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节

鲍蒂娅光着脚站在桌旁,细心地择菜。“地板让我的脚很舒服。你不介意我不穿那紧得勒脚的鞋,光着脚走来走去?”

“没事,”考普兰德医生说，“没问题。”

“嗯——我们有很好的甘蓝叶、一些烤玉米面包和咖啡。我准备从生肋肉上切下几小条,给自己煎着吃。”

考普兰德医生的目光跟随着鲍蒂娅。穿着长筒袜的脚在屋子里缓慢地移动,她从墙上取下擦净的平底锅,把火挑足了,洗掉甘蓝叶上的砂子。他张开嘴巴说了什么,又闭上了嘴。

“嗯,你、你丈夫和哥哥有你们自己相处的方式。”他最后说道。

“没错。”

考普兰德医生猛地扳了一下手指,想让关节再次咔咔地响。“你们打算要小孩吗?”

鲍蒂娅没看她的父亲。她生气地把装着甘蓝的平底锅里的水泼出去。“有些事,”她说，“对我来说,完全是由上帝决定的。”

他们没再说别的。鲍蒂娅把晚餐放到炉子上烧,她静静地坐着,长长的手无精打采地垂到两膝间。考普兰德医生把头垂在胸前,像是睡着了。但他并没有睡, 一阵阵紧张的战栗闪过他的面庞。他不得不深呼吸,调整自己的面部。晚餐的香气开始弥漫在闷热的屋子里。在寂静中,碗柜顶上的时钟发出响亮的声音,因为他们 刚才的话题,时钟单调的走针像在说着“小—孩,小—孩”,一遍又一遍。

他总会遇上他们中的一个——在地板上光着身子爬的,打弹子游戏的,甚至在黑暗的街道上你可以看见他抱着一个小姑娘。班尼迪克特·考普兰德,这些男孩都叫这个名。女孩子的名字会叫班妮·迈易或者玛迪本或者班妮迪恩·玛达恩。他算过,至少有十几个孩子的名字随他。

但是在他的全部生命里,他一直在诉说、解释和告诫。他会说,你不能做这个。他会告诉他们,所有不能要第六个或第五个或第九个孩子的理由。我们不需要 更多的孩子,而要为活着的孩子提供更多的机会。他要传授父母的是,如何使黑人种族优生优育。他会用简单的语言告诉他们,几乎总是用同样的方式。多年过去 了,它已经变成了可以熟练吟诵的某种愤怒的诗。

他学习和知晓了每种新理论的发展。他自费将这些工具分发到病人的手中。他是镇上惟一这样思考的医生。他会施与、解释，施与、告知。但是每周还是会有四十次生产。玛迪本或是班妮·迈易。

只有一个意义。只有一个。

他知道他一生的工作背后有一个动力。他一直知道教育他的同胞是他的使命。他会背着包整天走家串户,他和他们无所不谈。

漫长的一天过去,沉重的疲乏感降临到他的身上。但只要他一打开房门,疲乏感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他有汉密尔顿、卡尔·马克思、鲍蒂娅和小威廉姆。还有戴茜。

鲍蒂娅掀开炉子上平底锅的盖子,用叉子搅拌甘蓝。“父亲——”过了一会,她说。

考普兰德医生清清嗓子,在手帕上吐了口痰。他的嗓音又干又涩。“嗯?”

“我们别吵了吧。”

“我们没吵啊。”考普兰德医生说。

“不说话也可以是争吵,”鲍蒂娅说，“我感觉,就算是像这样一言不发地坐着,我们之间也在争论什么。这就是我的感觉。说实话——每次我来看你,我都快被你累死了。我们再也不要以任何形式争吵了,好吗?”

