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移风易俗者一起上路
译者:叶冬心
去年春天我去芝加哥着博览会①,虽然结果没看成功,但是我在那次旅程中却不是毫无收获——可以说,它给了我一些补偿。在纽约,我经过介绍认识了一位正规军队中的少校,他说要去看博览会,于是我们约好一同上路。我必须先去波士顿,但这并不碍事,他说愿意一道去,不妨多花上一些时间。他这人仪表漂亮,体格魁梧得像一位斗士,但举止温 和,谈话娓娓动听。他为人十分可亲,但又显得很沉着。可不是,他是完全缺乏幽默感的。他对四周的事都深感兴趣,然而他那宁静的神态却始终不受外界的影响;任何事物都不能干扰他,任何事物都不能激动他。
①美国芝加哥万国博览会于1892年5月1日开幕,翌年10月30日结束,本文写于1893年。
但是,过了还不到一天,我已经发现,尽管他外表是那么冷静,但在他内心深处什么地方却蕴藏着一股热情——热衷于破除那些在琐细行为中表现出的种种陋习 。他要维护公民的权利——这是他的好癖。他的想法是:共和国的每个公民都必须把自己看作是一个非官方的警察,不受任何报偿,经常监视维护着守法与执法情况。他认为,要维护和保障公众的权利,惟一有效的方法就是要求每个公民都尽自己的一分力量,去防止或惩罚他本人看到的那些违法乱纪行为。
这可是一个很好的设想,但是我认为一个人这样做会经常卷入麻烦;我觉得,一个人这样做,无异于试图开除一个犯了过失的小公务员,而结果他也许会招来人家嘲笑。如是他说事实并非如此,说我的想法是错误的;说那样做从来也不会使任何人被开除;而且,实际上你绝不可以让任何人被开除了;因为你那样做本身就是一次失败;不,我们必须改造那个人——要把他改造过来,要使他成为一个称职有用的人。
“是不是我们必须先去告发那犯了过失的人,再请他的上级不要开除他,只要训斥他一顿,然后仍旧留用他吗?”
“不,我不是那意思;你根本就不要去告发他,因为,如果那样做,他就会有打碎饭碗的危险。你可以做得像是要去告发他——那也只是到了任何其他方法都不起作用的时候。那是极端的例子。那样就是使用威力,而威力是有害的。有效的方法是运用权术,喏,如果一个人富有机智——如果一个人肯运用权术——”
我们在电报局的一个窗口足足站了两分钟,少校一直设法引起一个年轻报务员的注意,几个报务员都只顾逗乐取笑。这时候少校发话了,他唤其中一个报务员接收他的电报。可是他得到的答复是:
“我想您可以等待一会儿,行吗?”这句答话一说完,他们又把玩笑话说开了。
少校说他可以等待,并不赶急。接着,他又拟了一份电报:
西联电报公司经理:
今晚请过来和我共餐。我可以把你某分局如何经营业务的情况说给你听。
稍停,那个不久前说话那么傲慢无礼的年轻人伸出手来接过了电报稿,他刚读完电文,脸色就变了,他开始又是道歉又是解释。他说,如果这份害人的电报发了出去,他就要被辞退,也许永远找不到另一个这样的职位。如果能饶恕他这一次,他以后就再也不做人家会提意见的事情了。少校接受了这一表示让步的请求。
我们走开后,少校说:
“喏,您明白了吗,那就是我运用权术——而且,您明白那是怎样发挥作用的了。一般人总是爱进行恫吓,那种做法没好处——因为那小伙子总是会舌剑唇槍,跟你针锋相对地来上一套,结果你几乎总是会输给他,让自己出丑的。可是,您瞧,权术这玩意儿他是对付不了的。温 和的语言加上权术——这就是我们应当使用的工具。”
“是了,我明白了,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您那样的机会呀。并不是每个人都和西联电报公司经理那样有交 情呀。”
“哦,您误解了我的意思。我并不认识那位经理——我只是为了要运用权术而利用了他一下。这是为了他的好处,也是为了公众的好处。这样做是没害处的。”
我不肯随声附和,只吞吐其词地说:
“可是,说谎也会是正当的,或者高贵的吗?”
