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犟妈”助残，柔软身躯顽强坚守无疆大爱

在武汉市江汉区兴业路9号，有一家规模很小的福利企业——武汉市东方红食品有限公司。这家食品厂仅有的10名员工，都是智残工人。48岁的女老板易勤像妈妈一样，带着这批工人已经坚守了9年，熟悉她的人都亲切地喊她“犟妈”。为了维持这家厂子，易勤先后卖掉、抵押两套房子，9年累计亏损80多万元，但仍坚持留下这些智残工人，只因“犟妈”的朴素情怀和道德良心。
过去9年，东方红食品厂的那780平方米空间，就是易勤腾挪的整个世界。她说，当初想到会很难，但没想到那么难。
易勤和丈夫刘宏涛都是武汉人。一个是原武汉市拖拉机厂检测员；一个是退伍军人。在那个年代，刘宏涛也算是个会“折腾”的人。1997年，在汉阳一家国企工作的刘宏涛离职创业，开办了东方红食品厂，专门生产奶糕、酸梅膏等传统食品。那时易勤在武汉拖拉机厂工作，上班朝九晚五，冬有暖气、夏有空调。1999年，怜惜丈夫的劳苦，在武汉市拖拉机厂倒闭后，易勤买断工龄，和刘宏涛开起了夫妻店。
刚开始的时候，厂里的20多名员工都是健全人，经营效益一直不错。从2002年开始，江汉区残联提出将厂子办成智力残疾职工就业的示范企业，易勤夫妇一口答应下来。然而，其他工人渐渐离开，以致最后10名员工都是残疾职工，员工构成格局一直延续到现今。“大多数福利企业都是宁招肢残，不招智残，因为智残干不了活。但我们当时想得很简单——他们总能够擦个桌子洗个碗吧。”心软的易勤开了第一道口子，谁知从此竟一发不可收拾。
“洗手消毒说5遍就是5遍，从不打折扣。换完工衣，两个人之间要互相摘掉对方身上的细小纤维和毛发，半根头发都能发现。他们会拿食品袋对着光看，一点毛点都能指出。车间的地面拖得一尘不染。”这让易勤无比感慨，这些智残工人虽然接受能力差，生产效率不高，但只要学会了生产规范，就像电脑程序植入了他们的大脑。正是这种健全人都做不到的一丝不苟，最大程度确保了公司生产出的食品质量。目前东方红食品厂生产的酸梅膏和糕点，已经进入北上广一线城市和武汉中百超市等一流卖场。
不过，既然是开工生产，就要求跟得上市场的步伐。有时候订单来了，易勤也会站在车间里急得跺脚。10名智残工人的智商与小学生相仿，劳动效率不高，时常完不成订单。每一次，易勤都说服自己，他们心眼死，打不得，骂不得。但他们的心纯净得像一眼望得到底的清水，几年下来，自己对他们已经有了抛舍不下的情感。
随着招收智残工人越来越多，2005年下半年开始，厂子开始吃紧。一道选择题，摆在了易勤夫妇面前。是追逐利润，减少残疾工人数量，还是带领大家一起共渡难关？面对一双双信赖的眼睛，夫妇俩毅然决定，将汉阳一套30平方米的老房卖掉，换了6万元钱补贴厂里。更大的亏损，在2007年到来。此后，易勤将位于复兴村的第二套房子抵押20万元，用于原料购买和工人工资发放。账目显示，虽然当年全厂销售收入近95万元，亏损额仍有约5.5万元。到了2013年8月，经营形势更是每况愈下，9年下来工厂总共亏损了80多万元。
女儿丈夫齐上阵
“最对不起的还是我姑娘。”2011年，女儿刘星大学毕业。刘宏涛希望女儿能到厂里照顾一下妈妈，哪想到一进去就再也没有出来。逢年过节，同学之间互相打探，问她在哪工作？“我在一个工厂当化验员，还不错哟。”
起初，刘星非常不习惯。满屋子连个聊天的人都没有，对于这个当时只有22岁的小姑娘来说，太闷了。她发脾气，易勤就强压着。这时，易勤和丈夫往往是赔笑脸，“再干段时间，就让你走。”“都说有坑爹的孩子，我们家反过来，有专门坑孩子的爹妈。”刘星笑着描述发脾气的原因。
在东方红食品厂，食品化验员兼车间打杂工人的刘星从不会在智残工人面前提起自己的身份，上班时都喊妈妈“易经理”。“进厂以后，就没有母女关系，希望能给这些智残孩子做出表率，也便于企业管理。”直到现在，员工都不知道她们的关系。
刘星一次次目睹母亲在凌晨爬起，目睹妈妈忍着腰痛还在坚持，刘星很心酸，也逐渐学会了去体谅妈妈。刚进工厂时，刘星还很娇气，反感跟智残工人们接触，但如今从早到晚，她陪着妈妈一站十几个小时，跟着智残工人们一起吃大锅饭。“我其实最希望她每天早点休息。”刘星流着泪说，作为女儿，她并不希望母亲扮演一个女强人的角色，什么事情都自己硬扛着。
易勤一家，都是《非诚勿扰》节目的粉丝。刘星到现在也没有男朋友，易勤说，介绍过几个，别人发短信打电话给她，她总在上班。在东方红待久了，刘星似乎已经不是这个时代的人。她极少发短信，很少挂QQ，不刷微博，不用微信，逛街都是几个月一次。“现在，他们让我走，我却有些舍不得。”刘星说。
