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秧子乐

鬼秧子是我一个远门堂叔的绰号，他的注入户籍卡的名字，是一个单字：乐。村里人提起他来，总是忘不了在名字前冠以鬼秧子的绰号，就唤作鬼秧子乐了。这种啰嗦的称呼本来并不符合庄稼人说话喜欢简便的习惯，可是仍然喜欢这样叫，时日长了，似乎说来顺口，听来也顺耳。
　　单从这个绰号的字面上直观，就可以肯定他不属于高大完美的人物了。一个鬼字，就使人生出许多联想来。不过，在鬼秧子这个鬼字里，主要含蕴着诡的意味，大致概括了我的堂叔处事和为人的一贯特点，不那么豁达爽直，也不像一般庄稼人那么憨厚实诚；举凡大事小事，家事和外事，与人交手，总显出一副诡的样子；实话少，空话多，绝不会显山露水；有人概括说，鬼秧子乐要是说他去西京，实际准是去了东京，你要是按他说的到西京去找他，准会扑空上当了。
　　许是自幼受到这种民间舆论的蛊惑，我对堂叔自觉保持着一定距离，一种警惕和戒备；甚至看见他瘦小的身影，轻快的脚步，比一般庄稼人灵活的手势，也无不产生一种诡秘的印象；至于他那奔突的前额，深藏在眉棱下的那两只细小而灵活的眼珠，就更集中地蕴藏着深不可测的诡秘的气象了。庄稼人对于过于精明，精明到诡秘程度的人，就大大减低了信赖的心理依据，自然地表现出敬（卑？）而远之的保留态度了。我虽不敢卑视我的长辈，却也不敢与他过往太密。
　　星期六回到家中，已是上灯时分，一进门便看见鬼秧子乐叔坐在堂屋的桌旁，正和母亲扯着闲话。他平时极少到我家来串门，于是就想到他是有意在等候我，大约要说什么话，或者要办什么事。因为他和母亲的闲聊，完全是一种心不在焉的神气，明显是在消磨时光。
　　“你咋瘦成这个样子了？”他惊叹地说，似乎不是上一周日刚刚和我见过面，倒像是十年八年未曾见过似的，“嘿呀！我说公家干部这碗饭也真是不好吃！不要看不背不挑，劳心伤脑哩！劳心的事比劳力的事更叫人受不得。你看看劳心劳神瘦成啥样了……”
　　我自知其实并没有明显的变化，百二十斤的体重也没有减少，不过听了鬼秧子乐叔的话，似乎总比听到谁说“你肥了”要更熨帖些。
　　“听人说，县城的街道里，有小贩儿摆摊儿了，油糕桌子、凉粉案子都摆出来了。”鬼秧子乐叔说，完全是一种与己无关的闲谈的口气，“政府也不干涉？”
　　“不。”我说，“政策允许了。”
　　“政策怎能允许私人开铺面，做生意？”鬼秧子乐叔不解地说，“共产党怕是睡迷糊了？”
　　“正好相反。”我自作聪明地解释说，“中央从几十年的失误中总结教训，清醒过来了，对农民不能卡得太死。”
　　他的一双眼睛勾得很低，并不看我，只是盯着自己手里那只油腻的黑色羊皮烟包，悠悠地挖着。凭直觉，我觉察出他很专注地听着我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却摆出并不在意的架式，甚至连盯也不盯我一眼。
　　“你不是有炸油糕的手艺么？”母亲插嘴说，“几十年没派着用场，现时用得上了。”母亲说着，又问我，“你记得不？你乐叔跟你二爷（乐叔的父亲）在五里镇摆油糕桌子那阵儿，红火得很哩！一街两行七八家油糕桌子。就数你乐叔家的生意好。你乐叔炸出的油糕，黄亮、酥脆，咬在嘴里一包糖，而今吃不上那样好的油糕了。”
　　我隐约有一点记忆。五里镇街心的水渠边，撑开一座篷帐，一张四方桌子周围，摆着四条长板凳，坐着或站着吃油糕的庄稼汉男女。那位已经去世的二爷在满面笑容地招呼顾客，而正当年轻的乐叔，站在翻滚着油浪的炸锅前，两只手灵巧地捏着面团儿，把一个个扁圆的油糕贴着锅帮溜进油锅里，立时冒起一团儿油浪。炸熟的油糕漂浮在油面上，乐叔用筷子夹出来，架在铁丝网架上……我曾经馋涎欲滴地在那油锅前踅磨过，怎能完全忘记呢！
