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文选
来源: 未知 作者: 王小波 时间: 2014-02-24 阅读: 次
我看老三届
我也是“老三届”,本来该念书的年龄,我却到云南挖坑去了。这件事对我有
害,尚在其次,还惹得父母为此而忧虑。有人说,知青的父母都要因儿女而减寿,
我家的情况就是如此。做父母的总想庇护未成年的儿女,在特殊年代里,无力庇护,
就代之以忧虑。身为人子,我为此感到内疚,尤其是先父去世后更是如此。当然,
细想起来,罪不在我,但是感情总不能自已。
在上山下乡运动中,两千万知青境遇不同;有人感觉好些,有人感觉坏些。讨
论整个老三届现象,就该把个人感情撤除在外,有颗平常心。老三届的人对此会缺
少平常心,这是可以理解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极不寻常。怎么就落在我
们身上,这真叫活见鬼了。人生在什么国度,赶上什么样的年月,都不由自己来决
定。所以这件事说到底,还是造化弄人。
上山下乡是件大坏事,对我们全体老三届来说,它还是一场飞来的横祸。当然,
有个别人可能会从横祸中得益,举例来说,这种特殊的经历可能会有益于写作,但
整个事件的性质却不可因此混淆。我们知道,有些盲人眼睛并没有坏,是脑子里的
病,假如脑袋受到重击就可能复明。假设有这样一位盲人扶杖爬上楼梯,有个不良
少年为了满足自己无聊的幽默感,把他一脚踢了下去,这位盲人因此复了明,但盲
人滚下楼梯依然是件惨痛的事。尤其是踢盲人下楼者当然是个下流胚子,决不能因
为该盲人复明就被看成是好人。这是一种简单的逻辑,大意是说,坏事就是坏事,
好事就是好事,让我们先言尽于此。至于坏事可不可以变成好事,已经是另一个问
题了。
我有一位老师,有先天的残疾,生下来时手心朝下,脚心朝上,不管自己怎么
努力,都不能改变手脚的姿态。后来他到美国,在手术台上被人大卸八块又装了起
来,勉强可以行走,但又多了些后遗症。他向我坦白说,对自己的这个残疾,他一
直没有平常心:我在娘胎里没做过坏事,怎么就这样被生了下来?后来大夫告诉他
说,这种病有六百万分之一的发生几率,换言之,他中了个一比六百万的大彩。我
老师就此恢复了平常心。他说:所谓造化弄人,不过如此而已。这个彩我认了。他
老人家在学术上有极大的成就,客观地说,和残疾是有一点关系的:因为别人玩时
他总在用功。但我没听他说过:谢天谢地,我得了这种病!总而言之,在这件事上
他是真正地有了平常心。顺便说一句,他从没有坐着轮椅上台“讲用”。我觉得这
样较好。对残疾人的最大尊重,就是不把他当残疾人。
坦白地说,身为老三届,我也有没有平常心的时候,那就是在云南挖坑时。当
时我心里想:妈的!比我们大的可以上大学,我们就该修理地球?真是不公平!这
是一类想法。这个想法后来演变成:比我们小的也直接上大学,就我们非得先挖坑
后上学,真他妈的不公平。另一类想法是:我将来要当作家,吃些苦可能是大好事。
陀思妥耶夫斯基还上过绞首台哪。这个想法后来演变成:现在的年轻人没吃苦,也
当不了作家。这两种想法搅在一起,会使人彻底糊涂。现在我出了几本书,但我却
以为,后一种想法是没有道理的。假定此说是有理的,想当作家的人就该时常把自
己吊起来,想当历史学家的人就该学太史公去掉自己的男根,想当音乐家的人就该
买个风镐来家把自己震聋,以便像贝多芬,想当画家的人就该割去自己的耳朵,混
充凡·高。什么都想当的人就得把什么都去掉,像个梆子,听起来就不是个道理。
总的来说,任何老三届优越的理论都没有平常心。当然,我也反对任何老三届恶劣
的说法。老三届正在壮年,耳朵和男根齐备,为什么就不如人。在身为老三届这件
事上,我也有了平常心:不就是荒废了十年学业吗?这个彩老子也认了。现在不过
四十来岁,还可以努力嘛。
现在来谈谈那种坏事可以变好事,好事也可以变坏事的说法。它来源于伟人,
在伟大的头脑里是好的,但到了寻常人的头脑里就不起好作用,有时弄得人好赖不
