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紫禁城内外 二 丁巳复辟(2)

据老北京人回忆当时北京街上的情形说：那天早晨，警察忽然叫各户悬挂龙旗，居民们没办法，只得用纸糊的旗子来应付；接着，几年没看见的清朝袍褂在街上出现了，一个一个好像从棺材里面跑出来的人物；报馆出了复辟消息的号外，售价比日报还贵。在这种奇观异景中，到处可以听到报贩叫卖“宣统上谕”的声音：“六个子儿买古董咧！这玩艺过不了几天就变古董，六个大铜子儿买件古董可不贵咧！”

这时前门外有些铺子的生意也大为兴隆。一种是成衣铺，赶制龙旗发卖；一种是估衣铺，清朝袍褂成了刚封了官的遗老们争购的畅销货；另一种是做戏装道具的，纷纷有人去央求用马尾给做假发辫。我还记得，在那些日子里，紫禁城里袍袍褂褂翎翎顶顶，人们脑后都拖着一条辫子。后来讨逆军打进北京城，又到处可以拣到丢弃的真辫子，据说这是张勋的辫子兵为了逃命，剪下来扔掉的。

假如那些进出紫禁城的人，略有一点儿像报贩那样的眼光，能预料到关于辫子和上谕的命运，他们在开头那几天就不会那样地快活了。

那些日子，内务府的人员穿戴特别整齐，人数也特别多（总管内务府大臣特别指示过），因人数仍嫌不够，临时又从候差人员中调去了几位。有一位现在还健在，他回忆说：“那两天咱们这些写字儿的散班很晚，总是写不过来。每天各太妃都赏饭。到赏饭的时候总少不了传话：不叫谢恩了，说各位大人的辛苦，四个宫的主子都知道。”他却不知道，几个太妃正乐得不知如何是好，几乎天天都去神佛面前烧香，根本没有闲工夫来接见他们。

在那些日子里，没有达到政治欲望的王公们，大不高兴。张勋在发动复辟的第二天做出了一个禁止亲贵干政的“上谕”，使他们十分激忿。醇亲王又成了一群贝勒贝子们的中心，要和张勋理论，还要亲自找我做主。陈宝琛听到了消息，忙来嘱咐我说：

“本朝辛亥让国，就是这般王公亲贵干政闹出来的，现在还要闹，真是胡涂已极！皇上万不可答应他们！”

我当然信从了师傅。然而自知孤立的王公们并不死心，整天聚在一起寻找对策。这个对策还没想好，讨逆军已经进了城。这倒成全了他们，让他们摆脱了这次复辟的责任。

陈师傅本来是个最稳重、最有见识的人。在这年年初发生的一件事情上，我对他还是这个看法。那时劳乃宣悄悄地从青岛带来了一封信。发信者的名字已记不得了，只知道是一个德国人，代表德国皇室表示愿意支持清室复辟。劳乃宣认为，这是个极好的机缘，如果再加上德清两皇室结亲，就更有把握。陈师傅对于这件事，极力表示反对，说劳乃宣太荒唐，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人；即使外国人有这个好意，也不能找到劳乃宣这样的人。谁知从复辟这天起，这个稳重老练的老夫子，竟完全变了。

“触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

复辟的第一天，我受过成群的孤臣孽子叩贺，回到毓庆宫，就听见陈师傅这么念叨。他拈着白胡子团儿，老光镜片后的眼睛眯成一道缝，显示出异乎寻常的兴奋。

然而使我最感到惊奇的，倒不是他的兴奋，也不是他在“亲贵于政”问题上表现出的与王公们的对立（虽然直接冒犯的是我的父亲），而是在处理黎元洪这个问题上表现出的激烈态度。先是梁鼎芬曾自告奋勇去见黎元洪，劝黎元洪立即让出总统府，不料遭到拒绝，回来忿然告诉了陈宝琛和朱益藩。陈宝琛听了这个消息，和梁鼎芬、朱益藩一齐来到毓庆宫，脸上的笑容完全没有了，露出铁青的颜色，失去了控制地对我说：

“黎元洪竟敢拒绝，拒不受命，请皇上马上踢他自尽吧！”

我吃了一惊，觉得太过分了。

“我刚一复位，就赐黎元洪死，这不像话。国民不是也优待过我吗？”

陈宝琛这是第一次遇到我对他公开的驳斥，但是同仇敌忾竟使他忘掉了一切，他气呼呼地说：“黎元洪岂但不退，还赖在总统府不走。乱臣贼子，元凶大憝，焉能与天子同日而语？”

