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津侯主父列传第五十二
王延海译注
【说明】
本文是公孙弘和主父偃的合传,并附录了徐乐、严安的两篇奏疏。至于篇末的王元后的诏书和班固的赞语,皆为后人所加,非司马迁原文。
传中记述了平津侯公孙弘以布衣而封侯,官至丞相,位列三公的经历,肯定了他官高戒奢,躬行节俭,倡导儒学,有益于教育事业发展的功绩;也肯定了他谏止征伐匈奴和罢通西南夷,关心民间疾苦的思想和行为;同时也指斥了他曲学阿世,“为人意忌”等缺失。
传中也记述了主父偃与徐乐、严安谏止征胡及通西南夷之事,表现了他们反对穷兵黩武,重视民间疾苦的思想;特别记述了主父偃“诸侯得推恩分子弟”的主 张,这是名为推恩,实则削藩,打击诸侯势力的极好主张,对于加强和维护汉代中央集权制的统治有重要意义。传中虽对主父偃骄横之势有所讽刺,但对他的不幸也 表示同情,特别是对当时的世态炎凉深有感慨,寓含着司马迁自己的身世之感。
此文把公孙弘和主父偃这样两个虽有共同的政治态度,但却是冤家对头的人,放到同一传中加以记述,更能看出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斗争的尖锐性、复杂 性。传文中插入徐乐和严安的奏疏,因其思想与主父偃和公孙弘的思想一致,因而并不感到游离,相反却起到强化主旨的作用,显示了司马迁谋篇布局的缜密性和处 理材料的灵活性,给后世写史者以启发。
本传选材主要集中在如何对待匈奴和西南夷的问题上,中心突出,有利于表现主题。另外本文记事简约,前后照应紧凑。特别是论说的内容多以奏疏形式出现, 使叙论相间,浑融交错,既突出了史实,又很好地阐明了司马迁的观点。“太史公曰”一段,作者以“悲夫”二字收束全文,增强了文章的感情色彩和艺术效果。
【译文】
丞相公孙弘是齐地菑川国薛县的人,表字叫季。他年轻时当过薛县的监狱官员,因为犯了罪,被免官。他家里穷,只得到海边去放猪。直到四十多岁时,才学习《春秋》及各家解释《春秋》的著作。他奉养后母孝顺而谨慎。
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天子刚即位,就招选贤良文学之士。这时,公孙弘已经六十岁,以贤良的身份被征召入京,当了博士。他奉命出使匈奴,回来后向武帝报告情况,不合皇上的心意,皇上发怒,认为公孙弘无能,公孙弘就借有病为名,免官归家。
武帝元光五年(前130),皇帝下诏书,征召文学,菑川国又推荐公孙弘。公孙弘向国人推让拒绝说:“我已经西去京城接受皇帝的任命,因为无能而罢官归 来。希望改变推举的人选。”国人却坚决推举公孙弘,公孙弘就到了太常那里。太常让所征召的一百多个儒士分别对策,公孙弘的对策文章,按等次被排在最后边。 全部对策文章被送到皇帝那里,武帝把公孙弘的对策文章提拔为第一。公孙弘被召去进见皇帝,武帝见他相貌非常漂亮,封他为博士。这时,汉朝开通西南夷的道 路,在那里设置郡县,巴蜀人民对此感到困苦,皇帝命公孙弘前去视察。公孙弘视察归来,向皇帝报告,极力诋毁西南夷没有用处,皇上没采纳他的意见。
