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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改朝换代

  最近发生了很多事,都是大事,也可以说,全是王家栋的喜事,可是,他却高兴不起来。
  第一件值得一提的大事,是载沣当上了摄政王。
  后来的一些史书,将载沣写成保守派,根本原因在于他打击改革派的袁世凯,将庚子事件之后,袁世凯力主而老佛爷拍板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一一推翻。载沣的新政,主要集中在两大方面,一是加强军事建设,更加牢固地控制军权;二是效法西方,大力发展现代工业。
  慈禧死后不足一个月,载沣便下令编练禁卫军。此前,京城的拱卫,慈禧全部交给了袁世凯编练的新军。有人说,当初,载沣要杀袁世凯时,袁世凯若不是逃往天津,而是赶去段祺瑞的军营,载沣的摄政王可能当不满一个月。同时,载沣还干了几件事,下令裁撤近畿各省的新军督练公所。这个督练公所,是袁世凯新军的兵源输送器,有了这些督练公所,新军就会兵源不断。载沣裁撤督练公所,就是截断了新军的兵源。
  袁世凯编练新军,实际给各省提供了一个榜样,各省都有样学样,开始编练自己的新军。当然,因为袁世凯是练兵大臣,所以,各省编练的新军,严格意义上,还是袁世凯的部队。这支部队成了载沣的心头之患,也成了清王室的心头之患,必除之而后快。
  怎么除?自然是把兵权收回来。载沣的做法是将各省新军收归陆军部统一指挥,并且成立军谘府以掌管军事,再在此基础上成立海军部,设立贵胄学堂,专收满人,以培养满族高级军事人才。
  为了控制军队,载沣有一系列任命,命令载泽、毓朗、善耆等掌管建立新军事务,任命桂良为江宁将军,风山为广州将军,荫昌为陆军大臣,载洵为海军大臣,载涛为军谘府大臣。
  如此一来,全国的军权,就掌握在满族亲贵的手里了。
  载沣的这些举措,令举国一片欢腾,一些谄媚人士在那里鼓吹,称载沣具有经天纬地之才,小小的几招,令老佛爷执政时期旁落的军权回归朝廷。
  载沣要养军,自然就需要钱,钱从何来?当然要从发展工业和商业而来。因此,对于具有现代化工业色彩的工业企业,载沣是大力扶持,王记胭脂坊也因此被他列入重要扶持企业名录。
  从这种意义上说,王家栋应该高兴才对。可他高兴不起来,根本原因在于,父亲不断告诫他,欲速则不达,要戒急用忍,要善用中国的中庸之道。年轻人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急躁,就是头脑发热,就是冒进。王家栋刚刚执掌王家事务的时候,做过很多冒进的事,后来证明,这些事不光没有顺利推进,反而惹出一系列麻烦。
  载沣如此激进地推行军事改革,实在是太冒进了。另一方面,他大举任用的那些满人,绝大多数志大才疏,让这些人去统治军队,军队将可能成为最大的隐患。
  第二件大事,自然就是罢黜袁世凯。袁世凯抓了童爷,令王家栋焦头烂额,几乎陷入破产的绝境。现在,袁世凯被罢黜,童爷的案子似乎有了更大回旋的余地,王家栋自然应该高兴。
  可这种高兴,是为一己之利,也是因为眼前之利。而从国家的长治久安来看,罢黜袁世凯并不是聪明之举。罢黜一个袁世凯,或许不会引起太大反响,问题在于,一旦任命一系列满族军事高官,就等于向全国表明,载沣本人不信任汉官。如此一来,汉官人人自危,个个心惊。而最强大的军队,也就是袁世凯训练的新军,又是掌握在汉官手里的。汉官自然要找机会表达对朝廷的不满。
  果不其然,就在袁世凯从天津返回之时,段祺瑞出手了。
  段祺瑞有一支部队驻守北京南苑。某天,这支部队的几个小兵赌博引发冲突,打了起来。这原本是一件平常小事,段祺瑞却拿来大做文章,带着大部队从保定赶到南苑,有事没事放几炮,整个北京城顿时陷入惶恐之中,以为八国联军又打过来了。
  军队是国家利器,用得好利国,用不好祸国。事实在那明摆着,将这些军队交给汉人,满清朝廷不放心。如果将这些军队交给满人,那些军人不服。
  面对这样的局势,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将军权从袁世凯手里夺走,显然是对的。可仅仅是罢黜而不是杀掉,就是大错而特错了。此外,将军权控制在朝廷也是对的,可用那些没点真本事的亲贵掌兵,又是大错特错了。或许,最佳办法是将兵权分散,比如换防、混编等。
  载沣实在是太年轻了,做事鲁莽,不懂得找最佳办法。其结果只能是令军队混乱,从而导致整个国家的混乱。
  还有一件事,也是王家栋应该高兴的,可他同样高兴不起来。
  老佛爷一死,李莲英自然不可能再担任大内总管,手里的权顿时没了,王家栋所面临的危机自然就解了。
  可是,他还是不开心。根本原因在于,走了一个李总管,说不定就会来一个张总管,整个后宫一定会重新洗牌,而新换上来的人,个个都是饿鬼,他们的贪欲会更进一步得到释放。要将这帮人的肚子填饱,不是一时一刻的事。
  载沣当上了摄政王,而他三岁的儿子成了皇上,王家栋自然要表示祝贺。问题是,当上皇帝之后,这一家全搬进了宫里,禁卫森严,王家栋根本没法进去。左思右想,还只能从荣府入手。王家栋暗想,反正这钱也是从小童子那里省下来的,只要抓住了摄政王,以后还能少了我的好处?他当即开了十万银票,送进了荣府。
  眼看宣统年的第一个春节将临,新帝登基,自然要大肆庆祝一番,离春节还有几天时间,紫禁城早已经张灯结彩,那些市井小民,也开始以各自的方式做好了迎新的准备。
  总结这一年,王家栋可以说失算多多,磨难不断,所有恩怨情仇都在此时画上了一个休止符,一切都得期待来年。为了这个新期待新希望,王家栋就想风风光光地过个年,将一切霉运终止。
  这天,他正领着店里的堂倌挂灯笼,贴桃符,孙公公来了。王家栋正指挥人将灯笼挂上,没注意到身后的孙公公。当然,孙公公此前和他的关系紧密,而童爷事件之后,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有些微妙变化,就连春节礼,王家栋都懒得送了。
  王家栋不送节礼,自然有其理由。如今李总管已经不管事了,孙公公作为李总管的人,又不是地位很高的大太监,还能有什么好日子?犯不着拿自己的热脸去贴孙公公的冷屁股。所以,就算他看到了孙公公,也会故意装着没见。
  孙公公倒不在乎这些,站在王家栋身后,道了声:“王掌柜,恭喜恭喜。”
  王家栋不得不转过身来,道:“哟,是孙公公啊。我哪有什么喜事?整整一年都在走霉运呢。”
  孙公公道:“你还不知道吧,新主子发了话,把京西胭脂铺的专供停了。”
  “停了?”王家栋一惊,“契约不是还没到期吗?”
  “到没到期,还不是主子一句话的事?”孙公公故作神秘地问,“你不想知道,新合约给了谁?”
  王家栋暗吃一惊。老佛爷的权力够大吧,她老人家都懂得,权力不能滥用,像后宫专供这种事,还要找方方面面的人议一议,平衡各种关系。眼下这个新主子,想停就想,想改就改,全凭自己一句话。他大概以为,权力就是那个位子吧?可这样的位子,你坐得稳坐不稳,还是两说呢。如此胡为,国家还能有个好?
  孙公公见王家栋不语,道:“王掌柜,你就等着好事吧。”
  王家栋再次一惊,难道说,摄政王把这个专卖权给了王记胭脂坊?这是不是说,自己送的那十万两银票起了效果?就算如此,那又怎么样?不就等于王家栋替摄政王跑腿,而摄政王赚走了利润?
  怎么说人家也是宫里的人,表面上的礼节,还是要尽到的。王家栋收回思绪,对孙公公道:“孙公公,请里面用茶。”
  如果是从前,王家栋一定请孙公公到家里用茶。可此一时彼一时,孙公公不再有在家里款待的资格,只是请到了店里。为了谈生意方便,店里有一间会客室,茶具齐全。
  孙公公坐下,喝了一口茶,道:“王掌柜,你的时运来了啊。”
  王家栋说:“公公尽取笑了,几年下来,我虽兢兢业业,可所背的债也越来越多,哪来的时运?”
  这话是想刺孙公公一句,托了你们这些阉人的福,我可是亏了大钱。孙公公却不以为意,道:“你大概还不知道。新主子下了旨,要大力发展工业,还提出要工业强国。他已经指示工部造一个名录,选出一批商号店号,列入国家扶持的对象。我听说,工部所列的名录中,胭脂行业只有王记和京西胭脂铺。”
  王家栋说:“京西胭脂铺是行业的龙头老大,自然少不了他。”
  “那可不一定。”孙公公道,“你大概还不知道。京西胭脂铺的宛平工厂投产的时候,新主子搞过一次微服私访,问了晁信义几句话。晁信义这小子到底是太年轻,又不知主子的身份,说话没轻没重,把爷给得罪了。”
  这事王家栋还从来没听说过,问道:“怎么得罪了?他说了什么?”
  “能说什么?”孙公公端起茶杯,喝了一口,“不积口德呗,说什么当今的政府烂透了,不改朝换代,中国是不可能有大发展的。”
  王家栋大吃一惊,晁信义真会这样说?而且是对一个陌生人说?转而一想,可能性很小,商人都很慎重的,尤其谈论国家大事,绝对怕隔墙有耳。更何况,晁信义若真是对当时的醇亲王说了这话,那还不惹下杀身大祸?可见,晁信义只可能说了几句醇王爷不爱听的话,而这几句话又被别人放大了。
  孙公公说:“除了这件事,京西胭脂铺死抱着袁世凯的大腿,也是新主子不喜欢的。所以,这个名录呈上御批的时候,还能留下京西胭脂铺吗?我和你打一万两的赌,一定不会留下来。”
  不管是否有京西胭脂铺,如果朝廷真的弄出一个名录,将一批企业列入国家扶持计划中,这对整个中国的经济发展是有好处的。真有这一天,王记胭脂坊就会有飞跃式发展了。转而一想,这事同样没什么好喜的。如今这个世道,就算赚再多的钱,也是拿来填贪官的,真正落到自己口袋里的又能有多少?
  扯了几句,孙公公又把话题转了,开始谈宫里的一些事。
  孙公公说,现在,宫里正忙着重新洗牌。朝廷是载沣主政,后宫却是光绪皇帝的遗孀隆裕太后主政。光绪皇帝是被老佛爷囚禁致死的,对此,隆裕太后自然愤恨,可这种恨,不可能发泄在慈禧太后身上,代其受过的,便是慈禧太后宠信的那些太监,首当其冲的便是李莲英。
  隆裕太后一旦掌握后宫,第一件事便是换了大内主管。以前的李总管,那是多么辉煌,大小官员进宫,第一件事都是拜会李总管。而如今,却是备受冷落,连个问候的小太监都没了。李莲英大概也意识到,这还仅仅是第一步,自己若是仍然留在宫中,很可能死无葬身之地,因此,他已经向隆裕太后提出退休。
  毕竟,马上就要过年了,隆裕太后并没有回复此事。孙公公说,估计春节一过,隆裕太后就会批复。
  王家栋暗想,那又怎么样?李总管一旦出宫,自然有一批既得利益者会失势。可同时,又有一批人起来,这些人同样会大贪特贪。这样一个政府,成了一部培养贪官的机器,走了旧的来了新的,只不过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真不知这个国家还有希望没有。
  孙公公在那里说话,王家栋应得很少。孙公公看出来了,因而问道:“你怎么像是不太高兴?是不是还在为童爷的事担心?你放心好了,那件事已经过去了。”
  王家栋问:“过去了?怎么过去的?我一点都不知道。”
  孙公公略犹豫了一下,道:“其实吧,这件事早就已经过去了。当初,是小童子求到李总管跟前,李总管碍着情面,不好不答应,就说,这样吧,你让王家拿五万两银子出来,我把这件事了了。”
  王家栋大吃一惊:“五万两?”
