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如果说白沙瓦让我回忆起喀布尔过去的光景，那么，伊斯兰堡就是喀布尔将来可能成为的城市。街道比白沙瓦的要宽，也更整洁，种着成排的木槿和凤凰树。市集更有秩序，而且也没有那么多行人和黄包车挡道。屋宇也更美观，更摩登，我还见到一些公园，林阴之下有蔷薇和茉莉盛开。
法里德在一条通往玛加拉山的巷道找了个小旅馆。前去的路上，我们经过著名的费萨尔清真寺，世界上最大的清真寺，香火甚旺，耸立着巨大的水泥柱和直插云霄的尖塔。看到清真寺，索拉博神色一振，趴在车窗上，一直看着它，直到法里德开车拐了个弯。
旅馆的房间比我和法里德在喀布尔住过那间好得太多了。被褥很干净，地毯用吸尘器吸过，卫生间没有污迹，里面有洗发水、香皂、刮胡刀、浴缸，有散发着柠檬香味的毛巾。墙上没有血迹。还有，两张单人床前面的柜子上摆着个电视机。
“看！”我对索拉博说。我用手将它打开——没有遥控器，转动旋钮。我调到一个儿童节目，两只毛茸茸的卡通绵羊唱着乌尔都语歌曲。索拉博坐在床上，膝盖抵着胸膛。他看得入迷，绿眼珠反射出电视机里面的影像，前后晃动身子。我想起有一次，我承诺哈桑，在我们长大之后，要给他家里买台彩电。
“我要走了，阿米尔老爷。”法里德说。
“留下过夜吧，”我说，“路途遥远。明天再走。”
“谢谢你。”他说，“但我想今晚就回去。我想念我的孩子。”他走出房间，在门口停下来。“再见，亲爱的索拉博。”他说。他等着回应，但索拉博没理他，自顾摇着身子，屏幕上闪动的图像在他脸上投下银光。
在门外，我给他一个信封。打开之后，他张大了口。
“真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我说，“你帮了我这么多。”
“这里面有多少钱？”法里德有点手足无措。
“将近两干美元。”
“两干……”他说，下唇稍微有点颤抖。稍后，他驶离停车道的时候，揿了两下喇叭，摇摇手。我也朝他招手。再也没有见到他。
我回到旅馆房间，发现索拉博躺在床上，身子弯成弓形。他双眼合上，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睡着了。他关掉了电视。我坐在床上，痛得龇牙咧嘴，抹去额头上的冷汗。我在想，要过多久，起身、坐下、在床上翻身才不会发痛呢？我在想，什么时候才能吃固体食物呢？我在想，我该拿这个躺在床上的受伤的小男孩怎么办？不过我心里已经有了想法。
柜台上有个饮水机。我倒了一玻璃杯水，吞下两片阿曼德的药丸。水是温的，带有苦味。我拉上窗帘，慢慢躺在床上。我觉得自己的胸膛会裂开。等到痛楚稍减、我又能呼吸的时候，我拉过毛毯盖在身上，等着阿曼德的药丸生效。
醒来之后，房间变黑了。窗帘之间露出一线天光，那是即将转入黑夜的紫色斜晖。汗水浸透被褥，我脑袋昏重。我又做梦了，但忘记梦到什么。
我望向索拉博的床，发现它是空的，心里一沉。我叫他的名字，发出的嗓音吓了自己一跳。那真是茫然失措，坐在阴暗的旅馆房间，离家万里，身体伤痕累累，呼唤着一个几天前才遇到的男孩的名字。我又喊了他的名字，没听到回答。我挣扎着起床，查看卫生间，朝外面那条狭窄的走廊望去。他不见了。
我锁上房门，一只手扶在走廊的栏杆上，跌跌撞撞走到大堂的经理办公室。大堂的角落有株满是尘灰的假棕榈树，粉红的火烈鸟在壁纸上飞舞。我在塑料贴面的登记柜台后面，找到正在看报纸的经理。我向他描绘索拉博的样子，问他有没有见到过。他放下报纸，摘掉老花镜。他的头发油腻，整齐的小胡子有些灰白，身上依稀有种我叫不上名字的热带水果味道。
“男孩嘛，他们总喜欢出去玩。”他叹气说，“我有三个男孩，他们整天都跑得不见踪影，给他们母亲惹麻烦。”他用报纸扇风，看着我的下巴。
“我认为他不是出去玩，”我说，“我们不是本地人，我担心他会迷路。”他摇摇头：“你应该看好那个男孩，先生。”
“我知道，”我说，“但我睡着了，醒来他已经不见了。”
“男孩应该多加关心的，你知道。”
“是的。”我说，血气上涌。他怎么可以对我的焦急如此无动于衷？他把报纸交在另外一只手上，继续扇风，“他们现在想要自行车。”
“谁？”
“我的孩子。”他说，“他们总在说：”爸爸，爸爸，请给我们买自行车，我们不会给你带来麻烦。求求你，爸爸。‘“他哼笑一声，”自行车。他们的母亲会杀了我，我敢向你保证。“
我想像着索拉博横尸街头，或者在某辆轿车的后厢里面，手脚被绑，嘴巴被塞住。我不想他死在我手里，不想他也因我而死。“麻烦你……”我说，皱起眉头，看见他那件短袖蓝色棉衬衫翻领上的商标，“费亚兹先生，你见过他吗？”
“那个男孩？”我强忍怒火：“对，那个男孩！那个跟我一起来的男孩。以真主的名义，你见过他吗？”
扇风停止。他眼睛一缩：“别跟我来这套，老弟，把他弄丢的不是我。”虽然他说得没错，但不能平息我的怒火。“你对，我错了，是我的错。那么，
你见过他吗？”
“对不起。”他强硬地说，戴上眼镜，打开报纸，“我没见过这样的男孩。”我在柜台站了一会，抑制自己别发火。我走出大厅的时候，他说：“有没有
想过他会去什么地方？”
“没有。”我说。我感到疲惫，又累又怕。
“他有什么爱好吗？”他说，我看见他把报纸收起来。“比如说我的孩子，他们无论如何总是要看美国动作片，特别是那个阿诺什么辛格演的……”
“清真寺！”我说，“大清真寺。”我记得我们路过的时候，清真寺让索拉博从委靡中振奋起来，记得他趴在车窗望着它的样子。
“费萨尔？”
“是的，你能送我去吗？”
“你知不知道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清真寺？”他问。
“不知道，可是……”
“光是它的院子就可以容下四万人。”
“你能送我到那边去吗？”
“那儿距这里还不到一公里。”他说，不过他已经从柜台站起来。
“我会付你车钱。”
他叹气，摇摇头，“在这里等着。”他走进里间，出来的时候换了一副眼镜，手里拿着串钥匙，有个披着橙色纱丽的矮胖女人跟在身后。她坐上他在柜台后面的位子。“我不会收你的钱。”他朝我吹着气，“我会载你去，因为我跟你一样，也是个父亲。”
我原以为我们会在城里四处寻找，直到夜幕降临。我以为我会看到自己报警，在费亚兹同情的目光下，给他们描绘索拉博的样子。我以为会听见那个警官疲累冷漠的声音，例行公事的提问。而在那些正式的问题之后，会来个私人的问题：不就是又一个死掉的阿富汗孩子，谁他妈的关心啊？
但我们在离清真寺约莫一百米的地方找到他，坐在车辆停满一半的停车场里面，一片草堆上。费亚兹在那片草堆停下，让我下车。“我得回去。”他说。
“好的。我们会走回去。”我说，“谢谢你，费亚兹先生，真的谢谢。”我走出去的时候，他身子从前座探出来。“我能对你说几句吗？”
“当然。”
在薄暮的黑暗中，他的脸只剩下一对反照出微光的眼镜。“你们阿富汗的事情……这么说吧，你们有点鲁莽。”
我很累，很痛。我的下巴抖动，胸膛和腹部那些该死的伤口像鱼钩在拉我的皮肤。但尽管这样，我还是开始大笑起来。
“我……我说了……”费亚兹在说话，但我那时哈哈大笑，喉头爆发出来的笑声从我缝着线的嘴巴进出来。
“疯掉了。”他说。他踩下油门，车轮在地面打转，尾灯在黯淡的夜光中闪闪发亮。
“你把我吓坏了。”我说。我在他身旁坐下，强忍弯腰带来的剧痛。他望着清真寺。费萨尔清真寺的外观像一顶巨大的帐篷。轿车进进出出，穿着白衣的信徒川流不息。我们默默坐着，我斜倚着树，索拉博挨着我，膝盖抵在胸前。我们听着宣告祈祷开始的钟声，看着那屋宇随日光消退而亮起成千上万的灯光。清真寺在黑暗中像钻石那样闪着光芒。它照亮了夜空，照亮了索拉博的脸庞。
“你去过马扎里沙里夫吗？”索拉博说，下巴放在膝盖上。
“很久以前去过，我不太记得了。”
“我很小的时候，爸爸带我去过那儿，妈妈和莎莎也去了。爸爸在市集给我买了一只猴子。不是真的那种，而是你得把它吹起来的那种。它是棕色的，还打着蝴蝶结。”
“我小时候似乎也有一只。”
“爸爸带我去蓝色清真寺。”索拉博说，“我记得那儿有很多鸽子，在那个回教堂外面，它们不怕人。它们朝我们走来，莎莎给我一小片馕，我喂那些鸟儿。很快，那些鸽子都围在我身边咯咯叫。真好玩。”
“你一定很想念你的父母。”我说。我在想他有没有看到塔利班将他的父母拖到街上。我希望他没有。
“你想念你的父母吗？”他问，把脸颊放在膝盖上，抬眼看着我。
“我想念我的父母吗？嗯，我从没见过我的妈妈。我爸爸几年前死了，是的，我想念他。有时很想。”
“你记得他长什么样子吗？”
我想起爸爸粗壮的脖子，黑色的眼睛，那头不羁的棕发，坐在他大腿上跟坐在树干上一样。“我记得他长什么样子，”我说，“我还记得他身上的味道。”
“我开始忘记他们的面孔，”索拉博说，“这很糟吗？”
“不，”我说，“是时间让你忘记的。”我想起某些东西。我翻开外套的前袋，找出那张哈桑和索拉博的宝丽莱合影，“给你。”
他将相片放在面前几英寸的地方，转了一下，以便让清真寺的灯光照在上面。他久久看着它。我想他也许会哭，但他只是双手拿着照片，拇指在它上面抚摸着。我想起一句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看来的话，或者是从别人口里听来的：阿富汗有很多儿童，但没有童年。他伸出手，把它递给我。
“你留着吧，”我说，“它是你的。”
“谢谢你。”他又看了看照片，把它放在背心的口袋里面。一辆马车发着声响驶进停车场。马脖子上挂着很多小铃铛，随着马步叮当作响。
“我最近经常想起清真寺。”索拉博说。
“真的吗？都想些什么呢？”他耸耸肩，“就是想想而已。”他仰起脸，看着我的眼睛。这时，他哭了起来，轻柔地，默默地。“我能问你一些问题吗，阿米尔老爷？”
“当然。”
“真主会不会……”他开始说，语声有点哽咽，“真主会不会因为我对那个人做的事情让我下地狱？”
我伸手去碰他，他身子退缩。我收回手。“不会，当然不会。”我说。我想把他拉近，抱着他，告诉他世界曾经对他不仁，他别无选择。
他的脸扭曲绷紧，试图保持平静：“爸爸常说，甚至连伤害坏人也是不对的。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好的，还因为坏人有时也会变好。”
“不一定的，索拉博。”他疑惑地看着我。
“那个伤害你的人，我认识他很多年。”我说，“我想这个你从我和他的对话中听出来了。我像你这样大的时候，他……他有一次想伤害我，但你父亲救了我。你父亲非常勇敢，他总是替我解决麻烦，为我挺身而出。所以有一天那个坏人伤害了你父亲，他伤得你父亲很重，而我……我不能像你父亲救过我那样救他。”
“为什么人们总是伤害我父亲？”索拉博有点喘着气说，“他从不针对任何人。”
“你说得对。你父亲是个好人。但我想告诉你的是，亲爱的索拉博，这个世界有坏人，有时坏人坏得很彻底，有时你不得不反抗他们。你对那个人所做的，我很多年前就应该对他做的。他是罪有应得，甚至还应该得到更多的报应。”