他并不注意这句问话中那种委婉含蓄的、自以为是的意味,他只是不动声色、稳重而简单地回答说:
“是呀,有时候是的。为损人而说谎,为利己而说谎,这是不正当的,然而,为了有助于别人而说谎,为了有利于公众而说谎——瞧,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这是一条谁都知道的道理。不必计较所采用的手段怎样:你只要看收到的效果如何。刚才那样一来,那小伙子就会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就会变得循规蹈矩。他是一个要面子的人。像他那样的人是值得挽救的。可不是,即使不是为了他本人,单是为了他母亲,也是值得挽救他的。他肯定有母亲在——还有姊妹们。该死,那些人老是忘了这一点!您可知道,我这辈子从来没参加过决斗——一次也没参加过——虽然像其他人一样,我也曾遇到过挑衅。我每一次都能看到那个人的无辜的老婆和小孩站在他和我之问。他们并没有招谁惹谁——你瞧,我可不能伤了他们的心。”
就是那一天内,他纠正了许多人们的小动作中所表现的陋习 ,但始终没引起摩擦——总是运用巧妙而漂亮的“权术”;事后别人并没感到难堪,而他本人却从那些行动中得到了很大的快乐与满足,最后我不禁羡慕他所下的这一行——心想:如果需要时我也能够很有把握地在言语上偏离开事实,就像我自信经过一些练习 后能够在印刷品的掩护下用笔墨所做到的那样,或许我也要采用这种办法哩。
那天夜晚,很迟的时候我们才离开当地,乘铁路马车①去市区,三个喧闹粗暴的家伙登上了车,开始在一群胆小怕事的乘客中(他们有的是妇女和儿童)左顾右盼,任意地嘲笑,说的都是些污秽轻薄的语言。没一个人敢反抗或者劝阻他们,列车员试图好言以理相喻,但是那些恶棍只顾辱骂和嘲笑他。我很快就看出,少校已经意识到这是属于他所管的事情;显然,他是在盘点自己脑子里储存的权术,正在进行准备。我想,在这个场合,只要是一句玩弄权术的话说出了口,他就会招来劈头盖脸一大堆嘲笑,也许还会导致比这更加难堪的后果;然而,为时已经过晚,我还没来得及悄声劝阻他,他已经开口了。他用平缓而冷静的口气说:
①一种旧式马拉的有轨的车。
“列车员,您必须把这些猪赶下去。让我来帮助您。”
这可是我没料到的。一眨眼工夫,三个恶棍已经向他扑过来。但是他们一个也没能接近他。他挥出了三拳,你真想不到会在拳击场以外看到那样猛烈的打击,只打得那三个人一个也没力气再从倒下的地方站起来。少校拖开了他们,把他们赶下了车,我们的车又继续前进。
我感到惊奇,惊奇的是看到一个温 驯得像头羔羊的人竟然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惊奇的是他显示出那样强大的力量,取得了那样全面的、彻底的胜利;惊奇的是他把整个这件事情做得利落而又有条不紊。由于想到整天里都听到这个“打桩机”侈谈应当怎样进行委婉的劝导和运用温 和的权术,我就觉得现在的情形具有它幽默的一面,于是我想促使他注意到这一点,并且就此说上几句嘲笑的话;然而,我再向他一打量,就知道那样做将是徒劳的——因为他那副怡然自得的神情并不含有丝毫幽默感;他是不会理解我的话的。我们下车后,我说:
“那可是一套精彩的权术呀——实际上是三套精彩的权术。”
“那个吗?那不是什么权术。您根本没弄懂。权术完全是另一码事。对那种人你不能运用权术;他们对权术不会理解。不,那不是权术,那是威力。”
“瞧您提到了它,我……可不是,我想您这话大概说对了。”
“说对了?我当然说对了。那就是威力。”
“我也认为,从外表上看来它是威力。您常常需要用那种方式改造人吗?”
“绝对不是。那种情形极少发生。半年里不会多过一次。”
“那几个人受了伤会复原吗?”
