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名医一一施今墨
一代名医一一施今墨
祝谌予
【施今墨小传】施今墨(188l~1969),浙江萧山人,原名毓黔,字奖生。十三岁从其舅父李可亭先生学医。成年追随黄兴先生,参与辛亥革命。民国初专业医,素主中西医结合,取长补短,毕生致力于中医之革新.解放后曾受毛主席接见,参加过最高国务会议并任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曾任儿童医院、首都医院、北京医院顾问。
先生十三岁即从其舅父河南安阳名医李可亭先生学医,后来进入京师法政学堂,接受革命理论。先生见到清廷之腐败无能,认识到欲使我中华民族繁荣昌盛,非青年有志之士奋力革命不可,于是追随黄兴先生奔走革命。
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政府,在南京成立了国民革命临时政府,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黄兴先生协助之。但多数官员仍似昔日之争权夺利,不顾人民疾苦。先生深感夙志未酬,慨然叹曰:不为良相,便为良医。遂脱离宦海,专以医为业。
先生一生志抱革新,业医亦趋革新。先生认为西医有许多科学仪器辅助诊断,辨病明确,但治疗方法不如中医之多。故于五十多年前即采用西医诊断手段,中医辨证治疗,疗效显著,声名大噪。许多疑难病患者,经先生精心治疗,多获显效。先生尝谓:治疑难大症,必须集中优势兵力,一鼓作气,始能奏效。因循应付,非医德也。
先生善用《金匮》、《伤寒》之经方。每每合剂使用,加之先生所创对药(药物配伍),难免方剂稍大,药味众多,常被当时医生所讥。其实,先生用药组方,极有法度,绝非堆砌药物,胸中无数。先生尝曰:临证如临阵,用药如用兵。必须明辨症侯,详慎组方,灵活用药。不知医理,即难辨证,辨证不明,无从立法,遂致堆砌药物,杂乱无章。
有时先生亦常用单味药或单方出奇制胜。如治内蒙古某妇患热痹,关节红肿疼痛,发高热,日夜号叫。当时众医均以风、寒、湿痹治之,而先生诊之曰:此热痹也。处方一味紫雪丹3克顿服,日二次。服后痛减,即不号叫,但药力过后,疼痛再发,热亦未退,先生加量紫雪,每次6克,日二次。旋即高热渐退,疼痛大减,已能安卧。但某医认为紫雪不宜多服,病家遂即停用。然药停后,热再发,痛又大作。患者家属再次求诊于先生,先生曰;药力不够耳。遂嘱用紫雪丹6克顿服,日三次。前后共用紫雪丹60克,病遂痊愈。可见先生并非仅善用大方,而亦善用单方、小方,关键在于辨证准确,又善用药,故效如桴鼓。
先生治病,重视审证求因。如某青年患腰椎增生,腰痛如折,行动困难,屡经中西医治疗未效。后求诊于先生,经四诊观察,断为肾虚所致。嘱其每日服枸杞子30克,一个月后,腰痛大减,行动自如。嘱其再服一个月,巩固疗效。此人今已五十余岁,腰痛迄未再发,每每言及,盛赞先生之高明。
又治民国初年某议员上呕血,下便血,病情险恶,当时群医束手,后延先生诊治。先生观前医诸方均以止血为主,并无少效。先生沉思者再;中医理论,上病取其下,下病取其上。呕血宜降,便血宜升,而今上下俱病,升降均不相宜,当如何处置?先生认为,上下俱病当取其中,补中之药以吉林野山参为最佳。嘱其家人,急购老山参60克,微火嫩煮,频频饮服,不拘次数。经一昼夜,呕血便血均止,人亦清醒,患者伏枕频频致谢。可见先生辨证精确,独具巧思,谙熟药性,,用当通神。
