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的“斗殴”

文人相轻，由来已久。三国曹丕《典论》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清人尚镕的《书<典论·论文>后》进一步解说文人相轻的原因，主要有四：“一由相尚殊，一由相习久，一由相越远，一由相形切。”用今天的话说，“相尚殊”，是审美口味不同而导致见解分歧；“相习久”，是长期厮混而造成轻视心理；“相越远”，是政见不同而势如水火；“相形切”，则是心胸狭窄而一味苛责他人。要之，无论相似还是相异，相近还是相远，文人之间，容易彼此轻视，进而刺痛对方。

1935年6月，鲁迅《再论“文人相轻”》中说：“文人还是人，既然还是人，他心里就仍然有是非，有爱憎；但又因为是文人，他的是非就愈分明，爱憎也愈热烈。从圣贤一直敬到骗子屠夫，从美人香草一直爱到麻风菌的文人，在这世界上是找不到的，遇见所是和所爱的，他就拥抱，遇见所非和所憎的，他就反拨。”不过鲁迅与人论战，基本靠笔，不靠手，即使与林语堂在南云楼虎视眈眈，还是没打起来，也算为“文人相轻”保留了非暴力的调性。

文人相轻竟至于大打出手的，亦不鲜见。所谓“猩猩之火，可以撩猿”，文人之间因轻蔑或异见而燃起的怒火，极可能化文斗为武斗。譬如晚明陈子龙与艾南英在七录斋中辩论朱（熹）王（阳明）异同，话不投机，陈竟以手批艾之颊。又如清代学者汪中与洪亮吉同舟论学，争辩汉宋，汪之口才不及洪，一冒火，竟将洪推下江去，幸好舟子救得及时，洪才没被淹死。再如清代两位版本目录学名家黄荛圃与顾千里，也曾因细故而打架，搞得纸屑四溅，就像拖拉机开过废品收购站。

文人相轻而诉诸武力，在晚清和民国就更为风行了。伍立杨说：“清末民初的文武之间，距离和分野的痕迹都不大明显，有的武人文采甚佳；相当数量的文人，也时时葆有武装行事的气质……甚至可以说携有相当分量的暴力倾向。”学者杨国强发现，在晚清民初的新学家中，“尚武”之风备受推崇。譬如后来做了文学家的周作人，当时在《绍兴公报》上专论“军人之尊贵”，鼓吹“国民尚武之心”；杨集群也在《武学》杂志上热烈倡言：“兵乎，兵乎，为立国之本，为文明之标志。”1905年，湖北新军在黄陂募兵96人，其中廪生20人，秀才24人。杨国强对此评论说：“这些都是本来的读书种子。秀才当兵，说明了文武之道此消彼长。由此折射出来的，是新旧代谢之下的价值易位和人心变动。”

近现代知识分子喜欢打架，除了个人性格外，或也可放在上述背景中考察。

戊戌变法之前，由康有为幕后策划、梁启超任总主笔的《时务报》，请来章太炎担任撰述。章太炎为人极狂傲，可以从死掉的学者一直骂到在职的大总统。在时务报馆，康派极强势，自然招来章之反弹，加上双方从学术思想到政治观点均有分歧，遂至开骂。章斥康派为“教匪”，后者则骂章为“陋儒”。骂架升级，竟成打架。康派一群人由梁启超带队到报馆，拳击章太炎；章也不是木头人，立即动手还击。在章太炎《自订年谱》中，只记有打架之事，未说梁启超亲与，也未详述战果。金宏达《太炎先生》中则说，梁启超被章太炎狠抽了一个大嘴巴。斗殴事件后，章太炎即离沪赴杭。好汉难敌四手，报仇不晚三年。日后《民报》与《新民丛报》论战，章氏出语极狠，也可部分看作是那次斗殴的回声。

