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皇的猝死梵蒂冈
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西北角的高地上,面积为108.7 公顷,比一个高尔夫球场还小,只要花1 个小时就能漫步梵蒂冈城一周,这是世界上最小的国家。但却是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天主教徒们的总部,圣城梵蒂冈在世界上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
教皇是梵蒂冈的首脑,拥有最高立法、司法、行政权,被认为是“基督在世上的代表”,并对所有的天主教会拥有管理权。教皇终身任职,死后由红衣主教团选举新的教皇。
1978 年8 月16 日,教皇保罗六世去世。8 月26 日,来自世界各地的红衣主教选举产生了新的教皇,他就是卢恰尼。
1912 年10 月11 日,卢恰尼出生于意大利克那勒达戈多村一个穷人家庭,父亲是个普通工人。1923 年,11 岁的卢恰尼来到费尔特里初级神学院就读。他有超人的记忆力,天资聪明。他17 岁进入了贝卢诺高级神学院。1950 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学位,成了一名神学博士,并当上了卢贝诺一所神学院的副院长。
卢恰尼身体矮小,和蔼可亲,安详平静,思维却十分活跃。1953 年,约翰教皇任命卢恰尼为维托里奥·韦内托主教。
卢恰尼生活简朴,作风廉洁,他拒绝一切送礼。在欢迎他的第一次会议上,他对400 名神父说:“我来时身上只有五里拉(钱币),希望走时也不过如此。”接着,他又说:“亲爱的神父们,亲爱的信徒们,不爱你们便是不幸的主教。我保证做到,为你们服务,为你们出力奉献我的一切,我的生命。”他任主教期间,的确是从无闲暇,整天忙于看望病人和残疾人,有时骑着自行车或开着旧汽车出现在山村,与当地神父讨论某些急待解决的具体问题。
卢恰尼十分热衷于宗教改革。在他看来,罗马天主教会应属于穷人。他奉行“贫困教会”的原则,认为教会不应有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权力。
他从来对个人和教会的财产都是十分冷漠的。
1962 年,卢恰尼经过调查,获悉他管辖下有两位神父与一个倒卖商有些瓜葛,投机赢利数额达二十多亿里拉。于是,他召集了所有的神父来开会,平静地对他们说:“我们有两个人干了坏事,我认为教会必须赔偿,法律必须行使。我们不必以豁免权来遮丑,这是大家的教训,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是穷人的教会。我们打算卖掉教会的珍宝和一幢房子来赎罪。”
1969 年9 月17 日,他被任命为威尼斯大主教。按照惯例,大主教有自备船。但他一如既往,谢绝了一切多余的奢侈品,他奉行的观点是:“教会的真正财产是穷者弱者。他需要的不是偶然的施舍,而是真正的获益。”
不久,卢恰尼的办公室里就常常挤满穷人。他们向他提出各种要求,只要他能办得到的,他一定尽力去办。在他的教区,有一位牧师提高了出租住房的房租,而他的房客是一位失业教师,付不起涨价的部分,牧师就赶他走。
卢恰尼得知此事,便立即去劝阻,但这位牧师毫不退让。卢恰尼当时就为教师付了钱,让他继续住下去。
1973 年,教皇晋升卢恰尼为红衣主教。
1978 年8 月16 日教皇保罗六世去世。卢恰尼来到罗马,参加新教皇的选举。他压根儿没想到,投票的结果竟是他当上了新教皇。
这个消息传出来,信徒们一片欢呼。
第二天中午,新教皇登上皇宫的中央楼台,向聚集在广场上的二十万信徒发表讲话。教皇希望教会回到原来的出发点,也就是耶稣说的,应该是人类的简朴与诚实。如果耶稣再次降临人世,应该找到一个认可的、不带政治功利的教会。