“会复原?这还用说,他们肯定会复原的。他们绝对不会有危险。我知道应该怎样揍,应该接在哪儿。您注意到,我并没接他们颚骨底下。那样会要他们命的。”
我相信这话是实。我说(我认为自己说得挺俏皮),他整天里一直像只羊羔,可是这会儿突然变成一头公羊——一头撞角的公羊;但是他却显得那么恳挚可爱,一本正经地说我讲得不对,说什么撞角羊完全是另一样东西,现在人们已经不再使用它①。他这话叫人听了生气,我差点儿脱口而出,说他像个傻子,一点儿也不会欣赏俏皮话儿——说真的,这句话已经进到舌尖,但是我没说出口,因为知道现在不必急,还是等以后什么时候在电话里说吧。
①在英文中“hsttering ram”的一个意思是“撞角羊”,另一个意思是古代用的一种军器破城槌。
第二天下午,我们出发去波士顿。特等客车吸烟室里已经客满,于是我们走到普通吸烟室里。过道那边顺座上坐着一个态度温 和、样子像农民的老人,他面色苍白,正用一只脚勾住那扇开着的门,想要透点儿新鲜空气。过了不一会儿,一个身材高大的制动手闯进车厢,走到门前停下,恶狠狠地瞪了农民一眼,然后猛地把门一拉,差点儿把老人的皮靴都给带走。接着他又匆匆地赶着张罗他的事情去了。有几个乘客笑起来,老先生露出了一副又羞又恼的可怜神气。
停了不多一会儿,列车员走过,少校拦住他,用习惯的客气态度提出这个问题:
“列车员,如果制动手的举动有不对的地方,乘客该去哪报告?是向您报告吗?”
“如果要告他,您可以到了纽黑文站去告。他做错什么事了?”
少校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列车员好像乐了。他温 和的口气中微含讥嘲地说:
“您的意思好像是说,那个制动手并没说什么。”
“是的,他没说什么。”
“可是您说,他恶狠狠地瞪了一眼。”
“是的。”
“后来就粗鲁地拉开了那扇门。”
“是的。”
“全部经过就是这些,对吗?”
“对,那就是全部经过。”
列车员乐呵呵地笑了,他说:
“好吧,如果您要去告他,那是可以的,可是我不大明白,这究竟算得了什么呢。您会说——我这是根据您说的话猜想的——那个制动手侮辱了这位老先生。那么,他们就会问您,他说了一些什么。您说,他根本什么也没说。那么,我估计他们就会说,既然您自己承认他一句话也没说,那您又怎么能断定那是一次侮辱呢?”
列车员这一席无懈可击的说理,引起了漠漠一片赞许之声 ,这使他感到很高兴——这你可以从他脸上看出来。但是少校并不介意。他说:
“瞧,现在您正好接触到提意见的制度中存在的一个明显的缺点。铁路公司的职员们——不但公众有这种想法,而且看来您也有这种想法——都没注意到;除了口头的侮辱以外,还有其它类型的侮辱。所以,也就没人到总办事处去申诉他受到人家在态度上表示的侮辱,包皮括手势、表情等方式进行的侮辱;然而,这样的侮辱有时候会比任何口头的侮辱更使你难以忍受。它会使你感到非常难堪,因为它并不留下任何实质的东西,可以让你抓住它的把柄;那进行侮辱的人,即使被唤到铁路公司职员面前,也尽可以说他连做梦也没想到要得罪别人。我认为,铁路公司的耶员们必须特别重视,必须迫切要求公民报告那些非言语表示的侮慢态度和无礼举动。”
列车员大笑起来,他说:
“嗳呀,说真的,这样求全责备,未免太认真了吧!”
“可是我认为这并不是过份地认真。我到了纽黑文站,要去报告这件事,而且相信我会由于这样做了而受到感谢。”
列车员好像有点儿不大自在了;的确,他离开的时候,神情显得相当严肃了。我说:
“您总不致于真的为了这件小事去劳神吧?”
“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像这样的事必须随时报告。这是公众的责任,凡是公民,谁都不能规避责任。但是,这件事无需我报告。”
“为什么?”
“我没必要这样做嘛,运用权术就可以解决问题。您瞧着吧。”
过了不多一会儿,列车员又巡视来了;他走到少校跟前时,俯身凑近他说:
“得啦。您不必去告他了。他是向我负责的,如果下次他再敢那样,我会训他的。”
少校的回答是很恳挚的:
“瞧,这正合我的意!您千万别以为我这是出于什么报复心理,实际上并不是那样。这是出于责任心——纯粹是出于一种责任感,完全是这么一回事。我的妻舅是铁路公司的董事,如果他知道:假使您手下的制动手下次再野蛮地侮辱一位根本没招惹他的老先生,您就要劝告那制动手,那我的妻舅会感到高兴的,这一点您可以相信。”
列车员并没像一般人所预料的那样表示高兴,反而显得忧郁不安了。他在一旁站了一会儿,接着说:
“我认为必须现在就对他进行惩处。我要开除他。”
“开除他?那样能带来什么好处?您是不是认为,更聪明的办法还是教他如何更好地对待乘客,以后仍旧留用着他呢?”
