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3－6岁，全面开发心智（一）(2)

婷儿知道这样做是为了她的安全、为了让她从小树立安全观念，我总是随时随地把我采取的安全措施解释给她听。比如说，过马路为什么要先看左边再看右边 还得走斑马线？过十字路口为什么要“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稍等”？到小饭馆去吃饭为什么要自己带碗筷？小朋友为什么不能给陌生人带路？等等... 我认为，在城市生活的孩子，安全教育应该放在第一位、只有确保孩子是安全的、健康的，才谈得上进行其他的教育。

对这么小的孩子进行安全教育，你不能指望她听一遍就行了，你得反复在需要注意安全的情境中重复输入信息。在去郊外的路上，我们要路过全市最大的十字 路口，1984年，成都币公安局每个月都要在这儿公告交通事故伤亡人数。路过这块巨大的公告牌时，我特地停下来一字不漏地念给婷儿听，还悲伤地提到那些死 者的妈妈有多么难过，那些伤残的人们有多么痛苦，末了还要和婷儿一起祈祷：这样的悲剧千万不要发生在我们和亲人的身上。（后来我们再从这儿过的时候，婷儿 总是要提醒我注意这块公告牌，我也总是用悲叹和祈祷来加深她的印象。这种做法使婷儿养成了自觉注意安全的好习惯，“不论做什么事，安全总是第一位的”，多 年来一直是我们的共识。）

骑过公告牌之后，婷儿问我：“成都为什么有这么多车祸？是不是有些人不怕车祸？”我告诉婷儿，车祸是人人都怕的，就像人人都害怕得癌症一样，但是很 多人都有侥幸心理，总是自欺欺人地认为“厄运不会降临在我的头上”。于是，尽管谁都喜欢健康和安全，却总是有人不幸地成为车祸、犯罪和病魔的牺牲品。

我知道，这段话里有几个婷儿不懂的词汇，如“侥幸心理、自欺欺人、犯罪、牺牲品”，我就像念故事的时候一样，遇到生词就随时给她解释，决不稀里糊涂 地绕过去、你可能会说：孩子这么小，这么难的词汇解释了她也听不懂，记不住，解释了又有什么用呢？实际上，孩子这一次记不住和懂不懂没关系，重要的是你在 “采取行动处理不懂的问题”，你解释生词的行为本身，就是在教给孩子学习态度和方法。如果大人在传授知识的时候遇到难点、疑点就绕过去，孩子就会养成“不 求甚解”的坏习惯，日后在学习上肯定会把漏洞百出当正常。

为了让婷儿养成不懂就问的好习惯，我不仅让婷儿遍到生词一定要弄清楚，而且在看到不认识的东西或遇到不懂的事情时，也要随时让她弄清楚，让她习惯于 “视野之内不存疑点”。如果遇到我也不懂的事物，我就会对婷儿说：“等我们问一个懂的人，或者等我们回去查书吧。”这时候，婷儿就会说：“我要记者提醒妈 妈！”

我把婷儿搭到城边后，便寄存了自行车，换乘专跑郊区的公共汽车。这样安排的好处是，在野外步行谈话更方便，回来时婷儿疲倦了也不必走路，下了汽车就可以上她的“专车”接着打盹儿。

车行一刻钟，就到了真正的农村，大片大片的麦苗和油菜花，正等着我们去享受它们的芳香，探索它们秘密。下车后，我们拐上了一条河边小路。在开始新的谈话之前，我先任婷儿无拘无束地撒了一阵欢，婷儿看见一朵野花就欢呼着扑过去把它采下来，不一会儿，就采了一把各种各样的花。

我们的话题就从“你认识这些花吗”开始了、有些花婷儿从书上见过，就兴奋地对号入座，有些花婷儿没见过，就请我告诉她。我们先确认了这些花的名称， 然后再比较花的颜色和形状。在比较形状的时候，我顺便就把花的构造讲给婷儿听，婷儿自然而然地就使用起“雄蕊、雌德、萼片”等专用名词，而且实实在在地懂 得了它们的含义。在教婷儿认识紫云英的时候，我顺便讲到了“绿肥”和“化肥”，并把正在田间施肥的农民指给婷儿看，当然，在婷儿惊呼“好臭”的时候，正好 讲讲“没有大粪臭，哪有五谷香”的道理....

对婷儿来说，这样的星期天玩得最有趣，也学得最有效。因为在幼儿阶段，孩子学习的“内驱力”还谈不上崇高理想，坚强意志，高尚志趣或形势压力，要想 有效地开发智能，必须依靠天性中的好奇心和求趣心。我每个星期天都要带婷儿出去玩儿，每次都要在有趣的玩耍中教给她各种知识。许多家庭也常常带孩子到公园 去玩，但很少注意引导孩子认识大自然、热爱大自然，孩子除了活动身躯，呼吸新鲜空气外，没有多大收获，往往玩了一整天，回家只会说一句话：“今天我和某某 到公国去玩了的”，实在是很可惜！

选择幼儿园，谢绝上全托

每天带婷儿上班，我最大的感觉就是忙。每天早上闹钟一响就忙得像打仗，直到晚上婷儿终于睡着了，才能结束“战斗”，把注意力转移到电大的教材上。

邻居小袁觉得我的处境太狼狈了，主动托付她女儿的班主任（一个全托幼儿园小班的老师），私下允许婷儿混在班里度过白天。我正在庆幸白天终于解放了， 没想到，第三天没到中午婷儿就大哭大闹非要回家不可。老师怕领导发现，赶紧让小袁领回了她。我觉得很奇怪，婷儿是很喜欢幼儿园的呀？为了表达这种喜欢，她 还“得罪”过人呢一一在姥姥家，她曾幼稚地告诉邻居：“丁爷爷，我对你没有感情，我对幼儿园的老师有感情！”