  “你不知道,其实李总管恨小童子,也恨童爷。”孙公公道,“这事儿吧,我是后来才知道的。李总管觉得这个童爷不是个实诚人,打着他的幌子做尽坏事,临了出了事,还要找他揩屁股。他早已经拿定主意,死罪嘛,帮他免了,活罪一定不能逃。可小童子不清楚李总管的用意,以为机会来了,开口就要一百万。”
  王家栋暗想,恐怕不是小童子要一百万,而是你和小童子一起想讹我一百万吧?这时候,你倒是把自己完全撇清了。可整个大清官场,有一个能撇清的人吗?
  孙公公说:“小童子大概以为王家栋一定会拿出一百万。毕竟是毛孩子不懂事,心里没数。也不想想,一百万是他要的?他有这个福气消受一百万不?”
  因为王家栋不仅不肯拿出一百万,甚至连一两都不肯拿,事情就僵了。小童子回到李总管那里没法交代,只好撒谎。李总管这个人,最恨的就是别人向他撒谎。一个人做事对错,那是能力问题,只要态度好,能力不是问题。但如果这个人惯于撒谎,那就与能力无关,而是人品问题。
  李总管认定小童子人口不佳,自然不肯留在身边。前不久,万岁爷下葬,宫里需要选出一批太监看守皇陵,李总管就把小童子送去了。虽然都是太监,一旦被派去看守皇陵,那就永远再没有回宫的机会了。
  没有了小童子,看来这件事是真的过去了。同时,王家栋还记着童爷,因此问了一句。
  孙公公道:“这个你就更不用担心了,判了流刑。”
  所谓流刑,也就是流放,是刑罚中较重的一种,类似于现在的劳改。可现在劳改是有刑期的,中国古代的流放却没有刑期,而流放地又是一些蛮荒之所,流放之人在那里干苦力,活着离开的可能性非常之小。
  三天之后,王家栋正准备吃年饭的时候,宫里的准确消息来了,京西胭脂铺被终止了合同,选定王记胭脂坊为后宫专供商家。
  听到这个消息,李氏和周氏认定这是一件大喜事,都说要好好庆祝,请示王家栋庆祝的规格。王家栋的表情却是极其平淡。为了这个后宫专供,王家和晁家斗了一百多年,什么方法都用尽了,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却是这么轻易就把晁家赶出了皇宫。这种手段,和王家栋的价值观是完全背离的,也让他更进一步看到,这个大清国真的是没救了。
  他什么话都没说,转身就走。
  走进自己的房间,看见黑妞正在里面扫地。
  这个黑妞,王家栋还真拿她没办法。当初,他答应过父亲,要让黑妞填三房。而事过之后,他一直在犹豫,总觉得要正式娶黑妞进门,自己面子上过不去,就把这事拖了下来。
  黑妞呢,因为智力方面的原因,也从来都不会计较这个,只要有吃有喝就行。平常也闲不住,心态还是和当佣人时一样,看到什么就干什么。
  黑妞对于王家栋,只有一个作用,那就是下种。她所生的女儿胭脂已经上学读书了,后来又怀过两次,却不知何故,全都流了。关于这事,王家栋还真是着急。在李氏、周氏身上,他也播种,却没有效果。他也曾想过再续一房,又担心续了之后,还是没有结果,一直处于犹豫之中。他想,再等两年,若是黑妞还没有替他生个儿子,无论如何,他都得再续一房了。
  看到黑妞,王家栋突然想到了香火大业,便向她招了招手,道:“黑妞,你过来。”
  黑妞手里拿着扫帚,看了看王家栋,道:“我不,你又要欺负我。”说着,又弯下腰扫地。
  王家栋看了看黑妞翘着的屁股,有了些感觉,转身将门闩了,走过去,也不多说,动手去脱她的裤子……
  晁信义的想法和王家栋类似,这几年过得特别不顺,似乎总是磕磕绊绊的。眼看要过年了,他就想热热闹闹一场,既让全家上下开开心心,又冲一冲旧年的霉气。
  腊月二十八日,是新历一月十九。晁信义决定在这一天吃年饭。厂里的工人和店里的伙计忙了一整年,也该回家团聚,临走之前,无论如何也得吃一餐年饭。宛平工厂那边,腊月二十六就已经吃了年饭,工人们也都放假了。店里就晚了两天,今天的年饭之后,伙计们也要回家团聚。
  伙计们的年饭摆在厢房里,一共五桌。晁家的年饭摆进了正堂,只有一桌。晁家人丁不旺,晁信义为此特别请王玉堂一家也在自己家里吃年饭,即使如此,仍然只有九个人,六个大人三个孩子。
  这一年其实过得不顺,总是磕磕绊绊,临到年底还遇到袁世凯被贬官,对晁家又是一大冲击。虽说吃年饭是一家团聚,可大家心里都有些纠结。
  正式吃饭之前,大家还没有上席,便坐在堂屋里说话。
  晁承志是难得和王玉堂的儿子王连旺在一起,此次见到,便在堂屋里弹珠子。晁信义的女儿晁迎春见两个哥哥玩得起兴,也要过去玩。晁承志不肯和女孩子玩,道:“去去去,这是我们玩的,你一个小丫头凑什么热闹?”
  晁迎春不依,叫道:“我就要玩,我就要玩。”说着,站到了哥哥面前。
  晁承志正要打呢,见妹妹挡了过来,便推了她一把。晁迎春作势坐到了地上,哭了起来。
  玉堂嫂子说:“连旺,你是哥,你让着妹子。”
  王连旺走过去,拉住晁迎春的手,不说话,将珠子塞进她的手里。她高兴了,立即站起来,开始玩珠子。
  晁灵珊说:“真是孩子,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又对王玉堂说:“玉堂,连旺也有八九岁了吧。你看,一个孩子多孤单,话都不多说。你没想过再生一两个?”
  “想,怎么不想?做梦都想。可生不出来,我都急死了。”王玉堂说。
  “可能是回家少了。”晁灵珊道,“要不,信义,你把嫂子安排到宛平去吧,不能耽误了玉堂的大事啊。”
  玉堂嫂说:“我们王家几代都是单传,恐怕想也没用。倒是东家,你应该考虑一下吧,迎春都六七岁了吧,怎么不给她生个弟弟或者妹妹?”
  王玉堂连忙接过去说:“是啊,东家,想当年晁家那个人丁兴旺哟,过个年几桌都坐不下。”
  这个话题绊动了好多人的心结,晁信义不想大过年的谈这个话题,站起来道:“时辰到了,开始吧。”
  说过,他走到香案前,点上三炷香,然后退回来跪下。所有晁家的人全跟在他的后面跪下。晁家人丁兴旺的时候,这样的场合肯定轮不上女性,所有女性全站在堂屋之外。即使如此,堂屋里也会跪满了人。而现在,晁家男丁只有两个人,晁信义就立了一个新规定,女人也跪。
  花红蓝不是晁家人,自然不用跪。所以,其他人跪下时,她只是站在一旁。
  张淑梅已经走上前,正准备跪下,却又在最后一刻看了花红蓝一眼,然后转身走到花红蓝面前,也不说话,伸手就拉了她,往前走去。花红蓝没料到这一举动,顿时不知所措,想将手抽出来。可张淑梅抓得很紧,她不得不向前走了两步。
  张淑梅已经跪下来了,花红蓝还站在那里,似乎想退走。张淑梅哪里容她退?伸出手又拉了她一下,她没有精神准备,就跪下了。
  晁信义开始给祖宗磕头,晁灵珊等人也开始磕头。花红蓝有些不知所措,最终还是磕了头。
  拜过祖先,大家依次入席。
  晁信义便以一家之主的身份大声宣布点炮仗。院子里早有下人等着这一声命令,于是,一万响的炮仗开始噼里啪啦响起来。晁信义拿起筷子,说了声开吃,晁承志、晁迎春兄妹早已经迫不及待,筷子伸进了碗里。王连旺有些胆小,拿着筷子想往碗里伸,又怕父母骂,看了看父亲,又看了看母亲。
  晁信义一边端起酒杯,要向王玉堂敬酒,一边对王连旺说:“吃吧吃吧,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晁信义和王玉堂喝下了第一杯酒,正准备吃菜,店里的伙计朱三走了进来,道:“东家,王记胭脂坊的赵堂倌来了。”
  “赵堂倌?他来做什么?”晁信义问。
  朱三答道:“不太清楚,他说他们东家有话带过来。”
  毕竟是过年,晁信义也不好不顾礼数,只好站起来,对王玉堂等说:“你们先吃,我去去就来。”
  跟着朱三一起走出正堂,来到院子里,王记胭脂坊的赵堂倌早已经等在那里。
  晁信义自然要客气一番,道:“赵堂倌,真是赶巧了。今天我们京西胭脂铺吃年饭,喝杯酒去。”
  赵堂倌说:“多谢晁掌柜,我们胭脂坊也吃年饭,王掌柜得到一个消息,所以叫我过来对晁掌柜说一声,我还要赶回去。”
  晁信义问:“要不进屋坐一坐,喝杯茶?”
  赵堂倌说:“我们刚刚接到宫里的通知,摄政王把京西胭脂铺的专供权停了,给了王记胭脂坊。我们东家说,这件事太突然了,我们没有准备好。我们的生产能力,是按现在的市场设计的,突然接下这单生意,就会打乱我们以前的生产计划。当然,也一定会打乱京西胭脂铺的计划。我们掌柜的让我来问问晁掌柜,为了我们两家的计划都不乱,能不能这样,货品仍然由京西胭脂铺生产,但贴上王记的商标。如果晁掌柜同意,开了年我们就来具体商量这件事。”
  这个消息,让晁信义觉得脑中有什么炸开了一般。
  一百多年来,京西胭脂铺以其过硬的质量和独特的配方,傲视同业,也因此稳稳地控制了皇室的专供权。而今天,他晁信义却把祖宗争来的专供权失去了。
  是他的产品质量不过关?不是,因为花红蓝,今天京西胭脂铺的产品,比以前更好。是因为王记胭脂坊在品质方面超过了京西胭脂铺?也不是。王记胭脂坊在王家栋的掌控之下,确实在经营等方面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在品质方面,始终无法和京西胭脂铺相提并论。
  京西胭脂铺失去专供权,只有一个原因,这个朝廷已经完全不讲规则。
  晁信义自然想到,自己应该和朝廷打官司。毕竟,彼此之间是有合约的,合约规定某一方违约,必须对另一方予以赔偿,而且,赔偿的数额非常之高。
  可是,他能打这个官司吗?官府衙门都是朝廷开的,衙门还能判朝廷错了?