“对,这话有道理。您认为应该怎么办?”
“他当着所有这些人侮辱了那位老先生。是不是应该叫他来,当着大伙儿赔礼道歉呢?”
“我这就叫他来。而且,我要在这儿声明:如果所有的人都肯像您这样做,也都肯向我报告这一类的事,而不是当时一声不言语走开,事后在背后说铁路公司的坏话,那么,不久情况就会改善。我非常感谢您。”
制动手来道歉了。他走后,少校说:
“喏,您瞧这件事做起来够多么简单容易。普通老百姓会什么事都办不到——董事的舅子要怎么做都能行。”
“可是,您真有一位当董事的舅子吗?”
“永远说有这么一位。当公众的利益需要的时候,我永远说有这么一位。在所有的董事会里——在所有的地方,我都有一位舅子。这样就省了我一大堆麻烦。”
“这可是十分广泛的亲戚关系。”
“是呀。像他们这样的人我有三百个以上。”
“难道列车员就不会怀疑这种关系了吗?”
“这种情形我还没遇到过。一句话也不假——我从来没遇到过。”
“为什么您不随他去处理,随他去把那个制动手开除了,反而使用那怀柔的办法呢?您瞧,他这样的人是罪有应得呀。”
少校回答时,那口气里的确稍许含有一种不耐烦的意味:
“如果您能静下来,稍许思考一下,您就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了。难道制动手是条狗,只能用对待狗的方法去对待他不成?他是一个人,需要像人那样去谋生呀。再说,他总有姊妹,或者母亲,或者妻子儿女,要他去养活。永远是这样的情形——这是毫无例外的。如果你剥夺了他的生计,那你也剥夺了那些人的生计——可是,他们哪点儿招你惹你了?根本没有呀。开除了一个举动无礼的制动手,另去雇一个跟他完全相同的,那好处又在哪里呢?这种做法是不明智的。难道您没认识到,先对这个制动手进行改造,然后留用着他,那才是一个合理的办法吗?肯定是的。”
接着他就用赞赏的口气叙述统一铁路公司某区段一位监督的故事,说有一次一个人已有两年经验的扳闸工疏忽大意,让一列火车出了轨,死了几个人。群众十分忿怒,去要求开除那个板闸工,但是监督说:
“不,诸位错了。他这一来得到教训,此后再不会让车出轨 了。他变得比以前倍加顶用了。我要留用他。”
此后,在那次旅游中,我们只遇到一件不寻常的事。在哈特福德站和斯普林菲尔德站之间,火车上的侍应生抱着许多广告印刷品,高声吆喝着跑进来,把一册样本落在了一个正在酣睡的先生膝上,一下子惊醒了他。那人十分恼怒,和他两个朋友气忿不平地诉说这件冒犯了他的事。他们把特等客车里的列车员唤了来,向他叙述这件事,一定要开除这孩子。那三个进行控诉的乘客都是霍利奥克的富商;显然,列车员对他们望而生畏。他试图平息他们的怒气,向他们解释说,那孩子并不归他管,而是属于一家报刊公司的;然而,他怎么劝解也没用。
这时候少校自告奋勇提出证明,为孩子进行辩护。他说:
“事情的经过我都看在眼里。诸位并没存心夸大,但是结果仍然言过其实。那孩子所做的,只不过是所有火车上待应生所做的,如果你们要他此后举动更稳重,态度更和蔼,那我也同意你们的观点,并且准备帮你们说话,但是,如果不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就要把他开除,那是不公道的。”
但是他们很气忿,都不肯听取妥协的办法。他们说熟识波士顿-奥尔巴尼铁路公司的总经理,明天宁可暂时摆开了其他的事,一定要先去波士顿解决侍应生的问题。
少校说他也去那里,要尽自己的一切力量救那个侍应生。有一位先生向他打量了一下,说:
“看来,这件事要取决于谁能对总经理施加最大的影响了。您是跟布利斯先生有私交 的吗?”