8 月28 日,原来将举行新教皇的加冕典礼,但卢恰尼决心先进行教皇制度的改革。他拒绝举行加冕,还取消了为教皇准备的坐轿,取消了镶有红绿宝石的三重冕和驼鸟羽毛,以及那长达六个小时的的仪式。加冕成了普通的弥撒形式。教皇身上的白羊毛披肩,标志着罗马教廷的世俗荣耀已被抛弃,天主教在回归耶稣基督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步。
卢恰尼登上了梵蒂冈的权力顶峰,为了实现自己非凡的梦想,他决心着手解决梵蒂冈最棘手的两个教廷管理处和梵蒂冈银行的问题。这个国家虽小,它的财富却多得难以计算。当然,这些财富不是一天之内积聚起来的。
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当年法西斯头目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慷慨施舍”。
1929 年,意大利墨索里尼政府为了笼络人心,与梵蒂冈签定了拉特兰条约。罗马教廷被确立为一个主权国家,它不必为它的财产和公民交纳任何税款,也不必为进口产品交纳关税。它的外交人士都享有外交豁免权和其他种种特权。从这个条约开始生效之日起,意大利即向教廷提供7.5 亿里拉,并移交10 亿里拉的公债券。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希特勒为了获得更多的同盟者,也于1933 年与梵蒂冈达成契约。德国政府确立了教会税,即每年将全国个人所得税的8 %到10 %交给天主教教会。仅1943 年一年,梵蒂冈就得到1 亿美元的收入。
梵蒂冈不仅将这些钱用来购买军火企业的公司股票,还用来经营纺织业、电话通讯、铁路、水泥工业、电力工业以及从事黄金投机交易,从而大发横财。就这样,梵蒂冈下设的特别管理处就至少掌握了5 亿美元,常设管理处拥有6.5 亿美元,而梵蒂冈银行的资产远远超过了9.4 亿美元。
可以说,梵蒂冈的金融触角已经伸向世界各地。
1968 年,教皇任命马尔钦库斯主教为梵蒂冈银行行长,这无疑是等于给梵蒂冈带来了一场巨大的灾难。
马尔钦库斯早就与美国黑手党有联系。1973 年,黑手党组织伪造了面额达10 亿美元的股票,马尔钦库斯以梵蒂冈银行的名义订购了这些股票,黑手党给他1.5 亿美元的回扣金。这样,黑手党挣得了4.85 亿美元的非法利润。
为了以假乱真,马尔钦库斯又将150 万元股票存入苏黎世银行,然后又用大量假股票买下巴斯托吉一家超级公司。美国司法当局派人进行了大量的调查,但由于梵蒂冈是一个独立国家,参与此事的神职人员都守口如瓶,使得调查无法进行下去。
马尔钦库斯有个重要合作伙伴,就是意大利银行家米凯莱·辛多纳,这人是个货真价实的黑手党成员。起初,他从巴勒莫的黑市上抢购食品,然后,靠黑手党人的帮助将这些食品私运到墨西哥,在那里高价卖给饥民。他的生意越做越大,与黑手党的联系也越来越密切。他不仅为那些企图逃脱的意大利黑手党人出谋划策,而且还参与贩卖海洛因的走私活动。此后,他从瑞士买下一家银行——日内瓦投资银行,而梵蒂冈在这家银行中占有相当大的股份。辛多纳从银行窃取了大量的钱财。他的办法是,将储户的大笔钱款从他们的帐户上转走,除扣下35 %的回扣外,全部由梵蒂冈银行转移到日内瓦投资银行辛多纳帐上,储户全被蒙在鼓里。万一有哪一位储户提不到需要的钱,经理就会出面向他道歉:“你看出了这特大的计算错误——这些该死的现代化计算机!”
在辛多纳和马尔钦库斯后面,则是一伙原先的法西斯分子组成的代号为P2 的秘密组织,主要从事军火走私,参加这个组织的都是一些身居要职的、地位显赫的人物,其中包括梵蒂冈的一些神职人员。
梵蒂冈与黑暗势力勾结从事非法的经济活动,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密切注意。意大利经济期刊《世界》在给教皇卢恰尼的公开信中写道:“梵蒂冈像投机商一样进行市场交易对吗?梵蒂冈银行帮助意大利资产非法外流对吗?