“你觉得爸爸会对我失望吗？”
“我知道他不会。”我说，“你在喀布尔救了我的命。我知道他会为你感到非常骄傲。”
他用衣袖擦脸，弄破了他嘴唇上挂着的唾液泡泡。他把脸埋在手里，哭了很久才重新说话。“我想念爸爸，也想念妈妈，”他哽咽说，
“我想念莎莎和拉辛汗。但有时我很高兴他们不……他们不在了。”
“为什么？”我碰碰他的手臂，他抽开。
“因为……”他抽泣着说，“因为我不想让他们看到我……我这么脏。”他深吸一口气，然后抽泣着慢慢呼出，“我很脏，浑身是罪。”
“你不脏，索拉博。”我说。
“那些男人……”
“你一点都不脏。”
“……他们对我……那个坏人和其他两个……他们对我……对我做了某些事情。”
“你不脏，你身上没有罪。”我又去碰他的手臂，他抽开。我再伸出手，轻轻地将他拉近。“我不会伤害你，”我低声说，“我保证。”他挣扎了一下，全身放松，让我将他拉近，把头靠在我胸膛上。他小小的身体在我怀里随着每声啜泣抽动。
喝着同样的奶水长大的人之间会有亲情。如今，就在这个男孩痛苦的泪水浸湿我的衣裳时，我看到我们身上也有亲情开始生长出来。在那间房间里面和阿塞夫发生的事情让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不可分开。
我一直在寻找恰当的机会、恰当的时间，问出那个萦绕在我脑里、让我彻夜无眠的问题。我决定现在就问，就在此地，就在此刻，就在照射着我们的真主房间的蓝色灯光之下。
“你愿意到美国去、跟我和我的妻子一起生活吗？”他没有回答，他的泪水流进我的衬衣，我随他去。
整整一个星期，我们两个都没提起我所问过他的，似乎那个问题从来没被说出来。接着某天，我和索拉博坐出租车，前往“达曼尼科”——它的意思是“那座山的边缘”——观景台。它坐落在玛加拉山半腰，可以看到伊斯兰堡的全景，树木夹道的纵横街路，还有白色房子。司机告诉我们，从上面能看到总统的宫殿。
“如果刚下过雨，空气清新，你们甚至能看到拉瓦尔品第[Rawalpindi，伊斯兰堡附近古城].”他说。我从他那边的观后镜，看见他扫视着我和索拉博，来回看个不停。我也看到自己的脸，不像过去那样浮肿，但各处消退中的淤伤在它上面留下黄色的痕迹。
我们坐在橡胶树的阴影里面，野餐区的长椅上。那天很暖和，太阳高悬在澄蓝的天空中，旁边的长椅上坐着几个家庭，在吃土豆饼和炸蔬菜饼。不知何处传来收音机播放印度音乐的声音，我想我在某部旧电影里面听过，也许是《纯洁》[Pakeeza，1971年公映，巴基斯坦电影]吧。一些孩子追逐着足球，他们多数跟索拉博差不多年纪，咯咯发笑，大声叫喊。我想起卡德察区那个恤孤院，想起在察曼的办公室，那只老鼠从我双脚之间穿过。我心口发紧，猛然升起一阵始料不及的怒火，为着我的同胞正在摧毁他们的家园。
“怎么了？”索拉博问。我挤出笑脸，跟他说没什么。我们把一条从旅馆卫生间取来的浴巾铺在野餐桌上，在它上面玩起番吉帕。
在那儿跟我同父异母兄弟的儿子一起玩牌，温暖的阳光照射在我脖子后面，那感觉真好。那首歌结束了，另外一首响起，我没听过。
“看。”索拉博说，他用扑克牌指着天空。我抬头，见到有只苍鹰在一望无垠的天空中翱翔。
“我还不知道伊斯兰堡有老鹰呢。”
“我也不知道。”他说，眼睛看着那只回旋的鸟儿，“你生活的地方有老鹰吗？”
“旧金山？我想有吧，不过我没有见过很多。”
“哦。”他说。我希望他会多问几句，但他又甩出一手牌，问是不是可以吃东西了。我打开纸袋，给他肉丸夹饼。我的午餐是一杯混合的香蕉汁和橙汁——那个星期我租了费亚兹太太的榨汁机。我用吸管吮着，满嘴甜甜的混合果汁。有些从嘴角流出来，索拉博递给我一张纸巾，看着我擦嘴唇。我朝他微笑，他也微笑。
“你父亲跟我是兄弟。”我说，自然而然地。在我们坐在清真寺附近那晚，我本来打算告诉他，但终究没说出口。可是他有权利知道，我不想再隐瞒什么事情了。“同父异母，真的。我们有共同的爸爸。”
索拉博不再吃东西了，把夹饼放下，“爸爸没说过他有兄弟。”
“那是因为他不知道。”
“他为什么不知道？”
“没人告诉他，”我说，“也没人告诉我。我最近才发现。”索拉博眨眼，好像那是他第一次看着我，第一次真正看着我。“可是人们为什么瞒着爸爸和你呢？”
“你知道吗，那天我也问了这个问题。那儿有个答案，但不是个好答案。让我们这么说吧，人们瞒着我们，因为你父亲和我……我们不应该被当成兄弟。”
“因为他是哈扎拉人吗？”我强迫自己看着他：“是的。”
“你父亲，”他眼睛看着食物，说，“你父亲爱你和爱我爸爸一样多吗？”
我想起很久以前，有一天我们在喀尔卡湖，哈桑的石头比我多跳了几下，爸爸情不自禁拍着哈桑的后背。我想起爸爸在病房里，看着人们揭开哈桑唇上的绷带，喜形于色。“我想他对我们的爱是一样的，但方式不同。”
“他为我爸爸感到羞耻吗？”
“不，”我说，“我想他为自己感到羞耻。”他捡起夹饼，默默地吃起来。
我们快傍晚的时候才离开，天气很热，让人疲累，不过疲累得开心。回去的路上，我觉得索拉博一直在观察我。我让司机在某间出售电话卡的商店门口停车。我给他钱还有小费，让他帮我去买电话卡。
那天晚上，我们躺在床上，看着电视上的谈话节目。两个教士胡子花白，穿着白袍，接听世界各地信徒打来的电话。有人从芬兰打来，那家伙叫艾优博，问他十来岁的儿子会不会下地狱，因为他穿的裤子宽大耷拉，低得露出内裤的橡皮筋勒带。
“我见过一幅旧金山的照片。”索拉博说。
“真的？”
“那儿有座红色的大桥，和一座屋顶尖尖的建筑。”
“你应该看看那些街道。”我说。
“它们是什么样的？”他现在看着我。电视上，两个毛拉正在交换意见。
“它们很陡，当你开车上坡的时候，你只能见到前面的车顶和天空。”
“听起来真吓人。”他说。他翻过身，脸朝着我，背对着电视。
“刚开始有点吓人，”我说，“不过你会习惯的。”
“那儿下雪吗？”
“不，不过有很多雾。你知道那座你看过的红色大桥吧？”
“是的。”
“有时候，早晨的雾很浓，你只能看到两座尖耸的塔顶。”他惊奇地微笑着：“哦。”
“索拉博？”
“怎么？”
“你有考虑过我之前问你的问题吗？”他的笑容不见了，翻身仰面躺着，十指交叉，放在脑后。毛拉确定了，艾优博的儿子那样穿着裤子是会下地狱的。他们说《圣训》里面有提及。“我想过了。”索拉博说。
“怎么样？”
“我很怕。”
“我知道那有点可怕，”我说，抓住那一丝渺茫的希望，“但你很快就可以学会英语，等你习惯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那也让我害怕。可是……”
“可是什么？”他又翻身朝着我，屈起双膝，“要是你厌倦我怎么办呢？要是你妻子不喜欢我怎么办？”
我从床上挣扎起来，走过我们之间的距离，坐在他身边。“我永远不会厌倦你，索拉博。”我说，“永远不会。这是承诺。你是我的侄儿，记得吗？而亲爱的索拉雅，她是个很好的女人。相信我，她会爱上你的。这也是承诺。”我试探着伸手拉住他的手掌，他稍微有点紧张，但让我拉着。
“我不想再到恤孤院去。”他说。
“我永远不会让那发生。我向你保证。”我双手压住他的手，“跟我一起回家。”
他泪水浸湿了枕头，很长很久默不作声。然后他把手抽回去，点点头。他点头了。
拨到第四次，电话终于接通了。铃声响了三次，她接起电话。“喂？”当时在伊斯兰堡是晚上7点半，加利福尼亚那边差不多是早晨这个时间。那意味着索拉雅已经起床一个小时了，在为去上课做准备。“是我，”我说。我坐在自己的床上，看着索拉博睡觉。
“阿米尔！”她几乎是尖叫，“你还好吗？你在哪儿？”
“我在巴基斯坦。”
“你为什么不早点打电话来？我担心得都生病了！我妈妈每天祷告，还许愿！”
“我很抱歉没打电话。我现在没事了。”我曾经跟她说我会离开一个星期，也许两个星期，但我离开将近一个月了。我微笑。“跟雅米拉阿姨说不要再杀羊了。”
“你说‘没事’是什么意思？你的声音怎么回事？”
“现在别担心这个。我没事，真的。索拉雅，我要告诉你一个故事，一个我早就该告诉你的故事，但我得先告诉你一件事。”
“什么事？”她放低声音说，语气谨慎一些了。
“我不会一个人回家。我会带着一个小男孩。”我顿了顿，说，“我想我们要收养他。”
“什么？”我看看时间：“这张该死的电话卡还剩下四十七分钟，我有很多话要对你说。
找个地方坐下。”我听见椅脚匆匆拖过木地板的声音。
“说吧。”她说。然后我做了结婚十五年来没做过的事：我向妻子坦白了一切事情。一切事情。
我很多次设想过这一刻，害怕这一刻，可是，我说了，我感到胸口有些东西涌起来。我觉得就在提亲那夜，索拉雅跟我说起她的过去，也体验过某种非常相似的感觉。
但这一次，说故事的人是我，她在哭泣。
“你怎么想？”我说。
“我不知道该怎么想，阿米尔。你一下子告诉我太多了。”
“我知道。”我听见她擦鼻子的声音。“但我很清楚地知道的是：你必须把他带回家。我要你这么做。”
“你确定吗？”我说，闭上双眼，微笑起来。
“我确定吗？”她说，“阿米尔，他是你的侄儿，你的家人，所以他也是我的侄儿。我当然确定，你不能任他流落街头。”她停顿了一会，“他性子怎样？”
我望向睡在床上的索拉博：“他很可爱，很严肃那种。”
“谁能怪他呢？”她说，“我想见到他，阿米尔。我真的想。”
“索拉雅？”
“嗯。”
“我爱你。”
“我也爱你。”她说。我听得见她话里的笑意，“小心点。”
“我会的。还有，别告诉你父母他是谁。如果他们想知道，应该让我来说。”
“好的。”我们挂上电话。
伊斯兰堡美国大使馆外面的草坪修剪齐整，点缀着一圈圈花儿，四周是挺直的篱笆。房子本身跟伊斯兰堡很多建筑很相像：白色的平房。我们穿过几个街区，到达那儿，三个不同的安检人员搜我的身，因为我下巴缝着的线弄响了金属探测器。我们最终从热浪中走进去，空调的冷风扑面而来，好像冰水泼在脸上。接待室的秘书是个五十来岁的金发妇女，脸庞瘦削。我自报家门，她微微一笑。她穿着米色的罩衫和黑色的休闲裤——她是我数个星期来见到的第一个没有穿着蒙脸
长袍或者棉袍的女人。她在预约单上查找我的名字，用铅笔带橡皮擦那头敲着办公桌。她找到我的名字，让我坐下。
“你们想来杯柠檬汁吗？”她问。
“我不要，谢谢。”
“你儿子要吗？”
“什么？”
“那个英俊的小绅士，”她说，朝索拉博笑着。
“哦，好的，谢谢你。”索拉博和我坐在黑色的皮沙发上，就在接待柜台对面，挨着一面高高的美国国旗。索拉博从玻璃桌面的咖啡桌挑起一本杂志。他翻阅着，心不在焉地看着图片。
“怎么啦？”索拉博说。
“什么？”
“你在微笑。”
“我在想着你的事情呢。”我说。他露出紧张的微笑。挑起另外一本杂志，还不到三十秒就翻完了。
“别害怕。”我碰碰他的手臂说，“这些人很友善，放松点。”我自己才应该听从这个建议。我在座位上不停挪动身子，解开鞋带，又系上。秘书将一大杯混有冰块的柠檬汁放在咖啡桌上。“请用。”