　　“哈！那当然，咱们那油糕用的啥佐料嘛！黑白糖掺半，青红丝，核桃仁，桔饼，吃来啥口味？”鬼秧子乐叔自豪地感叹起来，“而今国营食堂里卖的那油糕，只包一撮黑糖。前年我到西安，在东大街一家甜食店买了俩油糕，全是干壳子！皮子硬得像皮带，咬都咬不动。我算是把一两粮票一毛二分钱白撂咧……”
　　“你而今要是在五里镇摆开炸锅，保准红火。”母亲说，“老人们还都记得的。”
　　“不！咱可不能再干那号营生了！”鬼秧子乐叔慨然说绝，“投机倒把那营生，咱绝对不能干。”
　　“那不能说成是投机倒把……”我说。
　　“纵然不叫投机倒把，也不是正经路嘛！”鬼秧子乐大叔摆出一副慨然的面孔，“党教育咱几十年，要共同富裕嘛！咱咋能图自个先……”
　　看着他激昂慷慨的面孔，听着他的冠冕堂皇的话，我的心里立即反射出与此完全相反的意思来。他的声东击西的惯用手法，无法对熟悉他的人隐藏他的真实目的，无非是套出我对此事的看法罢了。
　　“这些人哪！真是狗改不了吃屎的性儿。上头的手刚松开个缝儿，就混扑瞎飞！”鬼秧子乐叔嘲笑说，“哼！到时候……等着挨挫！”
　　“不会的。”我说，“你要是想做油糕生意，现在可以干了，政策允许的。”
　　“咱不干，允许咱也不干。咱要跟全体社员走一条路，吃苦都吃苦，享福都享福。”他仍然说着套话，官话。说到这儿，眼珠一转，他用一种超然的口气说，“其实嘛，我要是想卖油糕，条件谁也比不过。手艺咱自带，不用请把式。俺二女子家在五里镇，正好街面上有两间门面，在街心十字左拐角，人来人往刚适中。前几天女子来，跟我咕叨这事，我把她一顿狠骂，骂她年轻轻的，倒比我老汉思想差池。我骂得她再不敢胡说乱扑了……”
　　听着他的话，我却在心里这样猜测：鬼秧子乐叔想到五里镇重操旧业炸油糕，已经和二女儿商议过不止一次了。甚至连门面的位置也经过悉心的窥测，街心十字的左拐角，那是五里镇的繁华地带，像西安的钟楼，上海的南京路或北京的王府井，在这儿开设一片油糕铺面，那是得天独厚的好地盘了。他说他狠骂过二女儿的瞎思想，我却偏偏猜成他在盘算如何利用女儿家的这一块无与伦比的好地盘了。我分明觉察出他想做油糕生意的急切心情，无非是朝我探听刚刚放松的农村经济政策的可靠性如何。像狐狸蹲在农家的鸡舍旁，眼睛偏不瞅鸡窝而瞧着四周，察看是否有主人设下的陷阱，绝不是对母鸡的肉香无动于衷。
　　鬼秧子乐叔的这种心理，并不奇怪，我完全可以理解，村子里好多农民，面对刚刚颁布的活跃农村经济的条例，持一种慎重的观望态度，等等再看吧！他们以为我在县上工作，了解政策界限，向我探询这种政策的可靠性和种种挣钱门路的合法性，已不止一人一次。他们都是直率地说出自己的看法，心存的担忧，甚至抬出过去生活中的事实来证明他们的观点。而鬼秧子乐叔却偏偏否认他急于要干的事，真是诡得有窍，也令人好笑。
　　“咱当咱的老实农民，不走邪道儿。”他表白说，完全是死心踏地的毫不为金钱所动的样子，站起身来，不在乎地问，“听人说，县城那些小摊小铺，县政府给发下营业执照了？”
　　“对。”我说，“完全是合法的。”
　　“合法咱也不干。”他像给我做保证一样，懒洋洋地拖长声调，“叔早把世事看开罗！要那么多钱做啥？嘴里有吃的，身上有穿的，成咧！叔早都不想发财好过罗……”他走出门去了。
　　我却仍然想到那只并不瞅着鸡窝的狐狸，仿佛说，母鸡肉并不好吃，我根本不想吃……
