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主让我活着有他的理由

真主让我活着有他的理由

1975年

从出生的那天起，我注定是个“该死的人”。

在35年的生涯里，我无数次直面死亡，但至今仍然活得好好的。我不知道为何如此，只知道真主让我活着一定有他的理由。或许他想让我来管理这个国家，带领它走出腐败和暴力的深渊；或许他还想让我好好做一个母亲。

我父亲有23个孩子，我是第19个，也是我母亲生的最后一个孩子。母亲是父亲的第二个妻子，怀我的时候，她已有7个孩子，养育这么一群孩子使她疲惫不堪，偏偏在这个时候，父亲新娶了一个年轻的妻子，令她十分沮丧，所以她真的不想把我生下来。

我是在田间出生的。每年夏天，母亲都会和一帮仆人到附近最高的几个山峰上去放牧旅行。因为那里的草甜美可口，他们就在那放牧奶牛和绵羊。这是她能够 出门的好机会，而且一走就是好几个星期。她负责安排整个行程，带上充足的干果、大米、食用油，够一帮人在外头吃上三个月。行前的准备和收拾是最激动人心的 时刻，每一件事的准备工作都做到了极致，然后，大家才骑着马和驴起程，穿越山道，寻找更高的山峰。

母亲喜欢这样的旅行。骑着马穿过一个个村庄，暂时摆脱了家庭和家务的枷锁，呼吸着新鲜的乡间空气，她的神情也很明显地轻松了起来。

在当地有一种说法，一个女人越强大、越有激情，她穿上蒙面长袍骑在马背上就越好看。人们也常常夸奖说，没有人骑在马背上比我母亲更好看。她骑马的时候背部挺直，端庄高贵，自有一种风格。

但是，1975年我出生的时候，母亲并不怎么开心。13个月之前，她站在我们家的呼利大宅门口，观看一场婚礼。呼利大宅是一间单层的大房子，墙壁全 是泥巴做的。母亲就站在大宅的黄色大门口，看着一群迎亲队伍沿着山路蜿蜒而下，迂回着朝我们村中心走来。新郎是我母亲的老公。我父亲正迎娶第7个妻子，一 个才14岁的女孩。

每次他再婚，母亲总是很受伤——尽管父亲开玩笑说每次迎娶一个妻子，我母亲都会越发漂亮。在所有的妻子当中，父亲是最爱我母亲贝比简（字面意思：漂 亮宝贝）的。但是，在我父母所处的山村文化里，爱和婚姻几乎完全不搭界。结婚是为了家庭、传统、文化，服从这一切比任何个人的幸福更为重要。在当地，没有 人需要爱，没有人去感受爱。爱情只会招惹麻烦。人人都认为，幸福在于不加怀疑地履行个人的责任。我父亲想当然地认为像他这样身份的人有责任娶不止一个老 婆。

那天，母亲站在呼利大宅大门后面的大石阶上，看着十几个人骑着马从半山腰缓缓而下。父亲穿着上好的白色夏尔瓦克米兹（一种及膝外衣）和棕褐色马甲， 还戴了羔羊皮帽。他骑的是白马，马勒上挂着浅粉红、绿色、红色的羊毛流苏，晃来晃去。旁边是几匹小马，驮着新娘和她的男性亲戚。这些男人都穿着长袍，负责 护送新娘到新家去。在这个新家里，她要跟我母亲和其他叫我爸爸丈夫的女人一起相处。我父亲身材矮小，双眼瞳距短，胡子修剪得整整齐齐，此刻正大方地朝那些 迎接他、观看婚礼盛况的村民们微笑，并一一握手。村民们交头接耳，“瓦基勒·阿卜杜勒·拉赫曼来了”，“瓦基勒·阿卜杜勒·拉赫曼新娶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妻 子”。他的民众都喜欢他，是打心底里喜欢。

