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上海“打虎”记

1948 年，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在军事和经济上都面临着严峻的危机。军事上，蒋军在战场上连连失利。仅1947 年一年，就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歼灭了152 万人；东北、山东、陕西的大片土地获得解放；济南、长春、锦州、沈陽等战略要地也在解放军的重重包围之中。

经济上，国民党又面临着财政崩溃危险。1947 年的军费开支高达100 万亿“法币”，而这一年的财政收入仅仅17 万亿“法币”，照四大家族之一的宋子文的话说，亏空的83 万亿“法币”“全靠印刷机来弥补”。财政部在上海有5 家大印钞厂，一分钟可以印制“法币”1600 万元，日夜不停地开机印刷，仍然赶不上需要，又到英国、美国去印，用飞机运回来，就立刻投入流通渠道。滥发钞票的结果，必然造成物价飞涨，货币贬值，再加上政府官员贪污腐败，索贿受贿，奸商投机倒把，哄抬物价，弄得全国老百姓无法生活。

有的编出顺口溜来唱：“大官大贪，小辟小贪，贪到结果，百姓死完；你做你捞，我做我捞，捞到临了，地无寸草..”

在这样的困境中，蒋介石一再想方设法，挽救危局。他避开军事、经济大崩溃的根本原因不提，认为只要改革币制，发行“金圆券”；同时严厉打击贪污腐败和投机倒把，就能挽救危机，挽回民心，巩固蒋家王朝的统治。

于是，就有了蒋经国临危受命，在上海“打虎”这一段故事。

事情还得从“法币”说起。“法币”就是法定货币的意思。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由过去的使用银元与制钱，逐渐过渡到使用钞票（纸币）与铜元。

但发行钞票的银行很多，所以市面上流通的钞票很混乱。蒋介石取得国民政府领导权后，一直想推行法定货币，统一币制，控制中国的财政金融大权。

这样，在经过多年筹划之后，国民党政府在1935 年11 月3 日宣布，以中国银行、中央银行和交通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定货币，一百元“法币”折合美元29．75 元。第二年又规定中国农民银行的钞票“与法币同样行使”，这样就形成了四大银行统治中国货币体系的局面。

“法币”开始行使时，信誉还是比较好的，到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四大银行发行的“法币”总额只有14 亿元。在八年抗战期间，因为军费开支和物价飞涨，发行额增加到5000 亿元。从1946 年3 月到1947 年4 月，蒋介石为了进行反对共产党的内战，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将“法币”发行额陡增至16 万亿元以上。最后，到1948 年8 月，“法币”发行额竟达到660 万亿元，等于抗战前夕发行额的47 倍，而物价上涨高达3492 万倍！据当时人记录，一斤茶叶要80 万元，一顶单人蚊帐和一条草席就要1290 万元，一市两黄金要值“法币”五亿元以上。老百姓上街买东西要用麻袋装钞票！

蒋介石政府也知道“法币”已完全失去了人民的信任，所以想发行新的一种钞票，来重新稳定金融危机。当时，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是翁文灏，财政部长是王云五，中央银行总裁是俞鸿钧。蒋介石对翁文灏说：“军事完全由我自己主持，与行政院无关。财政方面，应以财政部为中心，中央银行帮同处理，同心协力来挽救十分艰难的局面。”王云五立即提出了发行“金圆券”代替“法币”的建议。他的办法是以政府的行政手段来收兑或收存全国人民所持有的黄金、白银和外币，换给“金圆券”实行管制经济。在行政院下设“全国经济管制委员会”，另在全国若干“管制区”，由“经济管制督导员”负责执行这项工作。

王云五的建议得到了蒋介石的赏识。1948年7月，蒋介石在莫干山避暑时，专门把翁文灏、王云五、俞鸿钧等人找到山上，商讨币制改革的方法。

蒋介石表示，王云五的“金圆券”方案，“设法挽救财政，收集金银外币，管制物价，都是必要的措施”。在场的人也就不敢反对，纷纷表示赞同。蒋介石又问，现在赶印新钞票能不能赶得上8月份发行？俞鸿钧回答说，新印钞票来不及了。不过，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曾在美国印钞公司订印饼20亿元林森头像的钞票，都是一元、五元、十元、二十元、五十元的小额票面，运到国内时由于物价高涨已不值钱了，所以一直没有再发行。林森像的钞票在国内没有发行过，现在正好作为“金圆券”来用。蒋介石认为很好，让大家做好准备。不久，国民党开中央常委会时，通过了这一方案。8月19日，蒋介石正式宣布发行“金圆券”，并规定人民持有的黄金、白银、银币或外币，应在限期内兑换成“金圆券”，黄金每市两可兑换“金圆券”200元。