索拉博羞涩一笑。“非常谢谢。”他用英语说，听起来像“灰常歇歇。”他跟我说过，他只懂得这句英语，还有“祝你今天愉快”。
她笑起来：“别客气。”她走回办公桌，高跟鞋在地板上敲响。
“祝你今天愉快。”索拉博说。雷蒙德·安德鲁个子不高，手掌很小，指甲修剪得很好，无名指上戴着结婚戒指。他草草和我握手，感觉像捏着一只麻雀。这是一双掌握我们命运的手，我想。索拉博和我坐在他的办公桌对面。一张《悲惨世界》的海报钉在安德鲁身后的墙壁上，挨着一张美国地形图。阳光照耀的窗台上有盆番茄藤。
“吸烟吗？”他问，和他瘦弱的身形相比起来，他低沉洪亮的声音显得十分古怪。
“不，谢谢。”我说。安德鲁甚至都没看索拉博一眼，跟我说话的时候眼睛也没看着我，但我不在乎。他拉开办公桌的抽屉，从半包烟里面抽出一根点上。他还从同一个抽屉拿起一瓶液体，一边涂抹在手上，一边看窗台上的番茄藤，香烟斜斜吊在他嘴角。然后他关上抽屉，把手肘放在办公桌上，呼出一口气。“好了，”他说，在烟雾中眨眨他灰色的眼睛，“告诉我你的故事。”
我感觉就像冉·阿让坐在沙威[冉·阿让（jeanValjean）和沙威（javert）都是雨果作品《悲惨世界》中的人物，前者因为偷东西入狱，后者是警察]对面。我提醒自己，我如今在美国的领地上，这个家伙跟我是一边的，他领薪水，就为了帮助我这样的人。“我想收养这个孩子，将他带回美国。”我说。
“告诉我你的故事。”他重复说，用食指把烟灰在整洁的办公桌上压碎，将其扫进烟灰缸。
我把跟索拉雅通电话之后编好的故事告诉他。我前往阿富汗，带回我同父异母兄弟的儿子。我发现这个孩子处境堪忧，在恤孤院中浪费生命。我给恤孤院的负责人一笔钱，将孩子带出来。接着我把他带到巴基斯坦。
“你算是这个孩子的伯伯？”
“是的。”他看看表，侧身转向窗台上的番茄藤，“有人能证明吗？”
“有的，但我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
他转向我，点点头。我试图从他脸上看出他的想法，但一无所获。我在想他这双小手有没有玩过扑克。
“我想，把下巴缝成这样，该不是最近时兴的证词吧。”他说。我们麻烦了，索拉博和我，我顿时明白。我告诉他我在白沙瓦被抢了。
“当然，”他说，清清喉咙，“你是穆斯林吗？”
“是的。”
“虔诚吗？”
“是的。”实际上，我都不记得上次把头磕在地上祷告是什么时候。然后我想起来了：阿曼尼大夫给爸爸看病那天。我跪在祈祷毯上，想起的却只有几段课堂上学到的经文。
“对你的事情有点帮助，但起不了太大作用。”他说，作势在他那蓬松的头发上搔痒。
“你是什么意思？”我问。我拉起索拉博的手，扣着他的手指。索拉博不安地看着我和安德鲁。
“有个长的答案，到了最后我会告诉你。你想先听个短的吗？”
“说吧。”我说。安德鲁将香烟掐灭，抿着嘴，“放弃吧。”
“什么？”
“你提出的收养这个孩子的请求。放弃吧。那是我给你的建议。”
“知道了。”我说，“现在，也许你可以告诉我原因了。”
“那就是说你想听长的答案了？”他语气冷淡地说，对我不快的语气无动于衷。他合起手掌，似乎他正跪在圣母面前。“让我们假设你告诉我的故事是真的，不过我非常怀疑它是假的，或者省略掉一大部分。告诉你一声，我不关心。你在这里，他在这里，这才是要紧的事情。即使这样，你的请求面临着明显的障碍，更何况这个孩子并非孤儿。”
“他当然是。”
“从法律上来讲他不是。”
“他的父母在街上被处决了，邻居都看到。”我说，为我们用英语交谈而高兴。
“你有死亡证明吗？”
“死亡证明？我们在说的是阿富汗，很多人甚至连出生证明都没有。”他明亮的眼睛一眨不眨，“先生，法律不是我制定的。你生气也没用，你还是得证明他的父母确实去世了。这个男孩必须让法律承认他是孤儿。”
“可是……”
“你想要长的答案，我现在正给你呢。你的下一个问题是，你需要这个孩子出生国的合作。现在，就算在最好的情况下，这也很难，还有，引用你说过的，我们在谈论的是阿富汗。我们在喀布尔没有大使馆。这使事情极端复杂，几乎是不可能的。”
“你在说什么？我应该将他扔到街头上吗？”我说。
“我可没那么说。”
“他受过性虐待。”我说，想起索拉博脚踝上的铃铛，他眼睛上的眼影。
“听到这个我很抱歉，”安德鲁张口说，不过他望着我的样子，好像我们一直在谈论天气，“但那不会让移民局给这个小男孩放发签证。”
“你在说什么？”
“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想帮忙，可以捐钱给可靠的慈善组织，或者去难民营当义工。但在现在这样的时刻，我们非常不赞成美国公民收养阿富汗儿童。”
我站起来。“走吧，索拉博。”我用法尔西语说。索拉博倚着我，头靠在我的臀部上。我想起那张宝丽莱照片，他和哈桑就这样站着。“我能问你一些问题吗，安德鲁先生？”
“可以。”
“你有孩子吗？”这下，他第一次眨眼了。
“嗯，你有吗？随便问问而已。”
他默默无语。
“我这么认为，”我说，拉起索拉博的手，“他们应该找个知道想要孩子是什么感觉的人坐你的位置。”我转身离开，索拉博跟着我。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安德鲁喊道。
“说吧。”
“你承诺过这个孩子带他回家吗？”
“要是有又怎样？”他摇摇头，“真是危险的事情，给孩子承诺。”他叹气，又打开抽屉，“你真想要这么做？”他说，翻着文件。
“我真的想这么做。”他抽出一张名片：“那么我建议你找个优秀的移民律师。奥马尔‘费萨尔在伊斯兰堡工作，你可以跟他说我让你去找他。”
我从他那里拿过名片。“谢谢。”我低声说。
“祝你好运。”他说。我们走出房间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安德鲁站在长方形的阳光中，茫然地望着窗外，双手将那盆番茄藤转到阳光下，慈爱地拍打着。
“保重。”我们走过秘书的办公桌时她说。
“你老板应该礼貌一些。”我说。我以为她会转动眼珠，也许点头说“我知道，每个人都那么说”，诸如此类。相反的是，她降低声音：“可怜的雷，自从他女儿死后，他就跟变了个人似的。”
我扬起眉头。
“自杀。”她说。在回旅馆的出租车上，索拉博头靠车窗，望着栋栋后退的房子和成排的橡胶树。他的呼吸模糊了玻璃，擦干净，又模糊了。我等待他问起会谈的情况，但他没问。
浴室的门关上，门后传来水流声。自从我们住进宾馆那天起，索拉博每晚上床之前总要洗很久的澡。在喀布尔，热自来水像父亲一样，是稀缺的产品。现在索拉博每晚几乎要用一个小时洗澡，浸在肥皂水中，不停擦着身体。我坐在床边给索拉雅打电话，看着浴室门下渗出来的光线。你觉得干净了吗，索拉博？
我将雷蒙德跟我说过的告诉索拉雅。“你现在怎么想？”
“我们得认为他错了。”她说她给几家安排国际收养的机构打过电话，她还没发现有考虑收养阿富汗孩子的机构，但她还在找。
“你父母对这个消息怎么看？”
“妈妈很为我们高兴。你知道她对你的感觉，阿米尔，在她眼里，你做什么都不会错。爸爸……嗯，跟过去一样，他有点让人猜不透。他没说太多。“
“你呢？你高兴吗？”我听见她把听筒换到另一只手上。“我想这对你的侄儿来说是好的，但也许他也会给我们带来帮助。”
“我也这么想。”
“我知道这听起来很疯狂，可是我发现自己在想着他最喜欢吃什么菜，或者最喜欢学校里的哪门课。我设想自己在帮他做作业……’‘她哈哈大笑。浴室的水声停止了，我能听到索拉博在那儿，从浴缸爬出来，擦干身体。
“你真是太好了。”我说。
“啊，我差点忘了！我给沙利夫舅舅打过电话！”我记得在我们的婚礼上，他朗诵一首写在酒店信纸上的诗歌。我和索拉雅走向舞台，朝闪光的镜头微笑的时候，他的儿子在我们头顶高举《可兰经》。“他怎么说？”
“嗯，他会帮助我们。他会给他在移民局的朋友打电话。”她说。
“真是个好消息。”我说，“我忍不住想让你快点见到索拉博。”
“我忍不住想快点见到你。”她说。我笑着挂上电话。
几分钟后，索拉博从浴室出来。自从与安德鲁会面之后，他说过的话几乎不超过十来个单词，我每次试图跟他交谈，他总是点点头，或者用一个字回答我。他爬上床，把毯子拉到下巴。没过几分钟，他呼呼睡去。
我抹开水汽迷濛的镜子，用旅馆的旧式刮胡刀刮脸。你得把它打开，然后把刀片装进去。接着我洗澡，躺在浴缸里面，直到冒着汽的热水变冷，让我的皮肤起鸡皮疙瘩。我躺在那儿漂浮着、思索着、想像着……
奥马尔·费萨尔皮肤很暗，矮矮胖胖，脸上有酒窝，黑色的大眼睛，还有和蔼的笑容，露出来的齿缝很大。他稀疏的头发在后面梳成马尾，穿着棕色灯芯绒西装，手肘的位置上有几块毛皮补丁，还带着个鼓鼓的破旧公文包。公文包的提手不见了，所以他将其抱在胸前。他是一见面就笑着说很多话而且过分客套的人，比如说“对不起，我将会在五点在那儿”之类的。我打电话给他，听到他的笑声，他执意要出来会晤我们。“很抱歉，这个城市里面的出租车跟鲨鱼一样，”他的英语说得很棒，没有任何口音，“一旦嗅到外国人的味道，就会多要三倍车费。”
他推开门，脸带微笑，道歉连连，稍微有点喘气和流汗。他用手帕擦额头，打开公文包，乱翻着找记事本，为把文件扔得满床都是不停道歉。索拉博盘膝坐在床上，一边看着消掉声音的电视，一边看着那个手忙脚乱的律师。那天早晨我跟他说过费萨尔要来，他点点头，似乎想问些什么，但只是走开去看一个有动物在说话的电视节目。
“找到了。”费萨尔说，翻开一本黄色的法律记事本。“就安排事物的能力而言，我希望我的孩子像他们的妈妈。很抱歉，也许这不是你所想要从你未来的律师口里听到的，对吧？”他哈哈大笑。
“嗯，雷蒙德·安德鲁对你评价很高。”
“安德鲁先生。是的，是的，那个家伙人很好。实际上，他打过电话给我，把你的事情告诉我了。”
“真的吗？”
“哦，是的。”
“那么你清楚我的情况了。”费萨尔擦去唇边的汗水。“我清楚你告诉安德鲁先生的情况。”他说，脸上出现两个酒窝，泛起狡狺的微笑。他转向索拉博。“肯定就是这个少年惹起所有的麻烦吧？”他用法尔西语说。
“这是索拉博。”我说，“索拉博，他是费萨尔先生，我跟你说过的那个律师。”
索拉博从他的床上滑下来，跟费萨尔握手。“你好。”他低声说。
“你好，索拉博。”费萨尔说，“你知道自己的名字来自一个了不起的战士吗？”
索拉博点点头，爬回床上，继续侧身躺着看电视。
“我不知道你的法尔西语说得这么好，”我用英语说，“你在喀布尔长大吗？”
“不是，我在卡拉奇[Karachi，巴基斯坦南部城市]出生，但在喀布尔生活了好几年。沙里诺区，靠近哈吉雅霍清真寺。”费萨尔说。“实际上，我在伯克利[Berkeley，美国加州城市]长大。1960年代后期，我爸爸在那儿开了间唱片店。自由恋爱，染了领带的衬衫，你叫得出来的全都有。”他身体前倾，“我去过伍德斯托克音乐节[Woodstock，位于纽约州东南，每年8月举办民谣和摇滚音乐节].”