  令晁信义悲哀的,还不仅仅是晁家失去了持续一百多年的专供权,更意味着,这个专供权的失去,很可能是一个信号,当今这个朝廷恐怕是撑不久了。
  一个失信于民、任意妄为的政权,如果还能长久地维持下去,那恐怕是天下奇谈吧。
  其次,晁信义想到了王家栋的建议。坦率地说,这个建议对京西胭脂铺并没有坏处。在失去宫廷订单的情况下,仍然能保有这笔生意,既保证了京西胭脂铺原计划不变,也保证了京西胭脂铺适当的利润,这是一个共赢方案。晁信义几乎找不到拒绝的理由。然而,他如果接受这个提议,又会觉得极度不爽。
  一屋子的人等着晁信义来吃年饭,晁信义长时间没有返回,张淑梅便离开了饭桌,走出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刚出门就看到晁信义站在院子里,显得那么孤独。她暗吃了一惊,叫了一声“信义”。晁信义根本就没有听见。
  于是张淑梅迎着他走过去,走到他面前时,吓了一大跳,晁信义站在那里,脸上挂满了泪水。大过年的,不是巨大的悲痛,何至于如此?张淑梅一下子傻了,同时也感觉到,丈夫身上所承受的压力,是自己无论如何没法体会的。
  她猛地扑过去,不顾一切地将晁信义抱在怀里。
  这么一抱,晁信义醒过来了,醒过来之后,第一句话说:“大清国完了。”
  张淑梅再次吓了一大跳,猛地伸出手,捂住了他的嘴:“你胡说什么?大过年的,你想吓我啊。”
  晁信义痛苦地摆了摆头,泪水还在哗哗地往下流:“我们晁家,再也经不起折腾了,再折腾,说不定就真的灭绝了。上次大祸,我们晁家好在人多。而现在,我怕了,我真的怕了。”
  张淑梅虽然并不完全清楚丈夫遇到了什么,却也触到了丈夫心灵最深处的一角,她当即说:“别怕,我答应你,我替你生孩子,你想生多少个,我就生多少个。”
  晁信义似乎并没有听她的话,而是沿着自己的思路说:“这世道要乱了啊。”
  张淑梅想的却是另一回事,她道:“信义,你放心,我一定帮你重振晁家。还有,我一定要说服红蓝,让她也来给晁家生孩子。她不是不肯做小吗?那好,我让她,她做大,我做小。”
  世道真就乱了。
  南方闹起了革命党,几年内举行了多次起义。只不过,这些起义很快就被朝廷镇压了,并没有形成大的影响,又因为政府方面刻意隐瞒,民众对此一无所知。
  宣统元年二月,摄政王以宣统皇帝的名义下诏,重申预备立宪,令各省必须在当年之内成立谘议局,切实筹办宪政。绝大多数人都说,中国有希望了。晁信义也觉得,中国有希望了,到底是一个年轻的领导人,要比老佛爷那种既没有知识又没有见识、只懂得权术的领导人要强千万倍。
  时隔不长,冷静地想一想,晁信义发现这里面有问题了。
  君主立宪,已经喊了很多年,可事实上,载沣一上台,摆出的姿态虽然是改革,却与立宪没有丝毫关系。如果他要立宪,就不会排斥汉臣。像袁世凯这种人,就算他的野心再大,当个君主立宪的总理大臣也就到顶了,还能做什么别的梦?也就是说,如果载沣真的是想君主立宪,就不会排斥袁世凯,更不会想到以满族势力来稳固军权。载沣所做的一切,仍然是强化帝制,而不是立宪。
  既然如此,立宪就一定是假的,是个幌子,是用来党同伐异的手段。果然,宣统三年四月,载沣以监国摄政王的名义,任命庆亲王奕劻为第一任内阁总理大臣,负责组织内阁。
  此消息一出,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载沣是在挂羊头卖狗肉,或者说,作为年轻的政治领袖,载沣根本就控制不了政权,真正控制政权的还是那些清廷遗老。比如奕劻,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个。在任命为总理大臣之前,奕劻已经担任了二十多年军机大臣。可慈禧老佛爷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对军机处进行了一番调查,新任军机大臣却没有奕劻。这似乎表明,老佛爷心里清楚,像奕劻这种人,根本不足以支撑未来的中国。
  然而,老佛爷一死,载沣担任摄政王,立即罢黜袁世凯,重新将奕劻召进军机处。世间普遍认为,载沣自知政治斗争经验不足,他所仰赖的正是奕劻,罢黜袁世凯其实就是奕劻总操盘。同样的道理,载沣推行宪政,总操盘同样是奕劻。而现在,奕劻被任命为内阁总理大臣,他会把这个政权带到何方,便可想而知。
  果然,没过几天,上海《申报》报道了广州黄花岗起义的消息。其时,北京的报业还不是太发达,毕竟是天子脚下,言论无法自由,就算是办报,也不太敢秉笔直书。上海就不同,有些在租界办的报纸,什么都敢说,什么都敢写。
  时隔多年之后,便可知这些报纸均有外力背景,那些外国人在暗中支持中国人办报,揭露中国政府的黑暗,从而激起中国人对政府的愤慨。
  四月二十九日,《申报》在第四版刊登新闻《广州又有警耗传来矣》。新闻称:
  文汇报载三十日伦敦电云,广州近日谣言大起,谓西法操练之新军拟于星期六、日与革命党并力占夺广州省城。又所最近消息,有人以炸弹轰炸督署,幸仅损及外屋数椽,其首领业已拘获。又广州电,信云前数日,省城警局缉获匪党多人,迭经研训自认为革命党,并供有同学数百人挟带军械火药由水陆两途混入省城,谋在省中揭号起事,官场得供大惊,正在分投严备,不是上月二十九晚,有外国装者数人携枪向督署轰击,管带金振邦闻声出据,立时阵亡,匪党亦即逃散,刻下官场正在严捕要。
  如果说这篇报道还不太为人所关注的话,接下来的五月三日至九日,《申报》以《革命党起事纪》为题,连续四篇发表长篇连载,报道黄花岗起义的详情。
  这四篇连载简直就像四颗炸弹,引起了全国的广泛关注。
  京西胭脂铺在广州设有分号,这些分号,一方面是总号的分理机构,另一方面也是总号的商业情报机构。所谓商业情报,其实也包括了政治军事情报,所有的政治军事消息,均可能影响商业走向。广州分号在此之前,便已经数次向总号报告,广州乃至整个广东,有革命党活动,他们已经分别在惠州、潮汕等地,举行过多次起义,还曾组织过广州起义,只不过起义流产。因此,他们建议,广州目前的形势凶险,建议撤销广州分号。
  这所有的消息并没有引起晁信义的高度关注。他一直以为,这些革命党人,其实就是像王家栋一样的,喝了点洋墨水,听了点洋经,就以为中国的一切都不好,要革命。正所谓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这样一些革命党人,能闹出什么事?
  等《申报》的系列报道出来,晁信义大吃一惊。原来,南方的革命党在全国已经搞了十次起义,只不过清政府一直压制着,没让消息透露出来。这似乎说明,人心向背,就连清政府也已经意识到,他们只是在勉强支撑着危局。
  更让晁信义吃惊的是,这样的事自己怎么没有得到广州分号的报告?果然在不久之后,他得到消息,广州分号的经理吴正甫,在黄花岗起义发生之时,将广州分号的所有钱款席卷一空,逃到了南洋。
  经理外逃,分号的员工还在。晁信义无计可施,只得匆忙赶赴广州,处理后事。
  到了广州他才知道,这里的人,和京城是完全不同的。他们接受西方思想太多,对于清政府的腐败深恶痛绝。在认识上,晁信义和他们是一致的,觉得这个政府已经彻底烂透了,绝对不可信任,靠现在这个政府,国家只可能继续地烂下去,民众只可能继续地苦下去。但是,对于怎样解决当前的问题,他和绝大多数广州人看法不同。他更希望改良,在他看来,只有改良才不至于造成全国性动乱,不至于生灵涂炭。一旦发生革命,他担心的是全国血流成河,并且几十年都无法安定。然而,当地人却认为,改良只可能让这个已经腐败透顶的政府苟延残喘,他们需要革命,也热情地愿意投身革命。
  此时,晁信义才意识到,中国的人心早已经乱了。而这个乱的根本在于,所有人往上找不到方向,往下找不到底线。
  他所获知的这一切,对他的触动实在太大了。
  当然,晁信义所受的另一方面的触动,即广州分号给他带来的巨大损失。他没有兄弟,只是孤身一人,开分号的时候,不得不寻找经理人。然而,很多经理人和那些官员一样,已经失去了做人的底线,他们唯一的人生目标就是钱。当他们看到有机会获得更多的钱时,便不惜铤而走险。广州的经理人便是如此。
  晁信义处理广州分号的遗留问题时,大吃一惊,实在没想到,吴正甫给他捅下了这么大一个窟窿。
  广州分号是在晁信义手紧时建立的。建立拓展分号,也是晁信义的无奈之举。王记胭脂坊在快速扩张,其分号的收益已经超过了总号,甚至远远地将总号抛在后面。分号的兴旺也快速带动了工厂的发展。所以,晁信义不得不迎头赶上。可是,从开始就有一个难题困扰着晁信义,缺人。他实在没有信得过的人,尤其是没有自己的亲人派到分号去当经理。
  广州分号的吴正甫,实际是晁信义在四川采购原料时认识的,广东人。他和吴正甫有过多次接触,觉得此人头脑灵活,为人忠义。所以,他要开分号的时候,立即想到了吴正甫。晁信义所开的全部分号里,广州分号是最顺利的,所以,晁信义对吴正甫也最信任。
  然而,晁信义绝对没有想到,最信任的人其实一直都在玩自己。最初,广州分号租用别人的铺面,一年多之后,晁信义听从吴正甫的建议,用十万两银子将这个铺面买了下来。
  此次出事,晁信义到了广州,才知道在这件事上,自己被吴正甫骗了。他根本就没有买下这个铺面,所有一切手续都是吴正甫伪造的。不仅如此,吴正甫还拖欠了铺主一年半的租金,又利用花言巧语,骗取店主给了他五万两银子,说是参股。出事之前,吴正甫又以各种名义借了两万多两。
  晁信义将账盘了一下,吴正甫等于卷走了自己二十多万两。
  如此一来,晁信义就面临一个艰难的抉择,是继续开下去,还是立即止损走人?如果开下去,怎么开?广州的革命党闹得如此之凶,今后的局势将会如何?继续开店,会受到怎样的影响?若是开下去,又去哪里找经理?
  用人问题,一直是困扰晁信义的一个大难题。
  他也曾下令各分号,对王记胭脂坊和松下妆品进行过调查,想搞清楚他们是怎么解决这一难题的。各分号报来的消息是,王记采取的是股份制,所有分号经理,都是王记的股东。正因为大家都是股东,王家栋才不担心他们玩自己。
  然而,晁信义无法明白。王家栋会将祖宗的基业分股给其他人?那等于是白给人送钱啊。就算是送股,也要有一个送的办法吧。王家栋到底是怎么送的?晁信义无法搞清楚。
  至于松下妆品,分号调查得到的信息是,他们采取的是批销制。松下妆品制定两个价格,一个是市场价,一个是批发价。他们不开分号,只开分社。分社主要是派送货品,而不搞门店出售。由分社将货品以批发价格送给销售店,任何卖场都可以分销。松下妆品这样做,有一个不得已的缘由,那就是中国政府不同意洋品牌直接在中国经营,必须通过洋行。如果他们也像中国商家那样不受约束,大概早已经将门店开到了全国各地吧。
  晁信义其实早就调查过松下妆品的做法,反复思考过,最后得出结论,没法做。说到底还是定价问题,如果分出两种价格,无外乎两个办法。一是向经销商让利,如此一来,京西胭脂铺的利润率就低了。二是提高市场售价,但市场售价一旦提高,便会影响消费者的购买欲望,搞不好就会导致整体滞销,这个风险太大了。
  晁信义面对诸多困扰,很想找个人商量一下,可他发现,自己竟然没有这样的人。想到这一点,晁信义的情绪极度低落,真想把压在肩上的这副重担扔掉。他如果不想重振祖业,以现在的形势,要过好日子并不是一件难事,何至于如此艰难?
