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第9章 胡适的大方向和小框框

任何思想家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他的出现是有其时间和空间的背景的。一胡一 适当然不能例外。所以我们要研究一胡一 适，首先就是检讨他在“中国”（空间）这个特殊的“历史”（时间）长河里的位置；然后才能讨论他在这段历史河流中所发生的作用。

9.1李鸿章的惊叹，汤恩比的茫然

李鸿章以前曾说过，他所处的那段清末的时代，是中国“二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也”。为什么现代中国之“变局”为“二千年来所未有”呢？我们试为李言作注，大致可以这样说：我国自秦汉而后，二千余年的历史之中，我们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经济运作的方式，乃至文化的内涵和价值标准的厘定，一脉相承，实在没有太大的变动。可是这个一成不变的国家组织和社会型态，相沿至满清末季，忽然大“变”特“变”起来。这一“变局”，震撼了首当其冲的国家决策人李鸿章，所以他才认识到此一“变局”为中国二千年来所未有。至于这一“变局”之发生，究竟是个什么性质呢？这一点不但我们的李中堂不懂，连那位被学界恭维为史学泰斗的汤恩比大师，也为之茫然。

汤恩比说，中国文明自秦汉以后就“僵化”了，停滞不前了，没进步了。为什么停滞不前？汤氏就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甚至胡说一通了。至于李鸿章，他一不通马克思主义，二不懂现代社会科学，说不出所以然来，就更为傻眼了。

9.2中国历史上两大“转型期”

再追根问一句，清末这个“变局”，究竟是个什么性质呢？说穿了，这个“变”原是一种社会“转型”的变动，而这个“转型”之变，在中国近两千年来的历史上，只发生过两次——一次发生在古代的公元前二、三世纪，另一次便发生在李鸿章和我们所生活的现代了。

发生在我国古代的社会转型期，实始于东周之末，而终于秦皇汉武之世。一“转”数百年，才又产生出另一“定型”来。一“定”两千年，直至清末，才又开始作第二次的“转型”。李中堂不明此道，才为之惊叹不置。

要知道第二次是如何的“转”法，我们得先看看第一次是怎样变动的。

那发生在古代的第一个“转型”，转变了些什么呢？长话短说，主要的有下列三项：

一曰废封建、立郡县也。“封建制”是初民“部落主义”的滥觞。“郡县制”则是更高一级的，中央集权的大帝国中的文官制度——清代中叶中央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施行“改土归流”的政策，便是这一转型的零星的延续。清末大臣且有主张把属国朝鲜“郡县化”，事实上也属于这一类。今日北京的人民政府，对西藏内蒙的政策，也是变相的“废封建、立郡县”。

由封建到郡县的“转型”原是人类政治管理上的一大进步。

二曰废井田、开阡陌。井田是土地公有制或国有制。“开阡陌”则是开放国有土地，任民买卖。化土地公有为私有。此一演变早见于东周之初。至秦孝公时，始为商鞅所落实。商君之后，一沿两千年，至二十世纪五〇年代，始为毛君土改所逆转。王莽当年亦尝试行类似的逆转土改。土改未成却把自己的脑袋搞掉。

土地公有和土地私有，孰优孰劣？大家去见仁见智吧！

三曰由百家争鸣，转变为独崇一术。秦始皇所独崇的是法家；汉武帝所独崇的即是儒家。哲学不同，独祟则一也。至于处士横议、百家争鸣，和罢黜百家、独崇一术之间的是非优劣，吾不愿主观地评论之。此地只说明这个“转型”的事实罢了。

我国古代的国家和社会就为这三椿小事而“转型”。一转敷百年，死人千万，才转出个大一统帝国制度，这个中国特有的“定型”来。此一固定的型态一延两千年未变。到清末才再度转型，面对此二千年所未有之变局，李鸿章就为之张目结舌了。

第二次“转型”要转出些什么来？

我国古代的第一次“转型期”，大致延长了三百年，才转出一个农业大帝国的“定型”来。根据这个定型，我们再作第二次“转型”，又能转出个什么样的“定型”来呢？将来的“定型”大致也不会超出三项主要原则。这三项应该是：

第一，化君权为民权也。这一转变，李鸿章不及见，而我们今日则看得很清楚。因为这一政治权力的蜕变是层次分明的。从满清大皇帝、老太后，传子传妻的绝对权力，通过袁蒋毛三公掌权的不同形式，直到一邓一 小一平今日的“垂帘听政”，到李登辉的三权互制。如今己转了八十年。可怜的“转型期”中的中国老百姓，虽然被他们“转”得死去活来，但是君权递减的现象，还是很明显的。何时才能“转”出个民权的定型来，今日虽尚未可期，但是趋势倒是很值得乐观的。

