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在天津的活动 一 罗振玉的努力(2)

这两伙人起初的争论焦点，是出洋不出洋的问题。我从北京日本使馆跑到天津日本租界后，社会上的抨击达到一个新高一潮。天津出现了一个“反清大同盟”专门和我作对。罗振玉这一伙人乘此机会便向我说，无论为了安全还是为了复辟，除了出洋别无他路可走。这一伙人的声势阵容，一时颇为浩大，连广东一位遗老陈伯陶也送上奏折说，“非外游不足以保安全，更不足以谋恢复”，并主张游历欧美之后可定居日本，以待时机变化。陈宝琛这一伙则认为这完全是轻举妄动。他们认为一则冯玉祥未必能站得住脚，危险并不那么大；另则出洋到日本，日本未必欢迎。倘若在日本住不成，而国内又不能容，更不用想段祺瑞和张作霖之流会让我回到紫禁城，恢复以前的状况。我对陈宝琛等人的意见不感兴趣，但他们提出的警告却引起了我的注意，对罗振玉的主张犯了犹豫。

一九二六年，政局曾经一度像陈宝琛这一伙所希望的那样发生了变动，张作霖转而和吴佩孚联合，张、冯终于发生冲突，冯军遭到了奉军的攻击。冯玉祥撤走了天津的军队，北京的冯军处于包围之中。段祺瑞与张作霖勾结，被冯军发现，段祺瑞逃走了，随后冯军也在北京站不住脚，退往南口，奉军张宗昌进了北京。七月间，张、吴两“大帅”在北京的会面，引起“还宫派”无限乐观，还宫派活跃起来了。我身边的陈宝琛亲自到北京，找他的旧交，新任的内阁总理杜锡珪去活动，在外面的康有为也致电吴佩孚、张作霖、张宗昌等人，呼吁恢复优待条件。康有为给吴佩孚写了一封长信，信中历数清朝的“功德”，并以“中华之为民国，以清朝让之，非民国自得之也”为理由，请吴佩孚乘机复辟。他对吴说，张作霖等人都没问题，外交方面也有同心，甚至“国民党人私下亦无不以复辟为然”，“全国士大夫无不疑民国而主复辟”，因此，“今但待决于明公矣”！

其实，这时已到了北洋军阀的回光返照时期。虽然北方各系军人忽然又合作了，张作霖又被公推为安国军总司令了，但一九二四年开始了国共第一次合作，一九二五年开始了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到一九二六年，北伐军前锋势如破竹，孙传芳、吴佩孚、张作霖的前线军队，不住地溃败下来，他们正自顾不暇，哪有心思管什么优待条件？陈宝琛没有活动出什么结果，吴佩孚给康有为的回信也很简单，敷衍说：“金石不渝，曲高无和必矣。”过了一年，康有为便抱着未遂之志死在青岛了。

还宫希望破灭了，陈宝琛这一伙泄了气，罗振玉这边又活跃起来。一九二六年三月，当我正因北伐军的迫近而陷入忧虑之际，溥伟派人从旅顺给我送来奏折和致罗振玉的一封信，说他已和日方官绅接洽好，希望我迁到旅顺去住，“先离危险，再图远大”，“东巡西幸亦必先有定居”。我因为对罗振玉的闲话听得多了，已经对他有些不放心，不过我对溥伟的印象颇好。我到天津不久，溥伟从旅顺跑来给我请安，这位初次见面的“恭亲王”，向我说了一句很令我感动的话：“有我溥伟在，大清就不会亡！”我看了他劝我到旅顺的信，自然有些动心。因为他通过了罗振玉来劝我，所以我对罗的怀疑也消除了不少。后来，北伐军占领了武昌，北方军队全线动摇，罗振玉更向我宣传革命军全是“洪水猛兽”，“杀人放火”，倘若落在他们手里，决无活路。我听了这些话，已经决定随他去大连了，但由于陈宝琛的劝告，又决定暂缓。陈宝琛从日本公使馆得到的消息，事情似乎并不那么令人悲观。我观望了不久，果然，国民党的清党消息来了，蒋介石在成批地屠杀被指做“洪水猛兽”的共产党人，在这前后时间里，还接二连三地传来了英国军舰炮轰南京，日本出兵山东，阻挡南方军队北上的消息。这些消息让我相信了陈宝琛那伙人的稳健，觉得事情确不像罗振玉这伙人说得那么严重。蒋介石既然和袁世凯。段祺瑞、张作霖一样的怕洋人，我住在外国租界，不是和以前一样的保险吗？

