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我同情每一个穷人
来源: 网络 作者: 温家宝 时间: 2014-06-09 阅读: 次
一个政府、一个社会应该更多地关爱穷人,穷人应该拥有平等的权利。
我1942年农历八月出生在天津北郊宜兴埠一个书香门第。爷爷在村子里办学校,曾祖父是农民。再往以前,我家都是农民。我们家是从什么地方来到天津的,至今也没有人能说清楚。据说是从山西来投奔这里的温氏家族的。因为家里穷、没有地位,温氏家谱始终没有把我们家列入其中。
爷爷办的乡村小学,是冲破地主豪绅的阻力,第一个招收女生的学校。他常年为两件事奔波:一件是招聘教师,一件是为学校筹款。就是这样一所小学,很多教师都是大学毕业生,有的解放后当了教授。外婆家也在本村,外公去世很早,外婆靠开一个小药店谋生,家里还种着几亩地。每年秋天收玉米时,我坐在板车上的玉米堆里从地里回家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我出生的年月正是日本侵略者在华北大扫荡和实行“三光”政策的时期。妈妈对我讲的一件事,至今记忆犹新:日本侵略者将全村人集合在村西南的空地上,四周架起机关枪,用刺刀杀死无辜的平民。当时,妈妈把我紧紧搂在怀里。这件事深深刻在我的脑海里。
天津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为“坚壁清野”放火烧了宜兴埠。我的家连同爷爷办的学校、外婆家和她的小药店,全部化为灰烬。我们家逃难到天津城里,住在救济院。外婆在逃难中生了病,没过多久就去世了。她是最疼爱我的人。孩提时代,她抱着我,我常常揪她的头发,她一点儿也不生气。天津解放的那一晚,是一个不眠之夜。解放军包围了驻扎在救济院里的国民党军队,当晚进行了激战,手榴弹扔进了院子里,家里人都害怕地躲在床铺下,我却一点儿也没有害怕。第二天,天津解放了。
我的童年是在战争和苦难中度过的,穷困、动荡、饥荒的往事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我深知,这不是我们一个家庭的苦难,也不是我出生的那个年代的苦难,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一部苦难史。我逐渐认识到一个道理:中华民族灾难深重,唯有科学、求实、民主、奋斗,才能拯救中国。“如将不尽,与古为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只有推翻封建专制和官僚买办的统治,人民才能得到解放;只有不断革新,中国才能进步。
在我上小学、中学期间,家境十分贫寒。父母和我们三兄妹一直租住在一间不到9平方米的小屋子里,每月的房租相当于一袋面粉钱,那时父亲月工资最低时只有37元。我患过一次白喉,父亲把仅有的一块手表卖掉,买药给我打针。此后他多年没有戴过手表。因为经常目睹普通百姓生活的艰辛,我从小就富有同情心,这尤其表现为对普通百姓特别是穷人的同情,对不公道事情的憎恶。一种朴素的平等观念在我的心中萌生:人人生而平等,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应平等相处。
我的中学是在南开上的。南开的校训是“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它提倡的是为公、进步、创新和改革。我上中学时就愿意独立思考,渴望发现问题,探索真知,追求真理。那时除了学习课本知识以外,我还广泛阅读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书籍,参加各种课外活动。我不仅爱读书,还是体育爱好者。
上高中和大学以后,我家里人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受到冲击。爷爷在1960年因脑溢血去世,是我把他背进医院的。现在他教过书的学校还留着他的档案,里面装了一篇篇的“检查”,小楷字写得工工整整,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人民教育事业的忠诚。父亲也在1960年因被审查所谓的“历史问题”,不能教书,被送到郊外一个农场养猪,后来到图书馆工作。我考上大学向他告别就是在离城很远的养猪场。父亲告假回家帮我收拾行李。他是个老实人,一辈子勤勤恳恳。今年他过世了,可谓“生得安分,走得安详”。尽管家里出现这样一些情况,我仍然追求进步。我是个善于思考的人,我总是把书本里学到的东西同现实加以比较,立志为改造社会而献身。
