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文选(2)

 　　个人的尊严。举个大点的例子，中国历史上有过皇上对大臣施廷杖的事，无论是多大
 　　的官，一言不和，就可能受到如此当众羞辱，高官尚且如此，遑论百姓。除了皇上一
 　　人，没有一个人能有尊严。有一件最怪的事是，按照传统道德，挨皇帝的板子倒是一
 　　种光荣，文死谏嘛。说白了就是：无尊严就是有尊严。此话如有任何古怪之处，罪不
 　　在我。到了现代以后，人与人的关系、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仍有这种遗风──我们就
 　　不必细说文革中、文革前都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到了现在，已经不用见官下跪，也
 　　不会在屁股上挨板子，但还是缺少个人的尊严。环境就是这样，公共场所的秩序就是
 　　这样，人对人的态度就是这样，不容你有任何自尊。
 　　举个小点的例子，每到春运高潮，大家就会在传媒上看到一辆硬座车厢里挤了三
 　　四百人，厕所里也挤了十几人。谈到这件事，大家会说国家的铁路需要建设，说到铁
 　　路工人的工作难做，提到安全问题，提到所有的方面，就是不提这些民工这样挤在一
 　　起，好像一个团，完全没有了个人的尊严──仿佛这件事很不重要似的。当然，只要
 　　民工都在过年时回家，火车总是要挤的；谁也想不出好办法。但个人的尊严毕竟大受
 　　损害；这件事总该有人提一提才对。另一件事现在已是老生常谈，人走在街上感到内
 　　急，就不得不上公共厕所。一进去就觉得自己的尊严一点都没了。现在北京的公厕正
 　　在改观，这是因为外国人到了中国也会内急，所以北京的公厕已经臭名远扬。假如外
 　　国人不来，厕所就要臭下去；而且大街上改了，小胡同里还没有改。我认识的一位美
 　　国留学生说，有一次他在小胡同里内急，走进公厕撒了一泡尿，出来以后，猛然想到
 　　自己刚才满眼都对黄白之物，居然能站住了不倒，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就急忙来告诉
 　　我。北京的某些街道很脏很乱，总要到某个国际会议时才能改观，这叫借某某会的东
 　　风。不光老百姓这样讲，领导上也这样讲。这话听起来很有点不对味。不雅的景象外
 　　人看了丢脸，没有外人时，自己住在里面也不体面──这后一点总是被人忘掉。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发现自己曾有一种特别的虚伪之处，虽然一句话说不清，
 　　但可以举些例子来说明。假如我看到火车上特别挤，就感慨一声道：这种事居然可以
 　　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假如我看到厕所特脏，又长叹一声：唉！北京市这
 　　是怎么搞的嘛！这其中有点幽默的成份，也有点当真。我的确觉得国家和政府的尊严
 　　受到了损失，并为此焦虑着。当然，我自己也想要点个人尊严，但以个人名义提出就
 　　过于直露，不够体面──言必称天下，不以个人面目出现，是知识分子的尊严所在。
 　　当然，现在我把这做为虚伪提出，已经自外于知识分子。但也有种好处，我找到了自
 　　己的个人面目。有关尊严问题，不必引经据典，我个人就是这么看。但中国忽视个人
 　　尊严，却不是我的新发现。从大智者到通俗作家，有不少人注意到一个有中国特色的
 　　现象：罗素说，中国文化里只重家族内的私德，不重社会的公德公益，这一点造成了
 　　很要命的景象；费孝通说，中国社会里有所谓＂差序格局＂，与己关系近的就关心，
 　　关系远的就不关心或少关心；结果有些事从来就没人关心。龙应台为这类事而愤怒过，
 　　三毛也大发过一通感慨。读者可能注意到了，所有指出这个现象的人，或则是外国人，
 　　或则曾在国外生活过，又回到了国内。没有这层关系的中国人，对此浑然不觉。笔者
 　　自己曾在外国居住四年，假如没有这种经历，恐怕也发不出这种议论──但这一点并
 　　不让我感到开心。环境脏乱的问题，火车拥挤的问题，社会秩序的问题，人们倒是看
 　　到了。但总从总体方面提出问题，讲国家的尊严、民族的尊严。其实这些事就发生在
 　　我们身边，削我们每个人的面子──对此能够浑然无觉，倒是咄咄怪事。
 　　人有无尊严，有一个简单的判据，是看他被当作一个人还是一个东西来对待。这
 　　件事有点两重性，其一是别人把你当做人还是东西，是你尊严之所在。其二是你把自
 　　己看成人还是东西，也是你的尊严所在。挤火车和上公共厕所时，人只被当身体来看
 　　待。这里既有其一的成份，也有其二的成份；而且归根结蒂，和我们的文化传统有关。
 　　说来也奇怪，中华礼仪之邦，一切尊严，都从整体和人与人的关系上定义，就是没有
 　　个人的位置。一个人不在单位里、不在家里，不代表国家、民族，单独存在时，居然