“太帅了！”我说。费萨尔哈哈大笑，又开始冒汗珠了。“反正，”我继续说，“我跟安德鲁先生说得差不多了，省略掉一两件事，也许三件。我会完完整整告诉你。”
他舔了一根手指，翻到空白页，把笔帽打开。“那最好了，阿米尔。我们何不用英语交谈，免得外面的人听到？”
“好的。”我把发生过的一切统统告诉他：我跟拉辛汗的会面、前往喀布尔、恤孤院、伽兹体育馆的掷石头。
“天！”他低声惊呼，“很抱歉，我在喀布尔有很多美好的回忆。很难相信你刚才告诉我的竟然是同一个地方。”
“你后来回去过吗？”
“天，没有。”
“我会告诉你，那儿不是伯克利。”我说。
“继续。”我把剩下的都告诉他了：跟阿塞夫见面、搏斗、索拉博和他的弹弓、逃回巴基斯坦。当我说完，他飞快地写下一些东西，深深呼吸，镇定地看了我一眼：“好了，阿米尔，你前面有场艰苦的战斗。”
“我能打赢吗？”他把笔帽装上。“就安德鲁的语气判断，希望渺茫。不是不可能，但是机会很小。”和蔼的笑容和戏谑的眼神不见了。
“可是像索拉博这样的孩子最需要有个家，”我说，“这些规章制度对我来说毫无意义。”
“我也心有戚戚，阿米尔。”他说，“但事实是，就当前的移民法、收养机构政策和阿富汗的政治局势看来，你的情况很不妙。”
“我真不理解，”我说，想找个东西揍一顿，“我是说，我明白，但是我不理解。”
奥马尔点头，双眉紧锁。“好了，就这样。灾难之后，不管天灾还是人祸——塔利班真是一场大灾难，阿米尔，相信我——一个孩子是否孤儿，总是很难判断。孩子们被遗弃在难民营，或者被双亲抛弃，因为他们无法加以照料。这些情况向来都有。所以除非孩子满足孤儿的法律定义，否则移民局不会放发签证。我很抱歉，我知道这听起来很荒唐，但你需要一纸死亡证书。”
“你在阿富汗住过，”我说，“你知道这事的可能性有多大。”
“我知道，”他说，“但让我们假设现在这个孩子父母双亡的情况弄清楚了。即使那样，移民局会认为，最好由该国的人来收养这个孩子，以便他能保持本国的文化传统。”
“什么传统？”我说，“阿富汗有过的文化传统被塔利班毁掉了。你知道他们怎么对待巴米扬的大佛。”
“很抱歉，我在告诉你的是移民局怎么工作，阿米尔。”奥马尔说，碰碰我的手臂。他望向索拉博，露出微笑，然后看着我。“说到这里，一个孩子必须根据他自己国家的法规被合法地收养。但假如你碰到一个乱糟糟的国家，比如说阿富汗，政府官员会忙于处理各种突发事件，处理收养事宜不会得到优先考虑。”
我叹气，揉揉眼睛。眼睛后面突突发痛。
“但是让我们假设不管怎样，阿富汗人肯帮忙。”奥马尔说，双手交叉放在隆起的肚子上，“这次收养仍有可能被拒绝。实际上，就算是那些较为温和的穆斯林国家，对收养也不无疑虑，因为在多数这些国家中，穆斯林教法不赞同收养。”
“你是在叫我放弃？”我问，用手压着额头。
“我在美国长大，阿米尔。如果说美国让我学到什么东西，那就是，认输简直就像在女童军[GirlScouts，美国女童军是世界上最大的专门服务于女孩的组织，成员多为成年义工，旨在帮助女孩提高使她们终身受益的素质]的柠檬水罐里面撒尿一样不可原谅。可是，身为你的律师，我必须把事实告诉你。”他说，
“最后一点，收养机构会定期派人前去评估那个孩子所处的环境，而没有正常的机构会派人去阿富汗。”
我看见索拉博坐在那儿，看着电视和我们。他的坐姿跟他父亲过去一样，膝盖抵着下巴。
“我是他伯父，难道这没有用吗？”
“如果你能证明，它会起作用。很抱歉，你有什么证明文件或者什么证人吗？”
“没有文件，”我用虚脱的声音说，“没有人知道这回事。索拉博也是我说了他才知道的，而我自己也是最近才发现这个秘密。惟一知道的那个人已经走了，也许死了。”
“嗯。”
“我该怎么办，奥马尔？”
“我会坦诚相告，你的选择不多。”
“天哪，我能做什么？”奥马尔吸气，用钢笔敲打下巴，然后把气呼出来。“你还是填一份收养申请表，期待最好的结果。你可以做独立的收养。也就是说，你得和索拉博一起生活在巴基斯坦，日复一日，挨过两年，你可以替他申请政治庇护。那是个漫长的过程，你得证明他受到政治迫害。你也可以申请人道主义签证。那得由检察总长审核，很难得到。”他顿了顿，“还有个选择，也许是你最好的办法了。”
“什么？”我靠近身体问。
“你可以把他重新送进这儿的恤孤院，然后填收养申请表。让他们审核你的I一600表格和你的家庭，把孩子留在安全的地方。”
“那是什么？”
“很抱歉，I一600表格是移民局的官方文件。家庭评估由你选择的收养机构执行。”奥马尔说，“你知道，那是要确保你和你的妻子没有精神病。”
“我不想那么做。”我说，看了一眼索拉博，“我答应过他，不再让他进恤孤院。”
“正如我所说的，那是你最好的选择。”我们又谈了一会，然后我送他上车，一辆旧大众甲壳虫。当时伊斯兰堡巳近黄昏，一轮红日挂在西边。奥马尔不知道使了什么法子，居然能挤到车里去，我看见他上车的时候车身一沉。他摇下车窗：“阿米尔？”
“嗯？”
“我刚才跟你说过吗？你正在努力争取的事情很了不起。”他招招手，把车驶离。我站在宾馆房间门外，也朝他挥手。我希望索拉雅在身边陪着我。
我回到房间的时候，索拉博已经关掉电视了。我坐在自己的床沿，让他挨着我坐下。“费萨尔先生说有个办法可以让我把你带去美国。”我说。
“真的吗？”他好几天来第一次露出微弱的笑容，“我们什么时候能走？”
“嗯，事情是这样的。可能需要一段时间，但他说可以做到，而且他会帮助我们。”我把手放在他脖子后面。外面，召唤人们祷告的钟声。响彻大街小巷。
“多久？”索拉博问。
“我不知道，一阵吧。”
索拉博耸耸肩，微笑着，这次笑得更灿烂了：“我不在乎，我能等。那就像酸苹果。”
“酸苹果？”
“有一次，我很小的时候，我爬上一棵树，吃那些青青的酸苹果。我的小腹变得又肿又硬，像鼓那样，痛得厉害。妈妈说只要我等到苹果熟透，就不会生病了。所以现在，无论我真正想要什么，我都会想起她说过的关于苹果的话。”
“酸苹果，”我说，“安拉保佑，你是我见过最聪明的孩子，亲爱的索拉博。”他的耳朵红了起来。
“绝对是。”我说，“绝对是。”
“我们会开车到那些街上去吗？那些你只能看见车顶和天空的街道？”
“我们每一条都去。”我说，眼泪涌上来，我眨眼强行忍住。
“英语难学吗？”
“我敢说，不用一年，你就可以说得跟法尔西语一样流利。”
“真的吗？”
“是的，”我伸了一根手指在他下巴，把他的脸转过来，“还有一件事，索拉博。”
“什么事？”
“嗯，费萨尔先生那会很有帮助，如果我们……如果我们能让你在一间为孩子准备的房子待上一阵。”
“为孩子准备的房间？”他的笑容消失了，“你是说孤儿院吗？”
“只是待上一阵。”
“不，”他说，“别这样，求求你。”
“索拉博，那只是很短的时间，我保证。”
“你向我保证过永远不让我去那些地方，阿米尔老爷。”他说。他声音颤抖，泪如泉涌。我一阵心痛。
“那不同的。就在这儿，在伊斯兰堡，不是在喀布尔。我会每天去探望你，直到我们能够离开，把你带去美国。”
“求求你！求求你！别这样！”他哽咽着，“我很怕那些地方。他们伤害我！我不想去。”
“没有人会伤害你。再也不会了。”
“他们会的！他们总是说他们不会，但他们说谎！他们说谎！求求你，真主啊！”
我用拇指抹去他脸上的泪痕。“酸苹果，记得吗？这就像一个酸苹果。”我轻声说。
“不，它不是。不要那些地方。天，天啦！求求你，别这样！”他浑身颤抖，涕泗俱下。
“嘘。”我把他拉近，抱着他颤抖的身体。“嘘。会没事的。我们会一起回家。你会看到的，没事的。”
他的声音被我的胸膛闷住，但我能听到话里的痛苦。“求求你答应我你不会这么做！天啊，阿米尔老爷！求求你答应我你不会！”
我如何能答应呢？我抱着他，紧紧抱着，前后摇晃。他的泪水滴进我的衣裳，直到泪流干了，直到不再颤抖了，直到惊恐的哀求变成听不清的喃喃自语。我等着，摇着他，直到他呼吸缓下来，身体松弛。我想起曾经从某个地方看来的一句话：孩子们就是这样对付恐惧：他们睡觉。
我抱他上床，把他放下。然后我躺在自己床上，望着窗外伊斯兰堡上方紫色的天空。
电话将我惊醒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我揉揉眼睛，旋开床头灯。刚过晚上10点半，我睡了将近三个小时。我拿起话筒。“喂？”
“美国打来的电话。”费亚兹先生的声音。
“谢谢。”我说。浴室的灯光亮着，索拉博又在洗澡了。电话传来两声按键声，然后是索拉雅的声音。“你好！”她声音振奋。
“嗨。”
“你跟那个律师谈得怎样？”我把费萨尔的建议告诉她。“好了，你可以忘了它，”她说，“我们不用那么做。”
我坐起来。“什么？为什么？怎么回事？”
“我接到沙利夫舅舅的回电了。他说关键是把索拉博送进这个国家。只要他进来，就有很多把他留下的办法。所以他给几个在移民局的朋友打了电话。他今晚给我回电，说他很有把握能替索拉博争取到人道主义签证。”
“不是开玩笑吧？”我说，“啊，谢谢真主！亲爱的沙利夫太好了！”
“我知道。不管怎样，我们可以当保证人。一切会很快的。他说那种签证有效期一年，足够我们申请收养请求了。”
“这样最好了，索拉雅。对吧？”
“看起来是的。”她说。她的声音很快乐。我说我爱她，她说她也爱我。我们挂上电话。
“索拉博！”我喊道，从床上起来，“我有个好消息。”我敲着浴室的门，“索拉博！亲爱的索拉雅刚才从加利福尼亚打电话来。我们不用把你放到恤孤院了，索拉博。我们就要去美国了，你和我。你听到吗？我们就要去美国了！”
我推开门，走进浴室。刹那间我跪倒在地，放声大叫。我牙齿打颤，不断大叫。叫得我的喉咙快要裂开，叫得我的胸膛快要炸开。
后来，他们说救护车来了之后我还不停叫着。
法里德在一条通往玛加拉山的巷道找了个小旅馆。前去的路上，我们经过著名的费萨尔清真寺，世界上最大的清真寺，香火甚旺，耸立着巨大的水泥柱和直插云霄的尖塔。看到清真寺，索拉博神色一振，趴在车窗上，一直看着它，直到法里德开车拐了个弯。
旅馆的房间比我和法里德在喀布尔住过那间好得太多了。被褥很干净，地毯用吸尘器吸过，卫生间没有污迹，里面有洗发水、香皂、刮胡刀、浴缸，有散发着柠檬香味的毛巾。墙上没有血迹。还有，两张单人床前面的柜子上摆着个电视机。
“看！”我对索拉博说。我用手将它打开——没有遥控器，转动旋钮。我调到一个儿童节目，两只毛茸茸的卡通绵羊唱着乌尔都语歌曲。索拉博坐在床上，膝盖抵着胸膛。他看得入迷，绿眼珠反射出电视机里面的影像，前后晃动身子。我想起有一次，我承诺哈桑，在我们长大之后，要给他家里买台彩电。