少校声色不动地说:
“是的;他是我舅舅。”
这下取得的效果是令人满意的。窘促的沉默持续了一两分钟;接着几位当事人就开始在谈话中“留有余地”,都含浑其词地承认自己过于火躁偏激,不久一切趋于平静友好,彼此间显得相当融洽,终于决定丢开了这件事不提,让那个侍应生保住他的饭碗。
结果不出我所料:铁路公司总经理根本不是少校的舅舅——少校这一天只是在火车上利用了他一次。
在归途中,我们没遇到什么值得记述的事。也许那是因为我们乘的是夜车,一路上我们都在睡觉。
星期六晚上我们离开纽约,取道宾夕法尼亚州铁路。第二天清晨早餐后,我们走进特等客车,但是发现那儿很冷清沉闷。车厢里只寥寥几个人,没有任何活动。于是我们步入那节车厢的小吸烟室,看见那儿坐着三位绅士。其中两个人正在抱怨铁路公司所订的一条规则——星期日禁止在车上玩牌。原来他们刚才已经开始玩那照说无需禁忌的“大小杰克”纸牌戏,但后来却被阻止了。少校对此表示关切。他对第三位绅士说:
“是您反对他们玩牌吗?”
“根本不是。我是耶鲁大学的教授,虽然相信宗教,但并不是对许多事情都存偏见。”
接着少校就对其他两个人说:
“你们尽可以继续玩下去嘛,先生们;既然这里没人反对。”
其中一个人不肯冒险,但是另一个人说,如果少校愿意跟他玩,他很想再来一次。于是他们俩把一件大衣铺在膝上,开始玩起来。过了不久,特等客车的列车员来了,他粗暴地说:
“喂,喂,先生们,这是不可以的。把纸牌收起来——玩牌是不准许的。”
少校正在洗牌。他只顾洗着,一面说:
“禁止玩牌,这是奉了谁的命令?”
“是我的命令。我禁止玩牌。”
这时候开始发牌了。少校问:
“这主意是您想出来的吗?”
“什么主意?”
“星期日禁止玩牌这个主意呀。”
“不——当然不是。”
“是谁想出来的呢?”
“是公司。”
“那么,这根本不是您的命令,而是公司的命令。对吗?”
“对。可是,你们仍旧不停止玩牌,那我必须强迫你们立刻停止了。”
“急躁办事不会带来什么好处,它常常只会造成很大损失。是谁授权给公司颁行这样一道命令的?”
“我的好先生,那和我没关系,再说……”
“可是您忘了,它关系到的不只是您。它可能是一件对我关系重大的事。的确,它是一件对我十分重大的事。我不能破坏了我国的一条法规,同时不让自己蒙上耻辱;我也不能容许任何人或者公司利用非法的规章来妨碍我的自由 (这一点也是铁路公司一向试图做到的),同时不玷污了我的公民权利。所以,现在让我再回到刚才那个问题上:公司究竟是根据谁授的权颁行这道命令的?”
“这我可不知道。这是他们的事。”
“也是我的事。我怀疑公司拥有什么权利公布这样一条规章。这条铁路要经过好几个州。您知道我们现在是在哪一个州里,那个州在这方面制定的又是什么法律吗?”
“它的法律跟我不相干,可是公司的命令我必须执行,我的职责就是禁止这样玩牌,先生们,它必须受到禁止。”
“也许是这情况;然而,办事情还是不必急躁的好。在一般旅馆里,他们都把一些规则张贴在屋子里,但是照例要援引该州的法律条文,作为那些要求的根据。我看这儿并没张贴这类文告嘛。请您出示您的凭证,然后可以让我们作出决定,因为,您总可以看到,人家玩牌的兴致都叫您给破坏了。”
“我没这一类的凭证,但是我奉了命令,单凭这一点就够了。命令必须服从。”
“咱们别轻易作出结论。更好还是让咱们平心静气,仔细地探讨一下这件事情,看咱们究竟坚持的是什么原则,以免任何一方犯了错误——因为,剥夺美国公民的自由 ,这件事看来远比您和铁路公司想像的更为严重,在剥夺他人自由 者能证明他有权这样做之前,我不容许他当着我这样肆无忌惮,再说……”
“我的好先生,您到底要不要放下纸牌?”
