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宜重逢(2)

嫁给门当户对的人，也就是军人的后代。军人虽有祖籍，但他们的后代，与你就是同样的人了。孩子，没有什么比门当户对更是一个家庭幸福的保障，这样你一辈子都不会吃亏！妈妈语觉心长。　　   
我特别提出了河南，妈妈特别否定了河南。从此我们无法再谈河南。　　   
别以为我的父亲是怎样的达官显贵，他的夫人才如此指点江山。爸爸只是官场中的一颗四等亮星，在全国数不清的所谓高干之中，只算芸芸众生。但越是在半山腰，越有向上登攀的渴望和向下鸟瞰的鄙夷。　　   
况且穷人家也有娇女，每一位母亲都为女儿编过一个神话，希望女儿借着婚姻而出人头地。　　   
我抽出那封信。　　   
模苏您好！　　   
我不知道您是不是我所熟识的那个模苏。我请您先看一下结尾处的签名。假若不是，很抱歉，请原谅，我们这个国家同名同姓的人太多，笔名也一样，我很喜欢您的文章……　　   
我迅速地掠过信纸，像一只受伤的海鸥挣扎着飞到岸边。我看到了一个很潦草的签名：伊喜。　　   
伊喜，今晚什么电影？　　   
我问他。女孩子们很矜持，部队里男多女少，女兵们同谁讲话，就是一种恩赐了，阴衰阳盛助长了我们的骄横。但对几种人我们是很客气的。一是对首长，当兵的不能得罪当官的，命运在人家手里捏着呢！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二是对病人，毕竟我们是hushi，以救死扶伤为己任。第三就是对炊事员。女孩儿们爱吃。伊喜是一个例外，他是放电影的。　　   
伊喜挑着水桶往井上走，水桶甩得像一对耳环，不回答。　　   
山有多高水有多高。海拔5000米的高原，我原以为井要像地狱一样深邃，其实只有丈多深便可见水，我断定高原底下是冰川。　　   
我最初认识伊喜是在井上。　　   
井上有一根扁担和一只水桶。　　   
病人用的水都要hushi去挑。病房到水井并不远，不过三百米。但在高原，一切距离都要乘以5，一切用气力的活都要除以3。缺氧像唧筒吸走人们的能量，膝盖骨以下好像是泡沫塑的，看起来直顶顶，一脚踩下去就松软了。挑着水桶在高原行走，像挑着两桶钢铁。女孩儿们都怕挑水，尤其是每月里倒霉的那几天。　　   
病房里有几只汽油桶，充作水缸。一公斤重的罐头空盒充作水舀子。病人们洗漱、洗澡、洗衣，都从这里取水。汽油桶干了，他们就用牙缸敲汽油桶坚实的壳，发出类似非洲战鼓的声响，大声嚷，hushi，没水啦！　　   
要是让领导听到这呼唤，是hushi的耻辱。　　   
我们便自制了一个手推水车，用架子车的骨架，驮一个横卧的汽油桶，上面开一个扁窗，水倒进去，再丢一块木板压住，水就不会漾出来了。推一车抵上挑五、六趟呢！　　   
那时候的兵都是从农村招来的，完全不懂得如今风靡世界的女士优先。也许他们认为女人天生就该为男人挑水，穿了军装的女人也该挑水。也许他们自认为是从一线哨卡下来的功臣，又生着病，理应享受女人们的照顾。　　   
总之，因为有女人，他们便格外费水，把自己洗涤得异乎寻常干净。　　   
秦hushi，没水啦！病人们小声跟我说，这已经是很留面子啦！　　   
那是一个风雪弥漫的傍晚，高原的寒流把一万支冰冷的横笛一齐吹响，凄厉之声将耳膜刺得千疮百孔。无数团雪雾旋转着复杂的舞蹈，一柱柱白色的烟尘脚不沾地的在路面逶迤，仿佛千年的妖魔正处在孕育成形的最后一分钟。　　   
我拉起沉重的水车。没有人会帮助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荆棘编织的花冠，每个人都戴在头上，以为荣耀。　　   
井沿绕着厚厚的冰，像一只青白色玉石镯子。我把水车停在冰凌外面，扒了一小块石头垫住车轮。用井边的扁担勾住水桶，荡进井里。水桶盛了半桶雪花，像云朵似地飘浮在水面，不肯下沉。水井呵出袅袅的白气，将雪花融成一粒粒冰鳞，水桶才不情愿地埋下身去……我拎上水，毛皮鞋像熊掌似地一寸寸在冰上挪，直到蹭过冰坡，重新踏上粗糙而充满蜂窝样雪絮的土地时，才算把一直屏住的气猛地呼出。然后紧张地再吸一口气，咬紧右边的牙齿，用右手把水举到汽油桶的豁口处，把昆仑山万古不化的寒冰所融之水倾进水车……　　   