帮助意大利人逃税对吗?”报纸的一位编辑揭露了梵蒂冈与辛多纳之间的勾结,谴责了马尔钦库斯那伙世界上最无赖的金融经济人,包括辛多纳在内的一些银行大亨。还有一位记者在文章中斥责道:“上帝写在钱袋上的是‘死亡的危险’。”
卢恰尼读了这些文章,更加坚定了改革的决心。他下令国务秘书维洛特立即调查全部经济情况。
维洛特在罗马教廷是个实权的人物,每当老教皇去世,新教皇产生之前,他都起着代理教皇的作用。他是一个老奸巨猾的家伙,尽避他对梵蒂冈经济方面存在的问题十分清楚,但由于他从马尔钦库斯和辛多纳那儿得到了不少好处,所以始终保持缄默,不予追问。
然而,卢恰尼从佛罗伦萨那位虔诚的、正直的红衣主教贝内利的口中,得知了不少内幕情况。贝内利的关系网包括一些在意大利身居要职的人物,这些人物揭露了梵蒂冈银行与好几宗违法的金融交易有牵连。如果将这些事情调查个水落石出,马尔钦库斯和辛多纳等人将会遭到灭顶之灾。
卢恰尼在对梵蒂冈神职人员的一次讲话中说:“教士应该对每一名教徒满怀同情之心,应该与一切好人平等相待,但应毫不犹豫地行使自己的权威来打击那些恶棍!”
教皇为人谦虚、和善,处事谨慎,一般不轻易做出决定。但他一旦了解真相,掌握实情,并经过苦思冥想做出决定之后,任何人任何力量也不能使他动摇。这位身材矮小的老人就像一头雄狮,开始对邪恶势力伸出了威严的钢爪。
9 月,罗马的早秋晴暖宜人,就在一个星期三下午,卢恰尼召来国务秘书维洛特,将自己的几项决定告诉他。
卢恰尼明确表示,他不打算将马尔钦库斯留在梵蒂冈城内,更不用说留在银行里。教皇通告维洛特:马尔钦库斯必须立即解职,将他派到某一教区当一名助理主教。他的职务将由瓦乔尼·阿波神父接任。
此外,教皇还解除了梵蒂冈银行内许多人的职务。他说他希望梵蒂冈银行断绝与辛多纳等人的一切联系,如果让原来的人士继续掌握梵蒂冈银行,这种联系是断绝不了的。
接着,教皇卢恰尼告诉维洛待本人,他的国务秘书一职将由佛罗伦萨红衣主教贝内利接替。面对教皇的一系列人事变动,起初,维洛特红衣主教不动声色,可是,当教皇说到他的职务将由贝内利接替时,他的脸色陡变,半晌说不出话来。
教皇将自己的笔记本放在一边,问维洛特:“你认为如何,阁下?”
维洛特冷冷地回答:“您是教皇,您有权作出决定。”
教皇依然盯着他:“是的。不过您对此有何想法?”
维洛特耸耸肩说道:“罗马教廷内会有不少人认为,这些变动和任命与已故的教皇愿望背道而驰。”
卢恰尼笑着反问:“难道已故教皇在世时打算作出永久性的安排吗?梵蒂冈城内有些人已经忘记了他们的信仰和宗旨,已经蜕变为不折不扣的市侩,正因为如此,我才打算作出这些人事变动。”
“人们会说你背叛罗马教皇保罗。”维洛特固执地说。
卢恰尼微微一笑道:“他们甚至会说我背叛了教皇约翰,背叛教廷的利益,只要他们愿意,谁都能给我加上个罪名。关键在于,我不会背叛耶稣基督。”
话不投机,维特洛起身离去。
晚餐以后,卢恰尼看了一遍他打算在9 月30 日耶稣会发表演说的讲稿。
然后拿起那本写有人事变动条文的笔记本。他走到书房门口,一边开门,一边对两位神父道晚安:“明天见。遵奉上帝的意旨。”
1978 年9 月29 日早晨4 时半左右,文琴扎修女给教皇送来咖啡。她敲了敲教皇卧室的门,叫着:“早安,教皇。”可是没有回音。她又敲了一下门,仍旧没有回音。她打开门一看,发现卢恰尼教皇正斜靠在床上,戴着眼镜,手中抓着一些稿纸,头向一边歪着,龇牙咧嘴露出极其痛苦的表情。修女惊叫起来。
随即,国务秘书维洛特主教来到教皇的卧室。当他看到床头柜上放着卢恰尼治疗低血压的药瓶,便随手把它装在口袋。教皇手中的笔记本也被拿走。
维洛特强迫教区成员发誓,决不透露教皇猝死一事。
接着,应召前来的医生给死者作了简单的检查,说教皇死于急性心肌保塞。
上午6 点左右,维洛特决定立即给教皇的尸体涂上香料。他不是不知道,一旦涂上香料,即使解剖也无法确定体内有无毒药。