“这件事也许不会耽搁多久。但要看情形而定。您说这命令必须遵守。必须。这是一个强硬的措词。您自己可以意会,它有多么强硬。当然,一个明白事理的公司,不会既授权您执行这样严厉的命令,又不制定一个处罚违反规章者的办法。那样它就会变成一纸空文,只会惹得人家好笑。对违反这条规章的应当怎样处罚?”
“处罚?我从来没听说过什么处罚。”
“不用说,这您肯定是闹错了。您的公司会命令您上这儿来,很粗鲁地打断一场无需禁忌的娱乐,但并不教您在执行这道命令时应当采取的手段吗?难道您不认为这种做法是荒谬可笑的吗?如果乘客拒绝遵守这条命令,那您又打算怎样对付他们?您打算抢走他们的纸牌吗?”
“不。”
“您打算到了下一站把违反规章的赶下车吗?”
“这个,不——我们当然不能这样做,如果他有车票。”
“您把他送交 法院吗?”
列车员无言对答,显然感到为难了。少校又开始发牌,他接着说:
“您瞧,您毫无办法,公司让您处于很狼狈的境地。您接受了一道狂妄的命令,您虚张声势,要去执行,可是,等到把这件事仔细一分析,您就发现自己根本没办法强迫人家服从。”
列车员端着架子说:
“先生们,你们已经听到那道命令,我已经尽了自己的责任。至于是不是遵守它,那你们就瞧着办吧。”说完这话,他转身要走。”
“可是,等一等。这件事还没完。您说已经尽了自己的责任,我认为您这话说错了;即使您真的已经尽了自己的责任,那么我还有一项责任要尽哩。”
“您这是什么意思?”
“您是不是准备到了匹兹堡站,去总办事处告我违反了规章?”
“不是的。那样会有什么好处呢?”
“您必须去告我,否则我就要去告您。”
“告我什么呀?”
“告您不禁止这次玩牌,没遵守公司的命令。作为一个公民,我有责任协助铁路公司监督它的职工照章办事。”
“您这话是认真的吗?”
“是的,是认真的。我觉得您做人并没错儿,可是我认为,作为一个工作人员,您这样做事做得不对——您没执行那道命令;如果您不去告我,我一定去告您。我要去告。”
列车员显得迷茫不解了,他沉思了一会儿,后来突然激动地说:
“这倒像是我在找麻烦嘛!完全是一篇胡 涂账;瞧我都被闹昏了;这可是从来没遇到的事情;人家一向依着你,从来不说一句话,所以我也就从来没注意到,那道没处罚办法的愚蠢的命令有多么荒谬可笑。我不要告任何人,我也没要被任何人告——瞧,那样会给我招来无穷的麻烦!现在你们就继续玩牌吧——如果高兴的话,就玩上一整天吧——咱们再别为了这种事情找麻烦了!”
“不,我只是为了要维护这位先生的权利,才坐在此地——现在他可以回到自己的位子上来了。但是,您在离开这儿之前,是不是可以告诉我,您认为公司制订这条规章是为了什么吗?您能为这件事想出一个借口——我意思是说,一个合理的借口——一个至少表面上不是愚蠢的借口、一个不像是白痴想出来的主意吗?”
