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潜往东北 三 夜见土肥原(2)

那两天里陆陆续续还来了些探听消息的或提出忠告的人，我也收到了不少的来信。人们对我有忠告，有警告，甚至有姓爱新觉罗的劝我不要认贼作父，要顾惜中国人的尊严。我已经被复辟的美梦完全迷了心窍，任何劝告都没有生效。我决定对外不说任何真心话。有个天津小报的记者，叫刘冉公的，也是张园和静园常来的客人，时常在他的报上写文章恭维我，这时跑来打听我有没有出关的意思。他见我极力否认，于是又替我尽了辟谣的义务。他却没想到，就在他的报上登出了为我辟谣新闻的同一天，我登上了去营口的日本轮船。

在我离津前两天发生的一件事，不可不说。那天我正在唾星喷射之下听着进讲：

“勿失友邦之热心，勿拒国人之欢心……此乃英雄事业，决非书生文士所能理解……”

“不好了！”我的随侍祁继忠，忽然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炸弹！两个炸弹！……”

我坐在沙发上，吓得连站也站不起来了。在混乱中，好容易才弄明白，刚才有个陌生人送来一份礼品，附着一张原东北保安总司令部顾问赵欣伯的名片。来人放下了礼品，扬长而去。祁继忠按例检视了礼品，竟在水果筐子里发现了两颗炸弹。

静园上下惊魂未定，日本警察和日军司令部的军官来了，拿走了炸弹。第二天，吉田翻译官向我报告说，那两颗炸弹经过检验，证明是张学良的兵工厂制造的。

“宣统帝不要再接见外人了。”吉田忠告我，“还是早些动身的好。”

“好！请你快些安排吧。”

“遵命！请陛下不要对不相干的人说。”

“不说。我这回只带郑孝胥父子和一两个随侍。”

那两天我接到了不少恐吓信。有的信文很短，而措词却很吓人。有一封只有这么一句话：“如果你不离开这里，当心你的脑袋！”更惊人的，是祁继忠接到了一个电话。据祁继忠说，对方是维多利亚餐厅的一个茶房，他警告我这几天不要去那里吃饭，因为有些“形迹可疑的人”到那里打听我。这个关心我的朋友还说，他见那些形迹可疑的人，好像衣服里面藏有电刀。更奇的是，他居然能认出那些人都是张学良派来的。

那个茶房是怎样的人，我已说不清了，关于祁继忠这人，我却永远忘不了他。他是我从北京带到天津的男仆，宫里遣散太监后，他来到宫里，那时候还是个少年，很受我的宠信。在天津时代，他是我最喜欢的随侍之一，在伪满时，我送他到日本士官学校培养。可是后来，，我发现了他竟是“内廷秽闻”中的人物，那时正巧听说他在日本和同学吵架，我就借了个破坏日满邦交的题目，请日本人把他开除出了学校。后来他经日本人介绍到华北当上伪军军官，以后又摇身一变成了华北伪军少将，解放后因反革命案被镇压。我离开天津去东北，他是随我同去的三个随侍之一，我的举动他无一不知。我到很晚才明白过来，日本人和郑孝胥对我当时的动静那么清楚，对我的心情掌握的那么准确及时，而演给我看的那出戏——虽然演员们演的相当笨拙——效果又是那么好，祁继忠实在是个很有关系的人。

紧接着炸弹、黑信、电话而至的，是“天津事件”的发生。日本人组织的汉奸便衣队对华界大肆一騷一扰（这也是土肥原导演的“杰作”），日租界宣布戒严，断绝了与华界的交通。静园门外开来担任“保护”之责的铁甲车。于是静园和外界也隔绝了。能拿到通行证的，只有郑氏父子二人。

后来我回想起来，土肥原这样急于弄我到东北去，如果不是关东军少壮派为了急于对付他们内部的反对派，或其他别的原因，而仅仅是怕我再变了主意的话，那就把外界对我的影响估计得太高了。事实上，不但我这时下定决心，就连陈宝琛影响下的胡嗣瑗、陈曾寿等人，态度上也起了变化。他们不再坚持观望，开始打算主动和日本进行接触。不过他们仍怕军人靠不住，认为还是找日本政府的好。这些人的变化，和我一样是既怕错过机会，又怕羊肉没吃成反而惹上一身膻。对于和日本人交涉的条件，他们关心的是能不能当上大官，因此主张“用人权”必须在我，至于什么民族荣誉、经济利权等等，是完全可以当做换取自己地位的代价送出去的。陈曾寿在我会见土肥原后立刻递上了这样一个奏折：

奏为速赴机宜，以策万全，恭折仰祈圣鉴事。今日本因列强反对而成僵局，不得不变动东三省局面以自解于列强，乃有此劝进之举，诚千载一时之机会。遇此机会而无以赴之，则以后更有何机之可待？惟赴机若不得其宜，则其害有甚于失机者。今我所以自处之道，可两言而决：能与日本订约，酌让路、矿、商务之利，而用人行政之权，完全自主，则可以即动，否则万不可动，如是而已。现报纸喧腾，敌人疑忌，天津已有不能安处之势。欲动则恐受赚于日本，欲静又失此良机，进退两难，惟有请皇上密派重臣径赴日本，与其政府及元老西园寺等商洽，直接订约后再赴沈一陽一，则万全而无失矣。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祈圣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