“还宫”和“出洋”这两派人的最终理想，其实并不矛盾，他们是一致希望复辟的。陈宝琛这一伙人在还宫希望破灭之后，重弹起“遵时养晦”的老调，主张采取“静待观变”的政策，但是他们在“联日”方面，也并非反对罗振玉那伙人的主张。例如一位南书房行走叫温肃的遗老（张勋复辟时做过十二天的都察院副都御史），曾上奏说，“陈宝琛有旷世之才，与芳泽甚密”，“行在”设在天津，可由陈与芳泽就近联系“密商协助饷械，规定利权”，以“厚结外援，暗树势力”，“津京地近，往返可无痕迹”。有一个比温肃更讨厌罗振玉的张琨（前清顺天府文安县知县，候补知州），他对于出洋之所以不太支持，原因不过如此：“出洋如为避祸，以俟复辟转圜则可，若再以彼道义之门、治平之范，弃其学而学焉，则大不可也”。可见他并不完全反对罗振玉的出洋理由。甚至陈宝琛也曾一度让步说，倘若非要出洋不可，只望我选可靠的扈从人员。原来问题的真正焦点，还是在于反对罗振玉这个人。现在我能记得起的最坚决反对出洋的遗老，是极个别的，甚至也有人说过“日本推利是图，不会仗义协助复辟”的话，他们认为复辟只能放在“遗臣遗民”身上，在他们的遗臣遗民里，是要把罗振玉剔除出去的。

两伙人既然不是什么主张、办法上的争执，而是人与人的争执，因此在正面的公开条陈议论之外，暗地里勾心斗角就更为激烈。在这方面，罗振玉尽管花样再多，结果仍是个失败者。

有一天，罗振玉得到我的召见允许，到我的小召见室里来了。他拿着一个细长的布包儿，对我说：

“臣罪该万死，不当以此扰乱天心，然而臣若为了私交，只知隐恶扬善，则又不忠不义。”

“你说的什么呀？”

我莫名其妙地望着他，只见他慢慢腾腾，就像个老太监洗脸梳头似地，动手解那个包儿。包儿打开了，里面是一副对联，他不慌不忙地把它展开，还没展完，我就认出来，这是我写给陈宝琛的。

“臣在小市上发现的宸翰御墨，总算万幸，被臣请回来了……”

那时我还不知道，罗振玉这些人一贯收买敌对者的仆役，干些卑鄙的勾当，我只想到陈宝琛居然对皇上的“恩赐”如此不敬，居然使我的御笔摆到小市的地摊上！我心中十分不快，一时烦恼之至，不知说什么是好，只好挥挥手，叫罗振玉赶快走开。

这时陈宝琛到北京去了。胡嗣瑗知道了这件事，他坚持说，这决不是陈宝琛的过失，他不相信陈家的仆人敢把它拿到小市上去，但又说陈家的仆人偷出去卖倒是可能。至于不卖给小市又卖给谁？为什么会到了罗振玉手里？他却不说出来。在我追问之下，他只说了一个叫我摸不着头脑的故事。

“嘉庆朝大学士松筠，皇上必能知道，是位忠臣。松筠的故事，皇上愿意听，臣就讲一讲。嘉庆二十四年，仁宗睿皇帝要御驾巡幸出关，大学士松筠知道了，心中不安，一则仁宗圣躬违和，如何能经这番奔波？另则和珅虽然伏诛，君侧依然未净，只怕仁宗此去不吉。松筠心中有话不能向上头明说，只好在奏折上委婉其词，托词夜观天象，不宜出巡。仁宗阅奏大怒，下谕一道，说自古以孝治天下，朕出关祭祀祖宗，岂有不吉之理？因此松筠夺官，降为骁骑校。仁宗后来在热河行宫龙驭上宾，宣宗（道光）即位还朝，一进西直门，看见了松筠，带着兵了设街，想起了松筠进谏大行皇帝的那些话，明白了话中的含意，才知道这才是忠心耿耿的重臣，立即官复原职……”

说到这里，胡嗣瑗停住了。我着急地问：

“你说的什么呀？这跟陈宝琛有什么关系？”

“臣说的是陈宝琛，跟松筠一样，有话不好明说。”

“那么我是仁宗还是宣宗？”

“不，不……”胡嗣瑗吓得不知说什么是好了。我不耐烦地说：

“你是个干脆人，别也学那种转弯抹角的，干脆说吧！”

“嗻，臣说的陈宝琛，正是忠心耿耿，只不过他对上头进谏，一向是迂回的，皇上天直聪明，自然是能体察到的。”

“行啦，我知道陈师傅是什么人。”

我虽然还不明白松筠的故事的含义，也乐意听胡嗣瑗说陈师傅的好话，至少这可以除去那副对联所引起我心里的不舒服，但愿它真是贼偷去的就好了。

罗振玉经过一连串的失败，特别是在后面将要讲到的另外一件事上，更大大失掉了我的信任，他终于在一九二八年末搬到旅顺另觅途径去了。

这里暂且不叙遗老们之间的争斗，先谈一谈使我留津而不想出洋的另外的原因，这就是我对军阀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