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臣 李鸿章(2)

李鸿章所荐举的许多重要官员都是安徽人，像其幕僚周馥(安徽建德人)、杨士骧(安徽泗州人)都先后得到他的保举升任直隶布政使，很快升到了巡抚、总督的位置。北洋海军将领丁汝昌、卫汝贵、叶志超等人都出身淮军，他们早年跟随李鸿章在镇压捻军中立下汗马功劳，故被委以重任。对于其他以昔日部将身份来找他求职的人，李鸿章也几乎是有求必应。李鸿章说自己“率乡井子弟为国家杀贼保疆土”，这些人于国有功，因此“一切小过，悉宽纵勿问”。

由于李鸿章顾及情面而姑息纵容，导致淮军军纪败坏、名誉扫地。所以，李鸿章的曲法徇情，公私不明，是他从政的一个最大弱点。但是，李鸿章通过优用乡人和旧部，彼此间便结成了休戚与共的紧密关系，从而便形成了谁也无法忽视的政治力量，这也是李鸿章在激流暗礁遍布的晚清官场屹立几十年而不倒的一大秘诀。传师衣钵，善用挺经甲午战败后，在各种压力下，李鸿章从权力顶峰跌落下来，借住在东安门外冰盏胡同的贤良寺。这时他已70多岁了，但依然把手中的权力抓得很紧。当时的帝党领袖翁同龢对李鸿章“怨之颇切”，窥视着李鸿章的相位。因为当时无缺可补，便产生了让李鸿章让位的念头。原被李鸿章一手提拔的袁世凯见李失势，为了攀援翁同龢就甘当说客，来游说李鸿章让位。

一天，袁世凯来拜访李鸿章，稍作寒暄，就开门见山地对李说：

中堂再造元勋，功高汗马。而现在朝廷待遇，如此凉薄，以首辅空名，随班朝请，迹同旅寄，殊未免过于不合。不如暂时告归，养望林下，俟朝廷一旦有事，闻鼓鼙(pí)而思将帅，不能不倚重老臣。届时羽檄征驰，安车就道，方足见老成声价耳。

李鸿章没等袁世凯把话讲完，就大声呵斥道：

慰廷，尔乃来为翁叔平作说客耶？他汲汲要想得协办，我开了缺，以此推升，腾出一个协办，他即可安然顶补。你告诉他，教他休想！旁人要是开缺他得了协办，那是不干我事。他想补我的缺，万万不能！武侯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两句话我也还配说。我一息尚存，决不无故告退，决不奏请开缺。

袁世凯碰了一鼻子灰，不得不告退。他走后，李仍余怒未息，仍骂袁世凯：

袁慰廷说得天花乱坠，要我乞休开缺，为翁叔平作成一个协办大学士。我偏不告退，教他想死！我老师的“挺经”正用得着，我是要传他衣钵的。我决计与他挺着，看他们如何摆布？

李鸿章所说的老师就是指曾国藩。曾国藩有他的一套“挺经”，大意是教人遇事坚忍，不要小挫即退。没想到被李鸿章用在这里了。弟子与先生：李鸿章和曾国藩的比较早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李鸿章就开始师事曾国藩，而且其父李文安又和曾是同年的进士。所以，对于曾国藩来说，李鸿章既是晚辈，又是学生，这种双重身份的亲密关系在曾对李的栽培提拔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而李鸿章本身的才气与学识也得到了曾的赏识。

在镇压太平军和捻军过程中，曾国藩为李鸿章提供了诸多方便和机会，这是李发迹的一个重要条件。如曾围攻金陵牵制了李秀成的军队，使其疲于奔命，给李鸿章在江浙提供了可乘之机；李鸿章取代曾国藩做了镇压捻军的钦差大臣，曾则以两江总督的身份，为其保障后勤供应。而李鸿章一生立身行事、耐劳任怨、坚忍不拔的精神，和他治军驭将、推诚布公、团结士气的方略，无一不是得自曾国藩。因此，梁启超说：“故有曾国藩然后有李鸿章，其

事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不亦宜乎？”

李鸿章曾对人说：“别人都知道我前半生的功名事业，都是老师提携的，好像说到洋务，老师还不如我内行，这是不明白我办了一辈子外交，没有出现什么乱子，都因我老师一句话的指点。”

因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不当，遭到国人的唾骂。清政府迫于舆论压力，调李鸿章接任直隶总督，负责办理此事，重新与法国代表谈判。李到了天津后，先去拜访老师曾国藩。曾问道：“少荃，你现在到了这里，是外交的第一个关键所在。现在我国国力很弱，外国人合力对付我们，稍微有一点失误，就会贻误大局。你来同洋人打交道有什么打算？”李答道：“学生也没有打定主意，但我想同洋人打交道，不管怎样，我只同他们打痞子腔(意思是油腔滑调)。”

曾国藩听后大不以为然，正色说道：“依我看来，还是用一个‘诚’字，‘诚’能感动人。我想洋人也一样有人情。圣人说，忠信能通行于野蛮人之中。这一定是不错的。我们现在没有实在力量，任凭你如何虚假造作，人家总能看得出来，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同他平心静气地说理，虽然占不着便宜，或许也不至于过于吃亏。无论如何，我讲信用，总是能站得住脚的。脚踏实地，跌跟头也不会过重，想来比‘痞子腔’总要靠得住些。”