因为父亲喜欢自然地理,我从小就对地球科学产生了兴趣。在北京地质学院,我在地质系就读了5年。大学期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又考取了研究生,专攻大地构造。回忆在地质学院近8年的学习和生活,我曾概括为三句话:母校给了我地质学知识,母校给了我克服困难的勇气,母校给了我接触群众的机会。那段时期同样是难忘的。
参加工作以后,我有14年时间是在海拔4000到5000米的极其艰苦的祁连山区和北山沙漠戈壁地区工作。这期间,我一边工作一边接触基层群众,更使我深深懂得了民生的疾苦和稼穑的艰难。我来自人民,我也有苦难的童年,我同情每一个穷人,愿为他们的幸福献出自己的一切。到中央工作后,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用整整10年时间,深入农村、厂矿、科研院所调研。在农村,我白天坐在农民家的炕头上了解情况,晚上开座谈会。我住过乡里、住过粮库,经常在一个县一待就是一个星期。我几乎走遍了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所,同科学家交朋友、谈心。我认为,一个领导者最重要的是要懂得民情、民心、民意,而民心向背决定政权的存亡。衡量政策好坏的标准只有一条,就是群众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
我之所以经常讲穷人的经济学、穷人的政治学和穷人的教育学,就是想让人们懂得:在中国乃至世界上,穷人占多数。一个政府、一个社会应该更多地关爱穷人,穷人应该拥有平等的权利。在中国,不懂得穷人,不懂得农民和城市贫困阶层,也就不会懂得穷人的经济学,更不可能树立穷人的教育观。公平的核心是在生存、竞争和发展的机会上人人平等,而不是基于财富或其他特权的平等。一个政府如果忽视民众和民生,就是忽视了根本。而公平和正义是社会的顶梁柱,失去了它,社会这个大厦就会倒塌。“国之命,在人心”,说的就是人心向背决定社会的发展和政权的存亡。政府是穷人最后的希望,民众的贫穷是政府最痛心的事。只有把这些道理真正弄懂,才算真正理解“以人为本”的含义。
未来是属于青年的。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但愿青年朋友们以青春之人生,创造青春之中国、青春之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本文系温家宝总理在母校南开中学的演讲,有删节。
我1942年农历八月出生在天津北郊宜兴埠一个书香门第。爷爷在村子里办学校,曾祖父是农民。再往以前,我家都是农民。我们家是从什么地方来到天津的,至今也没有人能说清楚。据说是从山西来投奔这里的温氏家族的。因为家里穷、没有地位,温氏家谱始终没有把我们家列入其中。
爷爷办的乡村小学,是冲破地主豪绅的阻力,第一个招收女生的学校。他常年为两件事奔波:一件是招聘教师,一件是为学校筹款。就是这样一所小学,很多教师都是大学毕业生,有的解放后当了教授。外婆家也在本村,外公去世很早,外婆靠开一个小药店谋生,家里还种着几亩地。每年秋天收玉米时,我坐在板车上的玉米堆里从地里回家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我出生的年月正是日本侵略者在华北大扫荡和实行“三光”政策的时期。妈妈对我讲的一件事,至今记忆犹新:日本侵略者将全村人集合在村西南的空地上,四周架起机关枪,用刺刀杀死无辜的平民。当时,妈妈把我紧紧搂在怀里。这件事深深刻在我的脑海里。
天津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为“坚壁清野”放火烧了宜兴埠。我的家连同爷爷办的学校、外婆家和她的小药店,全部化为灰烬。我们家逃难到天津城里,住在救济院。外婆在逃难中生了病,没过多久就去世了。她是最疼爱我的人。孩提时代,她抱着我,我常常揪她的头发,她一点儿也不生气。天津解放的那一晚,是一个不眠之夜。解放军包围了驻扎在救济院里的国民党军队,当晚进行了激战,手榴弹扔进了院子里,家里人都害怕地躲在床铺下,我却一点儿也没有害怕。第二天,天津解放了。
我的童年是在战争和苦难中度过的,穷困、动荡、饥荒的往事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我深知,这不是我们一个家庭的苦难,也不是我出生的那个年代的苦难,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一部苦难史。我逐渐认识到一个道理:中华民族灾难深重,唯有科学、求实、民主、奋斗,才能拯救中国。“如将不尽,与古为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只有推翻封建专制和官僚买办的统治,人民才能得到解放;只有不断革新,中国才能进步。