白银每市两兑“金圆券”三元，银币每元兑“金圆券”二元；美元每元兑“金圆券”四元；过期不兑的，一律没收。

当时，上海是蒋介石政权发行“金圆券”，掠夺人民金银、外币和实行管制经济的中心。所以在8月21日，蒋介石又下令派俞鸿钧担任上海区经济管制督导员，而派他的大儿子蒋经国去“协助督导”。同时，蒋介石又发电报邀请上海的党、政、军、金融、经济各界的头面人物到南京开会，要求他们拥护政府措施，交出全部黄金、白银、外汇，否则就要严厉处置。

在这个背景下，蒋经国来到上海。名义上他是俞鸿钧的副手，实际上俞鸿钧正忙于在全国推行“金圆券”，上海完全由蒋经国独当一面。蒋经国也雄心勃勃，他在日记中写道：“扰乱金融市场的并不是小商人，而是大资本家和大商人。所以要开刀就要从大头开始..这件工作是非常困难，但是十分重要，无论如何必须尽力干下去。”他向蒋介石表示：“只要对国家有利，我个人愿冒一切危险，什么都可以牺牲！”

一到上海，蒋经国就向上海的富商巨贾下了最后通牒，他在题为《上海何处去》的演讲中大声疾呼：“投机家不打倒，冒险家不赶走，暴发户不消灭，上海人民是永远不能安定的！”“人民的事情，只有用人民的自己的手解决，靠人家是靠不住的。要想把社会翻过身来，非用最大的代价不能成功！” 与此同时，蒋经国调兵遣将，把他的秘密组织“中正学社”的成员纷纷召到上海，决定以原“勘乱建国总队”的成员为核心，成立“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吸收各阶层、各行业的青年参加。在短短的时间里，蒋经国便选拔出12339名青年，分为20个大队，配合军队、警察、宪兵，对大上海实行经济管制。他们搜查市场、库房、水陆空交通场所，审查帐目，查封仓库、勒令金融界、工商界人士带头交出黄金、白银、外汇换取“金圆券”；并且严格规定所有商品的价格，必须保持在8月19日的水平上，不许涨价。

蒋经国提出了一个有名的口号，叫“一路哭不如一家哭”，意思是与其整一大批人，不如狠整个别大人物。他的心腹干将王升担任“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的总队长，根据蒋经国的意图，王升也喊出了“只打老虎，不拍苍蝇”的口号，表示要“打祸国的败类，救最苦的同胞”。蒋经国“上海打虎”

的说法，就是从这里来的。

9月11日，蒋经国也学着他父亲的办法，在上海请各界头面人物吃饭。

但他的态度要严厉得多，尤其是对大人物，他更是不客气。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新之吓得不敢露面；联合银行总经理戴立庵找了保人才得回家，并被规定不许私自离开上海；上海银行公会主席、浙江第一商业银行董事长李馥荪，打算由各个银行凑足一千万美元应付一下，结果惹得老蒋大发雷霆，蒋经国对他更是声色俱厉；金城银行董事长周作民吓得偷偷乘飞机逃到香港去了；上海农商银行总经理梅哲之，在抗战时同日本人关系密切，蒋经国对他拍桌大骂，逼他交出金银美钞来。杜月笙、荣尔仁、刘鸿生等一大帮头面人物或实业家，也被蒋经国逼得很紧。十月份，蒋经国还组织了“上海十万青年大检阅”的活动，先在兆丰公园集会，听蒋经国发表演说，然后举行示威游行，沿途高呼口号：“打倒奸商！”“不准囤积居奇！”“不准抗拒不卖！”

为了杀鸡吓猴，蒋经国真的使开了铁血手腕。

财政部秘书陶启明，在上海滩有后台，有背景，他利用职权泄露经济秘密，串通商人搞股票投机，牟取暴利，被蒋经国的部下侦破，人赃俱在，当即判了死刑。同孙中山之子孙科关系密切的林王公司经理王春哲私套外汇，被判处死刑。淞沪警备司令部经济科长张尼亚、稽察处第六大队长戚再玉等因贪污舞弊，被判死刑。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搞股票投机，被判八个月徒刑，后改为罚款；杜家的管家、米商万墨林由于粮食贷款舞弊案被扣押。此外被关罚的大商人、大实业家达到60 多人。在这种高压下，蒋经国做到了把物价稳定在8 月19 日的水平上，同时在一个月内收兑黄金、白银、外汇等共值三亿七千多万美元。一时间，蒋经国的权威迅速建立起来了，外国记者把他形容成“中国的经济沙皇”。恨他的中国人把他比作清代的雍正皇帝，老百姓则把他当成“打虎英雄”、“包青天”！