知,香臭不知。对我来说,好就是好,坏就是坏,这个逻辑很够用。人生在世,会
遇到一些好事,还会遇上些坏事。好事我承受得起,坏事也承受得住。就这样坦荡
荡做个寻常人也不坏。
本文是对《中国青年研究》第四期上彭泗清先生文章的回应。坦白地说,我对
彭先生的文章不满,起先是因为他说了老三届的坏话。在我看来,老三届现象、老
三届情结,是我们这茬人没有平常心造成的。人既然不是机器,偶尔失去平衡,应
该是可以原谅的。但是仔细想来,“文革”过了快二十年了,人也不能总是没有平
常心哪,老三届文人的一些自我吹嘘的言论,连我看着都肉麻。让我们先言尽于此:
对于彭先生所举老三届心态的种种肉麻之处,我是同意的。
然后再说说我对彭先生的不满之处。彭先生对老三届的看法是否定的,对此我
倒不想争辩,想争的是他讲出的那一番道理。他说老三届有种种特殊遭遇,所以他
们是些特殊的人;这种特殊的人不怎么高明——这是一种特别糟糕的论调。翻过来,
说这种特殊的人特别好,也同样的糟。这个论域貌似属于科学,其实属于伦理;它
还是一切法西斯和偏执狂的策源地。我老师生出来时脚心朝上,但假如说的不是身
体而是心智,就不能说他特殊。老三届的遭遇是特别,但我看他们也是些寻常人。
对黑人、少数民族、女人,都该做如是观。罗素先生曾说,真正的伦理原则把人人
同等看待。我以为这个原则是说,当语及他人时,首先该把他当个寻常人,然后再
论他的善恶是非。这不是尊重他,而是尊重“那人”,从最深的意义上说,更是尊
重自己——所有的人毕竟属同一物种。人的成就、过失、美德和陋习,都不该用他
的特殊来解释。Youarespecial,这句话只适于对爱人讲。假如不是这么用,也
很肉麻。
写作与人生
我现在已经活到了人生的中途,拿一日来比喻人的一生,现在正是中午。人在童年
时从朦胧中醒来,需要一些时间来克服清晨的软弱,然后就要投入工作;在正午时分,
他的精力最为充沛,但已隐隐感到疲惫;到了黄昏时节,就要总结一日的工作,准备沉
入永恒的休息。按我这种说法,工作是人一生的主题。这个想法不是人人都能同意的。
我知道在中国,农村的人把生儿育女看作是一生的主题。把儿女养大,自己就死掉,给
他们空出地方来——这是很流行的想法。在城市里则另有一种想法,但不知是不是很流
行:它把取得社会地位看作一生的主题。站在北京八宝山的骨灰墙前,可以体会到这种
想法。我在那里看到一位已故的大叔墓上写着:副系主任、支部副书记、副教授、某某
教研室副主任,等等。假如能把这些"副"字去掉个把,对这位大叔当然更好一些,但
这些"副"字最能证明有这样一种想法。顺便说一句,我到美国的公墓里看过,发现他
们的墓碑上只写两件事:一是生卒年月,二是某年至某年服兵役;这就是说,他们以为
人的一生只有这两件事值得记述:这位上帝的子民曾经来到尘世,以及这位公民曾去为
国尽忠,写别的都是多余的,我觉得这种想法比较质朴……恐怕在一份青年刊物上写这
些墓前的景物是太过伤感,还是及早回到正题上来罢。
我想要把自己对人生的看法推荐给青年朋友们:人从工作中可以得到乐趣,这是一
种巨大的好处。相比之下,从金钱、权力、生育子女方面可以得到的快乐,总要受到制
约。举例来说,现在把生育作为生活的主题,首先是不合时宜;其次,人在生育力方面
比兔子大为不如,更不要说和黄花鱼相比较;在这方面很难取得无穷无尽的成就。我对
权力没有兴趣,对钱有一些兴趣,但也不愿为它去受罪——做我想做的事(这件事对我
来说,就是写小说),并且把它做好,这就是我的目标。我想,和我志趣相投的人总不
会是一个都没有。
根据我的经验,人在年轻时,最头疼的一件事就是决定自己这一生要做什么。在这
方面,我倒没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干什么都可以,但最好不要写小说,这是和我抢饭
碗。当然,假如你执意要写,我也没理由反对。总而言之,干什么都是好的;但要干出
个样子来,这才是人的价值和尊严所在。人在工作时,不单要用到手、腿和腰,还要用
脑子和自己的心胸。我总觉得国人对这后一方面不够重视,这样就会把工作看成是受