“我要走了，阿米尔老爷。”法里德说。
“留下过夜吧，”我说，“路途遥远。明天再走。”
“谢谢你。”他说，“但我想今晚就回去。我想念我的孩子。”他走出房间，在门口停下来。“再见，亲爱的索拉博。”他说。他等着回应，但索拉博没理他，自顾摇着身子，屏幕上闪动的图像在他脸上投下银光。
在门外，我给他一个信封。打开之后，他张大了口。
“真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我说，“你帮了我这么多。”
“这里面有多少钱？”法里德有点手足无措。
“将近两干美元。”
“两干……”他说，下唇稍微有点颤抖。稍后，他驶离停车道的时候，揿了两下喇叭，摇摇手。我也朝他招手。再也没有见到他。
我回到旅馆房间，发现索拉博躺在床上，身子弯成弓形。他双眼合上，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睡着了。他关掉了电视。我坐在床上，痛得龇牙咧嘴，抹去额头上的冷汗。我在想，要过多久，起身、坐下、在床上翻身才不会发痛呢？我在想，什么时候才能吃固体食物呢？我在想，我该拿这个躺在床上的受伤的小男孩怎么办？不过我心里已经有了想法。
柜台上有个饮水机。我倒了一玻璃杯水，吞下两片阿曼德的药丸。水是温的，带有苦味。我拉上窗帘，慢慢躺在床上。我觉得自己的胸膛会裂开。等到痛楚稍减、我又能呼吸的时候，我拉过毛毯盖在身上，等着阿曼德的药丸生效。
醒来之后，房间变黑了。窗帘之间露出一线天光，那是即将转入黑夜的紫色斜晖。汗水浸透被褥，我脑袋昏重。我又做梦了，但忘记梦到什么。
我望向索拉博的床，发现它是空的，心里一沉。我叫他的名字，发出的嗓音吓了自己一跳。那真是茫然失措，坐在阴暗的旅馆房间，离家万里，身体伤痕累累，呼唤着一个几天前才遇到的男孩的名字。我又喊了他的名字，没听到回答。我挣扎着起床，查看卫生间，朝外面那条狭窄的走廊望去。他不见了。
我锁上房门，一只手扶在走廊的栏杆上，跌跌撞撞走到大堂的经理办公室。大堂的角落有株满是尘灰的假棕榈树，粉红的火烈鸟在壁纸上飞舞。我在塑料贴面的登记柜台后面，找到正在看报纸的经理。我向他描绘索拉博的样子，问他有没有见到过。他放下报纸，摘掉老花镜。他的头发油腻，整齐的小胡子有些灰白，身上依稀有种我叫不上名字的热带水果味道。
“男孩嘛，他们总喜欢出去玩。”他叹气说，“我有三个男孩，他们整天都跑得不见踪影，给他们母亲惹麻烦。”他用报纸扇风，看着我的下巴。
“我认为他不是出去玩，”我说，“我们不是本地人，我担心他会迷路。”他摇摇头：“你应该看好那个男孩，先生。”
“我知道，”我说，“但我睡着了，醒来他已经不见了。”
“男孩应该多加关心的，你知道。”
“是的。”我说，血气上涌。他怎么可以对我的焦急如此无动于衷？他把报纸交在另外一只手上，继续扇风，“他们现在想要自行车。”
“谁？”
“我的孩子。”他说，“他们总在说：”爸爸，爸爸，请给我们买自行车，我们不会给你带来麻烦。求求你，爸爸。‘“他哼笑一声，”自行车。他们的母亲会杀了我，我敢向你保证。“
我想像着索拉博横尸街头，或者在某辆轿车的后厢里面，手脚被绑，嘴巴被塞住。我不想他死在我手里，不想他也因我而死。“麻烦你……”我说，皱起眉头，看见他那件短袖蓝色棉衬衫翻领上的商标，“费亚兹先生，你见过他吗？”
“那个男孩？”我强忍怒火：“对，那个男孩！那个跟我一起来的男孩。以真主的名义，你见过他吗？”
扇风停止。他眼睛一缩：“别跟我来这套，老弟，把他弄丢的不是我。”虽然他说得没错，但不能平息我的怒火。“你对，我错了，是我的错。那么，
你见过他吗？”
“对不起。”他强硬地说，戴上眼镜，打开报纸，“我没见过这样的男孩。”我在柜台站了一会，抑制自己别发火。我走出大厅的时候，他说：“有没有
想过他会去什么地方？”
“没有。”我说。我感到疲惫，又累又怕。
“他有什么爱好吗？”他说，我看见他把报纸收起来。“比如说我的孩子，他们无论如何总是要看美国动作片，特别是那个阿诺什么辛格演的……”
“清真寺！”我说，“大清真寺。”我记得我们路过的时候，清真寺让索拉博从委靡中振奋起来，记得他趴在车窗望着它的样子。
“费萨尔？”
“是的，你能送我去吗？”
“你知不知道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清真寺？”他问。
“不知道，可是……”
“光是它的院子就可以容下四万人。”
“你能送我到那边去吗？”
“那儿距这里还不到一公里。”他说，不过他已经从柜台站起来。
“我会付你车钱。”
他叹气，摇摇头，“在这里等着。”他走进里间，出来的时候换了一副眼镜，手里拿着串钥匙，有个披着橙色纱丽的矮胖女人跟在身后。她坐上他在柜台后面的位子。“我不会收你的钱。”他朝我吹着气，“我会载你去，因为我跟你一样，也是个父亲。”
我原以为我们会在城里四处寻找，直到夜幕降临。我以为我会看到自己报警，在费亚兹同情的目光下，给他们描绘索拉博的样子。我以为会听见那个警官疲累冷漠的声音，例行公事的提问。而在那些正式的问题之后，会来个私人的问题：不就是又一个死掉的阿富汗孩子，谁他妈的关心啊？
但我们在离清真寺约莫一百米的地方找到他，坐在车辆停满一半的停车场里面，一片草堆上。费亚兹在那片草堆停下，让我下车。“我得回去。”他说。
“好的。我们会走回去。”我说，“谢谢你，费亚兹先生，真的谢谢。”我走出去的时候，他身子从前座探出来。“我能对你说几句吗？”
“当然。”
在薄暮的黑暗中，他的脸只剩下一对反照出微光的眼镜。“你们阿富汗的事情……这么说吧，你们有点鲁莽。”
我很累，很痛。我的下巴抖动，胸膛和腹部那些该死的伤口像鱼钩在拉我的皮肤。但尽管这样，我还是开始大笑起来。
“我……我说了……”费亚兹在说话，但我那时哈哈大笑，喉头爆发出来的笑声从我缝着线的嘴巴进出来。
“疯掉了。”他说。他踩下油门，车轮在地面打转，尾灯在黯淡的夜光中闪闪发亮。
“你把我吓坏了。”我说。我在他身旁坐下，强忍弯腰带来的剧痛。他望着清真寺。费萨尔清真寺的外观像一顶巨大的帐篷。轿车进进出出，穿着白衣的信徒川流不息。我们默默坐着，我斜倚着树，索拉博挨着我，膝盖抵在胸前。我们听着宣告祈祷开始的钟声，看着那屋宇随日光消退而亮起成千上万的灯光。清真寺在黑暗中像钻石那样闪着光芒。它照亮了夜空，照亮了索拉博的脸庞。
“你去过马扎里沙里夫吗？”索拉博说，下巴放在膝盖上。
“很久以前去过，我不太记得了。”
“我很小的时候，爸爸带我去过那儿，妈妈和莎莎也去了。爸爸在市集给我买了一只猴子。不是真的那种，而是你得把它吹起来的那种。它是棕色的，还打着蝴蝶结。”
“我小时候似乎也有一只。”
“爸爸带我去蓝色清真寺。”索拉博说，“我记得那儿有很多鸽子，在那个回教堂外面，它们不怕人。它们朝我们走来，莎莎给我一小片馕，我喂那些鸟儿。很快，那些鸽子都围在我身边咯咯叫。真好玩。”
“你一定很想念你的父母。”我说。我在想他有没有看到塔利班将他的父母拖到街上。我希望他没有。
“你想念你的父母吗？”他问，把脸颊放在膝盖上，抬眼看着我。
“我想念我的父母吗？嗯，我从没见过我的妈妈。我爸爸几年前死了，是的，我想念他。有时很想。”
“你记得他长什么样子吗？”
我想起爸爸粗壮的脖子，黑色的眼睛，那头不羁的棕发，坐在他大腿上跟坐在树干上一样。“我记得他长什么样子，”我说，“我还记得他身上的味道。”
“我开始忘记他们的面孔，”索拉博说，“这很糟吗？”
“不，”我说，“是时间让你忘记的。”我想起某些东西。我翻开外套的前袋，找出那张哈桑和索拉博的宝丽莱合影，“给你。”
他将相片放在面前几英寸的地方，转了一下，以便让清真寺的灯光照在上面。他久久看着它。我想他也许会哭，但他只是双手拿着照片，拇指在它上面抚摸着。我想起一句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看来的话，或者是从别人口里听来的：阿富汗有很多儿童，但没有童年。他伸出手，把它递给我。
“你留着吧，”我说，“它是你的。”
“谢谢你。”他又看了看照片，把它放在背心的口袋里面。一辆马车发着声响驶进停车场。马脖子上挂着很多小铃铛，随着马步叮当作响。
“我最近经常想起清真寺。”索拉博说。
“真的吗？都想些什么呢？”他耸耸肩，“就是想想而已。”他仰起脸，看着我的眼睛。这时，他哭了起来，轻柔地，默默地。“我能问你一些问题吗，阿米尔老爷？”
“当然。”
“真主会不会……”他开始说，语声有点哽咽，“真主会不会因为我对那个人做的事情让我下地狱？”
我伸手去碰他，他身子退缩。我收回手。“不会，当然不会。”我说。我想把他拉近，抱着他，告诉他世界曾经对他不仁，他别无选择。
他的脸扭曲绷紧，试图保持平静：“爸爸常说，甚至连伤害坏人也是不对的。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好的，还因为坏人有时也会变好。”
“不一定的，索拉博。”他疑惑地看着我。
“那个伤害你的人，我认识他很多年。”我说，“我想这个你从我和他的对话中听出来了。我像你这样大的时候，他……他有一次想伤害我，但你父亲救了我。你父亲非常勇敢，他总是替我解决麻烦，为我挺身而出。所以有一天那个坏人伤害了你父亲，他伤得你父亲很重，而我……我不能像你父亲救过我那样救他。”
“为什么人们总是伤害我父亲？”索拉博有点喘着气说，“他从不针对任何人。”
“你说得对。你父亲是个好人。但我想告诉你的是，亲爱的索拉博，这个世界有坏人，有时坏人坏得很彻底，有时你不得不反抗他们。你对那个人所做的，我很多年前就应该对他做的。他是罪有应得，甚至还应该得到更多的报应。”
“你觉得爸爸会对我失望吗？”
“我知道他不会。”我说，“你在喀布尔救了我的命。我知道他会为你感到非常骄傲。”
他用衣袖擦脸，弄破了他嘴唇上挂着的唾液泡泡。他把脸埋在手里，哭了很久才重新说话。“我想念爸爸，也想念妈妈，”他哽咽说，
“我想念莎莎和拉辛汗。但有时我很高兴他们不……他们不在了。”
“为什么？”我碰碰他的手臂，他抽开。
“因为……”他抽泣着说，“因为我不想让他们看到我……我这么脏。”他深吸一口气，然后抽泣着慢慢呼出，“我很脏，浑身是罪。”
“你不脏，索拉博。”我说。
“那些男人……”
“你一点都不脏。”
“……他们对我……那个坏人和其他两个……他们对我……对我做了某些事情。”
