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稹变节之谜

元稹、张籍、王建，都是白居易志同道合的诗友、新乐府运动的中坚，同时也都是杜甫的推崇者、继承者。元稹与白居易齐名，人称“元白”，他们的文学观点完全一致。可惜的是，后人对元稹的人格颇多垢病，故而损害了他的人格形象。

元稹，字微之，河南(今河南洛一陽一)人。家庭贫困，刻苦自学。贞元间举进士第。唐宪宗元和年间，他任左拾遗、监察御史等职，对权贵、藩镇的不法行为进行过多次弹劾。穆宗时期曾作过宰相，后历任同州、越州刺史兼浙东观察使，武昌军节度使，以暴疾卒于武昌，时年53岁。元稹在文学方面的成就，与白居易相同，在当时的文学革新运动中具有突出的进步作用。

著名的文学、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中对元稹的诗文评价颇高，认为元稹是绝世才士，但对元稹的为人颇有微词，指出“人品虽不足取，而文采有足多者焉”。他认为元稹是“工于投机取巧”，在情感问题上没有道德。陈先生说:“微之之贬江陵，实由忤触权贵阉宦。及其沦谪既久，忽尔变节，乃竟干谀近幸，致身通显。则其仕宦，亦与婚姻同一无节操之守。惟窥时趋势，以取利自肥耳。”陈先生又说:“故观微之一生仕宦之始末，适与其婚姻之关系正复符同。南北朝唐代之社会，以仕婚二事衡量人物。其是非虽可不置论，但今日吾侪取此二事以评定当日士大夫之操守品格，则贤不肖巧拙分别，固极辽然也。”

这样一来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见到的元稹在前期敢于上书论政，指斥弊政，在后期是否投靠了权贵而换得几个高的职务?的确在唐穆宗时期，元稹官为中书舍人，翰林承旨学士。后为裴度弹劾与宦官魏宏简结交，罢承旨学士之职，官工部侍郎。次年，裴度与元稹先后为相，两人政见不同，后同时罢相，元稹出为同州刺史。至唐文宗时他又被调回中央，为尚书省左丞，身居要职。后又受到排挤，出为武昌军节度使。人们不禁要问，元稹的这些高官职务，是否为变节后得来的?

著名的文史学家卞孝萱先生在《元稹“变节”真相》(载《华中师院学报》1979年第四期)一文中专门就元稹的“变节”进行了研究，对陈寅恪说的“变节”进一步作了阐述。早年元稹中明经和制举，得到了考官裴垍的赏识。由于他对权贵、藩镇、宦官的不法行为进行过多次弹劾，使当时已升任宰相的裴垍对他十分信任。裴垍的亲信裴度等人曾因上书受到他人陷害，元稹支持他们，并向皇帝讲清事情的原委，虽被贬官，而元稹自己并没有懊丧。不久裴垍提拔他为监察御史。元和五年（810年），元稹因与宦官的矛盾再次被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他在诗中说：“惨舒在方寸，宠辱将何惊……此意久已定，谁能苟求荣。所以官甚小，朝野已势倾。”他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很自豪，对自已被贬官不感到悲观，因为他相信裴垍会对自己进行提拔的。

事不凑巧，第二年裴垍病卒，元稹在朝廷中的依靠没有了，他原来的酣歌之气没有了，变得忧愁起来。他在《感梦》诗中表达出了自己的这种心态：“前时予椽荆，公在期复起。自从裴公无，吾道甘已矣。”这首诗成了元稹变节的自供状。严绶和宦官的关系很好，任江陵尹和荆南节度使后，成了元稹的直接领导，元稹和宦官的关系本就不好，元稹的好友白居易对元稹十分担心。不料严绶到任后，并没有对元稹报复，相反两人关系相处很好，对元稹恩顾有加，这说明元稹巴结严绶成功了。元和九年，严绶、崔潭峻奉命讨伐对抗朝廷的淮西节度使吴元济，他们把元稹也带了去。元稹《葬安氏志》中说；“适予与信友约为淅行，不敢私废。”既然称“不敢私废”，即证明“淅行”是公事，“淅行”即山南东道之行。“信友”指宦官崔潭峻。元稹知道交结宦官是丑事，于是就煞费苦心地想出“信友”一词来，然而欲盖弥彰。此后，元稹又依附宦官崔潭峻、魏弘简，竟然荣登大位，官至宰相。

也有人持不同看法，认为根本不存在元稹变节的行为，应该清除泼在元稹身上的污水，并给予较为公允的评价，还元稹以历史的本来面目。

持这种观点者指出《感梦》诗是不是元稹变节的“自供状”，关键的问题是如何理解《感梦》诗的意思。依照诗的内容，它可分为：梦前述情、夜梦裴垍、梦后忆梦、向僧述梦、因梦忆旧和感梦抒情六个部分。在最后一部分，诗人发出了“前时予椽荆”等四句的感叹，意思是：我以前被贬谪江陵，因为有裴相公在朝，随时寻找机会为自己分辩，所以自己还有“复起”，即再任要职的希望。自从裴相公谢世，自己一贬再贬，再也无人为自己讲公道话，景况已不同于裴相公在世时，我只有“终老于穷贱”了。接着诗人又对白居易表示同情云：“白生道亦孤，谗谤销骨髓。”诗中所言“道”字，显然是指元、白的仕途，不应解释为“道路”，否则“白生道亦孤”便不好解释，总不会认为白居易也有变节之嫌吧。诗人最后表示：“为师陈苦言，挥涕满十指，未死终报恩，师听此男子！”当是在回忆裴氏谢世后自己和白氏仕途的坎坷、宦场的艰难，表示要继承裴氏未竟的事业，坚持原先的斗争。