 　　不算一个人，就算是一块肉。这种算法当然是有问题。我的算法是：一个人独处荒岛
 　　而且谁也不代表，就像鲁滨孙那样，也有尊严，可以很好的活着。这就是说，个人
 　　是尊严的基本单位。知道了这一点，火车上太挤了之后，我就不会再挤进去而且浑然无
 　　觉。
 　　
 　　我的精神家园
 　　
 　　
 　　我十三岁时，常到我爸爸的书柜里偷书看。那时候政治气氛紧张，他把所有不宜摆
 　　在外面的书都锁了起来，在那个柜子里，有奥维德的变形记，朱生豪译的莎翁戏剧，甚
 　　至还有十日谈。柜子是锁着的，但我哥哥有捅开它的方法。他还有说服我去火中取栗的
 　　办法：你小，身体也单薄，我看爸爸不好意思揍你。但实际上，在揍我这个问题上，我
 　　爸爸显得不够绅士派，我的手脚也不太灵活，总给他这种机会。总而言之，偷出书来两
 　　人看，挨揍则是我一人挨，就这样看了一些书。虽然很吃亏，但我也不后悔。
 　　
 　　看过了变形记，我对古希腊着了迷。我哥哥还告诉我说：古希腊有一种哲人，穿着
 　　宽松的袍子走来走去。有一天，有一位哲人去看朋友，见他不在，就要过一块涂蜡的木
 　　板，在上面随意挥洒，画了一条曲线，交给朋友的家人，自己回家去了。
 　　
 　　那位朋友回家，看到那块木板，为曲线的优美所折服；连忙埋伏在哲人家左近，待
 　　他出门时闯进去，要过一块木板，精心画上一条曲线……当然，这故事下余的部分就很
 　　容易猜了：哲人回了家，看到朋友留下的木板，又取一块蜡板，把自己的全部心胸画在
 　　一条曲线里，送给朋友去看，使他真正折服。现在我想，这个故事是我哥哥编的。但当
 　　时我还认真地想了一阵，终于傻呵呵地说道：这多好啊。时隔三十年回想起来，我并不
 　　羞愧。井底之蛙也拥有一片天空，十三岁的孩子也可以有一片精神家园。此外，人有兄
 　　长是好的。虽然我对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也无异议。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科学和艺术是怎样的事业。我哥哥后来是已故逻辑大师沈有鼎
 　　先生的弟子，我则学了理科；还在一起讲过真伪之分的心得、对热力学的体会；但这已
 　　是我二十多岁时的事。再大一些，我到国外去旅行，在剑桥看到过使牛顿体会到万有引
 　　力的苹果树，拜伦拐着腿跳下去游水的＂拜伦塘＂，但我总在回想幼时遥望人类智慧星
 　　空时的情景。千万丈的大厦总要有片奠基石，最初的爱好无可替代。所有的智者、诗
 　　人，也许都体验过儿童对着星光感悟的一瞬。我总觉得，这种爱好对一个人来说，就如
 　　性爱一样，是不可少的。
 　　
 　　我时常回到童年，用一片童心来思考问题，很多烦难的问题就变得易解。人活着当
 　　然要做一番事业，而且是人文的事业；就如有一条路要走。假如是有位老学究式的人
 　　物，手执教鞭戒尺打着你走，那就不是走一条路，而是背一本宗谱。我听说前苏联就是
 　　这么教小孩子的：要背全本的普希金、半本莱蒙托夫，还要记住俄罗斯是大象的故乡
 　　(萧斯塔科维奇在回忆录里说了很多)。我们这里是怎样教孩子的，我就不说了，以免得
 　　罪师长。我很怀疑会背宗谱就算有了精神家园，但我也不想说服谁。安徒生写过光荣的
 　　荆棘路，他说人文的事业就是一片着火的荆棘，智者仁人就在火里走着。当然，他是把
 　　尘世的嚣嚣都考虑在内了，我觉得用不着想那么多。用宁静的童心来看，这条路是这样
 　　的：它在两条竹篱笆之中。篱笆上开满了紫色的牵牛花，在每个花蕊上，都落了一只蓝
 　　蜻蜓。这样说固然有煽情之嫌，但想要说服安徒生，就要用这样的语言。维特根斯坦临
 　　终时说：告诉他们，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这句话给人的感觉就是：他从牵牛花丛中走
 　　过来了。虽然我对他的事业一窍不通，但我觉得他和我是一头儿的。
 　　
 　　我不大能领会下列说法的深奥之处：要重建精神家园、恢复人文精神，就要灭掉一
 　　切俗人——其中首先要灭的，就是风头正健的俗人。假如说，读者兜里的钱是有数的，
 　　买了别人的书，就没钱来买我的书，所以要灭掉别人，这个我倒能理解，但上述说法不
 　　见得有如此之深奥。假如真有这么深奥，我也不赞成——我们应该像商人一样，严守诚
 　　实原则，反对不正当的竞争。让我的想法和作品成为嚣嚣尘世上的正宗，这个念头我没
 　　有，也不敢有。既然如此，就必须解释我写文章(包括这篇文章)的动机。坦白地说，我
 　　也解释不大清楚，只能说：假如我今天死掉，恐怕就不能像维特根斯坦一样说道：我度
 　　过了美好的一生；也不能像斯汤达一样说：活过，爱过，写过。我很怕落到什么都说不
 　　出的结果，所以正在努力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