　　大约又过了俩月，有一天，鬼秧子乐叔突然走进我的办公室，接过我递给他的茶杯，就自报家门：“人都说市场开放了，县城里热闹红火，咱始终没来过。今日一逛，真个热闹，真个红火！我闲逛了一圈，吃了一碗泡馍。私人开的泡馍馆，肉肥汤香，比国营食堂泡得好。吃得渴了，我到你这儿来喝茶……”
　　我在县文化部门工作多年了，鬼秧子乐叔从来没登过我的门槛，今日来肯定不是因为泡馍吃得渴了跑来讨茶喝。我明知他是“王顾左右而言他”，也不好直问，就只顾给他的茶杯里添水倒茶，说些农贸市场里物资交易的行情。
　　我的屋子里原先坐着的两位朋友告辞以后，鬼秧子乐叔瞧瞧门口，那门板上的弹簧锁子自动扣上了。他从剃刮得干干净净的薄嘴唇里拔出烟袋，忽然提高嗓门，气嘘嘘地骂起他的二女子来：“这个贼女子，我咋劝咋骂都管不下了，非要开油糕铺子不行。我给她说，你卖你的油糕，我务我的庄稼；你发你的洋财，我过我的穷日月。想叫我来给你炸油糕，没门儿！”
　　我坐在他侧旁，只顾听着。
　　“唉！”他莫可奈何地嘘叹一声，“贼女子说不转我，跑来搬她妈。嗨，娘儿俩哭呀笑呀，喊呀骂呀，缠得我实在没办法……”
　　我心里暗自想，他大约终于要向我承认，那母鸡肉的味道其实是香的。我应该给他垫上台阶，好使他少绕几个弯儿，说实话，走捷径，就说：“二妹的打算没啥风险可担，你的顾虑是多余的。”
　　“这下惹下麻烦了。她给县工商局递了申请报告，一月多了，营业执照还没见批下来。”鬼秧子乐叔用一种幸灾乐祸的口气说，“三天两头寻我，叫我到县上来探问。我才不管这号事哩！我盼得县上不要批准她的申请，不要给她发营业执照，省得把我搅和进去……”
　　我现在已经比较清楚地看出他的真实来意了，只是他还在绕弯子，转圈圈。我想开他一个玩笑，看他怎么办？就说：“叔啊！我听说现在申请办营业执照的个体户特多，县工商局倒比开初卡得严了。”
　　他的细小的眼珠一转，迅如闪光似地掠过一丝惶惶的神色，随即消失了，勉强继续用幸灾乐祸的虚假口气说：“好……好！我盼县上不要批准她的申请，我也省得跟她冒险……”
　　“听说工商局赶五一节前要批准一批。”我说，“回头我问问，看你的那个营业执照批准了没。”
　　“不是我的，是我二女子的。”鬼秧子乐叔仍不忘纠正我的言语中的差错，用轻描淡写的口吻说，“那也好，你到工商局去给问一下，要是批准了，算一回事；要是不批准，也好。咱早一点弄明白，也叫那女子死了这条心，免得成天麻缠我。也不知……你去打问……方便不方便？”
　　“方便。”我说，并不敢怠慢长辈堂叔，“我问出结果后，给你回话。”
　　“这就给你惹下麻烦了。”他仍然用轻淡的口气说，而且继续埋怨他的二女子，“她早就催我来寻你，说是要你帮忙，办下了营业执照，她记你一辈子好处。我给她说，我不给人家添麻烦，你哥在县上工作忙得很，哪有闲工夫操心这些闲杂事……”
　　真是滴水不漏！我的诡秘的鬼秧子乐叔，我真服了他的高超的谈话艺术了。
　　鬼秧子乐叔和他二女儿合股经营的油糕铺子正式开张营业了。我因事到五里镇文化站去，远远地看见他腰缠白布围裙，在油锅跟前忙活着，手里捏着面团，不时抓起筷子翻捣锅里的油糕。他的二女儿忙着收钱，付油糕，忙得目不暇接。镇上逢集日，又恰值夏收前夕，庄稼人忙着添置杈把扫帚，扯夏季衣服布料，即使纯粹为着浪集逛会的人，都赶在紧张的夏收之前这有限的集日了。鬼秧子乐叔的油糕生意特别兴隆，油锅里炸熟的油糕，供不上那些捏着票子的手的索要，人就围堵在桌前锅旁了。相形之下，另外两家油糕摊子的生意，就显得冷清了。没有办法，老人们对鬼秧子乐叔的家传的油糕手艺记忆深刻，年轻人的舌头也是十分灵敏的，专拣好吃的买。我驻足看了看，就到文化站去了。
