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历往事在心头

“新闻要有文化含量，记者要有人文情怀”

算来，认识范敬宜已20余年了。当年报考他的研究生时，《经济日报》正办得风生水起，时任《经济日报》总编辑的范敬宜是新闻学子心中的偶像。

第一次与范敬宜见面，记得是在他那间简陋的办公室里，西晒的阳光把导师原本儒雅的形象勾勒得多了几分威严。

他问我：“看过梁厚甫的哪些书？”我一下子懵了。接下来，他问的几个民国时期知名报人的作品情况，我也回答得磕磕绊绊。

范敬宜皱起了眉头。不过，接下来他问的古典诗词的掌握情况，我回答得还算差强人意，他的眉头渐渐舒展开来。我刚想喘口气，谁知问题又来了：“会背清人吴伟业的《圆圆曲》吗？”

我背了几句便卡了壳……

范敬宜将剩余的部分一口气背完，然后严肃地说：“新闻要有文化含量，记者要有人文情怀。要想当个好记者，文化底蕴非常重要。一个人文笔的好坏取决于文化功底的深浅厚薄。”

自幼喜欢舞文弄墨的我，自以为学了不少东西，原来竟是如此浅薄。从范敬宜的房间出来，我汗湿脊背。

做毕业论文时，范敬宜约我到其家中详谈。这次我做了充分准备，西方传播学的原理整了一套一套的。

听我谈了大约20分钟，他便打断我说：“新闻是门实践学科，没必要搞那么多复杂的理论，更不要言必称西方。现在一谈做学问，就从西方书籍中去找理论根据，这种风气很不好。至于写作，咱们老祖宗有很多宝贵经验，为什么非要从西方去生搬硬套？”他建议我去采访一线的跑口记者，听他们讲述新时期经济新闻的得与失。

就这样，范敬宜给我开了一个40多人的采访大名单，要求对每一个人的从业特点都做一个精准的归纳。

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半年多时间，一有空闲，我就骑辆破旧的自行车在京城的大街小巷穿行。

等到行文时，范敬宜就抠得更严了。每一个章节几乎都被他打回数次，连论文后面附的参考文献的出版时间、版次他都要一一核对。他说：“我不能误人子弟，你也不能丢我的人。”

看着其他同学都早早交了论文，而我还骑着车没日没夜地奔波，真有些后悔报考了他的研究生。好在，毕业论文最后以高分通过了。

“敬惜文字”

范敬宜学养之深厚，令我辈兴叹。

有一次，写篇急稿时要引用几句古诗，我只记得后两句“爱惜芳心莫轻吐，且教桃李闹春风”。当时手头无书可查，便打电话向范敬宜请教，他随口就说出了上两句“枝间新绿一重重，小蕾深藏数点红”。

还有一次，席间和一个文友打赌“皮里阳秋”的出处，打电话请教他。事后，我核查他的答案，毫厘不爽。

范敬宜有如此功底，缘于他对学问孜孜不倦的追求和对新闻事业的热爱。他常说，总编辑首先是个编辑，不能只想着“总”而忘了“编辑”。他也曾说过：“我要终生当记者。如果有下一辈子，还要当记者。”

“敬惜文字”是范敬宜常叮咛我的话。他说：“现在新闻圈里有一种不好的现象，轻视文字。如果谁要鄙薄一个记者，会在数落了一顿不是之后来这么一句‘这人，文字还行’。其实，这是把本末闹拧了。文字是新闻从业者的基础。没有过硬的文字基础，绝对当不成好记者。”

范敬宜告诉我，他的任何一篇稿子都要经过反复修改，就是一篇小消息也不轻易放过，一篇不足500字的稿子，他从晚上10点开始动笔，一直写到了次日凌晨5点多，先后换了7个导语。

“敬惜文字”，已融进了范敬宜的血液中。

“逢辱而不惊，遇屈而不乱”

