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回 致良知(2)

白鹿洞是阳明常来的地方，他是江西的“首相”，又热衷山水和教育。白鹿洞是南唐李渤的隐居处，后扩建为书院。在宋代，与睢阳、石鼓、岳麓合称四大书院。在正德十三年，阳明手书《大学古本》《中庸古本》《修道说》，从赣州南边千里传书过来，当时就摩刻上石，至今保存完好。正德十五年二月初，他借居白鹿洞养病，讲学。现在是正德十六年，正德人死了但须等新皇帝的年号出来，才能换纪年。此时洞主蔡宗兖是阳明的学生，同门聚会，是王门师生都热衷的事情。

现在流传着当地农妇与阳明和诗的佳话，他是密切联系群众的。

对阳明重要的是，攀登理论高峰－－还是与高手讨论，首先是湛甘泉，争论的交点是想让湛将其“随处体认”的说法再前进一步，他不好意思让湛接受“致良知”的提法，只是委婉希望他再简易些、再指出点路向来。

此外就是与学生论学、写信回答求教者的各种问题。有人问：“学无静根，感物易动，处事多悔，如何？”阳明说：“三者病亦相因。惟学而别求静根，故感物而惧其易动，是故处事而多悔也，心无动静者也，故君子之学，其静也常觉，而未尝无也，故常应常寂，动静皆有事焉，是之谓集义。”然后还是心即理、知行合一、动静一体那一套，说明他的良知学说与他前期的思想是一致的，事实上也是如此。

欧阳德对他说：“先生致知之旨，发尽精蕴，看来这里再去不得。”－－到头了。阳明说：“何言之易也？再用功半年，看如何？又用功一年看如何？功夫愈久，愈觉不同，此难口说。” 他问陈九川：“于‘致知’之说体验如何？”九川说：“自觉不同往时，操持常不得恰好处，此乃是恰好处。”对这种滑舌利口卖弄聪明的说法，阳明很不以为然，他说：“可知是体来的与听讲不同。我初与讲时，知尔只是忽易，未有滋味。只这个要妙，再体到深处，日见不同，是无穷尽的。”他对九川就讲“此‘致知’二字，真个是千古圣传之秘；见到这里，百世以侍圣人而不惑！”与跟欧阳讲的就不一样，因材施教、因病发药。圣学就是心学。心学就是圣学。

九川问：“此功夫却于心上体验明白，只解书不通。”

阳明说：“只要解心。心明白，书自然融会。若心上不通，只要书上文义通，却自生意见。”

几个学生“侍食”－－像贾府的大小人等看着贾母吃饭一样，王现场发挥、随地指点良知：“凡饮食只是要养我身，食了要消化 若徒蓄积在肚里，便成痞了，如何长的肌肤？后世学者，博闻多识，留滞胸中，皆伤食之病也。”

黄以方问：“先生格致之说，随时格物以致其知，则知是一节之知，非全体之知也。何以到得溥博如天，渊泉如渊地位？”翻译成西哲术语就是，他认为这个“知”还是得由经验积累「随时格物」的“认识”，是知识学的“知”，而非“大全之知”，根本信仰－－形而上的智能发射基地「天渊」。

这是根本性的一问。不能证明这一点良知就不能万能，致良知也就不能统一思想、取代以往的知识体系「如被王讥为支离的汉学」和思想体系「如理学」，而王是以取代它们为目标的，做不到这点他自己也会认为并没有成功。

先看阳明怎样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人心是天渊。心之本体无无所不该，原只是一个天。只为私欲障碍，则天 之本体失了。心之理无穷尽，原是一个渊。只为私欲窒塞，则渊之本体失 了。如今念念致良知，将此障碍窒塞一齐去尽，则本体已复，便是天渊了 。．．．．一节之知，即全体之知；全体之知，即一节之知：总是一个本 体。「《传习录》下」

这与当年“心即理”的论式是一样的，只是将理换成了天；“渊”则给予心一种生成的能力、派生或创造的能力，于是一通俱通，一塞俱塞。心之天渊的功能，不是一句思辨的大话，而是心学的一种全新的起点。有必要对其合理性或曰意义稍加阐发。

在心学以前的各种学说、知识，只是想让知道一些关于人的事情，而没有让人知道人本身。人，被看成一种结果，他的自身的自发性、由这种自发性决定的多种可能性－－即人自身的存在被遗忘了。王阳明一再反对、拒绝外在的“闻见之知”，提倡心是“天渊”就是为了使人从各种限定人的知识中解放出来。他利用专门知识，同时又超越专门知识，单靠专门知识改变不了人的存在状况，起决定作用的是人的内心态度「态度，是人思考其世界并对之形成意识的方式。如王常说的：“本体要虚，工夫要实。”」－－高度抽象一下就是看你“致良知”与否。致良知的主要目的是唤醒一种澄明的意识状态。各种知识是有终点的，而这种澄明的状态则只是起点，不仅超越有限又无情的知识理性，也超越蛮横的个体自我的唯我主义。所以，它应该是最无危险的真理。