  到了第二天,他又想,不能气馁,目前的困难只是因为没有找到正确的解决办法。世界上任何事都会有办法解决的,最最关键的还在于你得去找,努力地去找。
  既然暂时找不到,不如先放下一切,去王记的店以及松下妆品的分社走一走,看一看。说不定能从他们那里,受到什么启发。
  晁信义作了一番了解,发现王记在广州竟然有五家分号。这个发现让他大吃一惊,吴正甫竟然从来没有告诉他这一消息。
  回到自己的店里,晁信义把店员找来开会,问他们是否知道王记在广州有五家分号,有的店员说知道有一家,有的说知道有两家,没有一个人知道王记有三家以上分号。晁信义极其奇怪的是,这些店员所知的王记分号,所在地点均不同,他们如果将信息凑一下,至少可以知道,王记在广州有四家分号。
  仔细想一想,自己只顾着京西胭脂铺的经营,从来都没有考虑过信息的收集。
  晁信义还发现,王记的分号规模都很小,店面也就十几个平方。相反,京西胭脂铺的分号,店面却很大,每一家都要气派堂皇。京西胭脂铺的分店都是买下房产的,每一家,投入都要十几万两。而王记的店就算盘下来,房产加上货品不会超过五万两。
  晁信义走进了上下九的一家店,这是一家新开的店。晁信义买了一点王记的货品,然后和一个负责人模样的人聊天。聊着聊着两个人就熟了。此人姓王,是这个店的店长。晁信义说:“哦,不知原来是王掌柜。”
  王店长立即说:“我不是掌柜。”
  晁信义很惊讶:“你不是掌柜?那你的掌柜是谁?”
  王店长说:“我的掌柜有两个。一个是王记胭脂坊的大掌柜王家栋,另一个是我们这家店的小掌柜曹乐平。”
  晁信义问:“你们店还有两个掌柜?那谁听谁的?”
  王店长说:“店里所有的事听曹掌柜的。”
  晁信义觉得这里面一定有大学问,便刻意笼络王店长,约他出去喝酒。晁信义自然不会说自己是京西胭脂铺的掌柜,而是说出另一个品牌,这是一个上海的品牌,他们采取的是松下妆品的批销制。晁信义说,他是那个上海品牌的代理人,想将自己的货品送进王记代销。
  王店长说:“如果是代销,你要找别的店,我们只做王记胭脂坊,别的产品我们不销。”
  几杯酒下肚,王店长的话就多了。晁信义有心打探消息,自然就得到了很多东西。原来,曹掌柜并不是在王记胭脂坊占有股份,而是占有这间店百分之六十的股份。在王记胭脂坊,曹掌柜只是一个加盟商,而在上下九这间店,曹掌柜却是大股东。而曹掌柜和王记的合股方式,是曹掌柜以五万元现银入股,王记以货品以及品牌经营权入股。王家栋根本不管曹记的经营,只要控制他们的进货,就知道曹掌柜赚了多少钱,自己应该分多少。
  明白了这一点,晁信义恍然大悟。原来,王家栋是用这种办法开分店的。他在开分店的时候,一分钱的本钱都不用拿出来,还赚走了人家五万的加盟费。而人家之所以肯拿出五万两,看中的是未来的盈利空间。
  晁信义知道自己该怎么处理广州分号了。他把店员召集起来开会,告诉他们财务现状。因为吴正甫携款潜逃,目前广州分号的账面亏损接近八万两。如果谁肯拿出十万两,他愿意出让四成五的股份,让他当店东。
  这些店员都是普通打工者,所有人合力拿个万把两,东借西凑还能行,要拿出十万两,那简直是白日做梦。晁信义说:“你们拿不出,也没问题,你们可以去找亲戚朋友,如果有人看好,可以来谈。”
  店员知道了店里的情况,自然也会意识到,如果不自救,店有可能关门,自己就得失业。晁信义提出解决办法之后,店员很积极,分别找了一切可能找到的关系。晁信义还在当地的报纸上登了广告,公布这一消息。
  让晁信义没想到的是,三天时间,找他接洽的竟然有十几人。
  经反复洽商,晁信义最后决定,以现在的广州分号为主体,另外六家作为广州分号的加盟店。最终结果,广州分号升格为广州分社,加盟者占四成五的股份,出资二十二万。其他六家店,作为京西胭脂铺的分号,但由广州分社领导,每个分号五万加盟费,同样占四成五的股份,由广州分号统一管理。
  合约签署,晁信义不光解决了广州分号的问题,还带着差不多四十万银票踏上返程。
  晁信义并没有立即返回北京,而是在汉口稍作逗留。
  京西胭脂汉口分号,是最早的分号,也是所有分号中最大的,同样,也是最早替京西胭脂铺赚钱的。汉口分号初期由晁信义的堂兄晁信文担任掌柜,由晁家的一位族亲晁汉丰担任署理。后来,晁家大难,晁信义接掌总号,只好让晁汉丰担任汉口分号掌柜。
  正因为是族亲,相对其他分号,汉口分号的经营状况最好。即使如此,晁信义仍然觉得,汉口分号的经营业绩不尽如人意。王记胭脂坊在武汉三镇原本开了三间分号,每镇一间。年初,摄政王将皇室专卖权强行派给王记胭脂坊,使得王记名声大振,他们也就趁此机会,大肆扩张,仅汉口就多开了三间分号。与此相比,京西胭脂铺是远远落后了。
  停留汉口,除了了解分号的经营之外,自然也想了解一些时局。汉口的情况,不至于像广州那般一触即发,但晁信义听说,革命党在汉口的活动同样频繁,尤其是那些年轻的军人,对满清失望至极,很多人同情和暗中支持革命党。
  晁信义有一种预感,整个南方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爆发一场革命。来汉口之前,晁信义是想推广在广州的经验,将现在汉口的分号改为分社,再以加盟的方式,开六到十家分号。可因为担心南方的局势,他不得不审慎,决定再等一等,看一看。
  离开汉口,又去了郑州,停留三天后继续北上,来到彰德府。从彰德下火车后,晁信义没有停留,叫了一辆马车,直奔洹上村的养寿园,拜见袁世凯。
  袁世凯被罢黜后,匆忙离京,先在卫辉住了一段时间,然后来到彰德洹上村。养寿园原是天津盐商何炳莹的宅子,袁世凯将此买了下来,进行扩建,共建了九个宅院,他的九名姬妾各居一院。袁世凯和妻子居于正厅养寿堂。
  隐居之后的袁世凯,已经对他的下属进行了精减,即使如此,他的身边还有两营卫队以及无数下人。晁信义熟悉的盛总管以及袁金标,一直追随着袁世凯。袁金标是袁世凯的本家,原本的职务是卫队副,而现在他已经升为卫队长。
  进入养寿园,晁信义先见的自然是袁金标。袁金标说:“袁公在钓鱼,要不要去看看?”
  晁信义早就听说退隐之后的袁世凯草笠木履,当了一名渔翁。晁信义虽然来过几次,可每次来都是年节,自然看不到袁世凯钓鱼。这次算是赶巧了,恰好可以一睹袁大人钓鱼的风采。
  袁世凯钓鱼也没有出门,而是在养寿园的大花园里。这个园子是袁世凯开天平渠引漳河水进来的,水流不断,园内山森峻石,亭台水榭,极其幽静。晁信义走近,见水面中果然有一艘小船,船上坐着一人,身披蓑衣,头戴草帽,坐在船上安心垂钓。
  袁金标让晁信义上了另一艘小船,将船划到袁世凯的船边。
  袁世凯看到晁信义,大为惊喜,道:“是信义啊,什么时候来的?”
  晁信义道:“刚到。金标说袁公在钓鱼,我觉得有趣,所以过来看看。”
  袁世凯问:“你会钓鱼吗?”
  晁信义摆了摆头说:“从来没有试过。”
  晁信义上了袁世凯的船,袁金标便将船划走了,只留下二人。袁世凯拍了拍身边的船板,道:“信义,来,坐这里。”
  晁信义坐下后,袁世凯又问:“从京城来?”
  “不是。”晁信义说,“从广州来。”
  袁世凯不看他,只看浮标,问:“在广州听说不少事吧?你怎么看?”
  晁信义道:“正因为不懂,所以特意登门请教。”
  袁世凯一阵大笑,道:“我现在是闲云野鹤,早已经远离中枢,耳不聪目不明,闭塞得很。”
  晁信义自然知道,袁世凯是故意谦虚,其实他对天下大事了然于心。他说:“现在,南方革命党闹得凶,我也是刚刚才听说,他们已经搞了十次起义。这些人也真是奇怪,他们好像不怕死一样。”
  “人哪有不怕死的?”袁世凯道,“只不过,那些怕死的人已经死了,活着的自然认为不会死。”
  “不会死?我听说,那个什么孙文,还有黄兴,受到朝廷的通缉,四处躲藏。”
  袁世凯钓到了一条鱼,他将鱼钩提起来,晁信义连忙将鱼取下,放进鱼篓。袁世凯说:“你想,他们为什么能来去自如?那个黄兴,黄花岗上那么多死尸,为什么没有他?因为有人保护他。”
  大概是因为说到了兴处,袁世凯开始分析当前的局势。
  袁世凯认为,当今的中国,说到底还是国外势力在搞渗透。中国是一块大肥肉啊,几百年前,葡萄牙人占了中国的澳门,开始了对中国的殖民地统治。后来,香港又被英国人占了。只不过,到了今天,世界列强中,葡萄牙是衰落了,英国也在走下坡路。当今最强的是德国和日本。
  但是,西方列强和东方的日本是完全不同的。西洋那些强国,对中国虽然也有领土要求,可他们的要求也就是两条,一是租界,二是贸易。也就是说,他们的目的是要在中国赚钱,赚到大钱。日本就不同,他想不想从中国赚钱?自然想。可是,日本只是一个小国一个岛国,物质极其有限,他们能投放到中国市场的物质少得可怜。所以,他们对中国最大的欲求就是领土,有了领土就有了资源。
  从这种意义上说,西洋各国对中国的需求更多集中在经济上,而日本却集中在政治上。为了培植亲日派政治势力,日本不惜血本,在中国的南方和北方,暗中培养了一大批亲日人士,目前,这些人已经形成了势力。就连北洋系内部也有一股很大的亲日势力。
  袁世凯说:“你如果仔细看一看南方革命党的成分,就能明白了,他们绝大多数人是在日本留过洋的,他们在中国闹事之后,受日本人保护离开,跑到日本躲起来。”
  “如果是这样,中国岂不真要乱了?”晁信义问。
  “乱还在其次。”袁世凯说,“怕就怕亲日势力成事,往后五十年甚至一百年,中国都可能是亲日势力的天下。”
  晁信义觉得袁世凯有点杞人忧天了。中国那么大,人口那么多,日本势力又能渗透到何种程度?所以,他说:“不会那么严重吧?”
  袁世凯道:“看吧,连你这么精明的人都看不清,朝廷中的那些蠢材,还有社会民众,他们又怎么看得到五十年、一百年以后的事?这是中国的劫数,逃脱不了的。”
  听了这话,晁信义有些急了,问道:“请袁公教我,我该怎么办?”
