定期做血检。我们握手作别。“欢迎上车。”他说，请我们出去。
我通过了测试。
接下来几个月，索拉雅不断做检查：基础体温，抽血检查每一种所能想像得到的荷尔蒙，某种叫“子宫黏液测试”的检查，超声波，更多的血检，更多的尿检。索拉雅还接受了“宫腔镜”检查——罗森大夫将显微镜插进索拉雅的阴道，进行检视，他没发现异常。“管道很干净。”他一边脱掉橡胶手套，一边宣布。我希望他别这样称呼——我们又不是浴室！检查统统结束之后，他解释说他无法解释为什么我们怀不上小孩。而且，很显然，这并不罕见。这叫“原因不明性不孕症”。
接下来是治疗期。我们服用一种叫“克罗米芬”的药物，索拉雅还定期给自己注射“尿促性素”。这些全没效，罗森大夫建议我们考虑体外受孕。我们收到一封来自“健康维护组织”的信函，措辞礼貌，祝我们好运，并说恕不替我们支付那笔费用。
我们动用我那本小说的预付金支付了治疗费用。体外受孕繁琐冗长，令人沮丧，最终也没有成功。好几个月在候诊室翻阅诸如《时尚好管家》、《读者文摘》之类的杂志之后，穿过无数纸袍、走进一间间点着荧光灯的冰冷无菌检查室之后，一次次屈辱地跟素昧平生的人谈论我们性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之后，无数次注射、探针和采集精子之后，我们回去找罗森大夫和他的火车。
他坐在我们对面，用手指敲着桌子，第一次用了“收养”这个字眼。索拉雅一路上哭着回家。
我们最后一次去拜访罗森大夫之后那个周末，索拉雅把这惊人的消息告诉她父母。我们坐在塔赫里家后院的烧烤椅子上，烤着鳟鱼，喝着酸奶。那是1991年3月的某个黄昏。雅米拉阿姨已经给她的蔷薇和新种的金银花浇过水，它们的芳香混杂着烤鱼的味道。她已经两次从椅子上伸出手，去抚摸索拉雅的头发。“只有真主最清楚。我的孩子，也许事情不是这样的。”
索拉雅一直低头看着她的双手。我知道她很疲累，厌倦了这一切。“大夫说我们可以收养一个。”她低声说。
听到这个，塔赫里将军抬起头来，给烤炉盖上盖子。“他真的这么说？”
“他说那是个选择。”索拉雅说。
在家里我们已经就收养交换过意见，索拉雅并不想那么做。“我知道这很蠢，也许还有些虚荣，”在去她父母家的途中，她说，“可是我止不住这个念头。我总是梦想，我可以把孩子拥在怀里，知道我用血水养了他九个月，我梦想有一天，我看着他的眼睛，吃惊地看到你或我的影子。我梦想那婴儿会长大成人，笑起来像你或者像我。如果没有……这有错吗？”
“没有。”我说。
“我很自私吗？”
“不，索拉雅。”
“因为如果你真的想那么做……”
“不，”我说，“如果我们打算那么做，我们根本就不应该有任何动摇，并且，我们的意见必须一致。要不然对孩子不公平。”
她把头靠在车窗上，在剩下的路程中一言不发。
当时将军坐在她身旁：“我的孩子，关于收养……这件事，我不知道对我们阿富汗人来说是否合适。”索拉雅疲惫地看着我，幽幽叹气。
“首先，他们长大成人，想要知道亲生父母是谁，”他说，“你们对此不能抱怨。你们操劳多年，所做全为了他们，有时候，他们会离家出走，去寻找给他们生命的人。血缘是最重要的，我的孩子，千万不能忘记。”
“我不想再谈论这个话题了。”索拉雅说。
“我再说一件事。”他说。我察觉到他激动起来了，我们听到将军的一番高谈阔论：“这里就拿亲爱的阿米尔来说吧。我们都认得他的父亲，我在喀布尔之时，便认得他的祖父是什么人，还认得他的曾祖父。如果你们问起，我可以坐下来，细数他好几代祖先。这就是为什么他的爸爸——真主保佑他安息——前来提亲，我不假思索就应承的原因。而且，相信我，如果他的爸爸不了解你祖上的历史，也不会要你当他的媳妇。血缘是最重要的，我的孩子，你们收养别人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将谁的血带进家门。”
“现在，如果你们是美国人，这不成问题。这里的人们为了爱情结合，家族和祖辈根本不起作用。他们收养孩子也是这样的，只要婴儿健康，每个人都很高兴。但我们是阿富汗人，我的孩子。”
“鱼烤好了吗？”索拉雅说。塔赫里将军眼睛盯着她，他拍拍她的膝盖。“高兴点吧，就为你身体健康，还有个好丈夫。”
“你怎么想呢，亲爱的阿米尔？”雅米拉阿姨问。
我把酒杯放到架子上，上面一排天竺葵滴着水。“我同意将军大人的看法。”
将军很满意，点点头，走回烤架去。
我们都有不收养的理由。索拉雅有她的理由，将军有他的理由，而我的理由是：也许在某个地方，有某个人，因为某件事，决定剥夺我为人父的权利，以报复我曾经的所作所为。也许这是我的报应，也许这样是罪有应得。也许事情不是这样的。雅米拉阿姨说。或者，也许事情注定是这样的。
几个月后，我们用我第二部小说的预付款作为最低首期付款，买下一座漂亮的维多利亚式房子，有两个卧房，位于旧金山的巴诺尔山庄。它有尖尖的屋顶，硬木地板，还有个小小的后院，尽头处有一个晒台和一个火炉。将军帮我重新擦亮晒台，粉刷墙壁。雅米拉阿姨抱怨我们搬得这么远，开车要一个半小时，特别是她认为索拉雅需要她全心全意的爱护和支持——殊不知正是她的好意和怜悯让索拉雅难以承受，这才决定搬家。
有时候，索拉雅睡在我身旁，我躺在床上，听着纱门在和风吹拂下开开关关，听着蟋蟀在院子里鸣叫。我几乎能感知到索拉雅子宫里的虚空，它好像是个活着的、会呼吸的东西。它渗进我们的婚姻，那虚空，渗进我们的笑声，还有我们的交欢。每当夜阑人静，我会察觉到它从索拉雅身上升起，横亘在我们之间。像新生儿那样，睡在我们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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