李鸿章听后，连声答道：“是！是！门生一定按照老师的话去办理。”此后，李鸿章的确把老师的话当作了办外交的准则。他晚年曾说：“我办理交涉，无论英、俄、德、法，只捧着老师的这个锦囊，用一个‘诚’字同他相对，果然没什么差错，而且还有收大效的时候。”我们暂且不论李所说其办理外交有无差错，但他完全继承了曾国藩的衣钵倒是事实。但是，我们细加比较，就会发现这师徒二人在做人、做事和为官的风格上又有许多不同。治军方面和曾国藩的湘军相比，淮军具有更为浓厚的私人武装色彩。湘军的主要将领虽是湘人，但是他们之间并不是全靠地方观念维系，而是以镇压农民起义、维护清王的统治相号召。因此在太平军失败后，曾国藩就将其大部解散，没有形成私人武装。淮军的主要将领都是安徽人，他们所属的各营都以个人的名字命名。同时在军队中确立了人身上的层层隶属关系，各部将领都听李鸿章的指挥。因此，淮军虽然名义上属于湘军支派，但曾国藩却无法调度。

曾国藩本身为理学家，他重用士人，湘军主要将领几乎全出自儒生，罗泽南、王鑫等都是理学家，彭玉麟是个学者，胡林翼则是进士出身。淮军则不然，李鸿章不用读书人带兵，而只以感情联络，主要将领中，只有潘鼎新是举人，如程学启是太平军的降将，刘铭传是盐贩子出身，张树声、张树珊和周盛波周盛传兄弟则基本上是地痞一类的人物，靠办团练起家，吴长庆出身行伍，曾做过中下级军官。他们这些人出身比较低微，崇尚江湖义气，一旦受到李鸿章的重用，就会死心塌地为其卖命。

湘军初期纪律很严明，统一发放军饷，将领一般不会私吞，士兵也有固定的收入。而淮军则不然，为了收买和笼络部下，每攻取一个地方，李鸿章并不阻止他们肆意抢掠。因为有了这笔收入，遇到“欠饷”或者少发饷银之时，士兵们也不在乎。所以，淮军的将士往往可以大发其财。驭下之术上文讲到，曾国藩要求带兵打仗的将领有一定的文化，并具备“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汲汲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的素质，选择兵源时注意挑选那些诚笃的农民。他主要是靠儒家传统道德来教育和约束部下。与曾国藩重“德”不同，李鸿章更善于以“利”来驱使部下。李鸿章对于无法给予差使的人很是礼貌，而对于可以委任的人则故意加以粗言恶语。他对待下属颇为傲慢，满口污言秽语，根本不像是个书香门第的翰林公。下属官员赴任前向他辞行，或者因为什么事情向他道谢，他总是用合肥土话说：“贼娘，好好的搞！”被他骂的人不以为耻，反而沾沾自喜，别人听了也不以为非，以为被李鸿章所骂的人是“红员”，必将得到重用。据说有一位副将想托人情谋个中军职务，很长时间都没有音讯。有人对他说：“得到这个差事太难了。”那个人则很自信，说：“有一天召见时，中堂大人骂我滚了。”

李鸿章驭下之术的弊害在于，如果求差之人为了求得差使而甘心以被骂为荣，必定是无廉耻之心而惟利是图的小人。李鸿章明知这些人的真实面目，还仍然愿意委以差使，其直接的后果是吏风日下。所以，晚清官场的风气败坏，李鸿章也有其不可推卸的责任。个人操守和文章学问曾国藩追求儒家“圣人”的境界，砥砺品格，信奉实干，终身以“拙诚”、“坚忍”行事，被誉为“立德、立功、立言”三者兼备的“古今完人”。蒋廷黻(fú)认为“曾国藩是我国旧文化的代表人物，甚至于理想人物”，“无论我们是看他的字，读他的文章，或是研究他的为人办事，我们自然的想起我们乡下那个务正业的小农民。他和小农民一样，一生一世不作苟且的事情。他知道文章学问道德功业都只有汗水才能换得来，正如小农民知道要得一粒一颗的稻麦都非出汗不可”。与曾国藩的农民式的“本分”相比，李鸿章更多的是官场上的权术和手腕，从功成名就后的全身自保的方式上能更明显地看出这种区别。曾国藩作为镇压太平军的“第一功臣”，他想到的保持身名俱泰的方式是解除部分兵柄，将部分湘军将士遣散回家，同时把李鸿章和淮军推上前台，也使自己韬光养晦，免得朝廷疑忌；而李鸿章则将权势看得极重，占据高位不肯下来，并通过罗织关系网以自固。曾国藩官至高位后，仍然自奉清廉，治家也比较严。据说他对女儿陪嫁品都严格限定，不许超过。这一点，他和胞弟曾国荃很不相同，与李鸿章也不一样。

李鸿章根本不像有些媒体所说的生活简朴、为政清廉。“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讽刺的就是李鸿章(合肥人)、翁同龢(常熟人)的富有。据梁启超的《李鸿章传》记载：李鸿章“每膳供双鸡之精汁，朝朝经侍医诊验，常上电气”。而梁启超也认为李鸿章虽不像传说中那样富甲天下，但大约有数百万金之产业，在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煤矿、中国通商银行等都有不少的股份。李鸿章“发迹”之后，他们六兄弟曾在安徽老家大量购置田产，并建造“大者数百亩，小者亦百十亩”的庄园式宅第。关于李氏家族拥有的土地，据说在最盛时期达250多万亩。这些土地，一般都是采取“万亩建仓”的办法，委托亲朋管理。现已知仅在合肥、六安、霍山等地建立的“仓房”就有几十个。李鸿章名下的田产，每年可收租5万石。据统计，李氏在合肥东乡占耕地约60万亩，占当地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