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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左岸爱情”带给我的婚姻之痛，不是速溶，不是伤筋动骨，而是彻底的麻木。而麻木，是婚姻中的至痛。
　　
　　遭遇“左岸爱情”
　　
　　第一次见到阿莫是在10年前，春天，深圳。那时我专科毕业才半年多，寻觅了很久也没有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于是投奔已在深圳安家落户的表姐阿慧。
　　
　　不久后，我遇到了一个高高瘦瘦、披着一头长发的年轻人，人们称他为阿莫。
　　
　　在10年前青涩的我看来，阿莫身上有很浓厚的艺术家气质，像极了那些在斗室中挥笔作画的画家或在舞台上敲着爵士鼓的摇滚歌星。
　　
　　我和阿莫恋爱了，在我们相识不到24小时之后。
　　
　　阿莫告诉我他毕业于师范大学艺术系，学的是油画专业。他来深圳发展已经有六七年了，刚开始很艰辛，但现在快要功成名就了。
　　
　　“现在我的画抢手得很，如果仅仅为了过上富裕的生活，我一个月卖一幅画就足够了。作为一个画者，我的目标不是深圳，我要去世界艺术之都巴黎，那儿才是真正艺术家生活的地方。”
　　
　　艺术、巴黎，这些离我的生活太遥远的名词，现在正由一个年轻前卫并且对我表达了爱意的人娓娓道来。对一个刚20出头的女孩子来说，这是怎样的一种兴奋和惊喜！
　　
　　在阿莫的描述中，我知道巴黎塞纳河的左岸，有许多艺术中心，生活着大批的艺人。左岸代表了理想、艺术和超越世俗的美好境界。阿莫说，我们的爱情，就是超越深圳滚滚物欲的“左岸爱情”。
　　
　　和阿莫相恋不久，我便听从阿莫的安排，辞去电子厂的工作，去阿莫的画室给他当助手。阿慧的脸上没有我想象中的惊喜，她深深地看了看我，说：“青梅，深圳有太多的速成爱情，但愿你的速成爱情不像别人的那样，成为速溶爱情。”
　　
　　阿莫的画似乎并不像他说得那样抢手。他几乎每天都出去卖画，但能将画变成现金的时候却很少。每次失意而归，他都会在门前的小店买上几瓶啤酒，边喝边骂，骂那些老板庸俗，不懂艺术。
　　
　　两个月以后，我们开始拖欠房租。房东太太每天都不给我好脸色看，我总是赔着笑脸求她再宽限一个月。
　　
　　后来我意外怀孕了。本来不想要这个孩子，但阿莫却坚持说孩子既然来了，就要留下来。可是，我们连自己都养不活，又怎么去养孩子呢？
　　
　　想了很久，我决定和阿莫一起回家乡的小城。我哥哥在小城的师范学校当副校长，安排阿莫当一个聘用的美术老师应该不成问题。
　　
　　家人对我和阿莫的到来很意外。考虑到木已成舟，妈妈叹了口气，说服爸爸将户口本给我，让我和阿莫领了结婚证。不久哥哥给我回话，说校领导会议通过了聘请阿莫当绘画老师的决定，让我将阿莫的毕业证书、学位证书送到学校审核，办理聘用手续。
　　
　　这时候阿莫才告诉我，他在那所师范大学没有毕业，没有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哥哥得知这个消息后非常生气，表示以后再也不管我的事了。
　　
　　我心里也产生了怀疑，也许，阿莫根本就没有读过大学。可看着已微微隆起的腹部，对我来说，这些怀疑，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一周后，阿莫一个人回了深圳。阿莫说现在是他人生最艰难的阶段，不能让我和他一起受苦，等事业有了起色，他就来接我和孩子。
　　
　　妈妈也不放心我怀着孩子东奔西走，我就这样留在了娘家。
　　
　　后来他的电话渐渐少了。到我临产前的一个月，根本接不到阿莫的电话了。我给从前租房的房东打电话，房东告诉我阿莫早就搬走了。
　　
　　我和阿莫失去了联系。
　　
　　一个月后，我生下了女儿小黎——这个名字是以前我和阿莫一起想的，为了纪念他所向往的艺术之都巴黎。
　　
　　小黎6个月大时，阿莫终于给我打来了电话。这么长时间没有同我联系，他的语气里却没有丝毫愧疚。
　　
　　随后，我把小黎留在妈妈那儿，只身去了深圳。阿莫还是住在一处民房，我进门时，阿莫穿着一双拖鞋，正懒懒地靠在门口抽烟。看见我，他一点也不意外，只是淡淡地说：“你来啦！”
　　
　　我很希望阿莫在这大半年里，生活中发生了重大的变故，从而使他不与我联系有着合理的解释。但实际上，阿莫的生活真的是老样子。阿莫无所谓地说：“联系又怎么样呢？孩子在你的肚子里，终归是要生出来的，而我现在一无所有，联系不联系，都只能是一个让人看不起的穷父亲！”
　　
　　永远到达不了的彼岸
　　
　　不久，我找了一份薪水很低的工作。
　　
　　人是需要压力的。年轻时，我曾梦想着白马王子带给我华丽高尚的生活。当阿莫打碎了我的一切梦想后，我却开始发奋了。
　　
　　为了挣钱养家，我几年都没有时间回老家去看小黎。阿莫倒是有的是时间，但他却不愿意去我家丢脸。
　　
　　就这样，我在低起点上慢慢努力着，最终成了一家公司的中层管理人员。
　　
　　公司给我配了公寓，我有了安顿女儿的地方了。
　　
　　这些年，阿莫已经完全成了靠我生活的寄生虫。他甚至根本不考虑卖画了，心情好时，就在阳台上支起画架随便画几笔，完全是为了消遣。
　　
　　趁着清明放假，我自己回老家去接小黎。
　　
　　几年不见，小黎长大了许多，她已经读小学了。我给她带了很多礼物，我以为见到我她会很高兴。
　　
　　可是，小黎对我很冷淡。她有着和年龄不相称的成熟。我对小黎说我要带她去深圳，她摇摇头，说：“我要跟着外婆，不去深圳。”
　　
　　我问她为什么不愿意去深圳和爸爸妈妈在一起，她说：“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从小就和孩子在一起的，你们不是，你们不喜欢我。现在我长大了，我也不跟你们在一起。”
　　
　　那一趟，我两手空空地回到了深圳。我知道，也许，从感情上说，我已经失去自己的女儿了。
　　
　　阿莫对此依然无所谓，他觉得女儿在哪儿都会长大的。事实上，这些年，除了怀念自己失落的理想，他对一切采取的都是不负责任和无所谓的态度。
　　
　　算起来，我和阿莫已经在一起走过了10年的岁月。在这10年里，我从一个虚荣轻信的女孩变成了一个为生计在麻木中奔波的女人。阿莫只是在我们相识的最初给了我一个华美的“左岸爱情”梦想，随后，我就一直行走在冰冷麻木的世俗右岸中。
　　
　　我每天在深圳的大街上忙碌地为生计奔走着，换来的是阿莫对我理所当然的依赖、女儿对我日渐增长的疏远和家人对我年复一年的抱怨。
　　
　　这段由虚荣爱情带给我的婚姻之痛，不是速溶，不是伤筋动骨，而是麻木。
　　
　　而麻木，却是婚姻中的至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