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臣 李鸿章(3)

甲午战争期间，许多人上疏弹劾李鸿章主和误国，都提到了他的财产问题。御史安维峻揭露李鸿章避战求和的原因说，李以1500余万两白银交给了日本的一个商号经营，由盛宣怀代为经理，所以他不愿与日本“失和”，以致丢了这笔财产。这些言官的说辞或有些言过其实，但李鸿章的财产之多则是事实谈到自己的文章学问，与曾国藩相比，李鸿章也深感自惭形秽。他说：

我老师道德功业，固不可言，即文章学问，亦自卓绝一世，然读书写字，至老不倦。我却愧一分传授不得，自悔盛年不学，全恃一股虚矫之气，任意胡弄，没有根底。现在真实学问，已用功不进，只好看看《通鉴》，稍知古人成败之迹，与自己平生行事，互相印证，借以镜其得失，亦尚觉得有点意趣。

从以上简单的比较可以看出，从儒家传统道德而言，李鸿章的修炼还远没有乃师曾国藩到家。但历史往往不容我们通过这样简单的比较而评优论劣，李鸿章面对晚清社会千疮百孔、江河日下的局面，也在尽力弥补和苦苦支撑，应当说，他已经尽到了一个做臣子的责任。大清的“裱糊匠”：李鸿章一生荣辱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李鸿章认为中国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强敌”，提出“内须变法”，倡导学习西方，以图自强。他先后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逐步扩大“自强求富”的洋务事业。他还购买军火和军舰，创立北洋水师学堂，扩充淮军实力，建立北洋海军。因此有人称他为“中国近代化之父”。

《辛丑条约》签字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李鸿章又力主“外须和戎”，对外求和，是近代中国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尤其是《中法新约》(1885年)、中日《马关条约》(1894年)和《辛丑条约》的直接签订者。清政府的外交在他的主持下，陆续丧失了无数的民族权益，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因此又被许多人称为“卖国贼”。李鸿章一生中最为人所诟病的就是他签订了《中俄密约》。在赴俄前夕，李鸿章对来访的黄遵宪说：“联络西洋，牵制东洋，是此行要策。”李鸿章和清朝政府不求自立，总想“以夷制夷”，结果往往为夷所制。李鸿章一生自以为非常精通外交，没有料到这次又被俄国人耍弄了。他真心想“联俄”，却开门揖盗，引进了豺狼。因此黄遵宪称他是“老来失计亲炙虎”。

李鸿章晚年曾进行自我总结与反省。他说：

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qì)，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梁启超评价李鸿章说：“要而论之，李鸿章有才气而无学识之人也，有阅历而无血性之人也。”所谓学识在当时指19世纪以来的科学文化知识以及政治外交制度等。李鸿章生长在

闭塞落后的晚清时代，由于社会环境的影响，使其没有机会接触到西方文化的真正本质，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说他有阅历而没有血性，这当然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造成的官吏习性使然。

概言之，李鸿章是个过渡时代的过渡性人物，他用农民起义军的鲜血染红顶子，既促使中国向半殖民社会沉沦，又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艰难起步。李鸿章是腐朽的大清王朝的忠臣，是封建社会的补天者。梁启超在获悉李鸿章死讯后，怀着敬其才、惜其识、悲其遇的复杂心情，撰成一挽联：

太息斯人去，萧条徐泗空，莽莽长淮，起陆龙蛇安在也？
回首山河非，只有夕阳好，哀哀浩劫，归辽神鹤竟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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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梁启超：《李鸿章传》，海南出版社，2001年

(2)苑书义：《李鸿章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

(3)袁伟时：《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海天出版社，1992年

(4)庄练：《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中)，中华书局，198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