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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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那张肌肉开始松弛、打皱、下垂的面孔上,竞有一双像儿童一样充盈着幻想,让人一眼就可以望见五脏六腑的眼睛。这双眼睛可不像他的画,令人那样回 味无穷。但这双眼睛让郑子云心里生出一种又是渴慕,又是怅然的感觉。像在看一幅活人走不进去,只有心灵才能走进去的美妙的画。但如果放他进去,他肯吗? 问题不在于肯或不肯。永远地错过那一站了。他曾想研究人类学、历史、文学,但命运却让他做了官。
郑子云喜欢这样的眼睛。他想:要是人们到了这种年龄,眸子还能这样发光该有多好啊。但那是不可能的。这种闪光,只有在少数人的身上才可以看到。那些 人,直到生命的终结,仍然保留着赤子之心。它是一种难得的财富。拥有这种财富的人,可以在万般苦涩中游离出甘甜,可以从地狱上升到天堂。
画家是汪方亮的朋友。汪方亮是个杂家,什么样的朋友全有。
或是副总理,或是当今苟派的大弟子,或是金石家,或是某饭庄的名厨师……
无非因为在画展上,郑子云对汪方亮赞过那幅画:“这幅画真不错。”
汪方亮开怀大笑:“夫子,夫子。难得! 难得! ”你就说不准他是不是挖苦。继而正色道:“画家的日子不好过呢。”
郑子云暗暗惊诧,他怎么会给人留下“夫子”的印象。只闷闷地问了一句:“为什么? ”
“在我们这里,裸体画和睡觉划等号。当然不是和自己老婆睡觉。”他又哈哈大笑。
睡觉?!画面上,几个慵倦、娇柔、裸体的半人半神的女人,舒展着长长的手臂和下肢。不过是不长的一幅画布,却仿佛用一种出俗的人才懂得的隐语,在诉说着亿万年来生命的奥秘。
那不是某个具体的女人,而是整个的母性。脆弱的躯壳,不仅激起男性的责任,同时又内含着一种使人生出归属感的强大力量。
那繁衍人类、孕育历史、诞生天才的力量。
“你问问他,这幅画肯不肯卖给我? ”
幼时,父亲曾对郑子云作过如下的评语:“其犟如牛。”
没想到,画家把这幅画送给他了。郑子云失悔于自己一时犟性大发,也失悔于自己一时的冲动。拿这幅画怎么办呢? 挂,还是不挂? 要是部里的同志看见他挂这么一幅裸体画,会怎么想呢? 他要是个一般的工作人员倒也罢了,凡事,到了他们这一级干部,会变得又简单,又复杂。不挂呢,又觉得对不起画家的一番诚意。
不能白拿人家一张画。送些钱吧? 汪方亮极不赞同:“有什么关系,钱在他眼里算不了什么。这么一来,反倒伤了人家。你能给人家多少钱? 你一个月的工资,还抵不上人家一张巴掌大的画呢。”
夏竹筠能批准他花那么多钱来买这张“破纸”吗? 他不敢保证。
这件事,过去好久了,郑子云心里,却是一直放它不下。
于是,下午突然想起,不如接上画家,两人一起去馆子里随便坐坐,聊聊,吃吃。何况整整一天,他心里都泛着一层隐隐的烦躁。
在这种心情下,他尤其不愿意回家。说起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上层机关里的事情,绝非像表现出来的那么轻轻淡淡。任何一句不疼不痒的谈话后面,所囊括的内容是局外人永远无法估量的。
前些日子,某单位的一位领导同志,一定要重工业部在一个有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上,谈谈重工业部整顿企业的经验。田守诚竟然一口应承下来, 并且把这种招人不服气的事情推给了他,还让他先写个讲话稿送某领导过目。上午,讲稿退了回来,据秘书小纪同志说,田守诚传达了有关办公室的意见:讲话顶好 着重谈谈重工业部是如何在学大庆的基础上抓好企业整顿的。
并且说田守诚本人也认为讲稿写得不够全面,主要是“工业学大庆”的旗帜举得不够高,云云。郑子云听后,苦笑了一下,说:“我们不过是从我们的实际情况出发去抓企业整顿的,怎么可能要什么给什么呢? ”随手把讲稿一撕两半,对秘书说:“小纪! 打个电话,说我不讲了。”
汪方亮赶紧叫住小纪:“慢点。”然后对郑子云说:“还是送一个讲话提纲,至于具体怎么讲,到了会上还可以即兴发挥嘛。是不是还是讲一下为好? ”
郑子云眼睛也不抬地回绝道:“不必了。”
“那就由你吧。不过,小纪,电话要这样打,就说郑副部长觉得我们的工作做得还很不够,没有什么好讲的。”
郑子云哭笑不得地看着汪方亮。
汪方亮两手一摊:“何必呢? 不值得的。”
冷静下来,郑子云也自知过于偏激,不如汪方亮的练达,对于做领导工作的人,偏激几乎是一个致命的弱点。可是他的犟劲一上来,便不知如何控制自己。参加革命几十年,经历过多少运动,为这个毛病挨了多少次整,生生没有把他教训过来。
纪恒全是郑子云官复原职以后,由于部部门委派给郑子云的秘书。