公孙弘为人雄伟奇异,见闻广博,经常说人主的毛病在于心胸不广大,人臣的毛病在于不节俭。公孙弘盖布被,吃饭时不吃两种以上的肉菜。后母死了,他守丧 三年。他每次上朝同大家议论政事,总是先开头陈述种种事情,让皇上自己去选择决定,不肯当面驳斥和在朝廷上争论。于是皇上观察他,发现他的品行忠厚,善于 言谈,熟悉文书法令和官场事务,而且还能用儒学观点加以文饰,皇上非常喜欢他。在两年之内,他便官至左内史。公孙弘向皇帝奏明事情,有时不被采纳,也不在 朝廷加以辩白。他曾经和主爵尉汲黯请求皇上分别召见,汲黯先向皇上提出问题,公孙弘则随后把问题阐述得清清楚楚,皇上常常很高兴。他所说的事情都被采纳, 从此,公孙弘一天比一天受到皇帝的亲近,地位显贵起来。他曾经与公卿们事先约定好了要向皇帝谈论的问题,但到了皇上面前,他却违背约定,而顺从皇上的意 旨。汲黯在朝廷上责备公孙弘说:“齐地之人多半都欺诈而无真情,他开始时同我们一起提出这个建议,现在全都违背了,不忠诚。”皇上问公孙弘,公孙弘谢罪 说:“了解我的人认为我忠诚,不了解我的人认为我不忠诚。”皇上赞同公孙弘的说法。皇上身边的受宠之臣每每诋毁公孙弘,但皇上却越发厚待公孙弘。
武帝元朔三年(前126),张欧被免官,皇上用公孙弘当御史大夫。这时,汉朝正在开通西南夷,东边设置沧海郡,北边修建朔方郡城。公孙弘屡次劝谏皇 上,认为这些做法是使中国疲惫不堪而去经营那些无用的地方,希望停做这些事情。于是,武帝就让朱买臣等以设置朔方郡的有利情况来诘难公孙弘。朱买臣等提出 十个问题,公孙弘一个也答不上来。公孙弘便道歉说:“我是山东的鄙陋之人,不知筑朔郡有这些好处,希望停做通西南夷和置沧海郡的事,集中力量经营朔方郡 城。”皇上就答应了。
汲黯说:“公孙弘处于三公的地位,俸禄很多,但却盖布被,这是欺诈。”皇上问公孙弘,公孙弘谢罪说:“有这样的事。九卿中与我好的人没有超过汲黯的 了,但他今天在朝廷上诘难我,确实说中了我的毛病。我有三公的高贵地位却盖布被,确实是巧行欺诈,妄图钓取美名。况且我听说管仲当齐国的相,有三处住宅, 其奢侈可与齐王相比,齐桓公依靠管仲称霸,也是对在上位的国君的越礼行为。晏婴为齐景公的相,吃饭时不吃两样以上的肉菜,他的妾不穿丝织衣服,齐国治理得 很好,这是晏婴向下面的百姓看齐。如今我当了御史大夫,却盖布被,这是从九卿以下直到小官吏没有了贵贱的差别,真像汲黯所说的那样。况且没有汲黯的忠诚, 陛下怎能听到这些话呢!”武帝认为公孙弘谦让有礼,越发厚待他,终于让公孙弘当了丞相,封为平津侯。
公孙弘为人猜疑忌恨,外表宽宏大量,内心却城府很深。那些曾经同公孙弘有仇怨的人,公孙弘虽然表面与他们相处很好,但暗中却加祸于人予以报复。杀死主 父偃,把董仲舒改派到胶西国当相的事,都是公孙弘的主意。他每顿饭只吃一个肉菜和脱壳的粗米饭,老朋友和他喜欢的门客,都靠他供给衣食,公孙弘的俸禄都用 来供给他们,家中没有余财。士人都因为这个缘故认为他贤明。
淮南王和衡山王谋反,朝廷追究党羽正紧的时候,公孙弘病得很厉害,他自己认为没有什么功劳而被封侯,官位升到丞相,应当辅助贤明的君王安抚国家,使人 人都遵循当臣子的道理。如今诸侯有反叛朝廷的陰谋,这都是宰相工作不称职的结果,害怕一旦默默病死,没有办法搪塞责任。于是,他向皇帝上书说:“我听说天 下的常道有五种,用来实行这五种常道的有三种美德。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和长幼的次序,这五方面是天下的常道。智慧、仁爱和勇敢,这三方面是天下的常 德,是用来实行常道的。所以孔子说:‘努力实践接近于仁,喜欢询问接近于智,知道羞耻接近于勇。’知道这三种情况,就知道怎样自我修养了。知道怎样自我修 养,然后知道怎样治理别人。天下没有不能自我修养却能去治理别人的,这是百代不变的道理。现在陛下亲行大孝,以三王为借鉴,建立起像周代那样的治国之道, 兼备文王和武王的才德,鼓励贤才,给与俸禄,根据才能授予官职。如今我的才质低劣,没有汉马之劳,陛下特意把我从行伍之间提拔起来,封为列侯,把我置于三 公的地位。我的品行才能不能同这高高的官位相称,平素既已有病,恐怕先于陛下的狗马而死去,最终无法报答陛下的恩德和搪塞责任。