“你不脏，你身上没有罪。”我又去碰他的手臂，他抽开。我再伸出手，轻轻地将他拉近。“我不会伤害你，”我低声说，“我保证。”他挣扎了一下，全身放松，让我将他拉近，把头靠在我胸膛上。他小小的身体在我怀里随着每声啜泣抽动。
喝着同样的奶水长大的人之间会有亲情。如今，就在这个男孩痛苦的泪水浸湿我的衣裳时，我看到我们身上也有亲情开始生长出来。在那间房间里面和阿塞夫发生的事情让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不可分开。
我一直在寻找恰当的机会、恰当的时间，问出那个萦绕在我脑里、让我彻夜无眠的问题。我决定现在就问，就在此地，就在此刻，就在照射着我们的真主房间的蓝色灯光之下。
“你愿意到美国去、跟我和我的妻子一起生活吗？”他没有回答，他的泪水流进我的衬衣，我随他去。
整整一个星期，我们两个都没提起我所问过他的，似乎那个问题从来没被说出来。接着某天，我和索拉博坐出租车，前往“达曼尼科”——它的意思是“那座山的边缘”——观景台。它坐落在玛加拉山半腰，可以看到伊斯兰堡的全景，树木夹道的纵横街路，还有白色房子。司机告诉我们，从上面能看到总统的宫殿。
“如果刚下过雨，空气清新，你们甚至能看到拉瓦尔品第[Rawalpindi，伊斯兰堡附近古城].”他说。我从他那边的观后镜，看见他扫视着我和索拉博，来回看个不停。我也看到自己的脸，不像过去那样浮肿，但各处消退中的淤伤在它上面留下黄色的痕迹。
我们坐在橡胶树的阴影里面，野餐区的长椅上。那天很暖和，太阳高悬在澄蓝的天空中，旁边的长椅上坐着几个家庭，在吃土豆饼和炸蔬菜饼。不知何处传来收音机播放印度音乐的声音，我想我在某部旧电影里面听过，也许是《纯洁》[Pakeeza，1971年公映，巴基斯坦电影]吧。一些孩子追逐着足球，他们多数跟索拉博差不多年纪，咯咯发笑，大声叫喊。我想起卡德察区那个恤孤院，想起在察曼的办公室，那只老鼠从我双脚之间穿过。我心口发紧，猛然升起一阵始料不及的怒火，为着我的同胞正在摧毁他们的家园。
“怎么了？”索拉博问。我挤出笑脸，跟他说没什么。我们把一条从旅馆卫生间取来的浴巾铺在野餐桌上，在它上面玩起番吉帕。
在那儿跟我同父异母兄弟的儿子一起玩牌，温暖的阳光照射在我脖子后面，那感觉真好。那首歌结束了，另外一首响起，我没听过。
“看。”索拉博说，他用扑克牌指着天空。我抬头，见到有只苍鹰在一望无垠的天空中翱翔。
“我还不知道伊斯兰堡有老鹰呢。”
“我也不知道。”他说，眼睛看着那只回旋的鸟儿，“你生活的地方有老鹰吗？”
“旧金山？我想有吧，不过我没有见过很多。”
“哦。”他说。我希望他会多问几句，但他又甩出一手牌，问是不是可以吃东西了。我打开纸袋，给他肉丸夹饼。我的午餐是一杯混合的香蕉汁和橙汁——那个星期我租了费亚兹太太的榨汁机。我用吸管吮着，满嘴甜甜的混合果汁。有些从嘴角流出来，索拉博递给我一张纸巾，看着我擦嘴唇。我朝他微笑，他也微笑。
“你父亲跟我是兄弟。”我说，自然而然地。在我们坐在清真寺附近那晚，我本来打算告诉他，但终究没说出口。可是他有权利知道，我不想再隐瞒什么事情了。“同父异母，真的。我们有共同的爸爸。”
索拉博不再吃东西了，把夹饼放下，“爸爸没说过他有兄弟。”
“那是因为他不知道。”
“他为什么不知道？”
“没人告诉他，”我说，“也没人告诉我。我最近才发现。”索拉博眨眼，好像那是他第一次看着我，第一次真正看着我。“可是人们为什么瞒着爸爸和你呢？”
“你知道吗，那天我也问了这个问题。那儿有个答案，但不是个好答案。让我们这么说吧，人们瞒着我们，因为你父亲和我……我们不应该被当成兄弟。”
“因为他是哈扎拉人吗？”我强迫自己看着他：“是的。”
“你父亲，”他眼睛看着食物，说，“你父亲爱你和爱我爸爸一样多吗？”
我想起很久以前，有一天我们在喀尔卡湖，哈桑的石头比我多跳了几下，爸爸情不自禁拍着哈桑的后背。我想起爸爸在病房里，看着人们揭开哈桑唇上的绷带，喜形于色。“我想他对我们的爱是一样的，但方式不同。”
“他为我爸爸感到羞耻吗？”
“不，”我说，“我想他为自己感到羞耻。”他捡起夹饼，默默地吃起来。
我们快傍晚的时候才离开，天气很热，让人疲累，不过疲累得开心。回去的路上，我觉得索拉博一直在观察我。我让司机在某间出售电话卡的商店门口停车。我给他钱还有小费，让他帮我去买电话卡。
那天晚上，我们躺在床上，看着电视上的谈话节目。两个教士胡子花白，穿着白袍，接听世界各地信徒打来的电话。有人从芬兰打来，那家伙叫艾优博，问他十来岁的儿子会不会下地狱，因为他穿的裤子宽大耷拉，低得露出内裤的橡皮筋勒带。
“我见过一幅旧金山的照片。”索拉博说。
“真的？”
“那儿有座红色的大桥，和一座屋顶尖尖的建筑。”
“你应该看看那些街道。”我说。
“它们是什么样的？”他现在看着我。电视上，两个毛拉正在交换意见。
“它们很陡，当你开车上坡的时候，你只能见到前面的车顶和天空。”
“听起来真吓人。”他说。他翻过身，脸朝着我，背对着电视。
“刚开始有点吓人，”我说，“不过你会习惯的。”
“那儿下雪吗？”
“不，不过有很多雾。你知道那座你看过的红色大桥吧？”
“是的。”
“有时候，早晨的雾很浓，你只能看到两座尖耸的塔顶。”他惊奇地微笑着：“哦。”
“索拉博？”
“怎么？”
“你有考虑过我之前问你的问题吗？”他的笑容不见了，翻身仰面躺着，十指交叉，放在脑后。毛拉确定了，艾优博的儿子那样穿着裤子是会下地狱的。他们说《圣训》里面有提及。“我想过了。”索拉博说。
“怎么样？”
“我很怕。”
“我知道那有点可怕，”我说，抓住那一丝渺茫的希望，“但你很快就可以学会英语，等你习惯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那也让我害怕。可是……”
“可是什么？”他又翻身朝着我，屈起双膝，“要是你厌倦我怎么办呢？要是你妻子不喜欢我怎么办？”
我从床上挣扎起来，走过我们之间的距离，坐在他身边。“我永远不会厌倦你，索拉博。”我说，“永远不会。这是承诺。你是我的侄儿，记得吗？而亲爱的索拉雅，她是个很好的女人。相信我，她会爱上你的。这也是承诺。”我试探着伸手拉住他的手掌，他稍微有点紧张，但让我拉着。
“我不想再到恤孤院去。”他说。
“我永远不会让那发生。我向你保证。”我双手压住他的手，“跟我一起回家。”
他泪水浸湿了枕头，很长很久默不作声。然后他把手抽回去，点点头。他点头了。
拨到第四次，电话终于接通了。铃声响了三次，她接起电话。“喂？”当时在伊斯兰堡是晚上7点半，加利福尼亚那边差不多是早晨这个时间。那意味着索拉雅已经起床一个小时了，在为去上课做准备。“是我，”我说。我坐在自己的床上，看着索拉博睡觉。
“阿米尔！”她几乎是尖叫，“你还好吗？你在哪儿？”
“我在巴基斯坦。”
“你为什么不早点打电话来？我担心得都生病了！我妈妈每天祷告，还许愿！”
“我很抱歉没打电话。我现在没事了。”我曾经跟她说我会离开一个星期，也许两个星期，但我离开将近一个月了。我微笑。“跟雅米拉阿姨说不要再杀羊了。”
“你说‘没事’是什么意思？你的声音怎么回事？”
“现在别担心这个。我没事，真的。索拉雅，我要告诉你一个故事，一个我早就该告诉你的故事，但我得先告诉你一件事。”
“什么事？”她放低声音说，语气谨慎一些了。
“我不会一个人回家。我会带着一个小男孩。”我顿了顿，说，“我想我们要收养他。”
“什么？”我看看时间：“这张该死的电话卡还剩下四十七分钟，我有很多话要对你说。
找个地方坐下。”我听见椅脚匆匆拖过木地板的声音。
“说吧。”她说。然后我做了结婚十五年来没做过的事：我向妻子坦白了一切事情。一切事情。
我很多次设想过这一刻，害怕这一刻，可是，我说了，我感到胸口有些东西涌起来。我觉得就在提亲那夜，索拉雅跟我说起她的过去，也体验过某种非常相似的感觉。
但这一次，说故事的人是我，她在哭泣。
“你怎么想？”我说。
“我不知道该怎么想，阿米尔。你一下子告诉我太多了。”
“我知道。”我听见她擦鼻子的声音。“但我很清楚地知道的是：你必须把他带回家。我要你这么做。”
“你确定吗？”我说，闭上双眼，微笑起来。
“我确定吗？”她说，“阿米尔，他是你的侄儿，你的家人，所以他也是我的侄儿。我当然确定，你不能任他流落街头。”她停顿了一会，“他性子怎样？”
我望向睡在床上的索拉博：“他很可爱，很严肃那种。”
“谁能怪他呢？”她说，“我想见到他，阿米尔。我真的想。”
“索拉雅？”
“嗯。”
“我爱你。”
“我也爱你。”她说。我听得见她话里的笑意，“小心点。”
“我会的。还有，别告诉你父母他是谁。如果他们想知道，应该让我来说。”
“好的。”我们挂上电话。
伊斯兰堡美国大使馆外面的草坪修剪齐整，点缀着一圈圈花儿，四周是挺直的篱笆。房子本身跟伊斯兰堡很多建筑很相像：白色的平房。我们穿过几个街区，到达那儿，三个不同的安检人员搜我的身，因为我下巴缝着的线弄响了金属探测器。我们最终从热浪中走进去，空调的冷风扑面而来，好像冰水泼在脸上。接待室的秘书是个五十来岁的金发妇女，脸庞瘦削。我自报家门，她微微一笑。她穿着米色的罩衫和黑色的休闲裤——她是我数个星期来见到的第一个没有穿着蒙脸
长袍或者棉袍的女人。她在预约单上查找我的名字，用铅笔带橡皮擦那头敲着办公桌。她找到我的名字，让我坐下。
“你们想来杯柠檬汁吗？”她问。
“我不要，谢谢。”
“你儿子要吗？”
“什么？”
“那个英俊的小绅士，”她说，朝索拉博笑着。
“哦，好的，谢谢你。”索拉博和我坐在黑色的皮沙发上，就在接待柜台对面，挨着一面高高的美国国旗。索拉博从玻璃桌面的咖啡桌挑起一本杂志。他翻阅着，心不在焉地看着图片。
“怎么啦？”索拉博说。
“什么？”
“你在微笑。”
“我在想着你的事情呢。”我说。他露出紧张的微笑。挑起另外一本杂志，还不到三十秒就翻完了。
“别害怕。”我碰碰他的手臂说，“这些人很友善，放松点。”我自己才应该听从这个建议。我在座位上不停挪动身子，解开鞋带，又系上。秘书将一大杯混有冰块的柠檬汁放在咖啡桌上。“请用。”
索拉博羞涩一笑。“非常谢谢。”他用英语说，听起来像“灰常歇歇。”他跟我说过，他只懂得这句英语，还有“祝你今天愉快”。
她笑起来：“别客气。”她走回办公桌，高跟鞋在地板上敲响。
“祝你今天愉快。”索拉博说。雷蒙德·安德鲁个子不高，手掌很小，指甲修剪得很好，无名指上戴着结婚戒指。他草草和我握手，感觉像捏着一只麻雀。这是一双掌握我们命运的手，我想。索拉博和我坐在他的办公桌对面。一张《悲惨世界》的海报钉在安德鲁身后的墙壁上，挨着一张美国地形图。阳光照耀的窗台上有盆番茄藤。