所谓心之本体是无所不该的大全、天渊，不是一个让主观去反映客观的“纯正”的认识论命题，心学认为让人那样当现象界的爬虫是白当了一世人，那种走向毁灭了人之为人的价值。他王阳明就是要把这个出发点“挪”过来，挪到能动的人本主义立场上来，只有这种“本体论差异”－－本体的挪移，才生发新的视界－－在心学这里就是新的世界了。王阳明不是靠神秘的天启来布道，他是不满那个时代的精神状况而想出来的“因病发药”的药方。尽管他最怕“因药发病”－－像以往的知识体系一样再成为良知的蔽障，但他还是不能跳出三界外，他这副灵丹妙药照样也滋生了“药源性的疾病”－－－这是由人性的根本性弱点决定的，在劫难逃。

４．良知应世：无可无不可

语言有种叫做“两不性”的苦恼。人生中有一种叫做“两难”的困境。中国智慧之要着是孔夫子标举的无可无不可，真正的无可无不可依靠自己的内部精神的自立能力。但任何精神性的东西都无法逃脱自称为某种东西而又无力成为该东西的矛盾。所以，真能从心眼里做到“两可”也就真算高人了。

良知，不管说的多么玄，它必须让人在生活中“感到”它的妙用，才能在一个实用的种族当中被使用，事实上是在使用它的下限。但总算有了作用。这个作用便是一个学说或一个思想体系的意义和价值了。呜呼……

阳明的良知不是一个研究纲领，是一个以人为出发点和目的的构造纲领。它想根本改变人与世界的关系，通过提高人的精神能力来改变整个感官环境、改变生活中必须面对的问题－－尽管事实上只能改变面对问题的态度，这也算从所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世界中“捞”回了一点人性，近乎于审美法的捞回。－－中国的儒、释、道都是“感性学”，它们的思辨方式都是美学法门。它们之间的本体论差异差不多类似于那种美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论争。都想把美学变成价值学。阳明的变法是突出精神的能动性和成就感－－把生活变成一种人在提高自身的创化的过程－－没有这种提高，人生便丧失了一切意义与价值。这是高贵的精神胜利法。

这种玄学要不能变成一种生活观念，凡人们还是感觉不到它。当然等凡人能使用它时，差不多就成了阿Ｑ式的转败为胜的自欺法了。

阳明是一直主张在事儿上练的。尽管每天都必有事焉，但还是事情严峻时更见工夫。大事来了。六月十六日，嘉靖的新朝廷下了圣旨：

尔昔能剿平乱贼，安静地方，朝廷新政之初，特兹召用。敕至，尔可驰驿来京，毋或稽迟。

这正是他所期望的，天理也应该如此。阳明的良知告诉他也当如此。他立即收拾起身，二十日开拔，以他的耿耿忠心和旷世奇才，早就盼望着这一天，包括前些时受窝囊气，能忍下来，也是想到朝廷终要启用他－－他说良知就是在勃然大怒时能忍下来，在激动兴奋时能平静下来。他果然做到了这一点，而且眼下看来也算忍对了。但是，朝廷已经相当成熟了，不会让“异类”混进来的。朝廷是用中等偏上人才的，像阳明这样的奇才很难加进去－－但是一旦进去了，他也完全能够斡旋得上下相宜，他有这种素质能力，他的良知也能指引他永远追求那个“恰到好处”。

他的良知能够求全而不觉得委屈，还能在应付各种问题时动机纯正又效果良好－－在江西与宦官奸党周旋的确验证了这一点。他一点也不书生意气实足，又绝对不失书生本色。他是个高度成熟的政治家，绝对不是一个市侩政客－－他因此而加不进去，也因此而了不起，就是纯从政治角度说，他也相当了不起。假若他要当了首辅，至少会成为一代名相，明代会中兴，如果他能说服皇帝搞好国际贸易、文化交流，那日本式的“维新”就早在中国发生了－－这是近代史上志士仁人的一个感兴趣的假设，其中有自我安慰，但也不全是臆想。

真正的问题在于专制政体不会用这种“可能性”太多太大的人－－这是一个铁则，专制社会从本质上排斥可能的生活，所以必然视个性呀自由呀这类天赋人权为天敌，谁骨子里都有专横，王阳明本人就有。他的“致良知”理论上包含着超越这种可以归结为道德范畴的东西，「如他曾说“善恶只是一物”“善恶皆天理”，更主要的是良知的先验性有大于道德的内涵。」却被他自身的道德闷死了。这是比他没当成首相要可惜得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