我希望交回侯印,辞官归 家,给贤者让路。”武帝答复他说:“古代奖赏有功的人,表彰有德的人,守住先人已成的事业要崇尚文德教化,遭遇祸患要崇尚武功,没有改变这个道理的。我从 前幸运地得以继承皇位,害怕不能安宁,一心想同各位大臣共同治理天下,你应当知道我的想法。大概君子都是善良的人,憎恶丑恶的人,你若谨慎行事,就可常留 我的身边。你不幸得了霜露风寒之病,何必忧虑不愈,竟然上书要交回侯印,辞官归家,这样做就是显扬我的无德呀!现在事情稍微少了些,希望你少用心思,集中精神,再以医药辅助治疗。”于是,武帝恩准公孙弘继续休假,赐给他牛酒和各种布帛。过了几个月,公孙弘的病情大有好转,就上朝办理政事了。
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公孙弘发病,终于以丞相的身份死去。他的儿子公孙度继承了平津侯的爵位。公孙度当山陽太守十多年,因为犯法而失去侯爵。
主父偃是齐地临菑人,学习战国时代的纵横家的学说,晚年才开始学习《周易》、《春秋》、诸子百家的学说。他游于齐国许多读书人之间,没有谁肯厚待他。 齐国许多读书人共同排斥他,他无法在齐呆下去。他家生活贫困,向人家借贷也借不到,就到北方的燕、赵、中山游学,各地都没人厚待他,做客很难。孝武帝元光 元年,他认为各诸侯国都不值得去游学,就西入函谷关,去见大将军卫青。卫青大将军屡次向皇上推荐他,皇上不肯召见。他带的钱财已经花光,留在长安已经很 久,诸侯的宾客们都很讨厌他,于是他向皇帝上书。早晨进呈奏书,傍晚时皇帝就召见了他。他所说的九件事,其中八件是法律条令方面的事,一件是关于征伐匈奴 的事。其原文是这样说的:
我听说贤明的君主不厌恶深切的谏言而是广泛观察,忠诚的大臣不敢逃避重重的惩罚而直言劝谏,因此处理国家大事的好政策才不能遗失,而使功名流传万世。如今我不敢隐瞒忠心,逃避死亡,而要向您陈述我的愚昧想法,希望陛下赦免我的罪过,稍微考察一下我的想法。
《司马法》上说:“国家虽然大,若是喜欢战争,就必然灭亡;天下虽然太平,若是忘掉战争,就必然危险。”天下已经平定,天子演奏《大凯》的乐章,春秋 两季分别举行打猎活动,诸侯们借以春练军队,秋整武器,用以表示不忘战争。况且发怒是背逆的德行,武器是凶恶的东西,斗争是最差的节操。古代人君一发怒则 必然杀人,尸倒血流,所以圣明的天子对待发怒的事非常慎重。那致力于打仗取胜、用尽武力的人,没有不最终后悔的。从前秦始皇凭借战胜对手的兵威,蚕食天 下,吞并各个交战的国家,统一天下,其功业可与夏、商、周三代开国之君相同。但他一心取胜,不肯休止,竟想攻打匈奴。李斯劝谏说:“不可以攻匈奴。那匈奴 没有城郭居住,也无堆积的财物可守,到处迁徙,如同鸟儿飞翔,难以得到他们加以控制。如果派轻便军队深入匈奴,那么军粮必定断绝;如果携带许多粮食进军, 物资沉重难运,也是无济于事。就是得到匈奴的土地,也无利可得,遇到匈奴百姓,也不能役使他们加以守护。战胜他们就必然要杀死他们,这并非是为民父母的君 王所应做的事。使中国疲惫,而以打匈奴为心情愉快之事,这不是好政策。”秦始皇不采纳李斯的建议,就派蒙恬率兵去攻打匈奴,开阔了千里土地,以黄河为国 界。这些土地本是盐碱地,不生五谷。这以后,秦朝调发全国的成年男人去守卫北河地区。让军队在风沙日晒中呆了十多年,死的人不可胜数,始终没能越过黄河北 进。这难道是人马不足,武器装备不充裕吗?不是的,这是形势不允许呀!秦朝又让天下百姓飞速转运粮草,从黄县、腄县和琅邪郡靠海的县城起运,转运到北河, 一般说来运三十钟粮食才能得到一石。男人努力种田,也不能满足粮饷的需求,女子纺布绩麻也不能满足军队帷幕的需求。百姓疲惫不堪,孤儿寡母和老弱之人得到 供养,路上的死人一个挨一个,大概由于这些原因,天下百姓开始背叛秦王朝。