“吸烟吗？”他问，和他瘦弱的身形相比起来，他低沉洪亮的声音显得十分古怪。
“不，谢谢。”我说。安德鲁甚至都没看索拉博一眼，跟我说话的时候眼睛也没看着我，但我不在乎。他拉开办公桌的抽屉，从半包烟里面抽出一根点上。他还从同一个抽屉拿起一瓶液体，一边涂抹在手上，一边看窗台上的番茄藤，香烟斜斜吊在他嘴角。然后他关上抽屉，把手肘放在办公桌上，呼出一口气。“好了，”他说，在烟雾中眨眨他灰色的眼睛，“告诉我你的故事。”
我感觉就像冉·阿让坐在沙威[冉·阿让（jeanValjean）和沙威（javert）都是雨果作品《悲惨世界》中的人物，前者因为偷东西入狱，后者是警察]对面。我提醒自己，我如今在美国的领地上，这个家伙跟我是一边的，他领薪水，就为了帮助我这样的人。“我想收养这个孩子，将他带回美国。”我说。
“告诉我你的故事。”他重复说，用食指把烟灰在整洁的办公桌上压碎，将其扫进烟灰缸。
我把跟索拉雅通电话之后编好的故事告诉他。我前往阿富汗，带回我同父异母兄弟的儿子。我发现这个孩子处境堪忧，在恤孤院中浪费生命。我给恤孤院的负责人一笔钱，将孩子带出来。接着我把他带到巴基斯坦。
“你算是这个孩子的伯伯？”
“是的。”他看看表，侧身转向窗台上的番茄藤，“有人能证明吗？”
“有的，但我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
他转向我，点点头。我试图从他脸上看出他的想法，但一无所获。我在想他这双小手有没有玩过扑克。
“我想，把下巴缝成这样，该不是最近时兴的证词吧。”他说。我们麻烦了，索拉博和我，我顿时明白。我告诉他我在白沙瓦被抢了。
“当然，”他说，清清喉咙，“你是穆斯林吗？”
“是的。”
“虔诚吗？”
“是的。”实际上，我都不记得上次把头磕在地上祷告是什么时候。然后我想起来了：阿曼尼大夫给爸爸看病那天。我跪在祈祷毯上，想起的却只有几段课堂上学到的经文。
“对你的事情有点帮助，但起不了太大作用。”他说，作势在他那蓬松的头发上搔痒。
“你是什么意思？”我问。我拉起索拉博的手，扣着他的手指。索拉博不安地看着我和安德鲁。
“有个长的答案，到了最后我会告诉你。你想先听个短的吗？”
“说吧。”我说。安德鲁将香烟掐灭，抿着嘴，“放弃吧。”
“什么？”
“你提出的收养这个孩子的请求。放弃吧。那是我给你的建议。”
“知道了。”我说，“现在，也许你可以告诉我原因了。”
“那就是说你想听长的答案了？”他语气冷淡地说，对我不快的语气无动于衷。他合起手掌，似乎他正跪在圣母面前。“让我们假设你告诉我的故事是真的，不过我非常怀疑它是假的，或者省略掉一大部分。告诉你一声，我不关心。你在这里，他在这里，这才是要紧的事情。即使这样，你的请求面临着明显的障碍，更何况这个孩子并非孤儿。”
“他当然是。”
“从法律上来讲他不是。”
“他的父母在街上被处决了，邻居都看到。”我说，为我们用英语交谈而高兴。
“你有死亡证明吗？”
“死亡证明？我们在说的是阿富汗，很多人甚至连出生证明都没有。”他明亮的眼睛一眨不眨，“先生，法律不是我制定的。你生气也没用，你还是得证明他的父母确实去世了。这个男孩必须让法律承认他是孤儿。”
“可是……”
“你想要长的答案，我现在正给你呢。你的下一个问题是，你需要这个孩子出生国的合作。现在，就算在最好的情况下，这也很难，还有，引用你说过的，我们在谈论的是阿富汗。我们在喀布尔没有大使馆。这使事情极端复杂，几乎是不可能的。”
“你在说什么？我应该将他扔到街头上吗？”我说。
“我可没那么说。”
“他受过性虐待。”我说，想起索拉博脚踝上的铃铛，他眼睛上的眼影。
“听到这个我很抱歉，”安德鲁张口说，不过他望着我的样子，好像我们一直在谈论天气，“但那不会让移民局给这个小男孩放发签证。”
“你在说什么？”
“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想帮忙，可以捐钱给可靠的慈善组织，或者去难民营当义工。但在现在这样的时刻，我们非常不赞成美国公民收养阿富汗儿童。”
我站起来。“走吧，索拉博。”我用法尔西语说。索拉博倚着我，头靠在我的臀部上。我想起那张宝丽莱照片，他和哈桑就这样站着。“我能问你一些问题吗，安德鲁先生？”
“可以。”
“你有孩子吗？”这下，他第一次眨眼了。
“嗯，你有吗？随便问问而已。”
他默默无语。
“我这么认为，”我说，拉起索拉博的手，“他们应该找个知道想要孩子是什么感觉的人坐你的位置。”我转身离开，索拉博跟着我。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安德鲁喊道。
“说吧。”
“你承诺过这个孩子带他回家吗？”
“要是有又怎样？”他摇摇头，“真是危险的事情，给孩子承诺。”他叹气，又打开抽屉，“你真想要这么做？”他说，翻着文件。
“我真的想这么做。”他抽出一张名片：“那么我建议你找个优秀的移民律师。奥马尔‘费萨尔在伊斯兰堡工作，你可以跟他说我让你去找他。”
我从他那里拿过名片。“谢谢。”我低声说。
“祝你好运。”他说。我们走出房间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安德鲁站在长方形的阳光中，茫然地望着窗外，双手将那盆番茄藤转到阳光下，慈爱地拍打着。
“保重。”我们走过秘书的办公桌时她说。
“你老板应该礼貌一些。”我说。我以为她会转动眼珠，也许点头说“我知道，每个人都那么说”，诸如此类。相反的是，她降低声音：“可怜的雷，自从他女儿死后，他就跟变了个人似的。”
我扬起眉头。
“自杀。”她说。在回旅馆的出租车上，索拉博头靠车窗，望着栋栋后退的房子和成排的橡胶树。他的呼吸模糊了玻璃，擦干净，又模糊了。我等待他问起会谈的情况，但他没问。
浴室的门关上，门后传来水流声。自从我们住进宾馆那天起，索拉博每晚上床之前总要洗很久的澡。在喀布尔，热自来水像父亲一样，是稀缺的产品。现在索拉博每晚几乎要用一个小时洗澡，浸在肥皂水中，不停擦着身体。我坐在床边给索拉雅打电话，看着浴室门下渗出来的光线。你觉得干净了吗，索拉博？
我将雷蒙德跟我说过的告诉索拉雅。“你现在怎么想？”
“我们得认为他错了。”她说她给几家安排国际收养的机构打过电话，她还没发现有考虑收养阿富汗孩子的机构，但她还在找。
“你父母对这个消息怎么看？”
“妈妈很为我们高兴。你知道她对你的感觉，阿米尔，在她眼里，你做什么都不会错。爸爸……嗯，跟过去一样，他有点让人猜不透。他没说太多。“
“你呢？你高兴吗？”我听见她把听筒换到另一只手上。“我想这对你的侄儿来说是好的，但也许他也会给我们带来帮助。”
“我也这么想。”
“我知道这听起来很疯狂，可是我发现自己在想着他最喜欢吃什么菜，或者最喜欢学校里的哪门课。我设想自己在帮他做作业……’‘她哈哈大笑。浴室的水声停止了，我能听到索拉博在那儿，从浴缸爬出来，擦干身体。
“你真是太好了。”我说。
“啊，我差点忘了！我给沙利夫舅舅打过电话！”我记得在我们的婚礼上，他朗诵一首写在酒店信纸上的诗歌。我和索拉雅走向舞台，朝闪光的镜头微笑的时候，他的儿子在我们头顶高举《可兰经》。“他怎么说？”
“嗯，他会帮助我们。他会给他在移民局的朋友打电话。”她说。
“真是个好消息。”我说，“我忍不住想让你快点见到索拉博。”
“我忍不住想快点见到你。”她说。我笑着挂上电话。
几分钟后，索拉博从浴室出来。自从与安德鲁会面之后，他说过的话几乎不超过十来个单词，我每次试图跟他交谈，他总是点点头，或者用一个字回答我。他爬上床，把毯子拉到下巴。没过几分钟，他呼呼睡去。
我抹开水汽迷濛的镜子，用旅馆的旧式刮胡刀刮脸。你得把它打开，然后把刀片装进去。接着我洗澡，躺在浴缸里面，直到冒着汽的热水变冷，让我的皮肤起鸡皮疙瘩。我躺在那儿漂浮着、思索着、想像着……
奥马尔·费萨尔皮肤很暗，矮矮胖胖，脸上有酒窝，黑色的大眼睛，还有和蔼的笑容，露出来的齿缝很大。他稀疏的头发在后面梳成马尾，穿着棕色灯芯绒西装，手肘的位置上有几块毛皮补丁，还带着个鼓鼓的破旧公文包。公文包的提手不见了，所以他将其抱在胸前。他是一见面就笑着说很多话而且过分客套的人，比如说“对不起，我将会在五点在那儿”之类的。我打电话给他，听到他的笑声，他执意要出来会晤我们。“很抱歉，这个城市里面的出租车跟鲨鱼一样，”他的英语说得很棒，没有任何口音，“一旦嗅到外国人的味道，就会多要三倍车费。”
他推开门，脸带微笑，道歉连连，稍微有点喘气和流汗。他用手帕擦额头，打开公文包，乱翻着找记事本，为把文件扔得满床都是不停道歉。索拉博盘膝坐在床上，一边看着消掉声音的电视，一边看着那个手忙脚乱的律师。那天早晨我跟他说过费萨尔要来，他点点头，似乎想问些什么，但只是走开去看一个有动物在说话的电视节目。
“找到了。”费萨尔说，翻开一本黄色的法律记事本。“就安排事物的能力而言，我希望我的孩子像他们的妈妈。很抱歉，也许这不是你所想要从你未来的律师口里听到的，对吧？”他哈哈大笑。
“嗯，雷蒙德·安德鲁对你评价很高。”
“安德鲁先生。是的，是的，那个家伙人很好。实际上，他打过电话给我，把你的事情告诉我了。”
“真的吗？”
“哦，是的。”
“那么你清楚我的情况了。”费萨尔擦去唇边的汗水。“我清楚你告诉安德鲁先生的情况。”他说，脸上出现两个酒窝，泛起狡狺的微笑。他转向索拉博。“肯定就是这个少年惹起所有的麻烦吧？”他用法尔西语说。
“这是索拉博。”我说，“索拉博，他是费萨尔先生，我跟你说过的那个律师。”
索拉博从他的床上滑下来，跟费萨尔握手。“你好。”他低声说。
“你好，索拉博。”费萨尔说，“你知道自己的名字来自一个了不起的战士吗？”
索拉博点点头，爬回床上，继续侧身躺着看电视。
“我不知道你的法尔西语说得这么好，”我用英语说，“你在喀布尔长大吗？”
“不是，我在卡拉奇[Karachi，巴基斯坦南部城市]出生，但在喀布尔生活了好几年。沙里诺区，靠近哈吉雅霍清真寺。”费萨尔说。“实际上，我在伯克利[Berkeley，美国加州城市]长大。1960年代后期，我爸爸在那儿开了间唱片店。自由恋爱，染了领带的衬衫，你叫得出来的全都有。”他身体前倾，“我去过伍德斯托克音乐节[Woodstock，位于纽约州东南，每年8月举办民谣和摇滚音乐节].”