先生医德极好,虽名扬海内外,但接人待事,谦恭诚恳,从不诽贬同道。专视他人之长,常忖个人之短。如对某病自己经验较少,即推荐病人至有专长的医生处诊治;甚至对学生的治疗经验,也常常接受使用。
先生虚怀若谷。如在解放前曾于重庆乘滑杆,见轿工口含一物,爬山越岭,并不气促,询之,知为蚧蚧尾。后用于治肾虚之喘,屡屡奏效。
先生在学术上有其独到的见解,毕生致力于临床实践,认为祖国医学理论必须与临床实践相结合,没有临床实践只是空谈理论并非良医。对古人之论述,必须付诸实践才能深有体会。从实践中又敢于突破旧框框,方能推陈出新。诸如《内经》、《伤寒》、《金匮》、《本草》、《温病》以及历代名家著述,虽称圭臬,亦须从临床实践中深入体会。先生尝谓:绝不能拼凑症状以命证,亦不可拘执成方以治病。
先生认为气血为人身体物质基础,实属重要。因此提出:阴阳应为总纲,表、里、虚、实、寒、热,气、血为辨证八纲。这是先生对于中医基础理论八纲辨证的新发展。
又如治外感发热性病,先生认为:凡内有蕴热,方易招致外邪:若无内在因素,仅有外因则多不能伤人。表证不可只知发汗,切应注意清里。既应解表亦应清理,在解与清二字上仔细推敲,故创立七解三清(即解表药与清里药之比例为七比三,下同)、三解七清、五解五清等法,用之得当,效如桴鼓。先生擅长治脾胃病,曾拟治脾胃病十法,即温、清、补、消、通、泻、涩、降,和、生。其意为:寒宜温,热宜清,虚宜补,实宜消,痛宜通,腑实宜泻,肠滑宜涩,呕逆宜降,嘈杂宜和,津枯宜生(具体用法详见《施今墨临床经验集》,人民卫生出版社)。
先生一生革新不息。如认为中药汤剂服用不便,并且浪费甚多,曾设置制药厂,提炼药物,用量小,服用方便。虽因用人不当,半途而废,但革新精神,可见一斑。又如三十年代尚无中医医院之设,先生创立中医医院,使用西医诊断仪器,采用中医辨证治疗。当时规模虽小,但此创新精神,实为可佩。
先生在办学方面亦主革新,不存中西医门户之见。大力提倡中西医学互相取长补短。一九三二年创办华北国医学院,课程设置以中医为主,兼设西医基础课程,如解剖,生理等。到解放前为止,培养出五百多名中医,现多已成为骨干力量。先生此举,可谓创中西医结合之先河。
先生为中医事业,鞠躬尽瘁。国民党统治时期,曾有废止中医之举。先生奔走南北,联合同道,在南京组织请愿,在报纸上大声疾呼,引起人民之响应,迫使国民政府撤销废止中医一案。
解放后,先生亦多次上书,维护中医事业,虽屡遭某些人责难,甚至讥笑诽谤,而先生坚持拥护党的政策,从事中西医结合事业,不遗余力。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二日在京逝世。临终嘱其儿女、门婿等,必须将医案整理出书。他说:余虽身死,但我的医术留给后人,仍为人民服务。并嘱将遗体解剖,为医学研究做出最终贡献。
一九八一年四月十六日为先生诞生百年纪念日,其子女,门婿及学生们在京举行纪念会,交流施氏学术经验,并将先生解放后所诊之有效病例,积累成册,定名《施今墨临床经验集》,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以资纪念。
从施今墨老师获得的学识和教诲
朱师墨·
施今墨老师医学渊博,经验丰富,融通中西,推陈出新,兼以热心挹菁拔萃,提携后学,为祖国医学的继承和发扬,做出了重要贡献。师墨虽蒙殷切诱导,侍诊学习有年,但由于天分有限,努力有亏,自稽所获,只是粗识途径,不敢说已登堂入室,妄称师传门人。