待到汉高帝平定天下,攻取了边境的土地,听说匈奴聚积在代郡的山谷之外,就想攻打他们。御史成进谏说:“不可进攻匈奴。那匈奴的习性,像群兽聚积和众 鸟飞散一样,追赶他们就像捕捉影子一样。如今凭借陛下的盛德去攻打匈奴,我私下里认为是危险的。”汉高帝没接受他的建议,于是向北进军到代郡的山谷,果然 遭到平城被围困的危险。汉高帝大概很后悔,就派刘敬前往匈奴缔结和亲之约。这以后,天下人民才忘记了战争的事。所以《孙子兵法》上说:“发兵十万,每天耗 费千金。”那秦朝经常聚积民众和屯兵几十万,虽然有歼灭敌军,杀死敌将、俘虏匈奴单于的军功,这也恰恰足以结下深仇大恨,不足以抵偿全国耗费的资财。这种 上使国库空虚,下使百姓疲惫,扬威国外而心中欢乐的事,并非是完美的事情。那匈奴难以控制住,并非一代之事。他们走到哪里偷到那里,侵夺驱驰,为此为职 业,天性本来如此。所以上自虞舜、夏朝、商朝和周朝,本来都不按法律道德的要求来督导他们,只将他们视为禽兽加以畜养,而不把他们看作是人类。上不借鉴虞 夏商周的经验,下却遵循近世的错误作法,这正是我最大的忧虑,百姓最感痛苦的事情。况且战争持续一久,就会发生变乱;做事很苦,就会使思想发生变化。这样 就使边境的百姓疲惫愁苦,产生背离秦王朝的心情,使将军和官吏们相互猜疑而与外国人勾结,所以尉佗和章邯才能实现他们的个人野心。那秦朝的政令所以不能推 行的原因,就是因为国家大权被这两个人所分的结果,这就是政治的得和失的效验。所以《周书》上说:“国家的安危在于君王发布什么政令,国家的存亡在于君王 用什么样的人。”希望陛下仔细考察这个问题,对此稍加注意,深思熟虑。
【说明】
本文是公孙弘和主父偃的合传,并附录了徐乐、严安的两篇奏疏。至于篇末的王元后的诏书和班固的赞语,皆为后人所加,非司马迁原文。
传中记述了平津侯公孙弘以布衣而封侯,官至丞相,位列三公的经历,肯定了他官高戒奢,躬行节俭,倡导儒学,有益于教育事业发展的功绩;也肯定了他谏止征伐匈奴和罢通西南夷,关心民间疾苦的思想和行为;同时也指斥了他曲学阿世,“为人意忌”等缺失。
传中也记述了主父偃与徐乐、严安谏止征胡及通西南夷之事,表现了他们反对穷兵黩武,重视民间疾苦的思想;特别记述了主父偃“诸侯得推恩分子弟”的主 张,这是名为推恩,实则削藩,打击诸侯势力的极好主张,对于加强和维护汉代中央集权制的统治有重要意义。传中虽对主父偃骄横之势有所讽刺,但对他的不幸也 表示同情,特别是对当时的世态炎凉深有感慨,寓含着司马迁自己的身世之感。
此文把公孙弘和主父偃这样两个虽有共同的政治态度,但却是冤家对头的人,放到同一传中加以记述,更能看出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斗争的尖锐性、复杂 性。传文中插入徐乐和严安的奏疏,因其思想与主父偃和公孙弘的思想一致,因而并不感到游离,相反却起到强化主旨的作用,显示了司马迁谋篇布局的缜密性和处 理材料的灵活性,给后世写史者以启发。
本传选材主要集中在如何对待匈奴和西南夷的问题上,中心突出,有利于表现主题。另外本文记事简约,前后照应紧凑。特别是论说的内容多以奏疏形式出现, 使叙论相间,浑融交错,既突出了史实,又很好地阐明了司马迁的观点。“太史公曰”一段,作者以“悲夫”二字收束全文,增强了文章的感情色彩和艺术效果。
【译文】
丞相公孙弘是齐地菑川国薛县的人,表字叫季。他年轻时当过薛县的监狱官员,因为犯了罪,被免官。他家里穷,只得到海边去放猪。直到四十多岁时,才学习《春秋》及各家解释《春秋》的著作。他奉养后母孝顺而谨慎。
