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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已经不再需要给他写信了，但我仍旧特别特别特别特别地想他。

　　父亲写给我的信件终于出版了，已经远行的父亲知道这个消息一定会感到欣慰的。他一生中虽然创作了不少作品，出版了不少画册，可是他自己最欣赏、最得意的作品却是这些写给女儿的信件。他认为这些图文并茂的信件真实，有趣，充满父女深情。由于年代巳久，又经过几次搬迁，有些信件可能遗失了，这次收集的应该是父亲写给我的大部分信件。

　　1969年团中央所属的各个机关干部下放河南农村。父亲随当年任职的团中央《中国青年报》社来到河南省信阳县黄川黄湖“五、七干校”，我和妈妈还有婆婆（妈妈的妈妈〉留守在北京。从那时起到1972年我也来到干校与父亲会合，他给我写了很多信。干校的生活对于这些擅长于拿笔杆子的知识分子来说一定是十分艰难的，可是父亲在给我的信中，却把它用简练的文字和生动的绘画描绘得那么有趣。不管是干农活，当木匠，做猪倌，还是在食堂掌勺，展现在我眼前的农村生活是那样丰富多彩。阅读这些信件曾给一直生活在城市的我带来了无限的乐趣和遐想，每封信都是读了又读，以至于40余年后的今天，我对一些信中的描写，特别是插图，还记得一清二楚。记得有封信描绘了父亲的忘年交小梅哥哥和蛇的故事。小梅哥哥把活生生的蛇挂在脖子上，或者把蛇塞进上衣口袋里，当蛇脑袋钻出来的时候，他用手又把它按回去。那些栩栩如生的画面看得我心惊胆战：那蛇可是会咬人的哪，小梅哥哥怎么不怕呢？还有幅画画的是父亲和他的好朋友沈培叔叔。父亲说过有段时间沈培叔叔受到冲击，大家在公共场合都不敢跟他讲话。画面上父亲坐在牛车上，沈培叔叔和看管他的人从对面走来，没有对话，但他们忧愁的表情和眼神却流露出对彼此的关心。我为画面上传递出来的友情感动。父亲还讲过住在我们“六间房”的一条叫“阿西”的公狗的故事。阿西和一条母狗相依相偎，形影不离。但有一天，母狗被人打死了，阿西独自趴在僻静的小径上3天不吃不喝。我去干校住在“六间房”的时候，阿西是我们6个小家庭共有的4条狗之一，其它3条狗又小又可爱，可是父亲曾经描绘的阿西的经历让我对它情有独钟，喂它的食物和跟它玩的时间总是最多。

　　世事多变，几年后，父母因感情不合而分居。父亲希望能抚养我，这样我于1972年9月终于来到了向往的干校。农村的景象跟城里大相径庭，可是一切又显得那么熟悉。我们居住的“六间房”，门前的“二郎岗”，看家狗“阿西”等等，这些都在父亲的信里多次出现，我只需要把它们对号入座。在干校与父亲相依为命的两年，真像父亲信里描述的那样新鲜有趣。我们一起去捉过青蛙，钓过鱼，坐着驴车赶过集。那时候吃饭都是去连部打饭，自己家里还可以用小煤炉做小灶加餐。连里有自己的菜地，吃的菜都是刚从菜地里采摘来的，又新鲜又好吃。我们也有自己的养猪场，印象里吃肉的机会比按人口限量供应的北京还要多。加餐的内容经常是鸡蛋、鸭蛋，偶尔周末长途跋涉去赶集的话，还能从当地老乡那儿买回鸡呀、鱼呀、甲鱼呀、野兔呀什么的，然后爸爸红烧一大锅野味和朋友尽情分享。

