栎阳是否作过秦都？

公元前221年，秦王政以武力战胜六国，统一了全中国。这个封建大帝国，幅员辽阔，东起海边，南至岭南，西迄青藏高原，北达河套、一陰一山及辽东。秦王政创建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以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和封建国家的统一。秦大一统，是我国古代社会史中的重大转折，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但是秦是否以栎一陽一为都却成为历史上的一个争议之说。

1982年《考古与文物》第5期发表了王子今的《秦献公都栎一陽一说质疑》一文，认为“就现在的资料看，秦献公未曾迁都栎一陽一，栎一陽一始终未曾作为秦都”，“献公居栎一陽一的确切年代，古城遗存的具体内涵，栎一陽一在秦史中的准确地位，都需要通过进一步的调查、发掘和研究加以明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栎一陽一发掘队1980年至1981年对栎一陽一城址进行了一年的勘探和试掘，发表了《秦汉栎一陽一城遗址的勘探和发掘》，文中虽说及，“献公二年，从雍都迁都栎一陽一。公元前383年—前350年，献公和孝公曾对栎一陽一经营三十四年”，但是就所发表的考古资料看，似未提一供可证明秦献公曾迁都栎一陽一的确凿证据。城址遗迹年代均判定为秦代和汉代。发掘者说：“从南墙基夯土包含的遗物看，城墙营筑时代约于秦代”，发掘的南门址出土均为汉代遗物。

勘探出的13条道路中，6条路“时代应为秦汉时期”，其余7条路“时代应为汉代”。城址东北为秦汉大型墓葬区，东南墓区8座墓中3座已明确断定为汉墓，另“五座墓的时代应为战国晚期至秦代”。而献孝时期当战国前期或中期。即使这五座墓都是献孝时期的墓葬，也不足以判定一个城址是当时的都城。《史记。六国年表》：秦献公十一年，“县栎一陽一”。《魏世家》魏武侯：“十三年，秦献公县栎一陽一”。只表明秦县是地方政权，“县栎一陽一，至少表明栎一陽一与蒲、蓝田、善明氏地位等同”。“在国都中是没有县的，为什么叫做县？只为它是悬在国都的地方；国都是主体，县是附属品。若国都中而立县，则要叫它悬挂在什么地方呢？再有什么作主体呢？”战国初期，秦国不断在东部边境设县，公元前398年在陕设县，公元前379年在蒲、蓝田、善明氏设县，公元前374年又在栎一陽一设县，显然有着加强边防的意义。若强指栎一陽一为献公所定秦都，则难以回答何以同时又在栎一陽一设县这一疑问。

对上述看法，刘荣庆同志在《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5期上发表了不同意见，题为《秦都栎一陽一本属史实》，认为秦献、孝两代建都栎一陽一乃是历史事实，应当肯定。其一，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将周、秦、汉诸都均放在关中地理整体上考察，邠岐、丰、镐为周都，雍、栎邑、咸一陽一为秦都，长安为汉都。在思维逻辑上也没有把栎一陽一列在三代都城之外。《货殖列传》论证“献（孝）公徙栎邑”的地位，不仅仅在于经济上的地位。既标明为秦献公所“徙”，属政治地理条件。国君之所居之邑，国君徙治之城，乃古代都城的政治规定性：“北却戎翟”，则着眼于军事和都城的安全。如果把栎一陽一同关中“四塞以为固”的形胜联结在一起，当现为险要之地，即军事上具备建都条件，“东通三晋”，指春秋战国时代关中渭河以北经栎一陽一往晋及其后魏、韩、赵三国的通衢大道。这条东西大道，对秦在政治、经济、军事上至关重要。雍城、泾一陽一、栎一陽一、咸一陽一均建筑在该通行之上，决非偶然：“亦多大贾”，指商品经济繁荣发达。栎一陽一为秦国第一个有市之邑。栎一陽一高平宫鼎的发现，先秦铜釜金饼和陶器、兵器在栎一陽一的出土，栎一陽一秦仓的存在，商鞅南门立木发布变法令的事实，都说明栎一陽一经济繁荣之程度，亦栎一陽一为秦都的必然结果。秦德、宣、成三代利用雍城处于汧渭之会的地理优势，奠定了秦兴起的基础。穆公“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其时，都雍城的利弊均显示了出来。春秋晚期，秦国势力衰落。秦献公充分认识到囿于关中西部国危而地失的危机，即位第二年“城栎一陽一”，实行秦国力量的战略东移。秦孝公在招贤文告里说：“献公即位，镇抚边境，迁治栎一陽一，因欲东伐，复缪公之政令”，准确地反映了献、孝两代上层领导集一团一 迁都栎一陽一的战略主张，“镇抚边境”，以保卫秦国固有领土；部署东伐，收复失地，重新与三晋以黄河为界：“任用出奇计强秦者”，推进改革。秦孝公是有远见卓识的言者，也是脚踏实地的行者。将“城栎一陽一”与秦要实现的上述战略目标联结在一起，足以证明栎一陽一的地位与一般军事城塞绝然不同。“都者，国君所居，人所都会也。邑犹俋，聚会之称也。”（《释名》）司马迁“献（孝）公徙栎邑”、献公“徙治栎一陽一”，证明栎一陽一为秦都是确定无疑的事实；秦自雍迁都咸一陽一亦然。这似说明，秦国采用两都之制。秦文公始实行两都制。秦灵公“居泾一陽一，亦以雍城、泾一陽一为两都”。秦献、孝都栎一陽一，迁治咸一陽一时不说自栎一陽一而说自雍城迁都之，原因也在于采栎一陽一、雍城两都之制。古人另一判断都城的标准：“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者，曰都；无，曰邑。”雍有“秦宗庙先君之主”，故亦称都；栎一陽一无素宗庙先君之主虽“国君所居”，仍称“栎邑”，但称“邑”并不排斥其作为都城的地位和属性，早在周平王东迁前，镐京为宗周，洛邑为成周，开两都之制之先河。况且周行两都制在秦之先，秦仿宗主国实行两都制也是可能的。

上述两种结论，针锋相对，孰是孰非，还有待公论。

（傅丰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