“这个,我当然能够。问到为什么要制订它,那道理很明白。那是为了不要伤害了其他乘客的感情——我意思是说乘客中那些虔信宗教的人。星期天在车上玩牌,亵渎了安息日,那会使他们不高兴的。”
“我本来也有同样的想法。可是,他们愿意自己在星期日旅行,亵渎安息日,却不愿意别人……”
“我的老天爷,您这可说到了点子上!以前我就从来没想到这一点。事实是,如果你开始仔细分析。下,就知道它是一条愚蠢的规章。”
就在这当儿,另一节车上的列车员走过来,打算很专横地禁止玩牌,可是特等客车的列车员拦住他,把他拉到一边,向他解释。此后再听不到他们谈起这件事了。
我在芝加哥卧病了十一天,结果没能看到博览会,因为,刚刚能够上路,我已经需要立即启程回东方去了。在我们出发的前一天,为了让我有个宽敞的地方,可以睡得舒服一些,少校已经订了一间卧车特别包皮厢;可是我们抵达车站时才知道,由于调配员一时疏忽,我们的那节车没被挂上。列车员给我们留下了一对卧铺——他说,这样办他已经尽了最大的力了。可是少校说,我们并不赶急,尽可以等着把那节车给挂上。列车员和颜悦色,但是含嘲带讽地说:
“也许,像您所说的,你们并不赶急,可是我们却非赶急不可呀。来,上车吧,先生们,上车去吧——别让我们尽等着啦。”
可是少校非但不肯上车,也不许我上去。他要乘他所订的车,说他非那样不行。这一来那个急得直冒汗的列车员可不耐烦了,他说:
“我们这样做,已经尽了最大的力——我们没法做那不可能做到的事。你们要么就是用这套卧铺,要么就索性不用它吧。由于出了一个差误,现在时间太晚,已经来不及纠正,只好将就点儿,就这样凑合一下吧。别的乘客都是这样。”
“咳,您瞧,事情就坏在这里。如果他们也都要维护自己的权利,并且坚持到底,现在你们就不会这样满不在乎地试图践踏我的权利了。我根本没意思要给你们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但是我有责任保护下面一位乘客不再这样受骗。所以我一定要乘我订的车。否则我就要在芝加哥待下去,控诉你们公司破坏了合同。”
“控诉我们的公司?——单单为了这样一件事!”
“当然。”
“您真的要这样做吗?”
“可不是,我就是要这样做。”
列车员向少校怀疑地打量了一会儿,然后说:
“这可把我闹胡 涂了——这可是新鲜花样——我以前从来没碰到过这样的事儿。可是,我完全相信,这样的事您会做出来的。这么着,我找站长去。”
站长刚来到的时候十分恼怒——恼的是少校,而不是那个造成差误的人。他态度相当粗暴,也像列车员开始那样;但是他怎么也没法说服这位措词委婉的炮手,后者仍旧坚持要乘他所订的车。但是,事情很明显,在这种情形下只有一方能占上风,而结果占上风的一方当然是少校。站长只好收起恼怒的神情,装出和蔼的样子,甚至多少表示了歉意。这给和解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于是少校作出妥协。他说情愿放弃已订的特别包皮厢,但必须有另一间包皮厢。经过一番寻觅,终于找到一间特别包皮厢,那包皮厢的主人是个好说话儿的,肯用他的包皮厢调换我们的卧铺,我们终于出发。那天晚上列车员来看我们,他亲切客气,十分殷勤,和我谈了很久,最后我们结成好友。他说希望公众会更常常给他们多添一些麻烦——因为那样只会产生有益的影响。他说,旅客不能指望铁路公司尽他们的一切责任,除非他们自己也多少关心那些事情。
我希望我们已经结束了这次旅程中移风易俗的工作,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第二天早晨,少校在餐车里要一客烤鸡。侍者说:
“菜单上没这道菜,先生;我们只供应菜单上有的。”
“瞧那位先生在吃烤鸡。”
“对,可是那情形不同呀。他是一位铁路公司监督。”
“那我就更非要烤鸡不可。我不喜欢这种有区别的待遇。请您赶紧去——这就给我来一客烤鸡。”
侍者把管事的找来了,管事的低声婉言解释,说这件事是不可能办到的——这违反规章,规章是很严格的。
“那么,好吧,您必须一律执行这条规章,或者一律取消这条规章。您必须要么就拿走了那位先生的鸡,要么就给我也来一客。”
管事的惶惑无主,有点儿不知所措了。他开始东拉西扯地辩解,可就在这时候,那个列车员走过来,问发生了什么争执。管事的说,这里有位先生,他定要点一客鸡,可这是绝对违反规章的,而且菜单上也没这菜。列车员说:
“你照章办事嘛——没其他办法。等一等……是这位先生吗?”接着他就大笑起来,说:“别去管你们那些规章吧——这是我给你的忠告,听我的话没错儿;他要什么就给他什么——别让他又在他的权利问题上大发议论啦。他点什么就给他什么吧;如果你们手头没鸡,那么就停下了车去买吧。”
少校吃了鸡,但是说,他之所以这样做,只是出于责任感,为的是要维护一条原则,因为他是不爱吃鸡的。
可不是,我没看到博览会,但是我学到了一些怎样运用权术的手段,将来这些手段也许对我和读者都是方便有用的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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