“争吵肯定不是我的意愿。我很抱歉你有这种感觉,女儿。”

她倒了两杯咖啡。一杯不加糖的递给她的父亲,在自己的那份里加了几勺糖。“我很饿,咖啡喝起来一定挺香的。你喝吧,我和你说一件不久前的事。这事完了后,感觉有点可笑,但我们有足够的理由不要笑得太狠。”

“你说,”考普兰德医生说。  

“嗯——前段时间一个长得很帅,穿得很体面的黑人来镇上了。他自称m.f.梅森先生。他说他来自华盛顿特区。每天他都拄着手杖在街上散步,穿着漂亮 的花衬衫。晚上他去‘社会咖啡馆’。他比镇上任何人都吃得好。每天晚上他点一瓶杜松子酒和两块猪排。他对每个人微笑,对女孩子点头哈腰,为每个进进出出的 人开门。一个星期以来,他走到哪儿,都令大家很开心。人们开始好奇这个富有的m.f.梅森先生是谁。不久,他在这混熟了以后,就安顿下来做生意了。”

鲍蒂娅噘着嘴,向咖啡托盘吹气。

“我想你看过报纸上政府‘铁钳’养老计划的消息?”

考普兰德医生点点头,“养老金。”他说。

“嗯——他和这事有关。他是政府的人。华盛顿的总统派他来的,让大家都加入到这个养老计划里。他一家一家地敲门,解释说只要花一块钱加入,每星期再 交二角五，四十五岁后政府每个月会付五十元的生活费。我认识的每个人都为这件事激动得不得了。他送给加入的人一张免费的总统照片,下面还有总统的签名。他 说六个月后,每个成员能得到免费的制服。这个俱乐部就叫‘黑人铁钳大联盟’——两个月后每个成员会得到上面有俱乐部缩写g.l.p.c.p的黄丝带。你知 道,像政府其他组织的缩写那样。他随身带着小小的手册,一家一家地走,每个人都准备加入。他记下他们的名字,拿走了钱。每星期六他来收费。三个星期后,这 个b.f.梅森先生弄了太多的成员,以至于星期六他一个人收不完入会费。他不得不雇人收钱,每三四条街就得有一个人专门收钱。每星期六早晨,我替他在家附 近收那二角五分钱。当然威利开始就入会了,还有赫保埃和我。”

“我在你们家附近很多房子里看到不少总统的照片,我记得有人提到梅森这个名字,” 考普兰德医生说，“他是个贼吧?”

“正是,”鲍蒂娅说，“有人发现了这个b.f.梅森先生的真实情况,他被逮捕了。他们发现他就是亚特兰大本地人,连华盛顿特区的影子都没见过,更别提总统了。所有的钱不是被他藏起来,就是花掉了。威利损失了七块五角钱。”

考普兰德医生很兴奋。“这就是我说的——”

“在阴间,”鲍蒂娅说,“这个人会被放在滚烫的油锅里炸。可现在这事完了后,听起来有点可笑,当然我们有足够的理由不要笑得太狠。”

“每个星期五,黑种人主动爬到十字架上。” 考普兰德医生说。

鲍蒂娅的手抖了,咖啡沿着她手中的托盘淌下来。她舔了舔手胳膊。“你什么意思?”

“我是说我一直在观察。我是说我只要能找到十个黑人——十个我们自己人——有骨气有头脑有勇气的十个人,他们愿意献出一切——”

鲍蒂娅放下咖啡。“我们不要说这些。”

“只要四个黑人,”考普兰德医生说，“四个,就是汉密尔顿、卡尔·马克思、威廉姆和你加起来的这个数目。四个有这些真正的品质和脊梁的黑人——”

“威利、赫保埃和我有脊梁,”鲍蒂娅气恼地说，“这是一个艰难的世界。我觉得我们三个人在努力,过得相当不错。”

他们沉默了片刻。考普兰德医生把眼镜放到桌上,用皱巴巴的指头按摩眼睛。

“你总用那个词——黑人,”鲍蒂娅说，“这个词很伤人。甚至过去常用的黑鬼这个词也比它强点儿。有教养的人——不管是什么肤色——总是用有色人这个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