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编钟重见天日之谜

乾隆为庆贺自己80岁生日，下令铸造一套16枚黄金编钟，所用黄金多达一万多两。编钟按照古书记载的名称铸造，现在仍旧金光灿烂地陈列在故宫博物院的珍宝馆内。民国时，政府派了大批专家在故宫挑选国宝，装箱运到西南大山里珍藏，可是专家们并没有找到这套黄金编钟，这件事成了民国政府的难言之隐。这个谜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为两个保护编钟的有功人士所道破。

乾隆是我国历史上好大喜功的皇帝之一。好大喜功一方面为中国作出了某些卓越的贡献，另一方面却会耗费大量的民脂民膏。乾隆五十五年(1790)为庆贺自己的80岁生日，下令铸造一套黄金编钟，所用黄金多达11439两，再加上人工、配料等，耗资远不止这个数。围绕乾隆的生日庆典，清朝政府耗资巨大，铸造编钟就是其中的一项。编钟共16枚，按照自古记载的编钟名和清朝掌握的音乐理论铸造，现在仍旧金光灿烂地陈列在故宫博物院的珍宝馆内。据称编钟能演奏美妙的音乐。这套编钟曾经隐没不见，后来又是怎样失而复得的？如前所述，西周后期的晋侯苏编钟是目前所见的最早的一套16枚青铜编钟实物。用黄金铸造编钟则是清朝的首创，康熙五十五年(1716)曾经铸造过一套，可能为庆贺65岁生日所造，乾隆五十五年再造一套。两个“五十五年”，恐怕不是偶然的巧合。《易序》说五十五为天地之数，清朝两个皇帝的内心深处在为自己在位五十五年而庆贺，为与天地之数相合而庆贺，为得天地之助而庆贺。这当然只是一种猜测。清朝的黄金编钟主要用于各种盛大的庆典活动时演奏《中和韶乐》，比如元旦、冬至、帝后的生日、皇帝的登基、皇帝的大婚、祭天、祈雨、庆祝丰年等，黄金编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使用的频率也是比较高的。

乾隆黄金编钟所用的黄金数量如次（以所用黄金的分量排列）：(1)无射924两；(2)应钟888两；(3)南吕874两；(4)夷则873两；(5)姑洗787两；(6)蕤宾764两；(7)林钟755两；(8)仲吕741两；(9)夹钟714两；(10)太簇681两；(11)黄钟615两；(12)倍无射610两；(13)大吕587两；(14)倍夷则560两；(15)倍南吕536两；(16)倍应钟530两。《清史稿·乐志》说钟的大小、高短、腹径都一样，但厚薄和容积不一样，故编钟的音阶是靠钟壁的厚薄来区分的。钟体用两条环形线分成三个部分：下部铸成圆饼式乳丁，供敲击之用；中部为浮雕龙纹，并标明钟名；上部为云纹。钟钮为连体双狮，四足牢牢地抓住钟体，供悬挂之用。一精一美的造型，富丽堂皇的图案，，金光灿烂，真是美轮美奂的稀世珍宝！可以想像，每当清王朝举行重大的庆祝或祭典时，别提演奏的音乐有多么的美妙，就是这套编钟一陈列，再加上其他乐器的陪衬，则充分体现出皇帝的尊贵无比和天子的至高无上！可是我们知道黄金器皿发出的声音并不悦耳，黄金性软，是经不起击打的，而编钟上并未留下什么击打的痕迹。那么乾隆的黄金编钟是否以黄金为主的合金？如果是，那么是什么样的合金配比？史书仅记录了所用黄金的数量和编钟的形制，并未见什么合金配比，这也是一个难解的谜。

有道是盛极必衰。这套编钟虽然仍为乾隆以后各帝相沿使用，但是挽救不了清朝衰亡的命运。嘉庆皇帝时期开始兴盛的鸦片贸易使大量白银流出海外，而鸦片严重地危害了中国人的健康，于是在道光年间爆发了鸦片战争。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持续十余年的太平天国运动几乎摧毁清王朝。内忧不断，外患频起。摇摇欲坠的清王朝被辛亥革命推翻了。由于新建立的民国政府并未没收爱新觉罗氏皇室的财产，及抗战爆发，民国政府派了大批专家在故宫挑选国宝，装箱运到西南大山里珍藏，并派一支军队保护。可是专家们并没有找到乾隆年间所铸造的黄金编钟。黄金编钟的隐没不见，一时成了民国政府哑口难言之隐。这个谜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为两位保护编钟的有功人士陈亦侯和胡仲文所道破。

原来民国政府不仅没有没收清王朝的财产，而且并未将末代皇帝溥仪逐出宫门，把他安排在紫禁城的后半部，还每年拨款四百万两白银作为生活费。可是皇室过惯了侈靡的生活，溥仪经常命人到宫中偷运珍宝，向银行作抵押贷款。1924年又将黄金编钟偷出，由溥的岳父荣源出面向北京的盐业银行抵押贷款，得40万银圆，由清宫内务府与盐业银行签订了“关于金宝、金册、金编钟等押款的合同”。同年11月，溥仪被逐出宫，当然再也无力赎回编钟了。

黄金编钟流出宫外也为民国政府察觉，开始追寻其下落。北京盐业银行行长一面矢口否认抵押一事，一面派人将编钟转移到天津盐业银行，藏于天津法租界中街盐业银行库房的夹墙中，由天津盐业银行经理兼银行会会长陈亦侯负责保管。卢沟桥事变后，日本特务就盯住陈亦侯，并派日本驻天津的副领事紧逼陈氏交出编钟。陈觉得难以保住国宝，就暗中派人到香港请示总经理，可是得到的回复却是“毁掉”二字。也就是要把编钟熔化后铸成金条。

陈亦侯在无奈之下找挚友胡仲文商量对策。胡仲文同陈亦侯一样，是一位爱国的民族资本家。两人决定将编钟转移到胡仲文经管的四行储蓄会大楼地下室的一个密库内。于是找了两个可靠的工友，四人共同秘密地将编钟藏妥，并立下誓言：守口如瓶，不畏威逼，不为利动。

过了没几天，日本特务失去了耐心，于是派了军警到天津盐业银行大肆搜查，当然一无所获。而陈、胡二人也乘机放出空气，说编钟早被熔化后改铸成金条运走了。因此当时的人们都相信：稀世珍宝已经永远消失了。陈胡二人这才稍感太平。天津解放后，他们将编钟交给人民政府，1953年重返故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