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六十年岐黄之路
我的六十年岐黄之路
成都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妇科主任、教授王渭川
【作者简介】王渭川(1898~),江苏丹徒人。自幼打下较好的经学基础后从师学医,毕生致力予各科临床,尤擅内科和妇科,,在理论上也有较深造诣。着有《王渭川临床经验选》、《王渭川妇科治疗经验》等。
我是江苏丹徒人,生予一八九八年,未满三岁,即遭父丧,由母亲周氏抚育成长。祖父鲁直公是清末举人,那时已年逾六十,还设馆教徒。他既精于考据,又重理学,很同意湘人治学的旨趣。“欲以戴段钱王之训诂,发为班张左郭之文章”。可惜体弱病喘,未能竟其志。他同时兼治医学,在家乡一带,颇有些名气。春风桃李中得有两人;一个是镇江的袁桂生,一个是丹徒的何叶香。前者重临床,后者精理论,他们各有不同的成就。
祖父视我为爱孙,虽爱之深,更教之严。我六岁时,他便首教《诗经》,口传心授,释以浅义,责以背诵。听我诵读到声清音朗之际,他便欣然赋诗。记得曾有两句:“不堪子夏伤明后,却喜娇孙诵读初。”由此,祖孙两代,食同桌,眠同床,耳提面命,格外用劲。九岁时,祖父又授以《春秋》、《左传》。我对左氏文章精义虽能了了,但对春秋当时情势,苦不能明。我曾询问祖父,答以“一读二讲,逐步自明。”正冥思茫茫,极端愁苦之中,恰表兄归自上海,买有《列国演义》一部。我翻阅一遍,不禁狂喜。这虽属稗官,但春秋各国情况,仅仅在一百回中就能使人了如指掌。于是我自读自笑,爱不释手。祖父感到奇怪,问我,我告以原因,他点头称是。由此,我有了体会:读古书,如有课外通俗读物辅助,则收效较大。祖父还曾问我:“《左传》每一篇用《诗经》一二句殿于文后,是何含义?”我回答说:“这是古人的归纳法与左证法。”他听了很高兴,抚着我的头说:“吾门继武有人了。”于是教授日勤,仅仅十余年时间,就使我学完了《四书》、《五经》,得以卒业。祖父还教我作文,先是教我学八股,后来废考,又嘱我学韩愈文。可惜他天年不永,我十七岁时,他突然患中风暴卒。
祖父逝世后,家中生活日艰,母亲以女红谋米盐。承袁桂生、何叶香两君厚意,主动来嘱我随之学医,并愿负担我学医经费。于是,在一九一六年我十八岁的时候,向袁、何两师正式拜门学起医来。每天上午,随袁师实习门诊,下午,随何师听讲医典。
袁师门诊极忙,几乎户限为穿。他读书宏博,学术渊深,。经验丰富。他以望色凭脉为立方依据,复方多显奇效。他重视前人珍贵经验,但用古方,又往往师其意,酌情化裁运用,决不拘泥成规。同时,他很注意自己的经验积累,虽忙迫,也多详加记录,为后来整理验案作准备。他长于妇女调经,尤长于调理杂病,如肌肉萎缩、下肢瘫痪等不少怪病,多能得心应手。记得一个年仅六岁的男孩,其母抱来,肌肤如冰,脉如细丝,肛门试体温高达摄氏40。袁师立方,首用熟附片15克,次用生石膏30克。我感到奇怪,问此症属寒属热。袁师回答说:“吾欲以石膏清其里热,附予强其心衰,非此不救。”结果真的两剂而愈。至今回想起来,投袁门首尾三载,实受益非浅。我执业后,能够学有所进,也与坚守袁门家法,适当自我化裁有关。
何师上午门诊,下午为初级学生连我共六人开课。他以张、马合注的《内经素问》为教本,多半逐条解释。对于运气胜复,虽联系王冰、吴昆之说详加发挥,但张、马之注,毕竟是引经注经,范围不够扩大。同学中对《内经》研究有素者有人,对何师运气生化之旨的归纳分析不满,要求多采用其它有关《内经》的著作结合讲解。但何师年高体弱,对摸得熟的张、马合注本不愿更换。于是,在无可奈何之中,为了满足自己的求知欲,我动了一个念头:跑书店。