　　我们干校的学校也很有特色，学校的老师是团中央下属各个机关挑来的能人，学生都是下放人员的子女。一个语文老师是报社的编辑，她对我们写作的要求特别苛刻，错别字不能有，语句也一定要通顺，为我们的汉语学习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另一个患了牛皮癖的语文老师也是报社的编辑，他知识渊博，文史兼通，总是一边讲课，一边挠头挠胳膊。他讲课的内容虽然很有趣，但看着从他身上像雪花一样不停地飘下的皮肤碎渣，也挺让我们倒胃口的。我们学校还开设了英文课，由团中央的大翻译教。开始的几个星期我的英文考试总是不及格，因为北京的小学四年级还没有开过英文课，而干校的孩子们已经有了一两年的英文基础了。画画课呢，总是上得心有余悸。大家都知道父亲是画画的，都以为我也一定画得不错，可是我是画什么不像什么。唉，不记得是怎样熬过那些漫长的画画课的了。

　　团中央的干校于1974年完成使命，各机关陆续回京。父亲一定是十分欢喜的，因为回北京就意味着他有可能重新开始创作画画了。他曾多次感叹在干校的这些年，正是他创作欲望最强，精力最充沛的时候，但他却不得不远离画笔，每日半天政治学习，半天在地里干活，做着他不擅长也没有兴趣的事。这真是他们这一代人的悲哀。

　　农村的生活却是小孩子的天堂。每一天的生括都不一样，每一天都可能有可乐可笑的事情发生。特别是这每一天都是和我挚爱的父亲一起度过的。我们一起快乐，?起冒险，一起担心，偶尔也一起忧伤。两年的时间里，给我留下了数不清的温馨的回忆。

　　印象中的父亲对我从来都是笑眯眯的，不会强迫我做我不喜欢的事。我若做错了什么事，他会态度和蔼地跟我讲道理，让我明白错在哪里。由此，我从小就对父亲非常依恋。他独自去干校的那几年，每年有一次探亲假。他回来的时候全家皆大欢喜，离开的时候脚步应该是很沉重的。隐约记得有一次我和妈妈去北京火车站送父亲回干校，到他该上车的时间了，我却抱紧他的腿坚决不让他走，并且开始号啕大哭。到最后火车马上就要开了，妈妈只好骗我说父亲要去上厕所，一会儿就回来，我这才松了手。据说当时还有其他的报社人员及其亲属在场，那以后，大家都知道我跟父亲不仅长得像，感情也特别深。

　　重温父亲的信，发现他在干校时也不忘督促我的成长，希望我好好学习，爱劳动，听大人的话，他还特别希望我能以助人为乐，也一直用他的行动给我做出了榜样。他曾长期接济在经济上有困难的亲属。他曾对我说：有能力帮助别人的时候去帮人，这是谁都能做到的事；但自己也有困难的时候还能伸出援助之手，那可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还有一件让我对父亲肃然起敬的事情。在干校的时候，有一天，吃过晚饭，父亲拿了把铁锹让我跟他走。原来，那一天是清明节，他要给一个在干校因病去世的阿姨上坟。看他认真地一锹一锹地上着坟，我问他这位阿姨是不是他的朋友，他回答说，这位阿姨不是朋友，甚至他也并不怎么喜欢她，只是怜悯孤独长眠在异地的这位阿姨，他要替阿姨的家人祭奠一下。我在把几朵红花草放在新上好的坟上的同时，也记住了父亲的为人。

　　父亲的信里提到我也给他回信。不记得回信写得勤不勤，但忘不了很早就固定了的格式。我的信总是以“亲爱的爸爸”开头，他的呢，当然是“亲爱的小艾”，然后第二句为“我特别特别地想你”。记得有一次为了表示对他特别地思念，我用了3个“特别”，结果他的回信里用了4个“特别”，然后我又增加到了5个“特别”，好像我们曾经用到过7个“特别”，但很快我们俩就对这个“游戏”厌烦了，因为真正想写的东西还没写，就要写那么多“特别”，真是太麻烦了。我们就又回到起点，只用两个“特别”。这一格式一直持续到我长大成人，东渡东瀛，又横跨太平洋。也许当年去火车站给父亲送行时，我就应该得到这个教训：我的眼泪并没有留住父亲。父亲病重时，我们的泪水还是没有能把他留住。如今，已经不再需要给他写信了，但我仍旧特别特别特别特别地想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