父亲全名瓦基勒·阿卜杜勒·拉赫曼，是阿富汗国会成员，是代表巴达赫尚省人民的，就跟今天的我一样。在我们父女俩成为国会议员之前，我父亲的父亲阿 扎姆沙阿是社区领袖，部落里的长老。据家里人回忆，在当地担任公职，参与政治一直是我们家族的传统和荣耀。可以这么说，政治就如流经群山和巴达赫尚省峡谷 的河流，在我的血脉里静静地流淌着。

我的姓和名取自巴达赫尚省的库夫区和达尔瓦兹区。这两个地区偏僻多山，即使在今天，从省府城市法扎巴德坐汽车到该地也得花上三天时间，这还是在天气良好的情况下。到了冬天，山上的道路根本没法通行。

我爷爷的工作职责是帮助人们解决社会问题和实际问题，在群众和中央政府驻扎在法扎巴德的办公室之间建立联系，和省里的区域长官办公室一道向人们提供 服务。他从山峦起伏的达尔瓦兹区到法扎巴德政府当局办事，唯一的出行方式就是骑驴或者骑马，通常需要花一个星期到十天的时间。他的一生中从来没坐过飞机， 也没开过汽车。

当然，我爷爷绝不是唯一一个以这么一种原始的方式出行的人。乡亲们与大一点儿的镇来往的方式也是局限于骑马或步行。农民买种子、到市场上卖牲畜、病 人去医院、因嫁娶而分开的家庭要互相往来探望，靠的也都是这两种方式。在这些山区，也只有暖春或者夏天的几个月才可以出行，而即使是在这段时间里也是险象 环生。

最凶险的地方要数阿坦加横渡。阿坦加是一座大山的名字，阿姆河就从它边上流过。这条清澈的水道正好是阿富汗和塔吉克斯坦的分界线，虽然美丽，却也非 常危险。春天，积雪融化，雨水充沛，河水暴涨，形成一系列湍急的水流，足以致人于死地。阿坦加横渡由一系列粗糙的木梯系在两侧的山上而成，供人们从一侧爬 上去，从另一侧爬下来。

这些梯子的横档很窄，摇摇晃晃，又特别滑。脚下一绊，人就会直接落入水中，被湍流一冲，必死无疑。想象一下，你从法扎巴德购回一袋七公斤重的商品， 要么是大米，要么是盐，或许也有可能是油，你一家人全靠这些东西过一个冬天，你负重徒步走了一个星期已经疲惫不堪，此刻还要冒着生命危险，通过一个危险重 重的关口，而这个地方或许已经夺去了你许多朋友和亲戚的性命，这是怎样的一种感受？我的爷爷实在不忍心看着人们就这样年复一年地被夺去生命，于是就尽其所 能要求政府建造一条像样的公路和安全一些的渡口。尽管他在巴达赫尚省比大部分人富有，但他只不过是个身居偏远乡村的地方官。他最远也只到过法扎巴德，没有 办法也没有权利前往喀布尔，那里才是国王和中央政府的办公地点。

爷爷知道，在他有生之年是看不到什么实质性变化的了，于是就让最小的儿子接手他的位置去参加竞选。爷爷开始训练我父亲从政的时候，他才不过是一个小 孩。多年之后，有一天，当我父亲经过了无数个月的不懈游说，他终于实现了我爷爷的梦想，那就是在国会里成功说服政府在阿坦加隘口修建一条道路。