斜挎着扩音器，对着工人们连喊带比划；咽部长出突起的息肉，声音长期嘶哑；十指上道道裂口，常常缠着胶布。在工厂里，易勤是最累的，对智残工人她视若己出，不离不弃，有时候“犟”得令人心疼。名气大了，有单位请易勤作报告，她一口回绝：我只会做米糕，不会作报告。我是一个办厂的，就想把生意做好。刘星说，妈妈说这个话的时候感觉她特别豪气。
产品的销售、配送，都是易勤的丈夫来做。名片上，只有刘宏涛三个字，连职务都没有。在厂里，易勤负责抓生产，刘宏涛负责跑销售。因为没有钱请搬运，刘宏涛很多时候就自己搬货，因为休息不好，有时候开着车都能睡着。易勤则比他更累，带工人生产，中午还要给大家做饭。好在，再苦再累，夫妻同心，这么多年酸甜苦辣就这样坚持了过来。
“嫁汉嫁汉，穿衣吃饭，易勤嫁给我，吃没吃好，穿没穿好。”刘宏涛说着妻子受的苦，并不断自我检讨。易勤的父亲是一名老革命，家里生活条件很不错。作为女人，易勤也爱打扮，是曾经的厂花，多才多艺，跳舞拿过不少奖。如今她被工作压弯了腰，累花了眼，手上也裂口斑斑。“在我眼里，她是世界上最美最善良的女人。我很佩服她。”刘宏涛说。很多时候说服他自己坚持下去的唯一理由就是，女人都冲上去了，自己退后就不是男人。“我很心疼她，很多时候在面条里面多加个鸡蛋，就是我支持她的表达方式。”
再没有爱的荒原
东方红食品厂有条不成文的规定，这里禁止说“苕”（武汉方言），不能说工人“不清白”。这是为了不伤智力残疾工人的自尊。有时，即便赶订单干不出活，易勤自己急得眼泪流，也从不会吐出一个脏字。“违反考勤：一次口头警告，二次书面警告，三次辞退。”厂里有一本80多页的员工手册，但易勤不忍心用处理健全员工的手段去处罚这些残疾职工。在这间特殊的工厂里，工人们除了每周双休，还享有春节、暑期两段长假。休息期间，工人工资分文不少。
在易勤的眼中，因为周围都是智力残疾人，这批工人很容易找到知己，找到圈子。因此，她也特别注意调解工人们之间的矛盾，还鼓励他们业余时间结伴游玩。“大家都一样，不会相互欺负”，工人们的言语中透出对公平的渴望，“有了工作，能自己赚工资，对于残疾人在心理上是巨大的安慰。”
易勤还巧妙地用人所长，观察比较工人们做事。谁扫地干净就让谁负责扫地，谁力气大就让他帮忙抬东西。久而久之，工人们在劳动中感受到了被重视的快乐。如果说信任让智残工人们感到亲近，那么固化的制度则让他们有了生产操作的绝对标准。在东方红食品厂，这样的硬性规定经过易勤无数次的耳提面命和带头遵守，智残工人们耳濡目染，对操作流程逐渐入脑入心。“他们虽然心眼死，但都认规矩，从不耍滑头。”易勤说。
36岁的萍萍由于智残，一直都未能找到工作。2009年，在江汉区残联牵线下，易勤像对待女儿一样，手把手教萍萍，直到工序都掌握了为止。2011年11月，患有先天性皮肤病的萍萍突然猛烈咳嗽，后因病重辗转多家医院治疗。住院治疗几个月后，易勤不但帮萍萍交社保和医保，还照旧发放了工资。到2012年8月出院，治疗费用花去了20多万元，因为易勤帮忙及时交了医保，最后帮这个困难家庭节省了10万元费用。更让人惊喜的是，经过积极治疗，曾经被医生“判了死刑”的女儿如今已经基本痊愈，可以正常生活了。
29岁的智残员工周雷父母双亡，爷爷奶奶也有病。初到厂里，易勤就发现周雷个人卫生不好，一连几天不刷牙。她费了很长时间，才让周雷改掉坏毛病。周雷还有个坏毛病，就是爱乱花钱，细心的易勤发现后，就每月把除了保证他吃喝外的工资，全部直接交给周雷的爷爷保管。管了吃喝，易勤还要管他们穿衣。元旦过节，易勤带着周雷到江汉路步行街，给他买新年的衣服。周雷记得，当天易勤带着他逛了一天的街，帮他买了一身新衣服。“我们都叫他干妈。”周雷通过这样简单的言语表达对易勤的喜爱。
虽然连年亏损，但东方红生产的酸梅膏、糕点等拳头产品仍被看好。武汉本土颇具实力的两家企业曾闻讯上门，但开出的合作条件之一是“希望智残工人们离开，重新招人”。“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就不会让这批工人没饭吃。以这样为代价的合作，我们办不到。”易勤夫妇果断拒绝了。让夫妇俩欣慰的是，他们与武汉老字号企业、武汉扬子江乳业食品有限公司达成意向，以合作的方式扶残助残，确保易勤手下的10名智残工人一个不少。
“跟这批工人接触相处这么久，跟他们已结下深厚感情。让自己觉得身上的责任沉甸甸的。所以，我愿意践行他们进厂时我的承诺，不忍心让他们没有饭吃。”易勤说，虽然厂子现在经营状况不好，但自己没想那么多，“就像打一场战斗，最后一颗子弹还没有打光，人员没打光，战斗就没有结束。”
（为保护智残者隐私，文中工人名字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