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天子刚即位,就招选贤良文学之士。这时,公孙弘已经六十岁,以贤良的身份被征召入京,当了博士。他奉命出使匈奴,回来后向武帝报告情况,不合皇上的心意,皇上发怒,认为公孙弘无能,公孙弘就借有病为名,免官归家。
武帝元光五年(前130),皇帝下诏书,征召文学,菑川国又推荐公孙弘。公孙弘向国人推让拒绝说:“我已经西去京城接受皇帝的任命,因为无能而罢官归 来。希望改变推举的人选。”国人却坚决推举公孙弘,公孙弘就到了太常那里。太常让所征召的一百多个儒士分别对策,公孙弘的对策文章,按等次被排在最后边。 全部对策文章被送到皇帝那里,武帝把公孙弘的对策文章提拔为第一。公孙弘被召去进见皇帝,武帝见他相貌非常漂亮,封他为博士。这时,汉朝开通西南夷的道 路,在那里设置郡县,巴蜀人民对此感到困苦,皇帝命公孙弘前去视察。公孙弘视察归来,向皇帝报告,极力诋毁西南夷没有用处,皇上没采纳他的意见。
公孙弘为人雄伟奇异,见闻广博,经常说人主的毛病在于心胸不广大,人臣的毛病在于不节俭。公孙弘盖布被,吃饭时不吃两种以上的肉菜。后母死了,他守丧 三年。他每次上朝同大家议论政事,总是先开头陈述种种事情,让皇上自己去选择决定,不肯当面驳斥和在朝廷上争论。于是皇上观察他,发现他的品行忠厚,善于 言谈,熟悉文书法令和官场事务,而且还能用儒学观点加以文饰,皇上非常喜欢他。在两年之内,他便官至左内史。公孙弘向皇帝奏明事情,有时不被采纳,也不在 朝廷加以辩白。他曾经和主爵尉汲黯请求皇上分别召见,汲黯先向皇上提出问题,公孙弘则随后把问题阐述得清清楚楚,皇上常常很高兴。他所说的事情都被采纳, 从此,公孙弘一天比一天受到皇帝的亲近,地位显贵起来。他曾经与公卿们事先约定好了要向皇帝谈论的问题,但到了皇上面前,他却违背约定,而顺从皇上的意 旨。汲黯在朝廷上责备公孙弘说:“齐地之人多半都欺诈而无真情,他开始时同我们一起提出这个建议,现在全都违背了,不忠诚。”皇上问公孙弘,公孙弘谢罪 说:“了解我的人认为我忠诚,不了解我的人认为我不忠诚。”皇上赞同公孙弘的说法。皇上身边的受宠之臣每每诋毁公孙弘,但皇上却越发厚待公孙弘。
武帝元朔三年(前126),张欧被免官,皇上用公孙弘当御史大夫。这时,汉朝正在开通西南夷,东边设置沧海郡,北边修建朔方郡城。公孙弘屡次劝谏皇 上,认为这些做法是使中国疲惫不堪而去经营那些无用的地方,希望停做这些事情。于是,武帝就让朱买臣等以设置朔方郡的有利情况来诘难公孙弘。朱买臣等提出 十个问题,公孙弘一个也答不上来。公孙弘便道歉说:“我是山东的鄙陋之人,不知筑朔郡有这些好处,希望停做通西南夷和置沧海郡的事,集中力量经营朔方郡 城。”皇上就答应了。
汲黯说:“公孙弘处于三公的地位,俸禄很多,但却盖布被,这是欺诈。”皇上问公孙弘,公孙弘谢罪说:“有这样的事。九卿中与我好的人没有超过汲黯的 了,但他今天在朝廷上诘难我,确实说中了我的毛病。我有三公的高贵地位却盖布被,确实是巧行欺诈,妄图钓取美名。况且我听说管仲当齐国的相,有三处住宅, 其奢侈可与齐王相比,齐桓公依靠管仲称霸,也是对在上位的国君的越礼行为。晏婴为齐景公的相,吃饭时不吃两样以上的肉菜,他的妾不穿丝织衣服,齐国治理得 很好,这是晏婴向下面的百姓看齐。如今我当了御史大夫,却盖布被,这是从九卿以下直到小官吏没有了贵贱的差别,真像汲黯所说的那样。况且没有汲黯的忠诚, 陛下怎能听到这些话呢!”武帝认为公孙弘谦让有礼,越发厚待他,终于让公孙弘当了丞相,封为平津侯。