  袁世凯道:“你怎么办?你既不是政治人物,也不是军人,你安心做你的生意好了。”
  晁信义对这句话的解读是,中国可能会出现大乱,但是,这种乱仅限于政治人物和军人,不会涉及老百姓。
  这似乎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信号,但对于这个信号的解读,晁信义觉得,自己还需要深思。如果中国的政治出现动乱,老百姓是不是受难最深的?这是需要思考的。
  从河南回到北京,晁信义发现,北京也不太平了。
  晁信义在广州期间,清政府公布了新内阁人选,这个新内阁,旗人和皇族占去了大半。人们忽然发现,载沣要搞的宪政,原来是以满清为主导的宪政,是满族人完全控制的宪政。这个所谓的宪政,其实是满清在集权,只不过是换了个名义。
  革命党人是完全不信任载沣的,这个内阁名单一出笼,使得那些对清政府寄予最后希望的改良派彻底失望,也站到了满清政府的对立面。那些青年学生对这个内阁名单极度失望,开始流行,反对这个名单。
  从媒体消息可知,上海和天津的青年学生,同样对这个名单表示了坚决反对。
  晁信义有一种感觉,如今的中国,南方如同一个巨大的火药桶,而北方也难以平静。恰在此时,极其无能的政府,以一个完全不合国情、不合民心的举措,往这个火药桶里扔了一个火星。
  转眼到了秋天。
  晁信义因为听信了袁世凯的话,无论时局怎么变,老百姓的生活都不会有大问题。因此他下定决心,大举扩张京西胭脂铺。所谓扩张,学的是王家栋的办法,搞加盟经营,对北方的几个分号予以升格,全部改为分社。京西胭脂铺的分社,和松下妆品的分社不同,有较大的经营店面,同时,负责其他加盟分店的管理。其原则和广州分社一致,晁信义占五成五的股份。考虑到各地经济状况不同,市场情况也完全不一样,加盟费方面,各地有差别。天津和上海,主要市场被松下妆品占了,这两地的分社加盟费是十八万,多增加一个分社,加盟费四万。其他地方,如江宁分社、西安分社,则和广州一样。晁信义只选择省级分社,至于分社下面的分号,则由分社负责。
  这件事推进得非常顺利,几个月时间,成立了四间分社,又由四间分社,各组建了二十多家分号。京西胭脂铺一下子增加了一百多万两的账面收入。
  这件事也让晁信义意识到,传统的经营模式,确实已经远远落后了,现代企业要大发展,还需要现代思想、现代模式。他计划中秋节过后,将这一模式进一步全面推开。下一步将在汉口、长沙、南昌、贵阳等地推开。同时,他还要扩大工厂的生产规模,将宛平的工厂扩大一倍。
  眼前中秋节就要到了,这可是晁信义制定重振京西胭脂铺计划以来,最畅快的一个中秋节,他准备要在这个中秋节好好庆祝一番。不想,事与愿违,中秋节的前一天,岳父张寿元病倒了。
  晁信义得信赶过去,见郎中正在给岳父看病,而岳父已经处于昏迷之中。所有的中秋庆祝计划只好停了,晁信义和张淑梅一直守在床榻前。
  中秋节的第二天,新历十月七号,张寿元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永远地告别了这个世界。
  张寿元没有儿子,晁信义就算是他的儿子,所有的后事由晁信义一手操办,风风光光地葬了岳父。
  晁信义的意思是,岳母只剩下一个人,若是还留在张家,实在太孤单,他想把岳母接到晁家,也好让张淑梅照应。可岳母无论如何不肯,她说已经想好了,等过了七七,她就回山西老家。
  实在劝不了老人家,晁信义只好带着妻子返回。回到家中,第一件事就是读报。
  他刚拿起当天的《申报》,便看到一个巨大标题:武昌革命。他迅速翻到第二版,见“武昌革命”的大幅标题下面,是几行字:“余昨日方评武昌革命党之泄事失机,而昨晚得武昌新军之变,省城陷,总督走,督署毁,张彪伤。”
  再看第三版,有一篇与武昌革命相关的消息,叫《专电》:“汉阳又失守,汉阳府逃失无踪。”
  仔细读两篇文章,晁信义开始理清一些脉络。
  原来,继广州起义失败之后,革命党又在九月组织了四川起义,这起起义同样没有成功。而革命党人并不灰心,又决定在湖北一带组织起义。早在此之前,革命党就已经决定,由黄兴、宋教仁或谭人凤来湖北指挥起义。而他们未到之前,早有三个革命党人在武汉活动,这三个人,一个叫蒋翊武,一个叫孙武,一个叫刘公。他们成功地策动了南湖炮队,没想到事情泄露,湖广总督瑞澄得知消息,立即采取断然措施,决定收缴所有新军的子弹。
  新军之中,完全赞同起义的人并不是太多,瑞澄此举等于将所有新军划进了敌对阵营,引起新军的强烈不满。蒋翊武、孙武等人决定在武汉三镇同时起义。岂知,十月九日,孙武等在汉口俄租界配制炸弹,引起爆炸,俄国巡警立即赶到,在现场搜到革命党人的名册、起义文告、旗帜等。
  瑞澄得知消息,立即下令,关闭四城,搜捕革命党人。革命党人见事情泄露,匆忙决定于当晚起义。可是,武昌城内戒备森严,处于各标营的革命党人,根本无法联络,起义计划没法传达。
  这就是《申报》中所述,前一天提到的所谓革命泄事失机。
  按理说,事已至此,起义可能性已经很小,就算起义,也只可能失败。谁都没料到的是,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得到了起义命令。不过,他们得到这个命令的时间,已经是第二天。此时,他们已经意识到,既然名册已经被瑞澄掌握,就算此时不再起义,结果也是一个死,还不如拼起一争,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
  于是,以吴兆鹿为首的第八营,于当晚向中和门附近楚望台军械所发起进攻。此举也算是误打正着,瑞澄想到关闭城门,全城搜查革命党,却没想到往军械所增派兵力,加强防卫。这也充分说明,载沣所用的这些旗人,根本就不具备将兵之才。吴兆麟等八营新军,轻易攻下了军械所,缴步枪数万支,炮数十门,子弹数十万发。如此一来,瑞澄下令收缴子弹,反倒是帮了起义军。那些并不赞同革命军的新军将士,手里有枪,却没有子枪。而那些绿营旗营将兵,主要兵器是长矛大刀,即使有枪炮,数量也少。哪里能和起义军的火力相比?
  第八营这边一打响,驻守地武昌城外的辎重队、炮兵营、工程队也都开始行动,迅速向楚望台集结。这些军队,原本手里没有弹药,一旦进入楚望台,迅速得到补充,顿时弹充粮足。加上武昌城内其他部队,在短时间内汇聚了三千多人。
  仅仅一个多小时后,起义军分三路进攻总督署和旁边的第八镇司令部。无论是总督署还是第八镇司令部,即使负隅顽抗,可因为瑞澄错误的决定,使得他们的弹药与起义军相比严重悬殊。
  而在此时,瑞澄又犯了一个错误,他一见起义军的炮火猛烈,立即吓破了胆,炸开督署的后墙,从长江坐船逃走了。第八镇统制张彪虽然命令还击,可他的火力远远弱于起义军,向总督府呼救,总督府竟然没有人理。
  至天亮时刻,张彪眼见回天无力,只得放弃抵抗,逃走了。起义军先后占领总督府和第八镇司令部。《申报》发消息的时候,不知张彪是逃走,误以为他战死。
  接下来几天,《申报》天天都刊载武昌革命的消息,第二天标题为《专电》的消息称,汉阳已经失守,汉阳府逃失无踪。而《译电》却称:“武昌、汉阳、汉口均为革命党占据……汉阳兵工厂及火药厂亦入革命党之手。”
  连续几天时间,晁信义无心再干别的事,一时只关注武汉的局势。他听信了袁世凯的话,知道革命党人背后有外国势力支持,中国的一场乱是不可避免。但到底会乱到什么程度?这是他必须关注的。
  果然,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政府立即派兵前往武汉,予以镇压。可是,清兵才刚刚准备行动,便得知消息,京广直隶段的漕河铁桥被革命党炸毁,大批的军队被阻在漕河北岸,无法推进。而武汉方面,推举黎元洪为都督,成立湖北军政府,改国号为中华民国。
  清政府自然也没有睡觉,迅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先是在十二日宣布撤销湖广总督瑞澄的职务,命他戴罪立功,暂署湖广总督。令陆军大臣荫昌赶赴湖北,所有湖北各军及赴援军队均受其节制。令海军提督萨镇冰率领海军和长江水师,迅速开往武汉江面。
  十四日,又下诏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督办对武昌起义的“剿抚事宜”。
  然而,清军对革命党作战并不顺利,一败再败。十八日,驻汉口各外国领事馆宣告严守中立。先后有黄州、宜昌两府公开表示支持国民革命,反对清政府。
  从《申报》上看到这一消息,晁信义立即想到袁世凯提到列强对于清政府的态度以及各自扶持势力的现状,才真正相信,中国要乱了,而中国的乱,是因为列强在背后主导。相反,清政府对于这类幕后活动束手无策,尤其对于同盟会的如火之势,缺乏有效应对。
  果然,二十二日,湖南、陕西两省通电响应革命,宣告脱离清政府。此前虽然有黄州、宜昌通告,毕竟只是府级建制,政权和军权都极其有限。现在,却是两个省级政府通告,此事对于清政府的打击极其严重。这就等于说,清政府任命的省级政府,已经对中央政府投了反对票。
  三天后,清政府为了应对武昌事变,稳固南方,新任命的广州将军凤山到任。岂料,凤山极其隐秘的赴任行程,早已经被革命党侦知,在凤山前往将军府的途中设伏,三颗炸弹,将凤山炸成了焦尸。
  此事对于清政府又是致命一击,此事件至少说明两点。其一,清政府军界高层,有革命党人,否则,不可能知道凤山到任的具体时间和路线。第二,凤山的职位相当于现在的广州军区司令员,地位比两广总督还高。清政府连一个如此高官的命都保不住,可见败势已现。
  清政府大概意识到此事不能再拖了,必须以雷霆之势,迅速扑灭武昌的革命之火。要做成这件事,满清权贵没有一个人可用,除了袁世凯,别人根本不可能打赢这一仗。
  此前,清政府已经重新启用袁世凯,任命为湖广总督。可湖广总督的职权,比两广总督小很多,更无法跟直隶总督相比。直至今日,载沣仍然不肯相信袁世凯。袁世凯也深知这一点,借口武汉三镇在民军手中,无法办公,一直留在养寿园没动。
  凤山一死,载沣自感再无人可用,不得不授袁世凯为钦差大臣,要求他即日起启,接替荫昌,统领陆海两军,全权处理武昌事变。
  恰在这一天,京西胭脂铺正在打烊,一匹快马在店铺门前勒住,常风从马背上一跃而下,一脸风尘。
  晁信义一看是常风,大喜过望:“常风大哥,你终于回来了!把我急坏了。”
  这些年,常风和京西胭脂铺的关系始终紧密,晁信义多次和常风商量,希望给常风股份,让他过来帮忙。可常风一再拒绝,并表示,帮忙可以,股份就不要了。此次,晁信义采取加盟的方式扩大京西胭脂铺,常风担任了重要职责。中秋节前,晁信义派常风前往汉口,希望他去组建武汉分社。
  然而,常风刚到,就发生了武昌事变。晁信义这颗心一直为常风提着,担心他有什么闪失。现在见常风赶了回来,自然大喜。
  常风抹了额头的汗水,长长地出了口气:“终于回来了,天下大乱呀!”
  晁信义忙招呼下人把常风的马牵到后院子,一边把常风请到客厅,张淑梅给他倒上茶,晁承志和女儿晁迎春过来亲热地叫常伯伯。两个孩子一个十岁,一个八岁,聪明伶俐,活泼可爱。常风从口袋里掏出从外地带回来的小玩意,分给两个孩子,笑着说:“承志,迎春,你们去玩,伯伯要和你们父亲说话呢!”
  晁信义向常风让了茶,问:“这一路很不好走吧?”
  常风摆了摆头,道:“好几次我都差点被当成奸细抓起来了。”
  “奸细?”张淑梅问,“谁的奸细?”
