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中，学生的爱国方式

当年日俄开战，日本群情激愤，争相效命疆场。在校学生遇将士出征必列队远送或捐款，包括七八岁的儿童。日本文部省見状，深恐学生有废学业，即发告示：
　　
　　国民奋其忠勇之精神，捧其满腔之热血，为海陆军之后援，固属当然之事。至于悬念战事而废本业，虽为爱国之至情，绝非得体。期望从事教育者，当无变平日沉着，热心诚意，尽力厥职，当使青年男女，共知将来为国家所负之责任，必更重大。我国民欲尽此重大责任，全恃在学时代，专心一意修养其身心而已。我忠勇之海陆军人为国家誓死赴战，学生欲表同情，相率欢迎欢送，虽无不可，若因此辍学，费其贵重之时光，则非忠勇军人所期望于在学之男女者也。学生所助军费若出于自己节省之资财，忠爱之情既属可嘉，且以此养成节俭美风，尤为有益。若以捐助为名，而要求于父兄，则大不可，国家亦不愿受之矣。今日所以与俄交兵者，，为后来永远和平之计也。凡我学生不可意气用事，若对俄人而肆口嘲骂，或波及其他外国人，尤须戒之也。
　　
　　要之在教育之任者，于此之时，当视平时尤为奋励。国家所期望于教育者在此，教育者所以报国家之道亦在此。
　　
　　民国初年编纂的新国文课文，编者于书中感慨：“呜呼，观于日本学生之所为，我少年亦动爱国之心乎。观于日本文部省之所言，我少年亦知所以爱国之道乎。今者强邻逼处，国步之艰难，百倍日本，我爱国少年，知自奋于学问，以为他日担任国事之预备，则国家之幸矣。”
　　
　　1937年日寇侵华，中国失去半壁河山，财政窘迫，军费剧增。有人倡导实施战时国防教育，停办院校，师生员工应征入伍，共赴国难。曾赴日留学的蒋介石反驳：“我们切不可忘记战时应作平时看，切勿为应急之故而丢却了基本。我们这一战，一方面是争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于此时期改造我们的民族，复兴我们的国家，所以我们教育上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该看到战后。”陈诚也批驳战时非常教育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尤其当国家存亡关头，教育是最强韧、最可靠的生存力量。”随即，国民政府将沦陷区一半以上的知识分子和37所高校转移到大后方。教育部建立贷金制度，维持来自沦陷区贫困生的膳食及服装，提供免费住宿，10多万中学生、大学生因之受益，包括后来的“两弹一星”元勋钱骥、邓稼先等，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杨振宁等。其间还选拔了1000多名自费或公费留学生奔赴美欧各国。大学科研一直未断，时任驻华参赞的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认为，中国从1938年至1944年，“这7年间的科学进步与贡献，比起过去30年来，在质在量皆有增无减”。
　　
　　曾有一所山东中学，迁移到陕西，孩子们放下行囊就在旷野小树林里上课。中午时分，一位中年男子依次探访村中各家各户，兜着长袍里的百家饭喊道：“孩子们吃饭了。”师生们迎上去：“校长辛苦了。”
　　
　　我们拍摄纪录片《先生》之竺可桢时，沿着他率领浙大师生辗转西迁的路径来到贵州湄潭。师生陋室简餐，心志只在“教育救国，科学兴邦”。敌机轰炸完了，化学系还能安心于瓶瓶罐罐的化学实验。在战火里浙大升腾起“东方剑桥”的风范，当地水土至今仍蕴含着文化的润泽。
　　
　　战争中的学子们知道，和他们一样年轻的同胞士兵正用胸口挡着日寇的枪炮，挡出时间和空间。正如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扉页郑重题下“谨以此书献给抗战的百万将士”，“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