到了7 点20 分,维洛特才勉强同意向外界发表布告。他起草的布告内容是这样写的:“1978 年9 月29 日,大约5 点30 分,教皇的秘书发现教皇一反常规,不在他私人公寓的小教堂里,便去卧室找他,结果发现他在床上死了,灯还亮着。他似乎正紧张地阅读。医生雷纳托·布佐内蒂博士赶到教皇房间,确认了死亡。死亡时间估计在昨晚近11 点钟。死亡原因属于‘与急性心肌保塞有关的突然死亡’。”
报告还说,发现教皇已死的这位秘书是马杰神父,他通常是5 点30 分开始与教皇一起作弥撒。教皇读的那本书是《效法基督》。
在这份报告里,文琴扎修女早晨4 点半左右发现尸体这一至关重要的情节消失了。人们还发现了报告中有许多违背常理的谎言,例如:卢恰尼通常在早晨5 点半至7 点的时间里喜欢独自冥想和祈祷,说马杰神父5 点半见不到教皇而去卧室找他,这是不可能的。而且,教皇的公寓里根本没有《效法基督》这本书。
教皇的突然死亡震撼了世界。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贝内利红衣主教含着眼泪说:“教廷在关键的时刻失去了关键的人。我们感到十分苦恼,感到惊骇。这种事是无法理解的,这是一个限制和制约我们的时刻。”
公众对教皇的死悲痛万分,第一天就有二十万人来瞻仰遗容。他们对教皇是不是自然死亡越来越怀疑。有人透露卢恰尼近期曾做过一次全面体检,结果是“各方面都很好”。意大利医学专家明确指出,只有通过解剖才能确定死亡的真正原因。西班牙和其它一些国家由争议发展成为公开的辩论。佛朗哥·安蒂科秘书大臣透露,他开始向梵蒂冈首席法官提出起诉,要求对教皇之死进行全面的法律调查。
但梵蒂冈的医生们对是否需要解剖已故教皇绝不发表评论。
10 月3 日上午7 时,梵蒂冈关闭了圣彼得大门。接着,一批医生出现了。
事后,梵蒂冈新闻社发表了官方讲话,说医生们对教皇尸体的防腐情况作了一般性检查。
10 月4 日,近二十万人冒着连绵细雨,在圣彼得广场作了安灵弥撒。在这前四天,近一百万人通过了教皇的尸体旁。最后,教皇的遗体密封在三层分别用柏树、铝和乌木做的棺材内,放进了圣彼得地下室的石棺内,永远地安息了。
从当选新教皇到莫名其妙地死去,卢恰尼在梵蒂冈执政只有33 天。他生前曾梦想有一个能够放弃梵蒂冈所有财富、权势和威望的教会,一个回归福音的教会。然而,随着他的死,这种梦想破灭了,消失了。
文琴扎修女不久也被送往北部的一座被人遗忘的修道院内,卢恰尼生前喜爱的秘书洛伦齐被派在意大利北部的一所教会学校工作。
1978 年10 月25 日,新教皇产生了,他就是卡罗尔·沃依蒂拉红衣主教。
这是一位折衷的候选人。
维洛特再次被任命为国务秘书,马尔钦库斯继续控制着梵蒂冈的银行,辛多纳仍在纽约逍遥法外。而马杰神父则拎着装有几十亿赃款的皮箱,存在瑞士芳纳银行,供黑手党徒们慢慢享用。
意大利政府和梵蒂冈方面始终没有就教皇之死组织任何官方的调查,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
不过,一些勇于伸张正义的新闻界人士,还是私下里作了若干调查。他们发现,梵蒂冈原先的安全防卫设施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穿过那些防卫设施简直易如反掌。任何衣着像神父那样的人都可以畅通无阻地进入教皇的公寓。那么,凶手到底是谁呢?维洛特?马尔钦库斯?辛多纳?马杰?毫无疑问,这些人都有作案动机。但却没有人去追究他们。因为他们是一个庞大的犯罪集团,没有人能惹得起他们。
(孙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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