  常风道:“说起来好笑,民军那边担心我是清廷的奸细,而清军这边又担心我是民军的奸细。”
  晁信义问:“依你看,这次民军能成事吗?”
  常风说:“难说。我听说,很多省都准备宣布独立,脱离清政府。这样闹下去,清政府就成孤家寡人了。”
  晁信义道:“我听说,朝廷在今天任命袁大人为钦差大臣,会不会有些变化?”
  常风摆了摆头说:“袁大人如果在这种时候帮着清政府,那就不是袁大人了。载沣到底是年轻,遇到这样的大事,自己没有主见,又听信那些养尊处优的老家伙。那些人能顶什么事?如果是我,我就会杀了袁世凯,而不是重新启用袁世凯。”
  晁信义大吃一惊,问道:“为什么?”
  常风道:“载沣一上台,就要杀袁世凯,袁世凯会不会记这个仇?而载沣当初为什么要杀袁世凯?就因为袁世凯握有兵权,新军都听他的。而现在,迫不得已再用袁世凯。袁世凯又会怎么想?袁世凯若是把革命军镇压了,他自己能得到什么好?一定会再一次被罢黜,甚至被暗害。清廷为什么会用袁世凯?因为他们知道,袁世凯不可能在这时候投向革命军。他如果投向革命军,只能成为一个小人物,以袁世凯这样的人才,怎么可能接受革命军一个小人物?而袁世凯呢?他也清楚这一形势,因此,他既不会尽力征剿革命军,也不会尽力帮清政府。相反,他会两面施加压力。”
  晁信义道:“常大哥没有从军,真是太可惜了。”
  常风说:“这些话都不说了,你打算怎么办?”
  晁信义说:“我正为这事揪心啊!常大哥有什么好主意?”
  常风道:“依我看,这局势一时恐怕难以改变,甚至可能继续恶化。现在已经有好几个省独立了,我一路走来,听说还有好几个省也会跟着独立。说到底,还是载沣这几年胡搞,不得民心也不得官心,各省都已经反对他了。这样下去,他的政权还坐得稳?接下来,京城会乱成个什么样,实在太难说了。庚子年,就因为子霖叔一念之差,误了全家。我劝你还是早作打算。”
  晁信义心事重重,微微叹息了一声:“人在乱世,身不由己呀!”他已经拿定主意,明天一早就让妻子张淑梅带着两个孩子和姑姑晁灵珊出京城,到常风的家乡躲避战乱。
  晚上吃饭,晁信义和常风,晁信义一对儿女、妻子、姑姑在客厅。工人们在另外的偏厅吃饭。晁信义把自己的主意对妻子和姑姑说了。张淑梅忙问:“信义,你呢?你和我们一起走吗?”
  晁信义摇了摇头:“我不能走,京西胭脂铺必须经营下去,这是祖辈们用血挣下的家业,岂能败坏在我的手中?”
  张淑梅低下头,微微咬着唇,眼泪在眼眶之中转动。
  晁信义看在眼里,疼在心上,他明白张淑梅的心,就是不想和自己分开。张淑梅的父亲已经病逝,母亲万念俱灰,去五台山修行了。对于张淑梅来说,晁信义就是她的全部。
  晁信义忙说:“只是暂时到乡下避一避,以防万一。现在,袁大人任钦差大臣,他不会让局势恶化下去的,我相信,他心里肯定有一盘棋,就看他怎么下。”
  晁灵珊道:“信义,你带淑梅走,我留下来。”
  晁信义果断地道:“不行,我是京西胭脂铺的掌柜,我若不在,人心也就散了,京西胭脂铺也就垮了!”
  常风不好说什么,但他知道,晁信义有自己的主张。
  晁灵珊也不争论,点头答应:“好,我和淑梅带承志、迎春到乡下去躲避一段时间。”她了解晁信义,说一不二,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自己如果不走,就是给他添乱。她对十年前家中的灾难比谁都要刻骨铭心。为了两个孩子的安全,到乡下躲避一段时间完全有必要。
  晁信义柔声安慰张淑梅:“淑梅,你放心吧!我知道该怎么做,如果形势真的很危急了,我会赶到乡下和大家会合。”
  张淑梅柔肠寸断:“嗯!”
  吃完晚饭之后,张淑梅和晁灵珊在收拾衣物。晁信义出了卧室,抬头看对面花红蓝的卧室没有灯光,知道她在后院的制作室里。
  晁家的后院,已经在一年前点上了电灯。京城之中,电灯开始是皇家所用,二十多年以前由北洋大臣李鸿章以洋人贡品的名义献给慈禧太后,之后才是高官和富商们使用。晁信义和摄政王关系不错,京西胭脂铺又鼎鼎有名,自然能用上电灯。但考虑到电灯不菲的价格,晁信义在后院之中安了两盏电灯,在几个重要的制作室也安了电灯。前院用的还是马灯。
  水粉沉淀室的窗户里透出电灯的光线,晁信义走过去,敲了敲门,里面门栓响动了一下,门就打开了。
  花红蓝淡淡地看了他一眼,让到一边。晁信义进了水粉沉淀室,随手把门关上。
  花红蓝一言不发,径直走到工作台前。工作台上摆放着十几个瓷碗,碗里有一些雪泥等水粉。这是花红蓝用空余时间在实验,研究新的品种,已经研究了近十年,始终没有研究成功。晁信义曾经劝过她放弃,但是花红蓝一直没有放弃。
  十年了,花红蓝用自己的脸实验新的产品,因为过敏,一张脸已经变得难看了,没有了昔日的如花容颜。
  “红蓝……”晁信义站在她的身后,心中起伏,低声道。
  花红蓝单薄的身子一颤,轻声道:“你怎么来了?”
  晁信义说:“晚饭商量的事,你没有出声,我来问问你,你是怎么想的?”
  花红蓝说:“我留下来。”
  晁信义说:“我已经想好了,你和他们一起走。”
  花红蓝摆了摆头,道:“我留下来。”
  晁信义说:“你还是再想一下吧。”
  花红蓝说:“我已经想好了。”
  晁信义向前一步,伸出双手,从后面抱住花红蓝,道:“红蓝,这一辈子我欠你太多,永远都还不清了。”
  花红蓝的身子轻轻抖了一下,道:“如果要死,我和你死一起。”
  第二天,张淑梅带着两个孩子,还有姑姑晁灵珊跟常风走了,离开的时候,张淑梅悄悄对晁信义说:“我又有了……我估计是个儿子,调皮得很,在肚子里一直踢我!”
  晁信义心头狂喜:“如果是个儿子,取名晁承兴,如果是个女儿,取名晁冬雪……”
  张淑梅一脸娇羞:“我一定还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只是信义,孩子出生的时候,你都没在身边!”
  晁信义的心中一阵内疚:“淑梅,这个孩子出生的时候,我一定在你身边。”
  送走妻子张淑梅之后,晁信义担心十年前的悲剧重新发生,结算了大部分工人的薪俸,打发他们各自回家。只留下了两个看守柜台的伙计,看守院子的赵三,三个制作工人和花红蓝,还有拉水的木井松因无处可去,主动留下来,继续拉水。
  当天,清政府以宣统皇帝的名义下罪己诏,宣布开放党禁,赦免党人。与此相呼应,山西和云南宣布独立,对于清政府所做的一切,他们已经投了反对票。十月的最后一天,也就是宣统帝下罪己诏的第二天,河南又通电独立。也是这一天,袁世凯终于出山,在信阳接任钦差大臣。似乎是与此呼应,清军攻占汉口。
  十一月一日,以奕劻为首的内阁大臣宣告辞职,清政府宣布由袁世凯接任内阁总理大臣。
  此命虽然公布,袁世凯却没有立即北上,而是由河南信阳推进到湖北孝感,就近指挥清军对民军作战。清军最有战斗力的,是袁世凯训练出来的新军,而分化最大的也是新军。武昌起义正是新军主导,各地闹独立,同样因为新军一些实力派人物的异动。比如云南的蔡锷、山西的阎锡山等。
  蔡锷原是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清朝的军制,一镇相当于一师,每镇设二协,相当于一个旅。在镇这一级,主官是都统,副主官称为副统,所谓协统,可以理解为都统协理或者助理。由此可知,蔡锷的职务相当于清新军第十九师协理师长以及第三十七旅旅长。
  武昌事变后,蔡锷积极响应,举行起义,被推举为大汉军政府云南大都督。
  阎锡山原是山西新军第四十三协第八十六标教练官与标统。相对于其他省,山西的兵力并不多,只有一个混成协,共三千余人,下属八十五、八十六两标。武昌事变后,山西新军立即着手起义。不料,山西巡抚陆钟琦担心新军乱起来,命令收起了新军的所有子弹。直到几天之后,清政府下令山西派八十五标南下平乱。阎锡山当即联络同盟会员,公推管带姚以价为起义军司令,攻入城内,杀死巡抚钟陆琦和协统谭振德,公推第八十六标标统阎锡山为山西都督。
  此前,蔡锷是协统,也就是旅长;阎锡山是标统,也就是团长。相对而言,职位并不是太高。最令袁世凯愤怒的是吴禄贞。
  清末的新军后来虽然发展成为几十镇,其源头均是袁世凯在保定训练出来的六镇新军,其中第六镇是袁世凯嫡系中的嫡系,原都统(也称统制)是段祺瑞。段祺瑞为了侧应袁世凯,在南苑闹事,引起载沣的极大不满,罢黜袁世凯后,立即将段祺瑞的兵权夺了,新任命的都统就是吴禄贞。
  吴禄贞为了讨好载沣,对忠诚于袁世凯和段祺瑞的人大加打压。武昌事变之后,吴禄贞脚踏两只船,一方面得到清廷的信任,另一方面又以革命党身份暗中活动。山西独立,载沣立即任命吴禄贞为署理山西巡抚,率部镇压。吴禄贞名义上是去镇压,暗地里却和阎锡山会晤于娘子关,商定共组燕晋联军。吴禄贞任大都督兼总司令,阎锡山任副都督兼副总司令。同时截断京汉铁路,扣留清政府运往武汉前线的军用物资,阻止袁世凯北上就任总理大臣。
  吴禄贞也是没有看清形势,他所掌握的第六镇都是袁世凯的亲兵,他若是得罪了袁世凯,那还能有好日子过?对于蔡锷、阎锡山这样一些人,袁世凯是不会担心的,他们所能控制的,毕竟只是一协甚至一标兵力。吴禄贞却控制着一镇兵,而且这一镇兵还是袁世凯的嫡系。袁世凯自然要将吴禄贞除掉,如此一来,既夺回了自己的兵,也警告那些革命党人,同时,还向清廷表明了一种态度。
  袁世凯只是派了几个人潜回第六镇,第六镇一群忠于袁世凯的官兵立即动手,将吴禄贞杀了,割下他的头,向袁世凯请功。
  十一月十三日,袁世凯回到北京就任内阁总理大臣。
  而此时的形势却极其混乱,清兵虽然攻下了汉口、汉阳,军事上取得一定进展,可政治上却是极其被动,先后有广西、安徽、福建、广东、江苏、浙江、上海等地宣布响应武昌革命,或者宣布独立。
  袁世凯一面和革命军作战,另一面,又威逼清政府,表示清政府已经完全失去了民众的信任。清政府逼于无奈,同意袁世凯代表清政府和南方革命军议和。
  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一九一二年一月十六日,袁世凯上朝返回,路经东华门丁字街时,遭到革命党京津分会组织的炸弹暗杀,袁世凯的卫队长袁金标等十人被炸死,袁世凯幸免于难。
  一九一二年一月二十五日,袁世凯及各北洋将领通电支持共和,随即逼清帝退位。
  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隆裕太后代宣统皇帝颁布了退位诏书,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
  王家栋从外面走进京西胭脂铺,脚步显得有些沉重。
  好不容易争到了后宫专供权,前后不过三年时间,现在连皇帝都没了,哪里还有这个专供权?