在我上小学、中学期间,家境十分贫寒。父母和我们三兄妹一直租住在一间不到9平方米的小屋子里,每月的房租相当于一袋面粉钱,那时父亲月工资最低时只有37元。我患过一次白喉,父亲把仅有的一块手表卖掉,买药给我打针。此后他多年没有戴过手表。因为经常目睹普通百姓生活的艰辛,我从小就富有同情心,这尤其表现为对普通百姓特别是穷人的同情,对不公道事情的憎恶。一种朴素的平等观念在我的心中萌生:人人生而平等,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应平等相处。
我的中学是在南开上的。南开的校训是“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它提倡的是为公、进步、创新和改革。我上中学时就愿意独立思考,渴望发现问题,探索真知,追求真理。那时除了学习课本知识以外,我还广泛阅读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书籍,参加各种课外活动。我不仅爱读书,还是体育爱好者。
上高中和大学以后,我家里人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受到冲击。爷爷在1960年因脑溢血去世,是我把他背进医院的。现在他教过书的学校还留着他的档案,里面装了一篇篇的“检查”,小楷字写得工工整整,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人民教育事业的忠诚。父亲也在1960年因被审查所谓的“历史问题”,不能教书,被送到郊外一个农场养猪,后来到图书馆工作。我考上大学向他告别就是在离城很远的养猪场。父亲告假回家帮我收拾行李。他是个老实人,一辈子勤勤恳恳。今年他过世了,可谓“生得安分,走得安详”。尽管家里出现这样一些情况,我仍然追求进步。我是个善于思考的人,我总是把书本里学到的东西同现实加以比较,立志为改造社会而献身。
因为父亲喜欢自然地理,我从小就对地球科学产生了兴趣。在北京地质学院,我在地质系就读了5年。大学期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又考取了研究生,专攻大地构造。回忆在地质学院近8年的学习和生活,我曾概括为三句话:母校给了我地质学知识,母校给了我克服困难的勇气,母校给了我接触群众的机会。那段时期同样是难忘的。
参加工作以后,我有14年时间是在海拔4000到5000米的极其艰苦的祁连山区和北山沙漠戈壁地区工作。这期间,我一边工作一边接触基层群众,更使我深深懂得了民生的疾苦和稼穑的艰难。我来自人民,我也有苦难的童年,我同情每一个穷人,愿为他们的幸福献出自己的一切。到中央工作后,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用整整10年时间,深入农村、厂矿、科研院所调研。在农村,我白天坐在农民家的炕头上了解情况,晚上开座谈会。我住过乡里、住过粮库,经常在一个县一待就是一个星期。我几乎走遍了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所,同科学家交朋友、谈心。我认为,一个领导者最重要的是要懂得民情、民心、民意,而民心向背决定政权的存亡。衡量政策好坏的标准只有一条,就是群众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
我之所以经常讲穷人的经济学、穷人的政治学和穷人的教育学,就是想让人们懂得:在中国乃至世界上,穷人占多数。一个政府、一个社会应该更多地关爱穷人,穷人应该拥有平等的权利。在中国,不懂得穷人,不懂得农民和城市贫困阶层,也就不会懂得穷人的经济学,更不可能树立穷人的教育观。公平的核心是在生存、竞争和发展的机会上人人平等,而不是基于财富或其他特权的平等。一个政府如果忽视民众和民生,就是忽视了根本。而公平和正义是社会的顶梁柱,失去了它,社会这个大厦就会倒塌。“国之命,在人心”,说的就是人心向背决定社会的发展和政权的存亡。政府是穷人最后的希望,民众的贫穷是政府最痛心的事。只有把这些道理真正弄懂,才算真正理解“以人为本”的含义。
未来是属于青年的。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但愿青年朋友们以青春之人生,创造青春之中国、青春之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本文系温家宝总理在母校南开中学的演讲,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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