“太帅了！”我说。费萨尔哈哈大笑，又开始冒汗珠了。“反正，”我继续说，“我跟安德鲁先生说得差不多了，省略掉一两件事，也许三件。我会完完整整告诉你。”
他舔了一根手指，翻到空白页，把笔帽打开。“那最好了，阿米尔。我们何不用英语交谈，免得外面的人听到？”
“好的。”我把发生过的一切统统告诉他：我跟拉辛汗的会面、前往喀布尔、恤孤院、伽兹体育馆的掷石头。
“天！”他低声惊呼，“很抱歉，我在喀布尔有很多美好的回忆。很难相信你刚才告诉我的竟然是同一个地方。”
“你后来回去过吗？”
“天，没有。”
“我会告诉你，那儿不是伯克利。”我说。
“继续。”我把剩下的都告诉他了：跟阿塞夫见面、搏斗、索拉博和他的弹弓、逃回巴基斯坦。当我说完，他飞快地写下一些东西，深深呼吸，镇定地看了我一眼：“好了，阿米尔，你前面有场艰苦的战斗。”
“我能打赢吗？”他把笔帽装上。“就安德鲁的语气判断，希望渺茫。不是不可能，但是机会很小。”和蔼的笑容和戏谑的眼神不见了。
“可是像索拉博这样的孩子最需要有个家，”我说，“这些规章制度对我来说毫无意义。”
“我也心有戚戚，阿米尔。”他说，“但事实是，就当前的移民法、收养机构政策和阿富汗的政治局势看来，你的情况很不妙。”
“我真不理解，”我说，想找个东西揍一顿，“我是说，我明白，但是我不理解。”
奥马尔点头，双眉紧锁。“好了，就这样。灾难之后，不管天灾还是人祸——塔利班真是一场大灾难，阿米尔，相信我——一个孩子是否孤儿，总是很难判断。孩子们被遗弃在难民营，或者被双亲抛弃，因为他们无法加以照料。这些情况向来都有。所以除非孩子满足孤儿的法律定义，否则移民局不会放发签证。我很抱歉，我知道这听起来很荒唐，但你需要一纸死亡证书。”
“你在阿富汗住过，”我说，“你知道这事的可能性有多大。”
“我知道，”他说，“但让我们假设现在这个孩子父母双亡的情况弄清楚了。即使那样，移民局会认为，最好由该国的人来收养这个孩子，以便他能保持本国的文化传统。”
“什么传统？”我说，“阿富汗有过的文化传统被塔利班毁掉了。你知道他们怎么对待巴米扬的大佛。”
“很抱歉，我在告诉你的是移民局怎么工作，阿米尔。”奥马尔说，碰碰我的手臂。他望向索拉博，露出微笑，然后看着我。“说到这里，一个孩子必须根据他自己国家的法规被合法地收养。但假如你碰到一个乱糟糟的国家，比如说阿富汗，政府官员会忙于处理各种突发事件，处理收养事宜不会得到优先考虑。”
我叹气，揉揉眼睛。眼睛后面突突发痛。
“但是让我们假设不管怎样，阿富汗人肯帮忙。”奥马尔说，双手交叉放在隆起的肚子上，“这次收养仍有可能被拒绝。实际上，就算是那些较为温和的穆斯林国家，对收养也不无疑虑，因为在多数这些国家中，穆斯林教法不赞同收养。”
“你是在叫我放弃？”我问，用手压着额头。
“我在美国长大，阿米尔。如果说美国让我学到什么东西，那就是，认输简直就像在女童军[GirlScouts，美国女童军是世界上最大的专门服务于女孩的组织，成员多为成年义工，旨在帮助女孩提高使她们终身受益的素质]的柠檬水罐里面撒尿一样不可原谅。可是，身为你的律师，我必须把事实告诉你。”他说，
“最后一点，收养机构会定期派人前去评估那个孩子所处的环境，而没有正常的机构会派人去阿富汗。”
我看见索拉博坐在那儿，看着电视和我们。他的坐姿跟他父亲过去一样，膝盖抵着下巴。
“我是他伯父，难道这没有用吗？”
“如果你能证明，它会起作用。很抱歉，你有什么证明文件或者什么证人吗？”
“没有文件，”我用虚脱的声音说，“没有人知道这回事。索拉博也是我说了他才知道的，而我自己也是最近才发现这个秘密。惟一知道的那个人已经走了，也许死了。”
“嗯。”
“我该怎么办，奥马尔？”
“我会坦诚相告，你的选择不多。”
“天哪，我能做什么？”奥马尔吸气，用钢笔敲打下巴，然后把气呼出来。“你还是填一份收养申请表，期待最好的结果。你可以做独立的收养。也就是说，你得和索拉博一起生活在巴基斯坦，日复一日，挨过两年，你可以替他申请政治庇护。那是个漫长的过程，你得证明他受到政治迫害。你也可以申请人道主义签证。那得由检察总长审核，很难得到。”他顿了顿，“还有个选择，也许是你最好的办法了。”
“什么？”我靠近身体问。
“你可以把他重新送进这儿的恤孤院，然后填收养申请表。让他们审核你的I一600表格和你的家庭，把孩子留在安全的地方。”
“那是什么？”
“很抱歉，I一600表格是移民局的官方文件。家庭评估由你选择的收养机构执行。”奥马尔说，“你知道，那是要确保你和你的妻子没有精神病。”
“我不想那么做。”我说，看了一眼索拉博，“我答应过他，不再让他进恤孤院。”
“正如我所说的，那是你最好的选择。”我们又谈了一会，然后我送他上车，一辆旧大众甲壳虫。当时伊斯兰堡巳近黄昏，一轮红日挂在西边。奥马尔不知道使了什么法子，居然能挤到车里去，我看见他上车的时候车身一沉。他摇下车窗：“阿米尔？”
“嗯？”
“我刚才跟你说过吗？你正在努力争取的事情很了不起。”他招招手，把车驶离。我站在宾馆房间门外，也朝他挥手。我希望索拉雅在身边陪着我。
我回到房间的时候，索拉博已经关掉电视了。我坐在自己的床沿，让他挨着我坐下。“费萨尔先生说有个办法可以让我把你带去美国。”我说。
“真的吗？”他好几天来第一次露出微弱的笑容，“我们什么时候能走？”
“嗯，事情是这样的。可能需要一段时间，但他说可以做到，而且他会帮助我们。”我把手放在他脖子后面。外面，召唤人们祷告的钟声。响彻大街小巷。
“多久？”索拉博问。
“我不知道，一阵吧。”
索拉博耸耸肩，微笑着，这次笑得更灿烂了：“我不在乎，我能等。那就像酸苹果。”
“酸苹果？”
“有一次，我很小的时候，我爬上一棵树，吃那些青青的酸苹果。我的小腹变得又肿又硬，像鼓那样，痛得厉害。妈妈说只要我等到苹果熟透，就不会生病了。所以现在，无论我真正想要什么，我都会想起她说过的关于苹果的话。”
“酸苹果，”我说，“安拉保佑，你是我见过最聪明的孩子，亲爱的索拉博。”他的耳朵红了起来。
“绝对是。”我说，“绝对是。”
“我们会开车到那些街上去吗？那些你只能看见车顶和天空的街道？”
“我们每一条都去。”我说，眼泪涌上来，我眨眼强行忍住。
“英语难学吗？”
“我敢说，不用一年，你就可以说得跟法尔西语一样流利。”
“真的吗？”
“是的，”我伸了一根手指在他下巴，把他的脸转过来，“还有一件事，索拉博。”
“什么事？”
“嗯，费萨尔先生那会很有帮助，如果我们……如果我们能让你在一间为孩子准备的房子待上一阵。”
“为孩子准备的房间？”他的笑容消失了，“你是说孤儿院吗？”
“只是待上一阵。”
“不，”他说，“别这样，求求你。”
“索拉博，那只是很短的时间，我保证。”
“你向我保证过永远不让我去那些地方，阿米尔老爷。”他说。他声音颤抖，泪如泉涌。我一阵心痛。
“那不同的。就在这儿，在伊斯兰堡，不是在喀布尔。我会每天去探望你，直到我们能够离开，把你带去美国。”
“求求你！求求你！别这样！”他哽咽着，“我很怕那些地方。他们伤害我！我不想去。”
“没有人会伤害你。再也不会了。”
“他们会的！他们总是说他们不会，但他们说谎！他们说谎！求求你，真主啊！”
我用拇指抹去他脸上的泪痕。“酸苹果，记得吗？这就像一个酸苹果。”我轻声说。
“不，它不是。不要那些地方。天，天啦！求求你，别这样！”他浑身颤抖，涕泗俱下。
“嘘。”我把他拉近，抱着他颤抖的身体。“嘘。会没事的。我们会一起回家。你会看到的，没事的。”
他的声音被我的胸膛闷住，但我能听到话里的痛苦。“求求你答应我你不会这么做！天啊，阿米尔老爷！求求你答应我你不会！”
我如何能答应呢？我抱着他，紧紧抱着，前后摇晃。他的泪水滴进我的衣裳，直到泪流干了，直到不再颤抖了，直到惊恐的哀求变成听不清的喃喃自语。我等着，摇着他，直到他呼吸缓下来，身体松弛。我想起曾经从某个地方看来的一句话：孩子们就是这样对付恐惧：他们睡觉。
我抱他上床，把他放下。然后我躺在自己床上，望着窗外伊斯兰堡上方紫色的天空。
电话将我惊醒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我揉揉眼睛，旋开床头灯。刚过晚上10点半，我睡了将近三个小时。我拿起话筒。“喂？”
“美国打来的电话。”费亚兹先生的声音。
“谢谢。”我说。浴室的灯光亮着，索拉博又在洗澡了。电话传来两声按键声，然后是索拉雅的声音。“你好！”她声音振奋。
“嗨。”
“你跟那个律师谈得怎样？”我把费萨尔的建议告诉她。“好了，你可以忘了它，”她说，“我们不用那么做。”
我坐起来。“什么？为什么？怎么回事？”
“我接到沙利夫舅舅的回电了。他说关键是把索拉博送进这个国家。只要他进来，就有很多把他留下的办法。所以他给几个在移民局的朋友打了电话。他今晚给我回电，说他很有把握能替索拉博争取到人道主义签证。”
“不是开玩笑吧？”我说，“啊，谢谢真主！亲爱的沙利夫太好了！”
“我知道。不管怎样，我们可以当保证人。一切会很快的。他说那种签证有效期一年，足够我们申请收养请求了。”
“这样最好了，索拉雅。对吧？”
“看起来是的。”她说。她的声音很快乐。我说我爱她，她说她也爱我。我们挂上电话。
“索拉博！”我喊道，从床上起来，“我有个好消息。”我敲着浴室的门，“索拉博！亲爱的索拉雅刚才从加利福尼亚打电话来。我们不用把你放到恤孤院了，索拉博。我们就要去美国了，你和我。你听到吗？我们就要去美国了！”
我推开门，走进浴室。刹那间我跪倒在地，放声大叫。我牙齿打颤，不断大叫。叫得我的喉咙快要裂开，叫得我的胸膛快要炸开。
后来，他们说救护车来了之后我还不停叫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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