  好在王记胭脂坊其实已经不太需要这个专供权。几年来,专供权虽然握在王家栋的手中,可王家栋却从未拿自己的货品供应皇宫。他和京西胭脂铺达成协议,全部货品仍然由京西胭脂铺提供,只是贴上了王记的商标。
  进入之后,王家栋问:“你们掌柜的在吗?”
  店里一个伙计很机灵,道:“王掌柜啊,你等等,我去帮你看看。”
  晃信义正在店里。清帝退位的事他自然知道,以他商人的角度看,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毕竟,清帝退位,全国的乱象便可能从此终结,不仅对于商人,对所有的老百姓,都是大好事。因此,他在考虑,自己的扩张计划是不是要继续。
  晁信义已经得到情报,正是南方革命党举事的这几个月时间,京西胭脂铺以及王记胭脂坊等,因为不明白未来的政治走势,不敢轻易行动,采取的是保守战略。不仅是妆品行业,其他行业的商家也都是如此。令晁信义感到不解的是,松下妆品却在快速扩张。此前,他们只是在天津、上海、北京、武汉和广州设立买办机构。可就在这几个月,他们迅速增加了五家买办机构。这一信号到底说明什么?是否说明,对于中国的局势,日本人更加明确清晰?
  正当此时,伙计进来报告说,王记的王掌柜来访。
  晁信义一开始还没明白过来,无论如何,他没有想到王家栋会登门。他的印象中,和王家栋之间已经好多年不来往了,就是上次商谈专供商品的贴牌事宜,也是由赵堂倌出面。
  王家栋进来,第一句话就说:“贤弟啊,皇上退位的事,你听说了吧?”
  晁信义说:“这可是几百年来的第一大事啊。”
  王家栋道:“朝廷没有了,那笔专供订单自然也没有了。这件事贤弟怎么想?”
  晁信义觉得奇怪,王家栋既不叫他掌柜的,也不叫名字,而叫他贤弟,这说明什么?似乎有特别的用意吧。至于他提到的事,晁信义自然想到了。朝廷那笔订单,一直都是京西胭脂铺在供货,京西胭脂铺和王记胭脂坊之间是签有合约的。朝廷不存在了,王记胭脂坊和朝廷之间的供货关系自然废止了。可王记胭脂坊和京西胭脂铺的合约还在,这份合约如何处理,自然需要商量。
  退一步说,如果王记提出终止合同,京西胭脂铺则可能要求赔偿。换一个角度想,以王记胭脂坊目前的规模,吃下这批货,也不是大问题。但京西胭脂铺的价格比王记略高,有些细则,自然需要商谈。
  即使如此,王家栋仍然没有必要出面,完全可以交给赵堂倌来谈。显然,王家栋来到京西胭脂铺,目的并非在此。
  晁信义道:“既然皇宫的合约不存在了,我们之间的合约也废了吧。”
  王家栋叹了口气道:“唉,眼下这事闹的,叫人不得安宁啊。”
  晁信义说:“无论如何,日子总还得过吧。”
  王家栋说:“未来恐怕是南北并重吧。还是贤弟有眼光,早就布好了袁大人这条线。有袁大人支持,京西胭脂铺一定会有大发展。”
  晁信义暗想,王家栋此行的目的大概就在这里了。将来的北方极有可能是袁世凯说了算。而晁信义和袁世凯的关系,外人只是雾里看花。晁信义自己自然清楚,若是想害王家,恐怕也就是一句话的事。晁信义道:“我听说,家栋哥和南方的革命党关系非同一般啊。”
  这话是晁信义去广州时听说的。南方革命党主要集中在广州,而主要力量却是一些留日人士。这些人有很多和王家栋是同学或朋友,他们之间一直走得很近。晁信义甚至听说,王家栋暗中资助革命党,出过不少钱。
  “哪有什么关系?”王家栋说,“只是有几个人是我的同学而已,多年没来往了,见了面还认不认得我都难说。何况,人家如今是新贵,而我只不过是一商人。”
  晁信义明白了,王家栋这是暗示,你在北方有靠山,我在南方也有势力,我们之间如果真斗下去,还不定谁赢谁输。
  晁信义原本就没有想和王家栋斗,这么多年来,他只是在竞争宫廷专供权的时候,出过狠手,那以后他就后悔了。此后,王家栋很多次出手,哪怕他再难受,也坚持一个原则,能让就让,能躲就躲。就如王记拿到宫廷专供权的时候,晁信义完全没有必要和他们签下那样的合约。王记的产品毕竟不如京西胭脂铺,一旦进入后宫,很可能受到质疑。晁信义同意订下那份合约,其实也是帮了王记。
  “家栋哥,对于松下妆品的扩张,你怎么看?”晁信义换了一个话题。
  王家栋道:“还记得我多年前说的一句话吧?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你如果了解一下日本在中国的一些商家,就一定知道一件事。这几个月国内大乱,西洋的一些洋人纷纷撤走,东洋却反其道而行,大举进入。”
  晁信义道:“我也觉得奇怪呢,为什么东洋人就不怕中国乱起来呢?”
  王家栋压低了声音道:“我在东洋有些朋友,听他们的意思说,日本商人这次出了很大力。”
  晁信义哦了一声,道:“有这样的事?”
  王家栋道:“如果我的估计不错,南京的临时政府,很快就会放开对外贸易。东洋商人因为提前布局,他们将会是这次变动的最大受益者。”
  王家栋此次拜见晁信义,确实有求和的意思。
  他算是看明白了,日本人对中国有巨大的利益诉求,只要有益于他们,他们会不计成本。大的方面,王家栋也看不透,但在妆品行业,他已经预感到,未来最大的敌人,将不再是京西胭脂铺,而是松下妆品。他需要晁信义对此有所准备,将来一旦竞争起来,彼此心里能够有数。
  回到自己家里,王家栋刚刚进门,正在院子里玩的女儿王胭脂高兴地向他扑过来。王胭脂已经十一岁,生得虎头虎脑,一张胖乎乎的脸,十分惹人喜爱。王家栋一把将女儿抱起,道:“我的乖女儿,走,我们去吃饭。”
  宫里的订单虽然没了,国家却安定了,今天,王家栋向晁信义表达和解之意,晁信义也接受了。这所有一切,都是大喜事。仔细回想一下,当初,他接过王记胭脂坊的时候,就没想过和晁家缠斗,而是采取另辟蹊径的策略,迅速发展壮大自己。可事与愿违,后来发生的一些事,令他一时失去控制,彻底改变了最初的认知,和晁家斗上了。回想这些年的争斗,他赢了吗?没有。
  现在,他决定重新回到最初的路上来,心情顿时大爽。
  坐下来后,王家栋立即吩咐,烫一壶酒来。
  现在的王家是李氏当家。毕竟她是正室嘛。黑妞虽然有孩子,可毕竟是个傻子,周氏又是老二,自然说不上话。听说王家栋要喝酒,李氏连忙问:“老爷,有什么喜事呢?”
  王家栋的脸立即一变:“没有喜事,就不能喝酒?”
  李氏立即不说话了。这个家很怪,能说话的只有三个人。第一个,自然是王家栋,他是一家之主。第二个,是王胭脂,她是王家的宝贝女儿,最得宠。第三个,就是黑妞。倒不是因为她生了胭脂,母以女贵,而是因为她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自从生下胭脂,王家栋倒是不打她了,她也因此不怕王家栋了。
  李氏暖了一壶酒端出来,往王家栋面前的杯子里倒。王胭脂立即说:“父亲,父亲,我也要喝。”
  李氏说:“女孩子喝什么酒?”
  王胭脂说:“我不嘛,我不。我就要喝,就要喝。”
  王家栋是什么都依着女儿,说:“好好好,宝贝女儿也喝。”说着,将酒杯递给女儿。女儿一把接过来,准备往嘴里倒。王家栋连忙说:“先尝一尝,看好不好喝。”
  王胭脂原本打算是大喝一口的,听父亲这样说,倒也忍住了,却不是沾一点,而是喝了一小口。酒进了口,她却没有吐出来,而是一口吞了下去。吞下去之后,她立即将嘴张开,眼泪随即出来了。
  王家栋哈哈大笑,接过酒杯问道:“好不好喝?”
  让王家栋没有想到的是,女儿竟然说好喝。王家栋大感好奇,再问:“还喝不喝?”王胭脂豪气干云地说:“喝。”
  王家栋竟然说:“好,我的宝贝女儿就是有出息。再拿一只酒杯来。”
  周氏去拿来一只酒杯,王家栋亲自倒了半杯酒,对女儿说:“不要喝得太急,小口小口地喝。”
  王胭脂竟然端起酒杯,对父亲说:“父亲,祝您幸福长寿,财源滚滚。”
  王家栋兴奋得大笑,和女儿碰了杯,喝干了杯中酒,又将一只鸡腿夹起,放在女儿面前,道:“我的宝贝女儿将来一定有大出息,来,这只鸡腿奖给你。”
  王胭脂竟然说:“谢谢父亲。”逗得王家栋大为开心。
  若是从前,每当吃饭的时候,王家栋就会感到郁闷。自己这一生,纳了三房妻妾,还收了一个丫环,竟然连一张桌子都坐不满,因此无论在外面多么风光,这方面总觉得低人一等。好在晁信义也只生了两个孩子,否则,他简直无地自容。不过最近几年,他的生意发展很快,随着女儿一天天长大,越来越能讨得他欢心,倒让他开始恋这个家了,也更加希望能再有几个孩子。
  桌子上另一个人是黑妞。父亲和小芸相继死后,王家最大的变化,是一家人能坐在同一桌吃饭了。以前,无论是李氏还是周氏,肯定没有这样的待遇。而现在,就连黑妞也有了这样的待遇。
  黑妞永远都是黑妞,能吃能睡能干活,也不懂得规矩。她见桌上只有两只鸡腿,其中一只让王家栋给了胭脂,她就不客气地拿走了另一只。她不是用筷子夹的,而是直接伸手去抓。因为王家栋从不说她,李氏和周氏虽然看不惯,却也不多说。
  黑妞风卷残云一般吃了鸡腿,抬起头,伸出舌头舔了舔嘴巴,眼睛就落在王胭脂碗里的鸡腿上。王胭脂正和父亲喝得起劲,根本没顾上吃鸡腿,那只鸡腿还躺在她的碗里。黑妞忽然站起来,伸长胳膊,用手把王胭脂碗里的鸡腿抓走,放进嘴里大嚼。
  王胭脂大叫了起来:“三娘抢我鸡腿……”
  黑妞冒犯的如果是李氏、周氏,王家栋肯定不会说话。可现在她损害的是宝贝女儿,王家栋的态度就完全不一样。他放下酒杯,反手就是一记耳光,甩在黑妞的脸上。
  啪!黑妞挨了一巴掌,人翻倒在地上,呜呜咽咽地哭。
  王家栋喝道:“没有规矩,没有大小,给你长个记性。”
  李氏和周氏暗暗高兴,脸上却不能流露出来。王胭脂有些害怕:“父亲,你为什么要打三娘?”
  王家栋安慰女儿:“父亲不是打三娘,是教训三娘要懂得规矩。”
  黑妞爬起来,看了王家栋一眼,继续埋头吃。
  王家栋道:“满桌子的菜,难道不够你吃?”
  黑妞头也不抬:“饿……想吃……”
  王家栋怒气又升:“你是饿死鬼投胎?”
