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龙性不灭

1937年8月23日，陈独秀出狱，先住傅斯年家，后移居学生陈中凡家。彼时许多名流如周佛海、陶希圣等，纷纷试探其政治意向，他始终无所表示。陈中凡见状，遂赠一诗：

荒荒人海里，聒目几天民？
侠骨霜筠健，豪情风雨频。
人方厌狂士，世岂识清尘？
且任鸾凤逝，高翔不可驯！

——此诗将陈独秀比作翱翔的龙凤。
这场囹圄之灾，史称陈独秀等危害民国案，从1932年10月15日他在上海被捕，至恢复自由，长约五年。虎落平阳，龙哭千里。陈独秀的龙性，却依然不曾消磨。

且说二事。1932年10月19日夜11时，陈独秀被警方从上海押解南京，他一上火车，便酣然入睡，车到下关，才被叫醒。须知这列车的终点，极可能是死刑。生死的关口，能如此恬然，非大英雄、大豪杰不能为，盖这些人，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或者从来不以生死为意。尉素秋《我对于陈独秀先生的印象》写到此节，感慨道：“假若没有养浩然之气的功夫，以及‘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的至高境界，绝对做不到。”

1933年4月14日，此案第一次开审，陈独秀出庭，记者称他“四周瞻顾，态度自若”。法官问他“何以要打倒国民政府”，他答“这是事实，不否认”。其坦荡如此。六天后，第三次开审，老友章士钊不计前嫌，不顾风险，出庭为他辩护。辩护状达五千言，洋洋洒洒，鞭辟入里，几乎每一字都是为陈独秀量身定制，不像今天的一些律师，将辩护词写成了自作主张的政治宣言，置当事人的权益于不顾。不曾想，陈独秀对章士钊的仗义出庭并不领情，待章辩护完毕，他起立声明：“章律师之辩护，以其个人之观察与批评，贡献法院，全系其个人之意见，并未征求本人同意，且亦无须征求本人同意。至本人之政治主张，不能以章律师之辩护为根据，应以本人之文件为根据。”其倔强如此。

章士钊说过，自弱冠以来，交友遍天下，最难交的三个人，陈独秀排第一（另二位是章太炎和李根源）。然而他与这三人终成莫逆之交。庭上，陈独秀丝毫不给他留情面，他并不以为忤。陈独秀出狱后，寄居江津，章士钊在重庆，二人时有唱和，肝胆相照。

陈独秀，举止旷达，不屑与世浮沉，故朋友一般不会太多，且常常不为世人所理解、亲近。鲁迅曾致《新青年》编辑部的同仁：“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相比之下，刘半农则是一个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人，所以鲁迅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忆刘半农君》）。鲁迅下笔，一向皮里阳秋，对陈独秀的描写，倒应了陈在1933年4月20日的辩诉状中所言：“予生平言论行动，无不光明磊落，无不可以公告国人……”

纵观陈独秀一世，始终与固执无缘，他的性情，要归结为一个关键词，我以为当是真诚。这个盗火者，毕生追逐真理的火种，一旦他发现，远方依稀的火光并不能将这个国家引向天堂，而可能相反，他不会为了权力和利益而欺骗民众与自己，他宁可回归黑暗，重辟一条血路。早年的他对苏联的革命经验有多么虔信，晚年的他对苏联体制的反思就有多么深刻。他将苏联与法西斯国家等量齐观，并且认识到，是独裁制产生了斯大林，而非斯大林产生了独裁制；若不恢复民主制，允许反对党的存在，赋予人民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斯大林的继承者，仍不免是一个专制魔王。

陈独秀的性格，决定了他一生孤独，一生都在背叛，一生都在与时代和自身作战。这样的人，这样的思想，这样的精神姿态，使他永不可能成为当权者，成为山呼万岁的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