罪。失掉了快乐最主要的源泉,对生活的态度也会因之变得灰暗……
人活在世上,不但有身体,还有头脑和心胸——对此请勿从解剖学上理解。人脑是
怎样的一种东西,科学还不能说清楚。心胸是怎么回事就更难说清。对我自己来说,心
胸是我在生活中想要达到的最低目标。某件事有悖于我的心胸,我就认为它不值得一
做;某个人有悖于我的心胸,我就觉得他不值得一交;某种生活有悖于我的心胸,我就
会以为它不值得一过。罗素先生曾言,对人来说,不加检点的生活,确实不值得一过。
我同意他的意见:不加检点的生活,属于不能接受的生活之一种。人必须过他可以接受
的生活,这恰恰是他改变一切的动力。人有了心胸,就可以用它来改变自己的生活。
中国人喜欢接受这样的想法:只要能活着就是好的,活成什么样子无所谓。从一些
电影的名字就可以看出来:<<活着>>、<<找乐>>……我对这种想法是断然地不赞成,因
为抱有这种想法的人就可能活成任何一种糟糕的样子,从而使生活本身失去意义。高
尚、清洁、充满乐趣的生活是好的,人们很容易得到共识。卑下、肮脏、贫乏的生活是
不好的,这也能得到共识。但只有这两条远远不够。我以写作为生,我知道某种文章
好,也知道某种文章坏。仅知道这两条尚不足以开始写作。还有更加重要的一条,那就
是:某种样子的文章对我来说不可取,绝不能让它从我笔下写出来,冠以我的名字登在
报刊上。以小喻大,这也是我对生活的态度。
个人尊严
在国外时看到,人们对时事做出价值评判时,总是从两个独立的方面来进行:一
个方面是国家或者社会的尊严,这像是时事的经线;另一个方面是个人的尊严,这像
是时事的纬线。回到国内,一条纬线就像是没有,连尊严这个字眼也感到陌生了。
提到尊严这个概念,我首先想到的英文词"dignity",然后才想到相应的中文词。
在英文中,这个词不仅有尊严之义,还有体面、身份的意思。尊严不但指人受到尊重,
它还是人价值之所在。从上古到现代,数以亿万计的中国人里,没有几个人有过属于
我也是“老三届”,本来该念书的年龄,我却到云南挖坑去了。这件事对我有
害,尚在其次,还惹得父母为此而忧虑。有人说,知青的父母都要因儿女而减寿,
我家的情况就是如此。做父母的总想庇护未成年的儿女,在特殊年代里,无力庇护,
就代之以忧虑。身为人子,我为此感到内疚,尤其是先父去世后更是如此。当然,
细想起来,罪不在我,但是感情总不能自已。
在上山下乡运动中,两千万知青境遇不同;有人感觉好些,有人感觉坏些。讨
论整个老三届现象,就该把个人感情撤除在外,有颗平常心。老三届的人对此会缺
少平常心,这是可以理解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极不寻常。怎么就落在我
们身上,这真叫活见鬼了。人生在什么国度,赶上什么样的年月,都不由自己来决
定。所以这件事说到底,还是造化弄人。
上山下乡是件大坏事,对我们全体老三届来说,它还是一场飞来的横祸。当然,
有个别人可能会从横祸中得益,举例来说,这种特殊的经历可能会有益于写作,但
整个事件的性质却不可因此混淆。我们知道,有些盲人眼睛并没有坏,是脑子里的
病,假如脑袋受到重击就可能复明。假设有这样一位盲人扶杖爬上楼梯,有个不良
少年为了满足自己无聊的幽默感,把他一脚踢了下去,这位盲人因此复了明,但盲
人滚下楼梯依然是件惨痛的事。尤其是踢盲人下楼者当然是个下流胚子,决不能因
为该盲人复明就被看成是好人。这是一种简单的逻辑,大意是说,坏事就是坏事,
好事就是好事,让我们先言尽于此。至于坏事可不可以变成好事,已经是另一个问
题了。
我有一位老师,有先天的残疾,生下来时手心朝下,脚心朝上,不管自己怎么
努力,都不能改变手脚的姿态。后来他到美国,在手术台上被人大卸八块又装了起
来,勉强可以行走,但又多了些后遗症。他向我坦白说,对自己的这个残疾,他一
直没有平常心:我在娘胎里没做过坏事,怎么就这样被生了下来?后来大夫告诉他
说,这种病有六百万分之一的发生几率,换言之,他中了个一比六百万的大彩。我