我抱歉地请小袁代我向那位老师致歉，并批评婷儿做得不对。婷儿却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幼儿园又不教唱歌，又不教跳舞，也不讲故事，还不许玩玩具，我 才不上这个幼儿园呢！”小袁不以为然地说：“小班是这个样子嘛！”她热心地劝我应该让文联帮我联系进这个幼儿园，文联人事处也愿意给我一个全托的指标，那 几天，正在等我回话呢。

可我从婷儿的反常表现中意识到，这个幼儿园大概就是那种“单纯保育化、照看化”的老式幼儿园，孩子在这种地方学不到什么东西，纯粹是浪费时间。不像 同事给我联系的第三幼儿园，实行的是开放式教学教育，各种智力玩具都在几块大门板上堆着，小朋友想玩就玩，玩过了把玩具放回原处就行了。

我带婷儿去三幼考察过几次，她对三幼很感兴趣。要上这个教学示范幼儿园的话，还得再等几个月，但考虑到一旦选定幼儿园就得一连呆三年，我还是情愿等。

至于上不上全托，尽管我深知全托的指标来之不易，也明日上全托大人轻松，我还是谢绝了人们的好意。

我的想法是，别说是不重视开发智力的幼儿园，即便是重视开发智力的幼儿园，也不能让孩子去上全托。因为6岁以下的孩子最需要的是家庭的个别教育。他 们注意力极易转移；情绪很不稳定；意志非常薄弱；不适合以集体教育为主。他们离不开父母的体肤接触、细腻的情感交流，他们在语言模仿、动作发展，性格塑造 等重大方面都离不开父母的个别教育、如果不能每天都得到这种只能来自家庭的个别教育，就会失去促进孩子成长发展的主要环境和动力。为了天天都能给婷儿开“精神小灶”，我是绝对不会让婷儿上全托幼儿园的。

既然如此，婷儿就只有跟着我继续整党了。

没过多久，我在报纸上看见两个好消息，一个是上海戏剧学院要招一个戏剧理论专修班，五月份考试，学制两年，班主任是余秋雨。另一个是成都有个待业妇 女办了一个私入幼儿园，离我家只有两站路远。我很兴奋，吃过午饭就到家庭幼儿园去考察。那儿的条件虽然简陋，老师也只有女老板一人，可十来个孩子们玩得还 挺高兴，收费也不算贵，更重要的是，第二天就可以入园，我马上就给婷儿交了费。回到单位我赶紧就向李累主编汇报，希望领导批准我脱产补习中学的文化课，以 便能考上余秋雨带的这个大专班。

李累主编非常重视给年轻人提供学习和进修的机会，不仅同意由编辑部支付我的进修费用，而且特地向文联党组打报告，批准了我的补习计划。我也不辱使 命，在来自全国各地的专业人员的激烈竞争中，顺利地通过了文化课考试，专业课考试和面试自我感觉也不错，还在上海戏剧学院和上海电影制片厂为我们编辑部组 织了一批稿件，才坐上火车回到成都等消息。

我到上海考试期间，婷儿就全托给那家私人幼儿园。为了让婷儿在我离开的20天里得到好一点的照顾，我特地多付了10天的全托费，老板大妇也再三地让 我放心。可当我回来接婷儿的时候，婷儿瘦得我都不敢认了，那块崭新的洗脸毛巾也变成了一块脏兮兮的黑抹布。对此我虽有思想准备，但是，当婷儿捡起地上的馒 头就连忙往嘴里塞的时候，当婷儿在洗澡盆里露出一根根肋骨的时候，我的心还是忍不住痛得发抖。

我至今也不知道婷儿在那20天里到底遭了些什么罪，因为我不想去问亏待她的人，也不准备再去上那个私人幼儿园。我只是在从湖北回来之后重新开始的“育儿日记”中匆匆写道：

....分别20天后，婷儿在记忆上似乎出现了一个断层，对姥姥舅舅的印象突然淡漠了，原来会背的唐诗几乎都忘了。原来的一些习惯也没了，爱卫生的 习惯和饮食上的习惯，好的坏的都没了。性格上也发生了变化，天真活泼减少了，猜疑心、小心眼多了。委琐，易怒，爱哭，渴望爱抚和拥抱。脸也瘦了，被蚊子咬 得一脸一身都是疙瘩。我费了很大的劲来矫正她的性情习惯，恢复她的身心健康，最后决定请个小姑娘来帮我照顾她。一个月后，婷儿才复原。当时我很担心这20 天的经历对她今后留下不良影响，一直在小心地认真观察。现在（两个月后）看来，这20天的经历没有留下什么不良影响。

那段时间，我父母每个月省下10块钱支援我一半保姆费，直到婷儿终于上了三幼。

妈妈的遗憾，错过了和余秋雨的师生缘

1984年7月，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被上海戏剧学院理论专修班录取，而且是4O名幸运儿中的惟一女生。手捧录取通知书，我不禁又喜又忧：喜的是终于考 上了专业对口的名牌大学，可以受教于我景仰已久的余秋雨老师当时，余秋雨在专业圈外还并无名气，我对他的好感完全来自于他在戏剧理论专著中表现出的独到眼 光和开放心态：忧的是如果我到上海去读书，婷儿怎么办？

在上海考试期间，我曾专门到上戏附近的幼儿园去问过，像婷儿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在上海上幼儿园的。我也到街道里弄去打听过寄放孩子的价钱，即便是条件 很差的人家，连吃带用一个月最少也要交60元钱，也就是说，交完托儿费我的全剖收入就只剩10块钱了，虽然进修费由单位帮我出，但我又要吃饭又要买 书，10块钱根本无法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