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少敢讲敢想的灵性

　　不知道哪个家伙，大概是被称为周公的姬旦先生吧，竟发明了宦官这门学问。男人虽是男人，生一殖一器却是割掉了的，该一类朋友，有男人的用场，而没有男人的危险，真是绝大的贡献。故当皇帝的一直乐此不疲。呜呼，“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我想活生生把男人的生一殖一器割掉，恐怕不算是仁，也不算是义。可是这种割掉生一殖一器的宫廷制度，五千年来，包括所谓圣人朱熹先生和王陽明先生在内，却没有一个人觉得它不对劲，真是怪哉怪哉。以中国圣人之多，道貌岸然之众，又专门喜欢责人无已时，而对皇帝割人的生一殖一器，竟视若无睹，教人大惑不解。我想不外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虽然有人觉得不对劲，但因该事和皇帝的绿帽有关，便不得不闭口不言。如果皇帝听了他的建议，废除宦官，找一批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代他看守美女如云，，恐怕绿帽缤纷，杀气四起，届时真的服巴拉松了断。历史上任何一个吃冷猪肉的朋友，虽名震天下，可是遇到皇帝割生一殖一器，就只好假装没看见。
　　第二个原因是，五千年来，君焉臣焉，贤焉圣焉，都在浑浑噩噩混日子，可能根本没有一个人想到活生生割掉生一殖一器是不道德的。中国文化中缺少的似乎就是这种敢想敢讲的灵性*。皇帝有权杀人，他就是“是”，不要说割掉几个男人生一殖一器没啥了不起，就是杀掉千人万人的脑袋，也理所当然。积威之下，人味全失，而奴性*入骨，只要你给我官做，你干啥我都赞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