为弄清元稹是否变节，首先要考察裴垍卒后元稹的立场有无变化，《感梦》诗写作前后元稹的言行是否一致。裴垍卒后，元稹对其仍是感恩戴德，念念不忘。元和九年年底，政敌不让元稹有平叛立功的机会，突然将其调离淮西前线，令其西归长安，途中元稹有诗怀念裴垍《西归绝句》，十年三月，元稹贬为通州司马，六月，染病危重，不得不于十月北上兴元求医问病，途中又有《感梦》诗，盛赞裴垍对自己的关怀和支持，并向他人称颂了他的功德。元和十三年，元稹在《上门下裴相公书》中，再一次提到裴垍对自己和其他直臣义士的奖掖和提拔，，并希望宰相裴度效法。不仅如此，元稹还一直与裴垍的亲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说明了元稹对已故裴垍的态度并未改变。

裴垍谢世，元稹失去了有力的支持，处境确实很困难，但他斗争的决心仍然是很旺盛，其诗云“半夜雄嘶心不死”、“为言腰折气冲天”、“此生如未死，未拟变平生”，可见一斑。其时，元稹位低职卑，政治上难于有所作为，他抱着“达则济亿兆，穷则济毫厘”的态度，尽自己所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好事：如在当一陽一县以同情“囚犯”的态度处理案件；荆南少数民族一騷一动，元稹建议和平安抚；淮西吴元济叛乱，元稹积极参加平叛等。被贬官期间，元稹只能将“全盛之气，注射语言”。他编集了自己的包括新题乐府诗在内的诗集，还第一个站出来对杜甫反映现实、抨击社会的诗歌作了高度评价；在兴元与刘猛、李馀一起从事新乐府运动，写出了《乐府古题》等一大批抨击丑恶现实的诗歌。从中亦可见，诗人内心仍然同情百姓的苦难，愤恨权贵的跋扈，不过表达方式不同罢了。

与前期相比，贬职期间元稹确实没有惩办过违制的权贵，这是无权使然。但后期的元稹，实权在握，恢复了前期的锐气，如在同州均田平赋、在浙东罢进海味，在尚书左丞任“振举纪纲，出郎官颇乖公了议者七人”。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可以看出，元稹在贬职期间因政治地位下降，其斗争方式也必然有所改变，但他斗争立场未改，政治气节未变，以斗争方式的变化为依据断定元稹变节是不妥的。

其次，荆南节度使府与不申户口、不纳赋税而养兵四守、谋拒王命的河一陽一、镇冀、淮西等地方割据势力完全不同，严绶是朝廷的派出官员，他与使职世代相袭的藩镇头目也不一样。淮西叛乱时，严绶曾参与平叛之战；荆南六州少数民族一騷一乱时，严绶也设法和平绥乱。因此所谓元稹巴结藩镇严绶的实在含义，至多也只是元稹巴结上司严绶而已，此乃封建社会中司空见惯之事，恐怕是不能用来作为元稹变节证据的。

平叛淮西时，元稹曾代严绶撰写过三篇书表文告，指责吴元济“丧父礼亏，干君志愎”、“擅胁仕徙，偷侵县道”，指出叛乱给百姓带来无穷灾难，“百姓日蹙，赋敛月如，天兵四临，耕织尽废。窃闻壮者劫而为兵，老弱妻孥吞声于道路”，劝谕淮西将士争取“自新之路”，警告吴元济放弃“非望之志”。可见，元稹对真正的藩镇——地方割据势力的立场是正确的，态度也是鲜明的。

严绶之所以没有打击元稹，可能还因为过去打击元稹的宦官集团是以吐突承璀为首的，与严绶当时的监军使崔潭峻不是一派，更与严绶本人无关。在宦官、朝臣均分党结的情况下，严绶没有必要打击一个与其素无冲突、且又能效力奔走的下属。而“恩顾偏厚”四字，是严绶卒后，其子为请求元稹为其父撰写行状，以向朝廷请求诏赠而说的套近乎的话，对它看得过真是完全没必要的。事实上，当元稹被迫离开平叛前线的时候，严绶与崔潭峻显然都没有为元稹说话，故元稹后来有诗云：“剧敌徒相轧，嬴师亦自媒。”可见元稹与严绶、崔潭峻的关系只是一般的上下属关系。

再次，若是曲解了元稹《葬安氏志》的原意，自然是不见其真意的。其文云：“予稚男荆母曰安氏……近岁因婴疾，秋方绵痼。适予与信友约为淅行，不敢私废。及还，果不克见。”说的是元稹事先与“信友”——诚实不欺、严守信用的朋友有约，至期安氏重病在身，本不应离她而去，但因事先约好，不能单方面毁约，只好如期赴约，故称“不敢私废”。但等“淅行”返回，安氏已经病故。志文所记，正是这种追悔莫及之情。崔潭峻当时是内常侍，官品与内侍省的副职相当。外出为监军使，更是威赫无比，是代表皇帝监视节度使行使军政大权的，实际职权远在节度使上，元稹时为“有罪遗弃”的青衫从事，品位低贱的小吏，怎会在自己的文章中，随便称与品位悬殊的崔潭峻为“信友”呢？

另外，元稹在江陵任职前后，曾三次遭到有宦官参与的诬陷与打击，因此而外贬长达十年。而崔潭峻此后一直是宦官集团“元和逆党”的重要成员，完全能够护救元稹，但崔潭峻却听任同党诬陷和打击元稹，坐视不理，这说明元稹与崔氏关系极为一般，不能算“信友”，也谈不上“依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