　　当我再一次回到家里的时候，母亲告诉我，鬼秧子乐叔早已给我送来一瓶好酒，一条好烟，说是感谢我给他女儿办理下营业执照了。我是空里受人感谢。其实在我向工商局打问此事时，他们刚刚开过会，一次就批准了一百五十多家个体户，其中包括鬼秧子乐叔的油糕铺店。他弄错了，还以为我给他帮了忙呢！我已经早在批准后几日给他说过，他却绝然不信，坚信肯定是我帮了忙，不然为啥会这样灵？鬼人总多一层诡计，我倒无法说得他相信我的话。
　　鬼秧子乐叔生意兴隆，时间自然更加忙迫，晚上要烧水烫面，揉好，窝在蒲篮里。天不明就得爬起来，点火烧油锅。这时候，好些社办工厂的工人、小镇市民、教师和过往行人，已经等候在铺店门口要吃早点了。老汉忙得团团转，平时连回家的空儿也抽不出。我和老叔不大见面，时光匆匆，近乎两年了。
　　这一天，县委宣传部干事老杨找我，说县委准备在元旦那天给万元户披红戴花，以鼓励农民放开手脚发财致富。县委把这项工作落实到宣传部和工商管理局头上了，让他们先调查摸底，然后确定表彰对象。在第一批被相中的万元户名单中，就有鬼秧子乐叔。老杨说他已经和老汉接触过一回，老汉顾虑重重，不说真话，不露实底儿。老杨不知从哪儿得知我与老汉是乡党，又有过密的交往，于是就拉上我一起来做他的工作。
　　我和老杨从县委出发，乘吉普车到五里镇时，镇上的庄稼人刚刚吃早饭。五里镇不逢集日，人迹寥寥，其余几家油糕铺店息火停灶，只有鬼秧子乐叔的门面开张，稀稀落落的几个顾客在店门口徜徉。
　　鬼秧子乐叔一看见吉普车停在他的门前，眼里就罩上一层厌烦的神色，我从车窗里瞅见他把头迈到一边去了，及至看见我和老杨走进他的店门，才显出慌慌张张的热情的表示，让我们到店里坐下。他的二女儿凤子似乎不在意，笑吟吟地端上一盘刚炸出的油糕，又盛上两碗红豆稀饭，摆在我和老杨面前，然后接替父亲站在油锅前去操作，鬼秧子乐叔擦着油渍渍的手指，坐到桌旁来陪我和老杨说话。
　　“你俩还是为寻万元户来的吧？”鬼秧子乐叔率先开口，直奔主题，一语中的，“你老杨同志把俺侄子拉来也不顶啥！我没挣下一万块嘛！咱的县长亲身来也不顶啥，我不能哄咱县上的领导人嘛！披红戴花，多光荣多体面的事嘛，可惜咱不够格！咱而今要实事求是说话哩……”
　　我和老杨不约而同地对视一下，他的眼镜片后的眼睛示意我开口，我更觉为难了。鬼秧子乐叔一开口，不仅堵死了老杨的嘴，把我也给毫不留情地冷冻起来了。我知道他的为人，就尽可能做些解释疑虑的工作。老杨当然不肯就此宣告失败，态度更加诚恳殷切了。现在形成的局面是，县委的两位文职干部几乎是在巴结一个卖油糕的个体致富户，甚至有几分乞求的意味，盼得他能应承自己挣下了一万元人民币。
　　“你们看嘛！平时不逢集，这街道上稀里八拉没有几个人，一天卖不下十斤面的油糕，能净落几块钱？三六九逢集，不过卖下三五十斤面，能挣多少钱？刮风下雨没人赶集，秋夏两季咱还要停业收庄稼，一年能卖多少钱，大略能算出来嘛！”鬼秧子乐叔数说起生意状况，甚至有点不耐烦了，“挣是挣下了几个钱，也不能说赔本儿。可是离一万块……老天爷，八年以后看咋样！”
　　看看再说下去也无用，老杨灰心丧气地告辞回县了。我正好顺路借便回一趟家。
　　老杨乘坐的吉普车驶出五里镇狭窄的街巷，鬼秧子乐叔把我叫进里屋，一直拉进他的凌乱而油污的住室，睁着惊疑不定的眼睛，压低声，一派严重而又神秘的气色：“好老侄儿，你给叔打实处说，他老杨来做啥？”
　　我向他证实，老杨没有坏心，确实是要表扬他，不仅披红戴花，还有奖品和奖金。