老师就此恢复了平常心。他说:所谓造化弄人,不过如此而已。这个彩我认了。他
老人家在学术上有极大的成就,客观地说,和残疾是有一点关系的:因为别人玩时
他总在用功。但我没听他说过:谢天谢地,我得了这种病!总而言之,在这件事上
他是真正地有了平常心。顺便说一句,他从没有坐着轮椅上台“讲用”。我觉得这
样较好。对残疾人的最大尊重,就是不把他当残疾人。
坦白地说,身为老三届,我也有没有平常心的时候,那就是在云南挖坑时。当
时我心里想:妈的!比我们大的可以上大学,我们就该修理地球?真是不公平!这
是一类想法。这个想法后来演变成:比我们小的也直接上大学,就我们非得先挖坑
后上学,真他妈的不公平。另一类想法是:我将来要当作家,吃些苦可能是大好事。
陀思妥耶夫斯基还上过绞首台哪。这个想法后来演变成:现在的年轻人没吃苦,也
当不了作家。这两种想法搅在一起,会使人彻底糊涂。现在我出了几本书,但我却
以为,后一种想法是没有道理的。假定此说是有理的,想当作家的人就该时常把自
己吊起来,想当历史学家的人就该学太史公去掉自己的男根,想当音乐家的人就该
买个风镐来家把自己震聋,以便像贝多芬,想当画家的人就该割去自己的耳朵,混
充凡·高。什么都想当的人就得把什么都去掉,像个梆子,听起来就不是个道理。
总的来说,任何老三届优越的理论都没有平常心。当然,我也反对任何老三届恶劣
的说法。老三届正在壮年,耳朵和男根齐备,为什么就不如人。在身为老三届这件
事上,我也有了平常心:不就是荒废了十年学业吗?这个彩老子也认了。现在不过
四十来岁,还可以努力嘛。
现在来谈谈那种坏事可以变好事,好事也可以变坏事的说法。它来源于伟人,
在伟大的头脑里是好的,但到了寻常人的头脑里就不起好作用,有时弄得人好赖不
知,香臭不知。对我来说,好就是好,坏就是坏,这个逻辑很够用。人生在世,会
遇到一些好事,还会遇上些坏事。好事我承受得起,坏事也承受得住。就这样坦荡
荡做个寻常人也不坏。
本文是对《中国青年研究》第四期上彭泗清先生文章的回应。坦白地说,我对
彭先生的文章不满,起先是因为他说了老三届的坏话。在我看来,老三届现象、老
三届情结,是我们这茬人没有平常心造成的。人既然不是机器,偶尔失去平衡,应
该是可以原谅的。但是仔细想来,“文革”过了快二十年了,人也不能总是没有平
常心哪,老三届文人的一些自我吹嘘的言论,连我看着都肉麻。让我们先言尽于此:
对于彭先生所举老三届心态的种种肉麻之处,我是同意的。
然后再说说我对彭先生的不满之处。彭先生对老三届的看法是否定的,对此我
倒不想争辩,想争的是他讲出的那一番道理。他说老三届有种种特殊遭遇,所以他
们是些特殊的人;这种特殊的人不怎么高明——这是一种特别糟糕的论调。翻过来,
说这种特殊的人特别好,也同样的糟。这个论域貌似属于科学,其实属于伦理;它
还是一切法西斯和偏执狂的策源地。我老师生出来时脚心朝上,但假如说的不是身
体而是心智,就不能说他特殊。老三届的遭遇是特别,但我看他们也是些寻常人。
对黑人、少数民族、女人,都该做如是观。罗素先生曾说,真正的伦理原则把人人
同等看待。我以为这个原则是说,当语及他人时,首先该把他当个寻常人,然后再
论他的善恶是非。这不是尊重他,而是尊重“那人”,从最深的意义上说,更是尊
重自己——所有的人毕竟属同一物种。人的成就、过失、美德和陋习,都不该用他
的特殊来解释。Youarespecial,这句话只适于对爱人讲。假如不是这么用,也
很肉麻。
写作与人生
我现在已经活到了人生的中途,拿一日来比喻人的一生,现在正是中午。人在童年
时从朦胧中醒来,需要一些时间来克服清晨的软弱,然后就要投入工作;在正午时分,
他的精力最为充沛,但已隐隐感到疲惫;到了黄昏时节,就要总结一日的工作,准备沉
入永恒的休息。按我这种说法,工作是人一生的主题。这个想法不是人人都能同意的。
我知道在中国,农村的人把生儿育女看作是一生的主题。把儿女养大,自己就死掉,给
他们空出地方来——这是很流行的想法。在城市里则另有一种想法,但不知是不是很流