郑子云从来不指名要谁当自己的秘书,或把秘书当成自己随身携带的一个物件:比方,一支钢笔,或一个笔记本子,走哪儿带到哪儿。他觉得那是渗透了封建 意识的一种表现。他并不认为非在哪个位置上呆一辈子不可。没有必要往上投靠谁的门下,往下纠结一帮人,形成一股力量,为巩固既得的一切而绞尽脑汁。把他放 在这儿,他就拼着性命去干,把他扒拉掉,他可以读书去,有那么多书好读啊。或者,教书去。有那么多青年渴望着投身到火热的建设中来,需要上一代人,把几十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告诉他们。
纪恒全曾给几位部长当过秘书,有着当秘书的足够经验,工作起来得心应手。因此,他一眼就能看出郑子云的毛病,他太有自己的个性,自己的脾气,常常别出心裁地干些不合乎常规的事情。光凭这一点,纪恒全料定郑子云的官运,充其量也只能当到这个份上。就是这顶乌纱帽,也不知怎么会陰错陽差地落到了郑子云的头上。这种任性的 人,天生是一种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人。也许有什么机缘上去了,但早晚会跌得很惨,决不会四平八稳地把这个差事干到头。他很有兴味地注意着郑子云的一切,像 在生物实验室里,观察那些服过什么药物,或注射过什么针剂的小白鼠。暗中注意收集、记录着郑子云的信件、电话、谈话内容以及经常来往的人等,说不定将来就 有用得着的时候。
也许不应该苛刻地责难纪恒全什么,他和某些人没什么两样,不过是某种生活的副产品。他所缺少的,并不很多,只是一般人都有的那点正义感。他其实是个非常能干,有充分能力适应各种领导胃口的秘书。但是,给郑子云这样的人做秘书,他显得过于复杂了。
作为一个副部长,竟然这样处理事情,纪恒全觉得郑子云不通世事简直到了愚蠢的地步。你就是不想追随什么潮头,这样让人下不来台,总会让人心里感到不痛快吧? 人和人之问的关系,有时相当微妙。转眼之间就把人给得罪了。
纪恒全决定照着汪方亮的意见去办。就是郑子云火头过后.知道他没照他的意见办,也不会为这种事情责怪他。郑子云总该明白这样做实际上是维护他。真正 让人感到不可忽视的是汪方亮,虽然他整天嘻嘻哈哈,什么事都不大在乎的样子,却是真厉害的人。这种人,只有到了关键的时候才会动真的。就连田部长也怕他几 分。
电话里,夏竹筠也穷追不舍:“为什么不回家吃饭? ”
“和谁一起吃饭? ”
“谁? 我怎么不认识这个人? ”那一张画,在客厅的墙壁上,至少挂了一个月。三十多天,她天天面对着它,竟连作画人的签名也没看过一眼。再说,为什么都得是她认识的呢? 好像有一则外国幽默:要是哥伦布有个老婆,他会发现美洲吗? “你到哪儿去? ”
“同谁一块儿去? ”
“去干什么? ”
“什么时候回来? ”
结果是哥伦布什么也发现不了。
然后,她大发雷霆:“年三十你也不回家,啊! 这个家我看你干脆别要了。”——那倒真会宰了他——“方方和培文、小外孙子都叫家吃饭,你倒和个什么画画的下馆子去了。”她说到画画的那种口气,活像说到一盘烧坏了的牛肉,或是一段不称心的衣料。
“我在哪儿吃饭的自由还是有吧。”郑子云懒懒地应着,根本不听电话那边还在喷射着的岩浆或是炮弹,“咔嗒”一声把话筒放到叉簧上。
听见大女婿回家,他更不要回家了,他讨厌那位“门当户对”的亲家。那是夏竹筠的乘龙快婿,浑身上下也自有一种暴发户的味道。让郑子云想起进城以前,他在农村常见的、身上冒着小磨香油味儿的小商贩。
让他们那一伙冒着小磨香油味儿的人一起热闹去吧,只是苦了圆圆。郑子云后悔没把圆圆招呼出来,可他懒得再打电话,再听那火山爆发的声音。只有圆圆才是牵系他和那个家的惟一纽带。
那窄小的死胡同,就连极精巧的“丰田”车也没有转身的余地,司机老杨是把车倒着开进去的。
那小小的四合院,原来也许是个独门独户。长着北京人爱种的枣树、柿树、茉莉、月季……曾经是温馨、宁静的。但不知从什么年月起,搬进了许多人家。家家的小厨房,像雨后林子里突然长出来的蘑菇,又像河堤上伸向河床的护堤基石,往小院当中延伸着。
院子里什么味道全有:醋熘白菜,葱花烙饼,油煎带鱼……什么声音也全有:两口子吵架,婴儿啼哭,收音机放到最大音量,河北梆子,慷慨激昂。从这音量可以猜出,开收音机的人,准是个耳朵挺背又在剁肉馅的老奶奶。她们大清早一睁开眼就会把收音机拧开,从早到晚,就这么哇啦哇啦地响着。别管是播送《天鹅湖》,还是《资本论》浅释,或是《说岳全传》……其实她们一个字,一个音符也没听进去。
画家的画室,竟在一九七六年地震时搭下的防震棚里。矮小、陰冷。夏天恐怕还会酷热难当,墙上还会潮得把糊的那层报纸洇湿。身材高大的画家不得不拱背 站立着。可是,只要往案子上那画了半截的,以及墙上挂着的那些画瞧上一眼,人就会忘记这小屋、小院里的气味和嘈杂。郑子云不由得想,中国的知识分子,大概 是顶“物美价廉”的了。他痴痴地站在那小屋里,想起自己部里的那些技术人员,还有工厂里的那些工人群众,又很快地修订了自己的想法,不,中国的老百姓,可 以说是顶“物美价廉”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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