　　“胡訚糟践人哩！”他大概基本信下了我的话，疑神疑鬼的惊恐心情消除了，悻悻地说，“只要你县上不要变来变去，按而今的政策往下行，老百姓就给你县长磕头叫爷哩！何必要你披訚啥红，戴訚啥花哩！”
　　“给万元户披红戴花，这也是解除农民心头疑虑的……一种形式。”我说，“比如你自己……顾虑就不少……”
　　“你记得不？六○年上级发下‘六十条’，鼓励农民开荒种地度荒年。好，咱开了荒地，刚收了二四料，碗里稠了，跟着就来‘四清’运动，算帐呀，批判呀，还要退赔！‘六十条’上的政策又不算数了！”鬼秧子乐叔撇着薄薄的嘴唇，讥诮地说，“翻来倒去，只有咱农民没理！我怎能不顾虑？那个戴眼镜的老杨前日一来，就跟我算帐，算我挣下挣不下一万元。我心里毛了，直是怕怕。我的爷！‘四清’又要来了吗？”
　　我再次向他解释，老杨可能一时急于完成县委交代的工作任务，急了点，他苦笑一下表示理解。这些历史的负担真是太沉重了
　　“老侄儿，不瞒你说，我准备收摊了。”鬼秧子乐叔神情黯然，“真的。把余下的百十斤面粉卖完，收摊！”
　　“怎么回事呢？”我不解地问。
　　“自打老杨那日一来，我几夜睡不着觉了。”老汉有点难受，“没钱用时发凄惶，挣下俩钱心里又怕怕。钱挣得越多，心里越发慌慌。我老是心里不踏实，老觉得祸事快来了。老杨前日来了，我后来跟俺二女子的老阿公一商量，你猜老亲家咋说？‘趁共产党而今迷糊了，挣几个钱赶紧撒手！共产党醒来，小心再来运动！’我就下狠心收摊……”
　　鬼秧子乐叔说着，竟然动了感情，六十岁的老汉，居然流下眼泪，我才更深一层体察到过去的生活在他心里的沉积太厚太重了。我觉得我以往对他的某些卑而远之的心理，真是太不应该，完全是不了解他的愚蠢而鲁莽的举动。我喝着茶水，这才郑重其事地给他阐述党的方针，政策，时局和未来。企图向他证示：由一个人随心所欲地改变国家体制和政策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中央是人民的中央，按照全体劳动者的意愿制定党政国策，完全可以信赖。
　　他苦笑一下，说他听听广播心眼就开了，要是听些杂言碎语，又不由地担心。我深知要彻底瓦解他心中的沉积层，还需要时间和生活的进一步发展。不过，他笑着说他可以改变前几天做出的收摊的打算，算是对我的宣传工作的令人鼓舞的兑现。农民啊！极左的政策造成的这一代如惊弓之鸟一样的农民啊！
　　县政府在元旦那天召开了表彰大会，十五个首先达到万元家当的农民，接受县委书记和县长给他们按照关中农村传统的褒奖习俗，在肩上披挂了红绸带，胸前戴上了斗大的红纸花，打扮得新郎似的，乘十多辆彩车，在县城游了一圈。鬼秧子乐叔也被通知来开会，我和他在会场匆匆一见，他的脸上有了光彩，有点愧疚地对我笑着，我也不便再说什么，料定对他不无好的感染吧？
　　大约又过了半年，又一个周日，我回到乡下老家，作为我们这个远离县城的偏僻山村的头条新闻，就是鬼秧子乐叔从五里镇扯旗拔寨，回到自家屋里，洗手不干了。我被一种好奇心所驱使，就找到他的舍下去打问。
　　深秋的冷月洒满庭院，落光了叶子的葡萄藤架下，鬼秧子乐叔正坐在一只小竹椅上喝茶。他的神色十分沉静，言语缓慢而凝重，手势也沉稳了。
　　“听说……你从五里镇回来了？”
　　“回来了——不干咧。”
　　“怎么回事呢？”
　　“……你先喝茶。”
　　我坐下喝茶。