镇江鱼巷的“京口善化堂”是个有二百年历史的老书店,与南京的“李光明”齐名。有一天,我请了假,专往善化堂去。在柜上,我看到了《黄帝内经索问》、《内经素问校义》,《内经博义》等许多刻本,字大行稀,便于阅读,内容也大大超出了张、马合注本。特别是清人姚止庵注的〈〈素问经注节解〉〉一书,在每卷之前都加谨按,把这一卷的内容提要钩玄以阐发经旨,在每节之前,也都作扼要的提示,读了很有启发。我当时想,这是读《内经》入门的通俗读物,不能不买。但又一想,自己囊空如洗,拿什么买呢?于是就只有站在那里看,一直看到全市开始上灯,才不得不恋恋不舍地将书交柜,说改日再议。柜友欣然同意,我却自觉汗颜。过了几天,厚着脸皮,又偷偷带了墨盒去。柜友开始很客气,以为我是带钱买书来了,就一下子把四部《内经》都捧上柜来。我先翻了一下,随即风驰电掣般地抄了起来。时间又到了上灯时分,柜友看我一直埋头抄书,不耐烦了,问:“书要不要?我们要收书了。”我回答:“塾远愁过市,家贫梦买书。”柜友感到惊奇,问我现任何事。我告以实际,他转而为喜。柜友之友父,患严重风湿性心脏病,正无法去袁师处挂号。于是与我约定,次日带病人去会诊。我为病人解决了病痛,以后柜友就格外照顾我,不仅让我进入珍本书室翻书,还允许我借书阅读。借书一部,十日归还再换。就这样,我在投何师首尾三年期间,不仅听何师讲授《内经》、《难经》,《金匮》、《伤寒》和《温病条辨》,而且还在“善化堂”柜友的帮助下,阅读了许多不经见的书,使我增加了不少有益的见闻。
一九一九年,我二十岁,离了袁、何师门,借何师“人文书屋”,独自开业。设诊之初,由于年轻,门可箩雀。母亲不放心,常来看我,见我读书临池,倒也宽慰;见我门庭寂寂,前途茫茫,又为之担心。我用两句旧诗安慰她:“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母亲说:“但愿如此。”又宽慰我说;“今天苏州绣货店交来一批货,可做几年,家事你可不考虑,专心温课,我也放心。”
这一时期,我还是常去“善化堂”翻书、借书,抄书,并以此为无上至乐。抄书无钱买纸,有一次将家中木刻本的《三国演义》拆开翻过来作纸。但看看金圣叹的批,又为之惋惜。正提笔四顾,踌躇不定之际,何师急促来找我面谈。他说:“我往苏州去看岳母之病,返时在船上感受风寒,哮喘频发,不能平卧,要养病。明日起门诊由你代诊,下午有新生四人,由你代讲《内经》,仍用张、马合注本。家中有藏书,由你来取参考。过去你是学生,书不能借,现在你是医生,可以借了。”自此以后,我为何师代诊代教三月,在具体实践中,又学到了不少在书本上所学不到的东西。
中医临床诊断,关键是望、闻、问,切。我在望诊时,根据《内经》所说的“得神者昌,失神者亡”,“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的道理,注意了观察病人色、神、形等几个方面,逐步摸索了一些规律。如见患者面部黑色素沉着,牙龈亦黑,我就根据《内经》“肾主骨、肾主黑”的精义,断定是肾病的范围。倘再考查有体重减轻、畏寒眩晕,脉迟细等症候,则可进一步断定为《金匮》所说的黑瘅或女劳瘅之类,其病机是命门之火大衰,有脾肾阳虚和肝肾阴虚两大类型。患者皮肤发黄,连及巩膜,这就要疑有黄疸病的发生,但要与溶血性黄疸相鉴别。对于痰饮,如见患者左眼上下灰黑如煤烟,就知属寒痰;见患者眼泡暗黑,知属热痰,见患者四肢多痿痹,屈伸不自如,知属风痰。上属各病,何师门诊甚多,服何师方有效有不效。我因在望诊中摸索了一些规律,辨证准确,所以投方辄效。师姐何小香当时负责挂号,曾密告何师,说我:“怪论百出,大放厥辞。”何师问清了实际情况,回答说:“这就是青出于蓝的道理。”我从师母那里偶然得到了这一句话,受到鼓舞,于是对望诊进一步细加揣摸。六十余年来,以此助我判断,解决疑难,成例不少。如川棉一厂一女工,曾患眼底血管硬化出血,左眼视力仅见手指,右眼视力0.1,经治疗无效,来我处就诊。我望见她步履蹒跚,问“关节痛否?”答以“剧痛”。查血沉为140毫米。我就断定她的病本是风湿,失明只是病标。治标既无效,就应转而治本。于是毅然放弃眼科方剂,主独活寄生汤加蜈蚣、乌梢蛇、仙鹤草、麝香以祛风化湿、活血通络化瘀,结果病人两周即视力复旧,以后历七年而未发此类病症。又如,一位唐姓胃痛病人,曾经汉、沪、京、粤等地治疗无效。就诊于我时,见他两手按胃,两脚跛行,诉胃痛数年末愈,查血沉极高,于是审证求因,亦断他病根在风湿,投祛风湿药而愈。