言谈举止中，范敬宜总带着那一代知识分子特有的儒雅与谦和。

我和他年龄相差近40岁，又是师生关系，可他给我的信札，每一封的开头都是“慧敏仁弟”，收尾总是“此颂曼福”“即颂著祺”“即请撰安”等句。

他对谁都彬彬有礼。

一天，他留在报社吃晚饭。北区食堂只开了二楼，一楼卖饭的窗口挂了个小牌：“吃饭请上二楼。”他没看见那个牌子，就问几个聚在一楼聊天的食堂职工：“请问在哪里打饭？”连问几声却没人搭理。他稍稍提高了声音，谁知一个小年轻大吼一声：“看牌子！没长眼？”

他并没有生气。来到二楼，见我也在，他悄悄对我说：“食堂的师傅真凶哟！”听完原委，我很气愤：“要不要打电话告诉他们领导？”他摆摆手一笑，便埋头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

还有一次，他参加完一个会议，走回报社时已是晚上10点多。恰巧没装证件，门卫便挡了驾。按照报社规定，没带证件必须内部人员接应方能进大院，他便站在门旁静静等候。当时正值隆冬，后来有人经过，告知门卫“这是总编辑老范”，门卫一脸歉意。范敬宜非但没有生气，还连声称赞门卫做得对。

不过，范敬宜对身边的人，要求却非常严格。记得刚到人民日报社时，一天，一位编辑和排版工人发生了争吵。这件事本与我无关，可因为那位吵架的编辑也姓王，时隔不久，在讨论我的入党转正时，有人提意见说我不尊重工人——他们把两个“王”编辑弄混了。

这事传到范敬宜耳朵里，他严厉地告诉党委有关领导：“坚决延后王慧敏的转正。不改正错误，就不能让他入党。”

吵架事件最终还是弄清了。一次我到范敬宜办公室，他把眼镜拉到鼻梁下端，仔细打量我一番：“入党转正这件事，是党委搞错了。”他拿过便签写了句话递给我：“苟逢辱而不惊，遇屈而不乱，几可任事矣！”

2002年秋，报社派我到新疆记者站驻站。临出发前，范敬宜让我去他家一趟。

到他家后，他拿出早就准备好的两个采访本递给我。我翻开一看，两本上都写着这样几个大字：“见官低半级”。

范敬宜解释说：“这句话，是我刚参加工作时一位前辈送给我的。我当时很不以为然。心想，记者是无冕之王，见谁都不应该低半级。经历了这么多年的人生风浪，我终于悟透了这句话。‘见官低半级’不是说要你在当官的人面前丧失人格、卑躬屈膝，而是说，无论采访谁，都要把人家放在比你高半级的位置去对待、去尊重。这样，你才能同采访对象打成一片，才能抓到‘活鱼’。”

2004年之后，我先后获得了一些荣誉称号。范敬宜送给我一张条幅，上书“求阙”，并附嘱言：“阙者，缺也。世间事，皆祸福相倚、顺逆相随、圆缺相生。唯时察己‘缺’，方能‘圆’矣！”

他说：“人生追求，宁求缺，不求全；宁取不足，不取有余。”他打了个比方：“有人有了单元房，就想要复式楼，有了复式楼，又想要小别墅……求之不得，就会想各种非法手段去巧取豪夺，最后陷入不能自拔的深渊。”他进一步提点我，今后再有荣誉，要学会主动退让。无论做人还是做事，不要追求一时的万紫千红，慧不如痴，速不如钝，只有一步一个脚印辛勤耕耘下去，才能成就格局。

“说与儿曹莫笑翁，狗窦从君过”

因为是师生关系，我始终对范敬宜怀着敬畏之心。不过，偶尔也会和他开个玩笑。他的桌子上放着一张他仰天大笑的照片。一次，他饶有兴致地给我讲述这幅照片的来历，夸赞照片拍摄者王文澜如何善于抓拍。

我说：“美中不足的是缺齿露出来了，而且是暴露无遗。”

范敬宜哈哈大笑，说：“狗窦大开啊！”接着吟诵起辛弃疾的《卜算子·齿落》，“已阙两边厢，又豁中间个。说与儿曹莫笑翁，狗窦从君过。”