说起这条路，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故事，讲的是我父亲和查希尔国王为了这个项目而吵架的事。父亲站在国王面前，说：“国王陛下，这条路计划了多少年了？ 可如今什么行动都没有。你和你的政府官员虽然有规划讨论，但现在却不守诺言。”尽管国会那时由选出的代表组成，但真正掌握国家治理权的仍然是国王和大臣。 很少有人当面批评国王，除非那人实在非常勇敢，要不就是莽夫。国王摘下眼镜，严厉地盯着我父亲看了好一会儿，说：“瓦基勒大人，你最好记住，你现在是在我 的宫殿里。”父亲吓了一跳，意识到自己做得过了头，于是赶紧离开宫殿，他甚至担心在出去的路上就会被捕。但是，一个月之后，国王派来了公共工程部长到巴达 赫尚省与父亲会面，并筹划修路事宜。部长到达之后，看了一眼山就说这项工程根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后就没再多说一句话，准备打道回府。父亲聪明地点了 点头，接着让部长先跟他骑马走一遭。部长答应了，两人就并肩骑到隘口的顶端。就在部长下马的那一刻，父亲一把抢过他的坐骑，一个劲儿地往山下跑，把他一个 人丢在山上过夜，让他尝尝村民平时被困隘口的滋味儿。

第二天上午，父亲回到山上接部长。部长勃然大怒，他身上被蚊子叮得满身红肿，还因为担心被野狗或者狼群攻击，吓得整夜都没合眼。但这样的一个晚上令 他对当地居民的艰苦生活有了切身的感受。于是，他同意带工程师和炸药来给村民建一条通道。父亲建议修建的阿坦加通道至今还在。多亏了这项工程，多年来，成 千上万的巴达赫尚人才得以幸免于难。

在我父亲还没成为议员，通道也还没修成之前，我爷爷早就任命这个小阿卜杜勒·拉赫曼为“阿巴卜”，也就是社区领袖。实际上这等于就把部落长老的权力 赋予了一个才12岁大的孩子。父亲就这样开始承担起解决村民们的土地、家庭、婚姻争端的责任，谁家想要给女儿嫁个好人家、挑个好夫婿都会先跑来征求他的意 见。过不了多久，他就开始跟法扎巴德的省政府官员会面，谈判卫生、教育项目，商量如何共同筹集资金。尽管他当时还只是个孩子，但这些官员深知，在我们的 “阿巴卜”制度下，父亲得到了当地居民的大力支持，所以他们不得不做好与他打交道的准备。

早期的这些年月给了我父亲处理社区问题的机会，等他成人之后，很自然地就能领导社区了。他真是生逢其时，因为那个时候，阿富汗刚刚开始了民主化进程。1965年，国王决定组建民主国会，允许人民投票选举地方代表，赋予他们从事国家决策的权利。

巴达赫尚省的人们此前一直觉得被中央政府忽视了，此刻突然得知自己的呼声能够得到中央的回应，非常激动。在选举中，我父亲被选为新的议会成员，是达尔瓦兹历史上第一个进入议会的人，他代表的人们不仅仅是阿富汗最穷的，也是世界上最穷的。

巴达赫尚人虽然贫穷，但非常自豪，坚持自己的价值观不动摇。他们像多变的高山气候一样狂野暴怒，也会像长在河岸上花岗岩丛中的野花那般娇柔坚韧。

阿卜杜勒·拉赫曼就是其中的一员，所以他比任何人都了解当地居民。他一走上新岗位就全力以赴。

那个时候，巴达赫尚省与外界的唯一联系方式是通过收音机。父亲从爷爷那里继承了村里唯一的一台收音机。那是一台笨重的俄国产木质无线电收音机，上面有个黄铜按钮。我父亲第一次在喀布尔国会发言的那天，所有村民都聚集到我们家来收听广播。

没有一个村民会开机、调音，除了我哥哥贾迈勒沙哈。因为丈夫当上了国会议员，我母亲满心自豪。她打开呼利大宅的大门，让村民到家中听他演讲，还打算叫贾迈勒沙哈为她打开收音机。

可是，我哥哥那天刚好不在家。惊慌失措的母亲跑遍村子去找他，就是找不到。父亲的讲话马上要开始了，呼利大宅里人越聚越多，表兄弟、表姐妹、村里的 长者、妇女、孩子都来了。有些人甚至还从来没听说过收音机，所有人都想听听新代表在国会上的发言。母亲知道自己不能让父亲失望，但就是不知道怎么去弄那个 新发明的玩意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