后来他见我表示坚决，不敢再坚持，同意让梁鼎芬再去一次总统府，设法劝他那位亲家离开。梁鼎芬还没有去，黎元洪已经抱着总统的印玺，跑到日本公使馆去了。

讨逆军逼近北京城，复辟已成绝望挣扎的时候，陈宝琛和王士珍、张勋商议出了一个最后办法，决定拟一道上谕给张作霖，授他为东三省总督，命他火速进京勤王。张作霖当时是奉天督军，对张勋给他一个奉天巡抚是很不满足的。陈师傅对张作霖这时寄托了很大的希望。这个上谕写好了，在用“御宝”时发生了问题，原来印盒的钥匙在我父亲手里。若派人去取就太费时间了，于是，陈师傅当机立断，叫人把印盒上的锁头索性砸开，取出了刻着“法天立道”的“宝”。（这道上谕并未送到张作霖手里，因为带信的张海鹏刚出城就被讨逆军截住了。）我对陈师傅突然变得如此果断大胆，有了深刻的印象。

复辟的开头几天，我每天有一半时间在毓庆宫里。念书是停了，不过师傅们是一定要见的，因为每样事都要听师傅们的指导。其余半天的时间，是看看待发的上谕和“内阁官报”，接受人们的叩拜，或者照旧去欣赏蚂蚁倒窝，叫上驷院①太监把养的骆驼放出来玩玩。这种生活过了不过四五天，宫中掉下了讨逆军飞机的炸弹，局面就完全变了。磕头的不来了，上谕没有了，大多数的议政大臣们没有了影子，纷纷东逃西散，最后只剩下了王士珍和陈宝琛。飞机空袭那天，我正在书房里和老师们说话，听见了飞机声和从来没听见过的爆炸声，吓得我浑身发抖，师傅们也是面无人色。在一片混乱中，太监们簇拥着我赶忙回到养心殿，好像只有睡觉的地方才最安全。太妃们的情形更加狼狈，有的躲进卧室的角落里，有的钻到桌子底下。当时各宫人声噪杂，乱成几团。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空袭，内战史上第一次使用中国空军。如果第一次的防空情形也值得说一下的话，那就是：各人躲到各人的卧室里，把廊子里的竹帘子（即雨搭）全放下来——根据太监和护军的知识，这就是最聪明的措施了。幸亏那次讨逆军的飞机并不是真干，不过是恐吓了一下，只扔下三个尺把长的小炸弹。这三个炸弹一个落在隆宗门外，炸伤了抬“二人肩舆”的轿夫一名，一个落在御花园里的水池里，炸坏了水池子的一角，第三个落在西长街隆福门的瓦檐上，没有炸，把聚在那里赌钱的太监们吓了个半死。

①上驷院是内务府管辖的三院之一，管理养牧马驼等事务。顺治初叫御马监，后改为阿登衙门，康熙时才改名上驷院。

给张作霖发出上谕的第二天，紫禁城里听到了迫近的槍炮声，王士珍和陈宝琛都不来了，宫内宫外失掉了一切联系。后来，槍炮声稀疏下来，奏事处太监传来了“护军统领”毓逖禀报的消息：“奏上老爷子，张勋的军队打了胜仗，段祺瑞的军队全败下去了！”这个消息也传到了太妃那里。说话之间，外边的槍炮声完全没有了，这一来，个个眉开眼笑，太监们的鬼话都来了，说关老爷骑的赤兔马身上出了汗，可见关帝显圣保过驾，张勋才打败了段祺瑞。我听了，忙到了关老爷那里，摸了摸他那个木雕的坐骑，却是干巴巴的。还有个太监说，今早上，他听见养心殿西暖阁后面有叮叮当当的盔甲声音，这必是关帝去拿那把青龙偃月刀。听了这些话，太妃和我都到钦安殿叩了头。这天晚上大家睡了一个安稳觉。第二天一清早，内务府报来了真的消息：“张勋已经逃到荷兰使馆去了！……”

我的父亲和陈师傅在这时出现了。他们的脸色发灰，垂头丧气。我看了他们拟好的退位诏书，又害怕又悲伤，不由得放声大哭。下面就是这个退位诏书：

宣统九年五月二十日，内阁奉上谕：前据张勋等奏称，国本动摇，人心思旧，恳请听政等语。朕以幼冲，深居宫禁，民生国计，久未与闻。我孝定景皇后逊政恤民，深仁至德，仰念遗训，本无丝毫私天下之心，惟据以救国救民为词，故不得已而九如所

请，临朝听政。乃昨又据张勋奏陈，各省纷纷称兵，是又将以政权之争致开兵衅。年来我民疾苦，己如火热水深，何堪再罹干戈重兹困累。言念及此，辗转难安。朕断不肯私此政权，而使生灵有涂炭之虞，致负孝定景皇后之盛德。著王士珍会同徐世昌，迅速通牒段祺瑞，商办一切交接善后事宜，以靖人心，而弭兵祸。

钦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