第二，化农业经济为工商业经济也。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生产方式是前一期的定型。今后的生产方式，当以工商业为主流。社会经济一变，则百事随之而变。自李鸿章开路矿造洋船之后，我国经济向工业化变动，已有百年以上的历史，而成绩不著。时至今日，此一社会“转型”在台湾已立竿见影；而大一陆 还在摸索之中。中国大一陆 上的经济今天基本上还未脱离以农为主，则其一党一 政制度便无法摆脱中古的老套。何时始能定型，吾不知也。历史家只是看戏的，不是演戏的。所以只有等到大轴戏落幕，才能写戏评。

【附注】本篇落笔于一九九一年，预料大一陆 经济也会“起飞”，初不知其起飞若是之速也。（作者补注于一九九八年一月二十四）

第三，在文化发展上化控制思想为开放思想也。文化的发展原是与社会经济制度同步转变的。社会经济发展至某种程度，文化亦作等位的变动。吾人翻阅世界史，未见有文化领先而经济落后者；亦未见有经济落后而文化超越者。因此经济起飞，则思想必然开放；思想开放，则经济亦会随之起飞。鸡之与蛋、蛋之与鸡，无法辨其先后也。这便是我们当前文化转型之内涵与远景。

在我国二千年历史之中的“第二个转型期”内，我们就为这三桩小事，“转”了一百多年，死人亿万，至今还未转出个“定型”来——虽然这定型的出现可能就在目前。

9.3处士横议中的“一胡一 适学”

读者们批阅拙篇，可能要掩卷一间：足下写了这一大篇，究竟舆“一胡一 适”何关呢？

答曰：这本是一胡一 适这位思想家的“时间”与“空间”的背景。他就在这样的背景里，看出了问题也想出了答案。可是根据这同一背景，看出了问题、想出了答案的现代中国的思想家并不只一胡一 适一人。远一点的有魏源、王韬、容闳、洪秀全、洪仁玕、张之洞、李鸿章等等。近一点的有康有为、粱启超、孙文、陈独秀、李大钊……乃至自夸为“没有我民族就要减亡，文化就要遭殃”的粱漱溟；自认为“伟大导师”的毛泽东和黑猫白猫的实验主义哲学家一邓一 小一平……小一辈方露头角的还有魏京生、严家其、包遵信、苏晓康、刘宾雁等等。他们都是聪明人或自作聪明人；他们对“第二次转型期”内，中国发展之前途与方向，以至将来定型下来的永恒模式，都有各自的看法与主张。严家其就肯定的说，那个未来的定型是个“联邦制”。处士横议、百家争鸣，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莫衷一是。一胡一 适之先生事实上只是这些七嘴八舌的公婆之一而已。但是他却是本篇所讨论的唯一的对象。

“一胡一 适学”如今已再度成为显学。以后更要发扬光大。将来“注疏家”的作品，可能要敦十百倍于一胡一 适本人的著作。笔者不学，早已不想追随时贤，重入注疏之林。只是个人曾一度追随一胡一 师整理其“自传”。在先生生前，余即已把他光辉的一生，分为前后两大段。三十年来拙见未改，既承盛会之中老友不弃，谨再就原论补充之，以就教于通人。

9.4几句疯话，暴得大名

一胡一 适活了七十二岁。在他四十以前的前半生中。他是个“暴得大名”的青年（甚至是中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启蒙大师。他没有槍杆、没有政权，但是年未而立便把当今世界上一个影响人口最多的，最全面、最古老的文明砸得七零八落；砸得天下喝采，砸得全民族的下一代鼓掌称快。

青年一胡一 适究竟“启”了些什么“蒙”呢？让我们三言两语带过：曰“打倒孔家店”也；曰“全盘西化”也；曰“废除文言、使语文一致”也；甚至“废除汉字，用罗马拼音”也……

这些话出诸一位二十七、八岁的青年之口，在中国三千年的历史之中，任何一个时代里都是罪足砍头、甚至诛九族的疯话！可是在二十世纪的初季，一胡一 适竟靠这些疯话而“暴得大名”，享誉国际；出了一辈子锋头，至死不衰，何也？一言以蔽之，青年一胡一 适是在替他青年期那个时代说话！他是那个时代的文化发言人，所以能一唱百和。可是一胡一 适的青年期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时代呢？读者如不惮烦，且让我们为这一时代精神的发展，再来搜搜根。

9.5李鸿章的“四个现代化”

前段已言之，我国三千年历史上，只发生过两个社会转型期，而这两个转型期的形成，却有性质上的不同。那发生在古代的“第一个转型期”是“自发的”、“主动的”——它是我国自己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舆外族无关。

但是发生在我们现代的“第二个转型期”则是“他发的”、“被动的”。我们原对我们自己的政治制度、社会型态、生活方式十分满意。我们原不要“转型”，而我们终于转型。实在是外族强迫的结果。