公孙弘为人猜疑忌恨,外表宽宏大量,内心却城府很深。那些曾经同公孙弘有仇怨的人,公孙弘虽然表面与他们相处很好,但暗中却加祸于人予以报复。杀死主 父偃,把董仲舒改派到胶西国当相的事,都是公孙弘的主意。他每顿饭只吃一个肉菜和脱壳的粗米饭,老朋友和他喜欢的门客,都靠他供给衣食,公孙弘的俸禄都用 来供给他们,家中没有余财。士人都因为这个缘故认为他贤明。
淮南王和衡山王谋反,朝廷追究党羽正紧的时候,公孙弘病得很厉害,他自己认为没有什么功劳而被封侯,官位升到丞相,应当辅助贤明的君王安抚国家,使人 人都遵循当臣子的道理。如今诸侯有反叛朝廷的陰谋,这都是宰相工作不称职的结果,害怕一旦默默病死,没有办法搪塞责任。于是,他向皇帝上书说:“我听说天 下的常道有五种,用来实行这五种常道的有三种美德。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和长幼的次序,这五方面是天下的常道。智慧、仁爱和勇敢,这三方面是天下的常 德,是用来实行常道的。所以孔子说:‘努力实践接近于仁,喜欢询问接近于智,知道羞耻接近于勇。’知道这三种情况,就知道怎样自我修养了。知道怎样自我修 养,然后知道怎样治理别人。天下没有不能自我修养却能去治理别人的,这是百代不变的道理。现在陛下亲行大孝,以三王为借鉴,建立起像周代那样的治国之道, 兼备文王和武王的才德,鼓励贤才,给与俸禄,根据才能授予官职。如今我的才质低劣,没有汉马之劳,陛下特意把我从行伍之间提拔起来,封为列侯,把我置于三 公的地位。我的品行才能不能同这高高的官位相称,平素既已有病,恐怕先于陛下的狗马而死去,最终无法报答陛下的恩德和搪塞责任。我希望交回侯印,辞官归 家,给贤者让路。”武帝答复他说:“古代奖赏有功的人,表彰有德的人,守住先人已成的事业要崇尚文德教化,遭遇祸患要崇尚武功,没有改变这个道理的。我从 前幸运地得以继承皇位,害怕不能安宁,一心想同各位大臣共同治理天下,你应当知道我的想法。大概君子都是善良的人,憎恶丑恶的人,你若谨慎行事,就可常留 我的身边。你不幸得了霜露风寒之病,何必忧虑不愈,竟然上书要交回侯印,辞官归家,这样做就是显扬我的无德呀!现在事情稍微少了些,希望你少用心思,集中精神,再以医药辅助治疗。”于是,武帝恩准公孙弘继续休假,赐给他牛酒和各种布帛。过了几个月,公孙弘的病情大有好转,就上朝办理政事了。
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公孙弘发病,终于以丞相的身份死去。他的儿子公孙度继承了平津侯的爵位。公孙度当山陽太守十多年,因为犯法而失去侯爵。
主父偃是齐地临菑人,学习战国时代的纵横家的学说,晚年才开始学习《周易》、《春秋》、诸子百家的学说。他游于齐国许多读书人之间,没有谁肯厚待他。 齐国许多读书人共同排斥他,他无法在齐呆下去。他家生活贫困,向人家借贷也借不到,就到北方的燕、赵、中山游学,各地都没人厚待他,做客很难。孝武帝元光 元年,他认为各诸侯国都不值得去游学,就西入函谷关,去见大将军卫青。卫青大将军屡次向皇上推荐他,皇上不肯召见。他带的钱财已经花光,留在长安已经很 久,诸侯的宾客们都很讨厌他,于是他向皇帝上书。早晨进呈奏书,傍晚时皇帝就召见了他。他所说的九件事,其中八件是法律条令方面的事,一件是关于征伐匈奴 的事。其原文是这样说的:
我听说贤明的君主不厌恶深切的谏言而是广泛观察,忠诚的大臣不敢逃避重重的惩罚而直言劝谏,因此处理国家大事的好政策才不能遗失,而使功名流传万世。如今我不敢隐瞒忠心,逃避死亡,而要向您陈述我的愚昧想法,希望陛下赦免我的罪过,稍微考察一下我的想法。