章太炎的弟子黄侃，也是个狠角色，不但继承了师之小学，也继承了师之怒火。黄与词曲家吴梅都在中央大学中文系任教，一日系里于酒家聚会，席间黄与吴一言不合，遂至激辩。黄侃忽奋臂攘袖，一记黑砂掌袭向吴梅脸蛋。吴急闪，未中，旋回敬一拳。两人于是起身离席，准备在满血状态下PK一场，被同事们拉住。《黄侃日记》“癸酉年五月”条下，有记载此次冲突。

后来两人还打过一架，起因是在教师休息室抢沙发。当时吴梅端坐沙发小憩，黄侃进来就发飙，对吴梅大吼：“你个瓜娃子，凭啥子坐这里？”吴梅答：“凭词曲。”双方就又干起来了，不过都只受了点儿皮肉小伤，不严重。学者打架多是婆娘架，必杀技是指甲、搂抱和拉拉扯扯。此后，教务处便把两人的课错开日子排，以成牛郎织女隔河相望之势，好消减摩擦。

黄侃一生好骂，中共首任总书记陈独秀也被他痛骂过多次。不过陈独秀似乎对黄侃颇有雅量，1920年陈在武汉高师演讲时，还感叹说：“黄侃学术渊邃，惜不为吾党用！”

但不要因此就认为陈独秀是个好脾气的总书记，他也喜欢打架。青年时代，陈独秀与革命党人吴樾争夺刺杀晚清五大臣的机会，竟至扭作一团，满地打滚。疲甚，吴问：“舍身一拼与艰难缔造，孰易？”陈答：“自是前者易后者难。”吴对曰：“然则，我为易，留其难以待君。”遂作易水之别（后吴在炸弹行刺中当场殒身）。

陈独秀也是毒舌，据说有一次大贬湖北学人，让“骄傲的湖北人”熊十力听后“毛发倒竖”，就此弃武从文，竟成一代新儒家。

熊十力早年曾入陆军特别学堂习武，参加过武昌起义，任过军政府参谋，因此在文心之外，犹裹有武气。熊十力一生与人打架次数不少，其中最著名的是与诗人废名之战。汤一介《“真人”废名》中记载，当年废名和熊十力都研究佛学，常为此争论，邻居也习惯隔墙听到两人的高声辩论。有一天辩论声戛然而止，旁人好奇，过去一看，两人竟打起来了，因为互相卡住对方的脖子，所以都发不出声音。周作人《怀废名》中也记载了二人打架之事：“一日废名与熊翁论僧肇，大声争论，忽而静止，则二人已扭打在一处，旋见废名气哄哄地走出，但至次日，乃见废名又来，与熊翁在讨论别的问题矣。”如此看来，知识分子打架毕竟比小流氓要强一点儿，皮肉或伤，但感情不伤。

与废名大约同期的新诗人梁宗岱，也负气好斗。萧乾曾回忆说，林徽因有次当面数落梁宗岱的一首诗不好，梁很不服气，就当众抬起杠来。林徽因是当时那群聚会文人的“神仙姐姐”，梁都要与之抬杠，可见多么好斗。不过梁再好斗，还不至于跟“神仙姐姐”动手，他打架的对象至少是男人。

翻译家罗念生曾撰文回忆与梁宗岱那一打的风情：“1935年，我和宗岱在北京第二次见面，两人曾就新诗的节奏问题进行过一场辩论，因各不相让竟打了起来，他把我按在地上，我又翻过身来压倒他，终使他动弹不得。”

梁宗岱还曾跟同在复旦大学的一个中文系老教授打架，据当时一位旁观的学生回忆：“两人从休息室一直打到院子当间，终于一齐滚进了一个水坑，两人水淋淋爬了起来，彼此相觑一下，又一齐放声大笑……”

上面讲的这些文人打架的故事，大多是即兴意气之举，没有预谋，更没有阴谋。打的时候光明磊落，打完之后磊落光明，放之当今，真是相去不可以道里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