切脉认病,原本《内经》。至西晋,太医令王叔和作脉经十篇,析脉二十四种。传至阿拉伯,又经阿维森纳增至四十八种。我在临诊初期,只对浮、沉、迟、数、细、弦较易辨认,余多茫然,颇有王叔和所谓“胸中了了,指下难明”之感。后来临床既多,又参照程杏轩论脉医述细细揣摸,才逐渐掌握八脉大意之外还有许多兼脉,它们与五脏六腑的病症均有一定的联系。比如浮脉,兼脉就有六种:浮缓、浮紧、浮虚、浮芤、浮数、浮洪。因此,在临床诊断中,我既以八脉大意为主,但更重视兼脉。它对我辨证施治,确帮助不少。
总之,我在为何师代诊的三个月中,借何师拼案,开我康庄。从此,个人业务日渐有起色。加上我对病人有两大方便;①我医不好的病,请袁师会诊解决,②寻常人邀我出诊,我不坐藤轿,自己走路。人孰无情,于是声誉鹊起,一时极车水马龙之盛。
当然,业务愈好,困难也与日俱增。许多疑难病,如肌肉萎缩、下肢瘫痪、肝硬化、癫痫、脱疽等等,也都纷至沓来。我当时想了个办法:这类病每诊给方二剂,按时易方。这样一来,我就留有余地,多向袁、何二师请益,同时查阅历代名医类案,考查前人有无这类记载,以获得启发。在临床中,我对王清任的通窍活血汤比较欣尝。袁、何两师鼓励道:“舒筋活络,活血化瘀,古训昭然,人所共知。你对王清任的通窍活血汤,是一条路子,可继续走。最好能用虫类药,其效更显。”何师还提供了运用虫类药的依据,他说:“《肘后备急方》、《千金方》内都广泛地用了虫类药,至于《金匮》中的鳖甲煎丸和《温病条辨》中的化症回生丹,更是以虫类药为主。”我谨记师教,用于临床,确能收到意外之效。因为麝香比较贵,后来我还逐步用虫类药代替麝香,疗效仍然非常满意。
在为何师代诊期间,我每天下午又代授《内经》。由于有感于何师讲张、马合注本,学生不感兴趣的教训,我在教课时改弦更张,又用了胡萤甫的《内经校义》,罗东逸的《内经博义》和姚止庵的《素问经节解》为学生课外读物。结果学生比较欢迎,既不为繁文难句所阻,又觉得兴趣横生。次年春节后,何师哮喘又发,又委我代讲《金匮》。我因对《金匮》研究不够,所以又用《金匮心典》为教本,《金匮玉函经二注》和《金匮方论本义》为辅助书,认真备课。因细考《金匮》中有脏腑经络生克制化的认识,同时还有一部分传染病掺杂其中。因此,一面备课,一面又写成“生克制化在《金匮》中的运用”和“《金匮要略》内容简介”两文,在正课开讲前先作了两个精简的报告,引起了学生的兴趣,消除了畏惧感。《金匮》中有“阳毒之为病”一条,历代医家都没有确实的辨病。我结合临床经验进行研究,认为中医通常说的烂喉痧即是其病之一。本病特征是发高热,咽喉剧痛,易化脓,舌如复盆,全脸红疹带肿,与《金匮》中“阳毒之为病”条文相适。我主犀角地黄汤加升麻、大青叶、板蓝根,温度不降佐紫雪丹、至宝丹等,同时用西牛黄吹喉,良效。当时我以此解释阳毒,学生疑信参半。恰为时不久,镇江流行烂喉痧,洪仁医院断为猩红热,取本人用方良效,大家方信而无疑。
自为何师代讲《金匮》以后,一九二四年,我就婚芜湖,遂就芜湖开业。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我举室西迁至汉口生成里设诊。一九三八年十月,日军进入田家镇。我行年四十,再度西迁入蜀,在万县设诊十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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