外族怎样强迫我们呢？说来极简单。在鸦片战争（一八三九～一八四二）以后，西方帝国主义不断地侵略我们，我们不停的打败仗、割地赔款。要对付外夷，就要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这样我们就出了第一个夷务专家魏源。他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换言之，就是要向洋人学习 科技。用目前的语言来说，就是“四个现代化”。

魏源之后，把魏源思想进一步发展的便是张之洞一黟人所倡导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再用句目前的语言，那就是“四个现代化”（用），加“一个坚持”——“坚持孔孟之道”（体）。

把这项体用之学发展到最高峰的，还是我的老乡李鸿章。在甲午之前，李鸿章所搞出的一些“坛坛罐罐”（借用一邓一 小一平语），像强大的“北洋海军”，真是煞有介事。谁知李氏这写坛坛罐罐罐被日本小鬼几炮便打得一精一光。

9.6魏京生、康有为、孙中山

甲午战后，搞“四化”的人泄气了。他们知道光是发展“科技”，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光是发展科技，科技也搞不上去。中国问题之真解决，还得靠“第五个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因此一时之间，全国的进步分子，都变成了魏京生。而魏京生主义者又分为文武二派。文派主张缓进，搞英国式的“君主立宪”。他们的领袖便是康有为。武派主张激进，搞美国革命式的“建立民国”。他们的领袖便是孙中山。辛亥革命一声炮响，两派合流，就真把个民国建立起来了。

可是魏京生的“第五个现代化”，在民国初年还是彻底的失败了——失败到“民国不如大清”、“袁世凯不如光绪爷”……军阀横行。

我们搞了半个世纪的“四化”（科技现代化），救不了国。再搞二十年的“政治现代化”，还是救不了国，并且愈来愈糟，何以如此呢？全国的上下阶层均不得其解，忿激之余，便激出个一胡一 适和一胡一 适的时代了。七十年过去了，同样的失败，在大一陆 上又激出个“河殇派”来。

9.7“西化”的最后阶段：“全盘西化”

一胡一 适（乃至今日的“河殇派”）认为只有两位西方老头“赛先生”（科学）和“德先生”（民一主 ）才能救中国（这两位老头的中国名字是陈独秀取的）。但是中国为什么出不了自己的赛先生和德先生呢？那是我们民族文化里有其内在的死桔。我们民族文化害了癌症，已面临死亡了。“中国不亡、实无天理”（一胡一 适语）。与其天要其死，不如人促其亡。“中国文化”这个病老头既然非死下可，那就把他病榻上的氧气管抽掉，让他早日死去。老头死了，孔家店打烂了，然后子孙们脱胎换骨——“全盘西化”！

这就是一胡一 适青年期，那个“五四”前后的时代的时代精神；它也是中国近代“转型期”中，一阶段按一阶段，循序而来的“西化运勤”的最后阶段。说“疯话”时青年一胡一 适，便是这一阶段的发言人。他在他本阶段所起的“启蒙”作用，和魏源、张之洞、康有为及（早期的）孙中山在其各自的阶段中所发生的作用并无两样。

9.8科技现代化只有一个，政治现代化花样繁多

“西化”这个东西，在魏源时代叫做“通夷务”；李鸿章时代叫做“办洋务”。张之洞叫“一习一 西学”；一胡一 著叫“西化”。二次大战后改名“现代化”。在现在大一陆 上叫做“向先进国家学习 ”或“向国际水平看齐”等等，其实都是一样的货色，只是时间有先后，学习 分量有多寡而已。

魏源的通“夷务”（正如一邓一 小一平的搞“四化”）指的是单纯科技。张之洞所倡导的只是“半个西化”。上述魏、康、孙三公所坚持的则是“政治西化”。至于二〇年代进入中国的共产主义，和三〇年代进入中国的法西斯，也都是“西化”，或可名之日：“偏激的西化”。搞“人权”、搞“民权”原都是西化的一部分。毛泽东否定“人权”这个概念说，没有“天赋人权”，只有“人赋人权”，或可叫做“欠通的西化”。

所以搞“西化”（现名“现代化”）也是分门别类、花样繁多的。当然我们如专搞“科技现代化”或“四个现代化”，那么“四化”或“现代化”就只有一个。但是我们进化到政治、经济、社会、伦理各部门来，那么花色就谈不完了。盖“西化”者始自“西方”也，而“西方”并不是个整体。笔者即尝为“西方”学生授“西方文化史”。在其各民族文化传统之间，别其异同。如希伯来之异于亚利安也，盎格鲁?萨克逊之异于日耳曼也；拉丁之异于条顿也……如此，再回看我国近百年来的“西化运动”又何择何从哉？

9.9孙中山权“变”，一胡一 适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