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伪满十四年 八 几个“诏书”的由来(2)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对美英宣战,在关东军的指示下,伪满又颁布了“时局诏书”。以前每次颁发诏书都是由国务院办的,但这次专门召开了“御前会议”,吉冈让我亲自宣读。这是十二月八日傍晚的事。这诏书也是佐藤的手笔。
奉天承运大满洲帝国皇帝诏尔众庶曰:
盟邦大日本帝国天皇陛下兹以本日宣战美英两国,明诏煌煌,悬在天日,朕与日本天皇陛下,一精一神如一体,尔众庶亦与其臣民咸有一德之心,夙将不可分离关系,团结共同防卫之义,死生存亡,断弗分携。尔众庶咸宜克体朕意,官民一心,万方一志,举国人而尽奉公之诚,举国力而援盟邦之战,以辅东亚戡定之功,贡献世界之和平,钦此!
这些恭维谄媚的词令,和“天照大神之神麻,天皇陛下之保佑”一样,以后都成了我的口头禅。
我每逢见来访我的关东军司令官,一张嘴便流利地说出:
“日本与满洲国乃是一体不可分的关系,生死存亡的关系,我一定举国力为大东亚圣战的最后胜利,为以日本为首的大东亚共荣圈奋斗到底。”
一九四二年,做了日本首相的前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到伪满作闪电式的访问。我见了他,曾忙不迭地说:
“请首相阁下放心,我当举满洲国之全力,支援亲邦日本的圣战!”
这时已经把“盟邦”改称为“亲邦”。这是伪满“建国十周年”所带来的新屈辱,是写在“建国十周年诏书”里的。
在这个“十周年”(一九四二年)的前夕,吉冈曾和我说:
“没有日本,便不会有满洲国,,嗯,所以应该把日本看成是满洲国的父亲。所以,嗯,满洲国就不能和别的国家①一样,称日本国为盟邦友邦,应称做亲邦。”
①伪满于一九三九年,参加了日德意三国于一九三一年订的“防共协定”,这就是所谓盟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增添了与伪满建交的日本统治的南洋各傀儡国家。
与此同时,国务院最末一任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把张景惠和各部伪大臣召到他的办公室里,讲了一番称日本为亲邦的道理。接着“建国十周年诏书”就出来了:
我国自肇兴以来,历兹十载,仰赖天照大神之神庥,天皇陛下之保佑,国本奠于惟神之道,政教明于四海之民崇本敬始之典,万世维尊。
奉天承运之作,垂统无穷。
明明之鉴如亲,穆穆之爱如子。夙夜乾惕,惟念昭德,励一精一自懋,弗敢豫逸。尔有司众庶,亦成以朕心为心,忠诚任事,勤勉治业,上下相和,万方相协。自创业以至今日,始终一贯,奉公不懈,深堪嘉慰。宜益砥其所心,励其所志,献身大东亚圣战,奉翼亲邦之天业,以尽报本之至诚,努力国本之培养,振张神人合一之纲纪,以奉答建国之明命。钦此!
从此“亲邦”二字便成了“日本”的代名词。
我自认是它的儿子还嫌不够,武部六藏和吉冈安直竟又决定,要我写一封“亲书”,由总理张景惠代表我到日本去“谢恩”。我在这里把“谢恩”二字加引号,并非是杜撰,而是真正引用原文的。张景惠的正式身分,乃是“满洲帝国特派赴日本帝国谢恩大使”,这也是写在“亲书”里的。
到了一九四四年,日本的败象越来越清楚,连我也能察觉出来,日本军队要倒楣了。有一次吉冈跑来,转弯抹角地先说了一通“圣战正在紧要关头,日本皇军为了东亚共荣圈各国的共存共荣,作奋不顾身的战争,大家自应尽量供应物资,特别是金属……”最后绕到正题上,“陛下可以率先垂范,亲自表现出日满一体的伟大一精一神……”
这回他没有嗯、哈,可见其急不可待,连装腔作势也忘了。而我是浑身毫无一根硬骨头,立即遵命,命令首先把伪宫中的铜铁器具,连门窗上的铜环、铁挂钩等等,一齐卸下来,交给吉冈,以支持“亲邦圣战”。过了两天,我又自动地拿出许多白金、钻石首饰和银器交给吉冈,送关东军。不久吉冈从关东军司令部回来,说起关东军司令部里连地毯都捐献了,我连忙又命把伪宫中所有地毯一律卷起来送去。后来我去关东军司令部,见他们的地毯还好好地铺在那里,究竟吉冈为什么要卷我的地毯,我自然不敢过问。
以后我又自动地拿出几百件衣服,让他送给山田乙三,即最末一任的关东军司令长官。
当然,经我这一番带头,报纸上一宣扬,于是便给日伪官吏开了大肆搜刮的方便之门。听说当时在层层逼迫之下,小学生都要回家去搜敛一切可搜敛的东西。
吉冈后来对溥杰和我的几个妹夫都说过这样的话:“皇帝陛下,在日满亲善如一体方面,乃是最高的模范。”然而,这位“最高模范”在无关紧要之处,也曾叫他上过当。例如捐献白金的这次,我不舍得全给他们,但又要装出“模范”的样儿,于是我便想出这样一个办法,把白金手表收藏起来,另买了一块廉价表带在手腕上。有一天,我故意当着他的面看表,说:“这只表又慢了一分钟。”他瞅瞅我这只不值钱的表,奇怪起来:“陛下的表,换了的,这个不好……”“换了的,”我说,“原来那只是白金的,献了献了的!”
一九四五年,东北人民经过十几年的搜刮,已经衣不蔽体。食无粒米,再加上几次的“粮谷出荷”、“报恩出荷”的掠夺,弄得农民们已是求死无门。这时,为了慰问日本帝国主义,又进行了一次搜刮,挤出食盐三千担,大米三十万吨,送到日本国内去。
本来这次关东军是打算让我亲自带到“亲邦”进行慰问的。日本这时已开始遭受空袭,我怕在日本遇见炸弹,只得推说:“值此局势之下,北方镇护的重任,十分重大,我岂可以在这时离开国土一步?”不知道关东军是怎么考虑的,后来决定派一个慰问大使来代替我。张景惠又轮上这个差使,去了日本一趟。他此去死活,我自然就不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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