《司马法》上说:“国家虽然大,若是喜欢战争,就必然灭亡;天下虽然太平,若是忘掉战争,就必然危险。”天下已经平定,天子演奏《大凯》的乐章,春秋 两季分别举行打猎活动,诸侯们借以春练军队,秋整武器,用以表示不忘战争。况且发怒是背逆的德行,武器是凶恶的东西,斗争是最差的节操。古代人君一发怒则 必然杀人,尸倒血流,所以圣明的天子对待发怒的事非常慎重。那致力于打仗取胜、用尽武力的人,没有不最终后悔的。从前秦始皇凭借战胜对手的兵威,蚕食天 下,吞并各个交战的国家,统一天下,其功业可与夏、商、周三代开国之君相同。但他一心取胜,不肯休止,竟想攻打匈奴。李斯劝谏说:“不可以攻匈奴。那匈奴 没有城郭居住,也无堆积的财物可守,到处迁徙,如同鸟儿飞翔,难以得到他们加以控制。如果派轻便军队深入匈奴,那么军粮必定断绝;如果携带许多粮食进军, 物资沉重难运,也是无济于事。就是得到匈奴的土地,也无利可得,遇到匈奴百姓,也不能役使他们加以守护。战胜他们就必然要杀死他们,这并非是为民父母的君 王所应做的事。使中国疲惫,而以打匈奴为心情愉快之事,这不是好政策。”秦始皇不采纳李斯的建议,就派蒙恬率兵去攻打匈奴,开阔了千里土地,以黄河为国 界。这些土地本是盐碱地,不生五谷。这以后,秦朝调发全国的成年男人去守卫北河地区。让军队在风沙日晒中呆了十多年,死的人不可胜数,始终没能越过黄河北 进。这难道是人马不足,武器装备不充裕吗?不是的,这是形势不允许呀!秦朝又让天下百姓飞速转运粮草,从黄县、腄县和琅邪郡靠海的县城起运,转运到北河, 一般说来运三十钟粮食才能得到一石。男人努力种田,也不能满足粮饷的需求,女子纺布绩麻也不能满足军队帷幕的需求。百姓疲惫不堪,孤儿寡母和老弱之人得到 供养,路上的死人一个挨一个,大概由于这些原因,天下百姓开始背叛秦王朝。
待到汉高帝平定天下,攻取了边境的土地,听说匈奴聚积在代郡的山谷之外,就想攻打他们。御史成进谏说:“不可进攻匈奴。那匈奴的习性,像群兽聚积和众 鸟飞散一样,追赶他们就像捕捉影子一样。如今凭借陛下的盛德去攻打匈奴,我私下里认为是危险的。”汉高帝没接受他的建议,于是向北进军到代郡的山谷,果然 遭到平城被围困的危险。汉高帝大概很后悔,就派刘敬前往匈奴缔结和亲之约。这以后,天下人民才忘记了战争的事。所以《孙子兵法》上说:“发兵十万,每天耗 费千金。”那秦朝经常聚积民众和屯兵几十万,虽然有歼灭敌军,杀死敌将、俘虏匈奴单于的军功,这也恰恰足以结下深仇大恨,不足以抵偿全国耗费的资财。这种 上使国库空虚,下使百姓疲惫,扬威国外而心中欢乐的事,并非是完美的事情。那匈奴难以控制住,并非一代之事。他们走到哪里偷到那里,侵夺驱驰,为此为职 业,天性本来如此。所以上自虞舜、夏朝、商朝和周朝,本来都不按法律道德的要求来督导他们,只将他们视为禽兽加以畜养,而不把他们看作是人类。上不借鉴虞 夏商周的经验,下却遵循近世的错误作法,这正是我最大的忧虑,百姓最感痛苦的事情。况且战争持续一久,就会发生变乱;做事很苦,就会使思想发生变化。这样 就使边境的百姓疲惫愁苦,产生背离秦王朝的心情,使将军和官吏们相互猜疑而与外国人勾结,所以尉佗和章邯才能实现他们的个人野心。那秦朝的政令所以不能推 行的原因,就是因为国家大权被这两个人所分的结果,这就是政治的得和失的效验。所以《周书》上说:“国家的安危在于君王发布什么政令,国家的存亡在于君王 用什么样的人。”希望陛下仔细考察这个问题,对此稍加注意,深思熟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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