我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这些动作，手套已被井水浸湿，我索性赤着手干。木扁担有隐隐的裂纹，当你使劲的时候，会像潜伏的螃蟹突然张开蟹爪，噬咬你指尖的嫩肉。要小心地躲避铁扁担钩，它会像烧红的烙铁，悄无声息地粘走你手心的一块皮。金属在极冷和极热的时候很相像。都会使你痛人肺腑，伤处又不见一滴血。
   我已经成功地打了十桶水。那个水车可以盛十二桶半。若装十三桶，水就像窝头似地从豁口处鼓起尖来，路上只要有块小石子一略，整车水就会像遇了地震似地震荡起来，狼舌似的水峰会从汽油桶横蹿出来，在纤夫一样拉车人的后背，溅上一个火焰形的水印，深刻地寒意便像箭一样，从脊骨直穿胸壁。如果少装半桶，再加上一路小心，也许会像端一盅茶似地纹丝不动地把水车拉回去。但能干不能干，似乎全在最后半桶水上，湿了脊背才是不怕苦累的最好戳记。　　   
今天，我打算原谅自己了。这么大的风雪，没有人会看到一个小女兵究竟打了多少桶水。　　   
这是最后一桶了。　　   
我拎着扁担，左一摆，右一晃。糟糕，只进了半桶。摆桶是艺术，全在抖腕的功夫。扁担是木头的，钩子是铁的，桶鼻也是铁的，你手上的柔劲，经过这许多又直又硬的物质的传递，要转变为一种钟摆样的晃动和称砣样的坠力，水桶才会在顷刻之间兜入水中，瞬忽又像青鸭子般地凫出……半桶水是受了伤的灰狗，你既不能把它摁进水里又不能救上岸……　　   
天黑得很快。太阳在我们看不见的云层之上运行，把稀薄的微光最后收拢在一块巨大岩石的后面。山其实就是一些石头，黑夜就是石头的阴影。在昆仑山刮大风的日子，太阳也被刮得像一架风车，走得比平日快许多。　　   
井口的冰凌是透明的黑，井水是亮丽的黑，水桶是油汪汪的黑，铁钩是狰狞的黑……我竭力区别着这许多黑，做一次最后的尝试……我在黑暗中清晰地听到了闷鼓般的响声，水桶脱钩沉入井底。　　   
怎么办呢？　　   
我的头脑一片漆黑，山风把泪水在我脸上吹成透明的疤痕。　　   
咋哩？　　   
黑暗中我听到栓保一样的河南话。　　   
桶掉井里了。　　   
咋不捞？　　   
不会。　　   
闪一旁。我来。　　   
他把自己的水桶放在一边，亮出小儿胳膊一样长的大手电。唰地打开，无数雪花像银色的萤火虫在光柱中翻飞。他把电光倾进井里，我的桶像入静的禅师端坐井底。他用扁担钩一盘一绕，水桶就被吸了上来，　　   
谢谢你。我看清他很瘦很高，有小鱼一样狭长的眼睛。很年青的一个兵。　　   
以后这么黑了，不要到井边来打水。这是桶掉下去了，要是人呢？他关切地帮我把水倒进车里。　　   
我会游泳。踩水。　　   
你以为你能在这样的冰水里呆多久？也就两分钟吧？你死了不要紧，我们又要重挖一口井了。　　   
你怎么这么损呢？所有的男兵对我们讲话都客客气气。　　   
那是他们打算娶你们，所以才讨好你们。我打算娶一个不识字的女人，所以对你实话实说。　　   
他开始为自己打水，看也不看我。为了省电，把电筒也熄灭了。　　   
我从没听过这么粗率的话，觉得挺有趣，问他：你为什么晚上来挑水呢？　　   
因为晚上要放电影，电机需要水。　　   
放电影？我怎么不知道呢？　　   
什么时候演电影，就像通报敌情，所有的军人都烂熟于心，今天怎么会悄无声息？我大吃一惊。　　   
你怎么会知道呢？这是小规模的内部电影。咱们这儿压了许多老片子，专门放给领导看。今天演《海鹰》，王心刚和王晓棠主演……他担起水桶要走。　　   
你叫什么名字？我拽住他的扁担，水漾出来，湿了我的裤腿。是在电影队吗甲？　　   
是。我叫伊喜。我知道你叫秦模苏。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所有的军人们都知道你们的名字。　　   
喂，伊喜，你有什么病吗？　　   
没有哇？怎么啦？这么黑的夜里，你还能看出我有病吗？　　   
就是没病你也会缺维生素的，高原上的人都缺营养。你到卫生科来找我好吗？我给你搞一瓶酵母片，可好吃了，像崩豆似的，含有多种维它命。带我进去看《海鹰》好吗？　　   
不成。　　   
但他把担子放下了。
怎么不成？放电影不是在黑屋子里吗？我等开演了再进去，没等最后的“完”字打出来我就走。在昆仑山上，只有头发能证明我是女的。我把所有的头发都裹进皮帽子里，你就说我是你老乡，没有人会认出我是谁。　　   