行:它把取得社会地位看作一生的主题。站在北京八宝山的骨灰墙前,可以体会到这种
想法。我在那里看到一位已故的大叔墓上写着:副系主任、支部副书记、副教授、某某
教研室副主任,等等。假如能把这些"副"字去掉个把,对这位大叔当然更好一些,但
这些"副"字最能证明有这样一种想法。顺便说一句,我到美国的公墓里看过,发现他
们的墓碑上只写两件事:一是生卒年月,二是某年至某年服兵役;这就是说,他们以为
人的一生只有这两件事值得记述:这位上帝的子民曾经来到尘世,以及这位公民曾去为
国尽忠,写别的都是多余的,我觉得这种想法比较质朴……恐怕在一份青年刊物上写这
些墓前的景物是太过伤感,还是及早回到正题上来罢。
我想要把自己对人生的看法推荐给青年朋友们:人从工作中可以得到乐趣,这是一
种巨大的好处。相比之下,从金钱、权力、生育子女方面可以得到的快乐,总要受到制
约。举例来说,现在把生育作为生活的主题,首先是不合时宜;其次,人在生育力方面
比兔子大为不如,更不要说和黄花鱼相比较;在这方面很难取得无穷无尽的成就。我对
权力没有兴趣,对钱有一些兴趣,但也不愿为它去受罪——做我想做的事(这件事对我
来说,就是写小说),并且把它做好,这就是我的目标。我想,和我志趣相投的人总不
会是一个都没有。
根据我的经验,人在年轻时,最头疼的一件事就是决定自己这一生要做什么。在这
方面,我倒没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干什么都可以,但最好不要写小说,这是和我抢饭
碗。当然,假如你执意要写,我也没理由反对。总而言之,干什么都是好的;但要干出
个样子来,这才是人的价值和尊严所在。人在工作时,不单要用到手、腿和腰,还要用
脑子和自己的心胸。我总觉得国人对这后一方面不够重视,这样就会把工作看成是受
罪。失掉了快乐最主要的源泉,对生活的态度也会因之变得灰暗……
人活在世上,不但有身体,还有头脑和心胸——对此请勿从解剖学上理解。人脑是
怎样的一种东西,科学还不能说清楚。心胸是怎么回事就更难说清。对我自己来说,心
胸是我在生活中想要达到的最低目标。某件事有悖于我的心胸,我就认为它不值得一
做;某个人有悖于我的心胸,我就觉得他不值得一交;某种生活有悖于我的心胸,我就
会以为它不值得一过。罗素先生曾言,对人来说,不加检点的生活,确实不值得一过。
我同意他的意见:不加检点的生活,属于不能接受的生活之一种。人必须过他可以接受
的生活,这恰恰是他改变一切的动力。人有了心胸,就可以用它来改变自己的生活。
中国人喜欢接受这样的想法:只要能活着就是好的,活成什么样子无所谓。从一些
电影的名字就可以看出来:<<活着>>、<<找乐>>……我对这种想法是断然地不赞成,因
为抱有这种想法的人就可能活成任何一种糟糕的样子,从而使生活本身失去意义。高
尚、清洁、充满乐趣的生活是好的,人们很容易得到共识。卑下、肮脏、贫乏的生活是
不好的,这也能得到共识。但只有这两条远远不够。我以写作为生,我知道某种文章
好,也知道某种文章坏。仅知道这两条尚不足以开始写作。还有更加重要的一条,那就
是:某种样子的文章对我来说不可取,绝不能让它从我笔下写出来,冠以我的名字登在
报刊上。以小喻大,这也是我对生活的态度。
个人尊严
在国外时看到,人们对时事做出价值评判时,总是从两个独立的方面来进行:一
个方面是国家或者社会的尊严,这像是时事的经线;另一个方面是个人的尊严,这像
是时事的纬线。回到国内,一条纬线就像是没有,连尊严这个字眼也感到陌生了。
提到尊严这个概念,我首先想到的英文词"dignity",然后才想到相应的中文词。
在英文中,这个词不仅有尊严之义,还有体面、身份的意思。尊严不但指人受到尊重,
它还是人价值之所在。从上古到现代,数以亿万计的中国人里,没有几个人有过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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