我跟施老师侍诊学习之始,施师即及时指出:经典著作是祖国医学之基本,是必修的功课。中医内科则概括妇、幼等诸病证治。故历来医家,其凡精于内科者无不兼工妇、幼等科。张仲景为内科证治专家之鼻祖,在《金匮要略》中则有妇人诸病脉证并治之作。孙思邈著录《千金要方》达六十卷之多,后来更著《千金翼方》以增充之,其内容对妇、幼等各科方治俱备,而尤备妇科。秦越人过秦为小儿医,过洛阳为耳目痹医,过赵则为带下医,可见中医内科概括之广,且为诸科之主。施老师认为;其有好逸恶劳者,怕下苦工,舍本求末。例如学习妇科,若只固守傅青主书不放,只习用生化、四物等数方不变,以统治妇人诸病,此乃借傅青主妇科之盛名,以自高身价而以专家自炫,欺世盗名,不足为训,非吾之徒也。
如上足见施老师对门人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他对治学态度的教诲是:必须锲而不舍,志坚金石;纵览群籍,精究专业;博采众长,不偏不倚。对于脉证并治严格要求切重实际,遵循真理,正确辨证,对证施冶,深中肯綮,突出重点,整体考虑,全面衡量。他对德才并重,主张必须广结师友,德才自尚,互相砥砺,真诚相见。(师墨附识;昔贤有言,多师为良师,良朋同师保。抗日战争期间,武汉沦陷,师墨迁沪开业,对《伤寒论》等经典著作有不够了解之处,常去请教陆渊雷先生,先生虽以友道客礼相待,而师墨则尊之若师。师墨对孟河费氏学术,深为服膺。其传人丁氏之《丁甘仁医案》,粗看似亦一般,深入细读,乃觉不同凡响。于是每日凌晨,即展卷究读,不敢或懈,视同良师传技,收到侍诊见习之效。故尝自订铭辞;亲炙施今墨,私淑丁甘仁。
施老师还经常告诫门人:戒主观,戒机械,戒玄幻,戒泛滥,戒故步自封,戒空论侈说。所以,施老师既反对厚古薄今,亦排斥非理性的标新立异。他又经常郑重地指出;病是活的,多数是复杂而多变的,而且机枢相通,顺逆相从,关系相应,矛盾相对,其间错综曲折,潜晦隐微,古今中外之上工高手,亦时苦未能尽窥其奥。所以在诊治上,千万要全面精察,苦心探索;灵活运用,谨密掌握,选药准方,选方准病,不可执一药以论方,不可执一方以论病,不可徇一家之好而有失,不可肆一派之专而致误。其有厌学图便者,只是习用极少数成方、单方以统治万病,非吾之徒也。
记得有一次,有一位施老师的好友之子,要从施老师学习中医。施老师命师墨随便在书架上抽取一本书,那是《内经知要》。施老师叫他把书首薛生白的序言,念读一下。因为那本书是木版的,没有句读符号,他念不下来。施老师宛转地对他说:你把中文再学上一个时期,再来跟我学中医,那就好了!从这里也可看到施老师对门生的要求是既严格而又全面的。这也说明:中医有必要学好中文,才有深入钻研祖国医学的工具,这同西医有必要学好外语,才能广泛吸收国际的先进医学是一样的。
回忆初从施老师学医时,对施老师治疗妇科崩漏病常用赤石脂,禹余粮、煅龙骨,乌贼骨、棕搁炭,陈阿胶等不理解,请教他根据是什么。施师因我是初学,医学知识还幼稚,所以只用简单的物理比喻作解说:假如屋内墙壁坏了漏水,泥工补漏,须用泥土,稠胶和麻缕等掺合一起,才能补牢。对功能性子宫出血症,如其症候宜用涩法,要达到补漏止血的效果,就必须采用质粘而性涩的矿土赤石脂、禹余粮,质稠而善补的阿胶和纤维韧密而性能敛涩的棕榈等,综合施用,始能奏效。《伤寒论》第92方赤石脂、禹余粮汤主治下焦滑脱性下利,亦是取其填涩作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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