还有一次，聊起古人如何吟诵，他摇头晃脑给我做起示范，背的是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念完闭着眼睛洋洋自得地问：“这是桐城古韵。好听吗？”

我一句也没听懂，便照实说：“不太好听。”

老人愣了，半天不吭声，客厅长时间陷入沉寂。

我年轻时喜欢锻炼身体，进入中年后犯懒，渐渐胖了起来。有一年我去看范敬宜，他吃惊地看着我：“怎么搞的？脸怎么都成这样了？”范敬宜的老伴正好在旁边，忙给我解围，他正色道：“关键是太胖会影响血压、心脏。”

此后，每次去见范敬宜，他都会着急地说：“抓紧减肥！抓紧减肥！”

2008年夏，我的脚踝骨折。范敬宜一遍遍打电话给我，交代康复中应注意的事项。腿好后，我回京时去看他。他让我一遍一遍地在客厅里走来走去，前面瞧瞧，后面瞧瞧，还问吴师母：“能看出来吗？能看出来吗？”

人一上了年纪，可能都会有点“老小孩”的样儿。每次回北京开年会，范敬宜都会计算着会议哪天结束，我应该哪天去看他。我一般会议结束的第二天去看他，有时有事耽搁了，他就会打来电话：“前天你们的会议不是就结束了吗？”

一次，我去看他，吴师母悄悄告诉我，今后再来，等快到门口再告诉他。否则，他会到阳台上，一遍一遍站在小凳子上往外看，嘴里嘟囔着：“怎么还不来？怎么还不来？”那么大年纪了，摔下去怎么办？

我和范敬宜都不健谈。所以，单独在一起时，交谈得并不是很多。大部分时间，两个人都是埋进沙发里静静地品茶，偶尔说上几句，也是你问一句我答一句。不过，我俩都想多坐一会儿，多坐一会儿。

这几年，随着年龄增长，一熬夜，我的血压就会升高。

在范敬宜生命的最后两年，《新闻联播》结束后只要电话铃声一响，我知道准是他打来的。“我是老范，没有打搅你吧？要多注意血压，早点休息……”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晚年的范敬宜屡遭不幸：先是中风，后来得了白内障。动手术时，又出了事故，视网膜穿了个洞，一只眼睛几近失明。

在范敬宜去世前的两年，又查出患胆结石。他让我给他寄点西湖藕粉，说其他东西吃不下去，北京卖的藕粉没有一丁点儿藕的味道。

这是他唯一一次托我办事。

还在我上研究生时，范敬宜就说，别人都说新闻无学，其实新闻里面大有学问。他要结合毕生的新闻实践，从理论到实践进行系统的总结。

后来，范敬宜一直沉浸在办报中，迟迟没能动笔。等到退休之后，他又到了全国人大。等到从人大退下来后，他又受邀到清华大学创办新闻系。

醉心于育人，范敬宜毕生的积淀，始终未能变成藏之名山、传之后人的大作。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

2009年夏天，我在北戴河开会，正好范敬宜也在此休养，我去看他。那天有风，眼前的北戴河白浪滔天，他伏在栏杆上深深地吸了一口烟说：“人这一辈子怎么这么快呀！就像睡了一觉，梦还没做完，天就亮了。唉，很多事没有来得及做就没有时间了。”他转过头问我，“你今年四十几了吧？抓紧做点自己喜欢的事吧。”

那次，范敬宜跟我约定，等他身体好点，想让我陪他游一趟富春江，他想去看看严子陵钓台。他说他的先祖范仲淹主政睦州时主持修建了严子陵祠，并写了《严先生祠堂记》。其中“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两句，流传千古。

这个机会一直没能等到。2010年11月的一天，报社的陈大夫给我打电话：“老范估计很难撑过去了。”

我立即给他打电话，说要回去看他。他急了：“千万别来，我知道，现在是报纸发行最吃紧的关头。撂下工作回来，我可不高兴！发行完了再回来。”

不承想没过几天，恩师驾鹤西去。

很想在《新闻联播》后，骤然听到电话铃声；很想听到他“你要注意血压”“别再胖了”这样的唠叨。可这一切，再也听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