我摇着他的胳膊，突然间碰到了他的手。我们的手都像触电一样冷，但相撞的一瞬，却像有一股火舌样发光的物质迸射出来。那种感觉美妙无比。许多年后，当我急切地寻找伊喜的手指，将它们揉搓在手心的时候，我并无它念。只是想重温那种令人颤粟的感觉。我与我丈夫相识的全过程中，我没有过这种奇妙的感受。　　   
但我要看《海鹰》。不管怎么说，我要看《海鹰》。女孩儿们都知道，只要她们坚持，事情就有希望。　　   
这一次肯定不行。等以后吧。　　   
伊喜走了。　　   
他没有来拿我为他准备的一大瓶酵母片，但他非常巧妙地通知我去电影队的小屋看电影。我今天的许多艺术知识和感觉都来自高原那间简陋的小屋。伊喜每次极认真地为我们——我和几个女伴放映，从来不断片。要知道那些片子都是很古老的，但它们流畅如同牙膏，从不间断。　　   
我和伊喜漫步在北京街头，当走到城乡贸易中心梦幻一般紫色的霓虹灯下，我问过他这个问题。　　   
都说那些片子破旧，比如《山间铃响马帮来》，比如《家》，但我看的时候都挺不错。　　   
他说，你是真的不知道还是装不知道？　　   
我说，真的不知道呀！难道还有什么秘密？　　   
此时，霓虹灯在我们头顶变幻成海绿色，我们像两株苍老的水草。我们已不再年轻。　　   
每次你来之前，我都独自在黑屋子当中提前把片子过一遍，把所有可能出故障的地方重新剪辑粘好。那几个女兵跟着你沾了很大的光。你当时想不到，事后也想不到吗？反复看同一场电影，如同把吃过的饭吐出来再嚼一遍。　　   
那一瞬我们的头顶变为金黄，好像蒙了一头的麦芒。我想起高尔基的书中人曾说过，年青时的恋人以后不宜重逢，好像一具骷髅从地上站了起来……在灿烂的金色中我觉得他说的不对，重逢可以把许多事情搞明白。　　   
伊喜快步向井边走去，这时我刚第一次探家归来。　　   
伊喜，我问你电影呢！我奇怪他为什么不理我。他长高了，军裤腿放出一截，新布翠绿得可爱。　　   
你除了同我说电影你就不能跟我说点别的了吗！　　   
伊喜把水桶墩在地上，气恼地盯着我。我第一次发现了他的英俊，黑眉耸动、腰板笔直。风纪扣系得铁紧，一个很尖锐的喉结端正地镶在风纪扣之上。　　   
我突然很想抚摸一下那个喉结，我猜它一定像猫一样有轻微的颤动。　　   
说点别的，当然可以了……可是说点什么呢？我定定望着伊喜，我总是在暗室中看到伊喜忙碌，如今在高原银白但不灼热的太阳下，反倒陌生。　　   
他也突然仓皇了，说，你干什么去？　　   
我想找一片树叶，做一枚书签。　　   
我小时做过这种书签，把叶子先在水中泡，直到将所有的叶肉腐去，只剩下鱼网似的叶脉，染上色，拴上线，玲珑剔透的书签就制好了。　　   
到哪里去找一片树叶呢？伊喜也犯难了。　　   
高原没有树，平原的树苗到了高原成了高原柴禾。我们的房前有一棵树，那是许多年前一位从上海来的年青医生栽下的，是他探家回来带给高原的礼物，据说是最耐寒最耐贫瘠的树种。种树的那天像一个节日，人们都来诅咒：这么冷，肯定活不了，风太大，吹成标本了。树木也像人需要氧气，它会病的。人们用诅咒寄托自己的期望，先将最坏的结局公布出来，自己给自己打预防针，以防那事情真的发生时，不致太伤心。　　   
树冠是两丫的，好像公鹿的两只角。在高原最炎热的日子，两只角上爬出了两朵绿芽，肥厚得像可爱的虫子。但它们在一场突然降临的风雪中凝固了，好像碎酒瓶的玻璃碴儿，悬挂在咖啡色的树干上，叮当作响。　　   
小树死了，树干却一直不倒，人们依旧给树培土。不管怎样，高原上也曾有过树。　　   
在很远的地方有红柳。我骑马去给你摘几片红柳叶吧。　　   
伊喜摘回了红柳叶，红柳叶像老女人的眉，皱缩而苍白，我不知伊喜跑了多远的路，只见他的喉结下一向严谨的风纪扣松开了，露出一个深深的凹陷。　　   
红柳叶结实而顽强，酸性碱性的溶液都无法使叶肉与叶网剥离。我看着它们腐烂变黑，同归于尽。  
红柳叶做书签好吗？　　   
我们见面时不谈电影改谈其它。　　   
不好。我说……　　   
那高原上有叶子的东西，就只有脱水菜了。　　   
有用脱水菜当烟叶抽的，有当茶叶沏水喝的。但不能当书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