　　“老侄呀！你总说叔顾虑多，心数多……”他像打赌赢了时的口气，“现时看，叔顾虑的事，没错！”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五里镇公社书记在广播上讲话，说乡村里耍神闹鬼，投机倒把，强xx妇女，偷人抢人，都是啥……污染！还说所有污染的根子是‘一切向钱看’……”
　　“这与你卖油糕有啥关系呢？”
　　“卖油糕是不是为挣钱？挣钱是不是‘向钱看’？‘向钱看’当然就是污染嘛！我给自己也会上纲挂线了。”鬼秧子乐叔说得很认真，“公社书记在广播上连说带喊，嗓子都喊哑了！你看看，县长刚给万元户戴花没过半年，公社书记又这样说……”
　　“没你的事！只是文艺和教育界……”
　　“老侄儿，叔已经安置妥当了。”鬼秧子乐叔给我压着指头，说他早已谋划好了的措施，“我干了三年多，确确实实挣了一点子钱。我把这钱全数存着，房不盖一间，家具也没添一件。我给娃们交代：日后要是来运动，要退赔，那好，咱把钱交给工作组。要是真的不来运动，那当然好，就算是爸给你们留下的家当，你们兄弟俩一人一半。这钱是我揉面团挣下的，我现时不敢花，你们也不要花。等我死了，随你们的便！我活着，你们不要想动它一张……”
　　话说到这样的程度，可见心死如铁了。五里镇公社那位书记怎样慷慨激昂地发表了一通演说，吓得鬼秧子乐叔缩手蜷足，关了油糕铺店，从五里镇回到自己的老窝里来了，而且把挣下的一笔款子，分文不花，准备着将来某场运动中退赔出去……我曾经为冯幺爸在乡场上挺起了腰身而欢呼，也曾经为可爱的黑娃兄弟走进照像馆出尽洋相而鼓舞，我可实在没有想到，我的远门堂叔给我留下这样曲曲拐拐的心的轨迹！即使五里镇公社书记在广播演说中喊哑了嗓子，我看县城和五里镇的农贸市场依然熙熙攘攘，小铺小店里的个体户的生意也照样兴隆，唯有鬼秧子乐叔……大约太诡秘了吧？太精明的人，有时也往往失算，倒比那些头脑简单一些的人更多一层忧虑吧？
　　……
　　今年春天，我从南方归来，到五里镇下汽车，走进街巷，看见鬼秧子乐叔和他的二女儿家的那片铺店地址上，已经竖起两层六间的楼房，外观十分漂亮，楼媚上书写着一排潇洒飘逸的行书字：“一字歌饺子馆。”
　　鬼秧子乐叔在门口看见我，连拽带拉，就把我拉上楼去了。下层三间，两间作饭厅，一间为作坊，二楼上开了一间雅座，供那些比较讲究的小镇上的“上层”人物莅临就餐。五六个青年男女，一律白衫白帽，很有气魄。坐下后，鬼秧子乐叔弄来几碟小菜，定要和我喝几盅。
　　“老侄儿呀！我这回豁出来罗！”鬼秧子乐叔呷下一口酒，“啃个鸡爪子也算动了荤，咥（吃）个全鸡也是动了荤，我宁愿咥个全鸡！”
　　我惊异他的变化，不用问，他就告诉我，油糕铺息火灭灶的时月里，他心里其实很痒痒。看着那么多票子别人挣，心里那个味儿是很难忍受的。直到春节，两个女儿和女婿来拜年，向他声明，他不干，他们可要干了，而且要大干大闹，只是资金欠缺，要老丈人把那一笔款子借给他们兴建楼房。老汉阴沉着脸，说三天以后给他们回话。后来……他和两个女儿家合股……
　　“嗨！一号文件一下达，我就在心里骂五里镇公社书记，这回，你把嗓子吼出血，也吓不住我了！”鬼秧子乐叔畅快地笑着，“人都说我诡，这回不诡啰！我把全部家当拿出来，摆在五里镇上了。咱一生担惊受怕，心里多刻了几道渠儿，而今，我要耍一回大胆哟！”
　　鬼秧子乐叔几口酒下肚，脸像猪肝一样红了，话多了，声壮了，简直没有我插言的缝隙，他自嘲地摆摆花白的脑袋，感慨地说：“叔这多年里，就像在月亮地里走路，把自个的影子当作鬼了，自己吓自己……哈呀！”
　　“你这个饭馆的名字起得好！”我也受了他的情绪的感染，心情很畅快，“‘一字歌’，很雅致，也有意思！”