  黑妞不理睬他,又伸手去抓,王家栋又一记耳光打过去。这一次下手更重,砰!黑妞又被打翻在地。
  黑妞没有爬起来,躺在地上哭:“打吧!你打死我吧!连你的儿子一起打死……”
  王家栋本来想狠狠教训她一番的,一听到她说“儿子”两个字,硬生生地住了手,惊喜地道:“什么?”
  黑妞把衣服卷了起来,露出了肚子,王家栋看了一眼,发现她的肚子有些鼓了起来,顿时大喜:“你起来,我不打你了,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黑妞翻身爬起来,用手胡乱地抹了抹眼泪,破涕为笑。
  李氏和周氏目瞪口呆。
  王家栋长叹了一声:“祖宗啊!你们终于开眼了,王家有希望了!”
  三天之后,南京参议院开会,通过临时立法,并且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从报上得知这一消息,恰好是二月十六日,晁信义立即赶去袁府拜贺。他赶过去,其实是有两重意思:一是祝贺袁世凯荣登大位;其二是想去对袁金标表示一番心意。这一天,恰好是袁金标遇难一个月,当时因为局势混乱,他没法去袁府表达任何情感。
  袁金标虽然死了,袁府的卫兵和晁信义的关系是熟悉的,即使如此,他们也要对晁信义进行搜身。据他们说,暗杀事件之后,袁世凯加强了安全保卫,任何人要见袁世凯,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安检。
  进入袁府,晁信义没有立即进去,而是在照壁后面默默地站了一会儿。领着他的卫兵不知其意,又不好问,只能站在身边。
  往里面走的时候,晁信义心生疑惑,这难道是刚刚当选总统的袁府?怎么冷冷清清的,一点喜庆的感觉都没有?会不会是报纸搞错了消息?晁信义原以为,整个袁府肯定人来客往,张灯结彩。而事实并非如此,似乎连一个多余的人都没有。
  晁信义问领他进来的卫兵:“袁公当选大总统的事你知道吗?”
  卫兵说:“昨天选举结束,一个小时后就知道了。”
  晁信义看了看四周,道:“这哪里有当选大总统的感觉?我还以为那新闻是假的。”
  卫兵小声地说:“南京参议院知道,总统不能不是袁公,又不想袁公权力太大,临时把总统制改成了内阁制。袁公对这件事非常恼火。”
  晁信义对这种政治概念不是太清楚,问道:“总统制和内阁制有区别吗?”
  卫兵说:“当然有区别,区别大了。简单地说,总统制,就是总统负责制,国家的所有一切都由总统说了算。总统和以前的皇上,也就差不多。内阁制,就是内阁总理负责,也就相当于袁公所担任的这个总统,一切都是总理说了算。而实际上,总理说了也不算,总理还要听内阁的。”
  晁信义明白了,政治和商业其实是一样的。政治是一盘大生意,而商业是一盘小生意。商业是一个人或者一小群人玩的,政治是一大堆人玩的。玩的什么?说到底还是一个利益分配。那么一大堆人闹了一场,说到底还是为了一个利益分配。谁分得最多,当然是最有实力的人,这是自然法则。可是,其他实力稍弱的人不想这样,于是,联合起来要制定新的分配原则。
  这个新的分配原则能不能制定?能,关键还在于,你们联合起来,是否比能力最强的人这个人强。你们强,你们胜了;你们弱,你们最终必然失败。如果是一个人,谁强谁弱很好分辨,比一场,结果就出来了。但是一群人对一群人,就没法比了,谁都不会认为自己比别人弱。南京参议院的那些人,自认为联合起来一定比袁世凯强,所以,他们要想尽一切办法削弱袁世凯。袁世凯呢?自认为自己比他们加起来都强,所以,对于他们的决定不感兴趣。
  这就是袁府冷冷清清的原因。
  晁信义以为,这种情况下,袁世凯一定不会见他,他已经做好了准备,将礼单留下,喝杯茶立即走人。让他没想到的是,盛总管竟然对他说:“总统说了,让你留一下,晚上一起吃饭。”
  晁信义真有点受宠若惊,怎么会留自己吃饭?如今的袁世凯,可是中华民国大总统啊,这等于是过去的皇帝赐御宴啊。
  晚上的宴会,在袁府的偏厅举行,人数不是太多,无非是北洋系的几个重要人物,如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章、张勋、曹锟等人,加上一个晁信义,就有点奇怪。袁世凯开宗明义,道:“今天是家宴,两个原则,吃好喝好,饭管饱,酒管好。”
  他说是家宴,一下子将晁信义和他的感情拉近了。
  大概因为晁信义不是北洋系,袁世凯还特别进行了一番介绍,他说:“大家认识一下,晁信义,京西胭脂铺的年轻掌柜。京西胭脂铺,你们大家可能听说过了,那可是民族工业的典范。当然,这不是关键,我告诉你们,当初,我从北京出走天津,你们知道谁陪着我?三个人:盛总管、袁队长。可惜,袁队长已经不在了。第三个人,就是这位信义兄弟。后来,我从北京到河南,由中堂变为平民,谁去车站送我?谁去乡下陪我这个大半老头儿钓鱼?是这位信义老弟。这个老弟我认了,是我的老弟,也是你们的老弟。”
  宴席开始,大家敬酒,自然要祝袁世凯荣升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纠正说:“什么总统?临时的。”
  晁信义明白了,袁世凯除了不满意总统制改为内阁制之外,还不满意他这个总统是临时的。这一点,倒是晁信义没有想到的。
  冯国璋接着说:“所谓国会,其实就是留日学生会。袁公如果去南京就任总统,今后恐怕很难不代表日本利益吧。”
  段祺瑞说:“鸦片战争之后,各国都在中国寻找其代理人。做法各人不同,美国和日本主要靠吸引留学生的方式。不过,留美学生,学科学的多,而留日学生,闹革命的多。这种格局对国家不利。袁公应该想办法打压一下。”
  袁世凯道:“现在他们正在峰头上,怎么打压?”
  段祺瑞说:“袁公若是去南京就任,那不是就任中华民国的总统,而是就任留日派的总统,将来的国际关系是很难处理的。”
  袁世凯道:“你们能看到这一点,我感到很欣慰。同时,我还在担心,我们新军中的年轻将领,留日的居多。我如果不去南京,会让这批人寒心啊。”
  张勋说:“怕什么?我们手里有兵,还怕那几个学生?”
  徐世昌道:“关键是南方革命党宣传的那些东西,很能蛊惑人心。甲午战争的失败,败的并不仅仅是中国军队,也不仅仅是中国政府,更为重要的是,打倒了中国人对中国文化的自信和骄傲,这是最致命的。如今的中国,竟然没有人相信中国传统文化了,一切都是洋人的好。而中国文化,被全盘否定。这样下去,中国作为一个文化实体,就从根上被拔除了。”
  冯国璋说:“这就是根本。现在的那些年轻人,一味地认为洋人的文化好,把我们老祖宗的文化骂得一无是处。他们哪里知道,那些洋人没有安好心,一直在对他们洗脑,现在都把他们的脑子洗空了洗白了,洗得连老祖宗都不认了。只有等他们再成熟一些,才会明白,洋人的文化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我们老祖宗的文化,同样有精华也有糟粕。洋人现在是在向我们推销他们的文化,就像推销商品一样,肯定是把最好的一面告诉我们。等我们发现这种文化其实很可能水土不服时,一切都晚了。”
  “所以,我认为不能去南京。”段祺瑞说,“留在北京,不是是否拥护共和的问题,而是留住中华文化的根。中华文化的根一旦被拔掉了,就算是共和体制,那也是汉奸体制。如果我们这些人再不想办法压一压亲日派的势头,让他们闹下去,中国真的就亡国了。”
  袁世凯打断道:“你们说了这么多,我也听明白了,中心意思就是一点,不去南京。问题是,如果不去南京,总得有个理由。还有,我们该怎么做?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步骤,制定什么样的策略?这才是一切的关键。”
  徐世昌说:“现在,南北之间就像一场拔河比赛,他们有国会,我们有军队,枪杆子在我们手里。我们可以以不变应万变。我们不动,他们就一定要动。谁先动了,先就占有被动。”
  从袁府回来,晁信义有一种忧虑,南北之间矛盾很深,看来,中国的局势还不可能立即就太平,搞不好南北之间还有一争。从目前来看,新军中很多人都是拥护袁世凯的,所以,北方的势力大。但不能不考虑一个基本事实,南方势力被日本人控制,而袁世凯不想成为任何一个列强的傀儡。如果中下层的新军将领都能认识到这一点还好,若是不能认清,中国很可能还有一战。
  毕竟暂时的局势已经平衡,晁信义派赵三到河北一趟,接回了一家人。
  晁灵珊回家之后,站在店铺之前,抬头望着挂在正中的京西胭脂铺金匾,忽然蹲在地上,失声痛哭,泪如雨下。
  晁信义吃了一惊,忙走了过来,只见姑姑眼睛深深陷了下去,脸瘦了一圈,满是憔悴,额头上的头发也白了不少。
  晁信义蹲下去,用手搀扶起姑姑,道:“姑姑,这不是好好的吗?你伤心什么呢?”
  晁灵珊用手抹了抹眼泪,哽咽道:“我不是伤心,是太高兴了,你知道吗?这些天我一直担心,怕和十几年前一样……”
  “姑姑,那一天永远不会发生了!您回房好好休息。”晁信义搀扶起姑姑,忽然间感觉到,姑姑已经老了。
  她是为这个家操心操的……
  晁灵珊这些天一直担心京西胭脂铺,一路上又受了风寒,一回家就病倒了。晁信义请来大夫,诊脉、拿药,统统不见效果。
  有一天晚上,张淑梅给姑姑熬药去了,晁信义在病床边照顾姑姑。晁灵珊努力想支撑起身子,嘴唇动了动,似乎有话要说。
  “姑姑,您要说什么?”晁信义忙握住姑姑的手,把她搀扶着坐起来,靠在床头。
  晁灵珊用一双无神的眼睛望着晁信义,艰难地说:“信义,我们晁家的人也不多了,有件事情,姑姑一直埋在心中,没敢问你。”
  晁信义心中微微一动:“姑姑,您想知道什么?”
  晁灵珊望着晁信义的脸,很久才悠悠地道:“红蓝在我们家时间也不短了,还有那个孩子,你到底怎么打算?”
  这话刺中了晁信义的痛处,他低下头,轻声道:“姑姑,我想了很多办法,也劝过她很多次,她很坚决。现在看来,只能等机会了。”
  晁灵珊轻轻叹了一声:“都是一个‘情’字啊。人这一生,什么都能忘,只有一个情,是最重的。”
  晁信义觉得姑姑话中有话,说的是花红蓝,似乎又不是,暗自惊了一下,自然想到了王家栋。可是,他不敢问,毕竟,姑姑的情况很不好,他不能再刺激她。
  没料到,姑姑自己说开了。她说:“信义啊,我知道你心里一直有个心结,认定我们晁家那场大祸,是王家引来的。”
  晁信义道:“姑姑。”
  晁灵珊说:“你别打断我,听我说完。那个人,心并不坏,更不狠,他做不出那种绝情的事。说到底,无论是我们晁家,还是王家,都是受害者,都是被一个利字害的。”
  晁信义和王家栋打了多年交道,也开始怀疑,那件事真的与王家无关。可是,他又实在想不明白,除了王家,还有谁会如此深地恨晁家?
  姑姑说:“信义啊。俗话说得好,冤家宜解不宜结。结了这个冤家,害人啊。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晁信义点了点头。
  晁灵珊安详地闭上眼睛,嘴角泛着微笑,头往一边歪去,不动了。
  晁信义喊了声:“姑姑……”
  晁灵珊没有反应,晁信义心中一惊,把手伸到她的鼻子下才发现,姑姑已经安然逝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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