蒋介石也大为高兴，并且把“金圆券”的发行量从最初的20 亿元一下子提高到200 亿元。

然而，经济局势并不是单凭政治权力就可以完全控制的。“金圆券”的信用只体现在政府的文件上，并没有在市场流通中反映出来，所以真正掌握着商品的人，仍然是抱观望态度的多，他们尽量多保留商品而少收入“金圆券”；同时在政治高压下稳定的物价，也打击了商人们的经营积极性。结果物价虽然没有上涨，但市面上的货物却越来越少。少数财大气粗后台硬的奸商，不但自己仓库里的货物不拿出来卖，还派人到市面上抢购货物，囤积起来。这样一来，小商人进不到货，店里越来越空，老百姓拿着“金圆券”买不到东西，对“金圆券”的信誉也就发生了怀疑。黑市上的“金圆券”对美元的比价也就逐渐下跌。

面对新的危机，蒋经国亲自组织了5600 个骨干分子，向全市各行各业实施物资总检查。

这一查，查出了一只名副其实的“大老虎”，他就是孔祥熙的大儿子孔令侃。孔令侃的母亲，就是宋美龄的妹妹宋霭龄，他同蒋经国算起来是姨表兄弟。旧中国，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孔家排在第三，仅次于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哥哥宋子文。孔令侃在上海办了一个扬子公司，囤积了大量大米、百货、药品、钢材、呢绒、棉布、汽车配件等等，他拒不拿出来销售。蒋经国发现后，一边全部查封，一边向外界公布了这一情况。顿时，全上海、全中国以至全世界的目光都盯住了“扬子公司案”，看蒋经国怎样处置他的这位富可敌国的皇亲国戚。

蒋经国决心拿孔令侃开刀。他在日记中写道：“已经骑在虎背上了，则不可不干到底！”于是他下令加紧清点扬子公司仓库的存货，准备全部没收。

孔令侃没想到蒋经国会同他玩真格的，加上外界压力太大，他有点沉不住气了。孔令侃先是去请上海市长吴国桢出面调解，然而吴国桢老奸巨猾，他才不肯在蒋家和孔家的冲突中乱掺合呢。他找个借口，轻轻地推托掉了。

孔令侃急中生智，跑到南京，搬来了他的姨妈宋美龄。

宋美龄虽不是蒋经国的亲生母亲，但平时两人的关系不错，几乎从来没有红过脸。特别是蒋经国的亲生母亲死于日本侵略军的飞机轰炸后，宋美龄待蒋经国如同亲生，蒋经国也很尊重这位后母。可是这一回，尽避宋美龄一再劝解，蒋经国仍然不肯松口。他坚定地认为，这不仅仅是关系到他们两家的私事，更是关系到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

宋美龄无可奈何，只得动用最后一张王牌，向正在北平忙于军事大计的蒋介石发了一封电报，报告上海的意外情况。

蒋介石立即给蒋经国发来一封“十万火急”的电报，要他“且慢行事！”

蒋经国立刻明白了这是宋美龄的花样，于是也向北平发了一封“十万火急”的电报，告诉蒋介石：“慢则生变，慢则倒台。沪人怨声载道，500 万人抢购势如狂潮，金圆券岌岌可危，经济管制毁在旦夕！草草收场，百姓遭殃。”

蒋经国没有夸大危机，此时上海的抢购风潮已经势不可挡，人们提着“金圆券”就像提着一团火，见到什么买什么，连棺材和寿衣都被人抢购一空！

蒋介石见双方相持不下，只得亲自乘飞机赶来上海。可他一下飞机，就被宋美龄和孔令侃接到了孔家。宋美龄一再向蒋介石强调，蒋家和孔家不是一般的关系，损害了孔家的利益，也就是损害了蒋家的利益。孔令侃又以公布蒋家在美国的财产数字相威胁。蒋介石权衡利弊，终于决定袒护孔令侃。

第二天，他召见蒋经国，批评他办事太过火；又公开宣布扬子公司储存的货物不属于“日用必需品”，不在查禁范围之内。

蒋经国垂头丧气，向等待消息的他的亲信们说：“我只有先在家尽孝，然后再为国尽忠了。”

孔令侃这只天字第一号的“大老虎”逍遥法外，蒋经国在上海的“打虎”

运动再也无法持续下去了。蒋经国凄凄惨惨地发表了一个《告上海市民书》，表示对上海人民的歉意，灰溜溜地离开了上海。

被捕入狱的60 多个富商被释放了。

紧接着，翁文灏倒台，王云五辞职。

“金圆券”像脱缰的野马，在短短九个月内，就贬得一文不值。一千元、五千元、一万元、五万元、十万元、五十万元面额的钞票相继发行，而物价也像天文数字般飞涨，一日数变。到1949 年4 月，要36 万元“金圆券”才能买到一块银元，比发行之初涨了18 万倍。到上海解放时，一块银元要值八千万元“金圆券”！

随着“金圆券”的崩溃，蒋介石政府的财政金融再也无法挽救。而蒋家王朝在中国大陆的统治，也就走到了末日。

（薛之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