　　“我请了几位中学教员，摆了一桌酒席，请他们给我的新饭馆起名。”鬼秧子乐叔十分得意，“那些文墨人，起下二十多个名字，我就选中了这个，它合咱的心。”
　　我很畅快，就起身告辞。鬼秧子乐叔却兴致正高涨，死活不让走：“我还跟你没说完哩！”
　　我又坐下，他告诉我，前几天，五里镇公社开会，动员大家给学校捐款，多少不拒，一块两块欢迎，千元百元更好。鬼秧子乐叔当场站起，报了一万元，全场立时响起掌声。那个在广播上把一切乱七八糟的怪事都引申为“污染”的公社书记，带头站起来，当着千余人的面，代表五里镇几千名小学生向鬼秧子乐叔鞠躬致礼，感动得老汉热泪扑洒。
　　“人家领导问我有啥要求？我说，修好学校以后，把我的名字刻上，就这话。”鬼秧子乐叔说，“我跟朱举人平排坐着了！”
　　我在五里镇读小学的时候，老师讲校史时，说五里镇小学的前身，是朱家寨在清末中了举的一位朱举人捐款兴建的。正堂上的一块青石碑上，记载着这位举人给家乡文化建设所作的义举，在世世代代的庄稼人中传为美谈。“文革”中，那块碑石给搬掉了，不知扔到什么角落里去了。前年，被谁从庄稼人打土坯的土壕里发现了，抬回五里镇小学，重新栽在花园里。鬼秧子乐叔也想在五里镇这个小小的社会里，留名青史，我可没有料到。
　　“公社答应了！”鬼秧子乐叔有点得意，“公社书记亲自给我说，‘你的碑子跟朱举人的碑子并排放着。’”
　　“叔呀！你给咱家乡的子孙后代做下一件好事，群众不会忘记你的。”我喝了几口酒，对鬼秧子乐叔的进步大加称颂，“你而今心里踏实了吧？再不……”
　　鬼秧子乐叔灌下一杯酒，撇着嘴唇，讥诮地瞥我一眼，不以为然地摇摇头，打断我的话，眼里又露出那种诡秘的气象，说：“好老侄儿，不瞒你说，我捐出一万元来，权当这几年没挣。捐出去，让五里镇公社的每一户庄稼人都得一点好处，免得日后来了运动，乱口纷纷咬我。二来呢？我把一万块票子捐给你公社书记，你书记在成千人面前跟我握了手，亲口答应给我立碑，青石上刻下我的名字，看你日后还抓不抓我的‘污染’？”
　　鬼秧子乐叔得意地剖白他的诡秘的打算，又使我意料不及了。我正在心里琢磨着他的义举里所包含的新的意义，新的进步，新的心理变化……却想不到他竟是出于这样的动机。
　　“我不能不考虑留下退路！”鬼秧子乐叔扬起头，瞪着眼瞅着我，“傻瓜才只知朝前跑而不想退路哩！我捐出一万块，把上下左右的嘴都堵住，日后万一政策变卦了，看你咋好开口整我？”
　　他很得意地笑起来。
　　我喝不下去了，愉快的心情又转为沉重起来，点燃了一支烟……
　　小说写到这里，本可告一段落；又一回想，觉得不免有图解政策之嫌；再想想，却无法完全回避。鬼秧子乐叔的所有诡秘的言行举措里，无一不折射着我们施行过的政策的余光。也许在世界上所有的不同肤色的农业人口中，鬼秧子乐叔的诡秘的心理算是一种独有的怪癖；因为世界上不同地域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农民毕竟有职业上的共同之处，譬如丰年的欢乐和灾年的忧愁，譬如对于粮食价格的升跌的担忧。独有鬼秧子乐叔除了御自然灾害之外，又多了一层奇特的又是根深蒂固的变态心理，使人难以揣摸准确……令人可喜的是，而今刚刚成年的一代农民，譬如鬼秧子乐叔的二女儿凤子和她的丈夫，将不会循着鬼秧子乐叔曲里拐弯的心的轨迹思谋筹划他们的前程了！
　　无论如何，我仍然虔诚地祝愿，鬼秧子乐叔开张不久的“一字歌饺子馆”生意兴隆……
　　1984.10.21于西安东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