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3)
保良心口突突跳着,踮着步子慢慢往前,尽量不让脚下发出一点声音。他终于看到了于叔叔。于叔叔嘴角的笑纹,这时尚未收净,在那副轻松表情的对面,是一个微驼的背影,那瘦削却又宽阔的脊背上,架着父亲硕大的头颅。
也许是听到了什么动静,于叔叔的目光抬起,向保良这边扫来,保良的心脏,几乎从嘴里蹦出。他不知为什么对从小相熟的这位小于叔叔,甚至对生养自己的父亲,此时竟有一种莫名的恐惧,他害怕自己真的看到了什么不可告人的陰谋,他因此而不敢正对于叔叔那道突然扬起的锐利目光,他仓促间选择了逃避,他向窑口的方向亡命狂奔。
他们也发现他了!
父亲在身后叫他:“保良!保良!”叫第三遍时保良停住了,但不敢回头。父亲从身后过来,问他:“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保良喘气喘得胸口发慌,他上气不接下气地答道:“妈……妈让我……让我喊你吃饭!”
保良说完这话,仍然不敢回头。父亲说:“你们先吃吧,我和于叔叔谈点事情。”
保良低了头往窑外走去,父亲在他身后又说了一句:“你和你妈先吃!”
在 那之后的几天,大家还在想方设法寻找姐姐。父亲和母亲,二伯家的人,特别是二伯的儿子权虎,打电话找遍了姐姐所有的同学朋友,希望姐姐的失踪,只是一场负 气出走。公安局的人也来找父亲、找权虎、找相关的人员了解情况。权虎还让人把姐姐的照片登在网上,悬赏寻人。二伯也花钱在省里的报纸上登了寻人启事。马上 快过元旦了,年头年尾,一天天临近,催得人人心急如焚。也许只有保良一人看得出来,在父亲那张表面焦急沉痛的脸上,隐含着一丝平静和轻松。尤其是在母亲哭着抱怨父亲不该干涉女儿恋爱自由的时候,父亲居然说:我们一时见不到她,也比她跟人私奔了恨我们一辈子强!
十三岁的保良,想姐姐想得发疯。
十三岁的保良,心里包皮藏着巨大的惶恐。
在寻人启事见报后的第四天,姐姐突然回到了鉴宁。
姐姐回来了,但没有回家,她用一个电话把权虎约到了他们经常相约的一个路口,并且嘱咐他不要告诉任何人。所谓任何人,当然也包皮括他们双方的父亲母亲。
权虎悄悄赶到路口,他在那个路口站了不到一分钟,就看到姐姐从街的对面快步跑来。姐姐跑过马路,跑向权虎,她紧紧抱住了权虎,然后泣不成声。
姐姐的归来,证实了她的“失踪”,确实是父亲亲手策划的一起“陰谋”。这起“陰谋”的目的,还是为了反对姐姐持意不肯放弃的这场门弟不合的爱情。
在 所有人看来,父亲实在愚蠢到顶。他以看中医的名义把姐姐带到省城,又在省城找到公安方面的熟人朋友,把姐姐“软禁”在一个四面高墙的院子当中。虽然吃喝都 有人安排照顾,但这是长久之计吗,你能关她一辈子吗?姐姐和父亲一起住在那院子中的一幢三层高的小别墅里,她的手机从一开始就让父亲藏了,楼里的电话也打 不了长途。三天后父亲说要出去办点事情,让她等在这里不许乱跑,从此便人不见影鬼不见踪。院子里的人每天用各种花言巧语试图稳住姐姐,以致姐姐一周之后才 发觉情形不对,但院子的大门始终锁着。这期间父亲给她打过几次电话,先是骗她稍安勿躁,耐心等他回来,后又挑明如不放弃与权虎结婚的想法,就不让她回家。
姐 姐又哭又闹,她后来才知道这院子原来是公安局的一个内部的招待点。保良后来回想,这个“计谋”肯定是于叔叔出的主意。因为父亲在去省城之前,曾在体育馆和 于叔叔鬼鬼祟祟地碰面,在父亲回来之后,又在废窑弹冠相庆地接头。在他们自鸣得意的时候,也许没想到姐姐在省城的那个小院里,已被逼成困兽。
那个小院、还有院里的三层小楼,都是空着的,只有一个老头和一个中年妇女日夜守着姐姐,不许她出去,每日好言相劝,茶饭伺候,无非劝她要听父母的话,劝她在这里好好安静几天,等父亲过来接她回去。
在明白真相的第三天深夜,姐姐从三楼卫生间的窗户顺着楼后外墙的下水管子爬了下来,手和腿都蹭出了见血的伤口。当她的双脚着地后她顾不上疼痛,向着大街的方向飞快奔逃。天亮后她用身上仅有的一点钱买了火车票回到了鉴宁,在那个只有他们两人知道的路口,见到了她的爱人权虎。
权虎马上把姐姐带到二伯那里,声称要立即与姐姐结婚。他们没有告诉二伯,这时的姐姐,其实已经怀有身孕。
二伯给出的态度非常明确,第一、不反对他们相爱和结婚,第二、他对姐姐说,我跟你爸爸是几十年的兄弟,你嫁到权家来,你爸必须有个态度,哪怕他到我这儿来点个头,也就算数。他不同意,你们就不能办结婚手续。你们别让我们做老辈的,为你们伤了和气。
二伯的态度与其说是支持,不如说是反对。
姐姐和权虎决定私奔。
保 良是从父亲接到一个电话的反应上,知道了姐姐已经回到鉴宁。父亲接了那个电话后,马上打电话给权虎和二伯,追问姐姐的下落,打给权虎的电话是权三槍接的, 说权虎不在,搪塞过了。二伯则在电话里向父亲通报了儿女的想法,并把自己的立场做了复述。在他们通话之后,双方家庭都在寻找各自的儿女,但姐姐没有回家, 权虎也不在酒楼,两个年轻人摆出了一副人间蒸发的架式,以争取他们相爱的权利。
保良这才看到,父亲真的急了,脸色发白地四处打电话求助。在和于叔叔通了一个电话后,又匆匆离家而去。也许保良那时年纪太小,他无法推测父亲的不近情理,是否必有其中的道理和原因。
这个道理和原因,是在这段棒打鸳鸯的悲剧发生将近一年之后,保良才得以明晰,可那时一切都为时已晚,一切都已成为过去。
保良见到姐姐是在姐姐回到鉴宁的第二天下午,也就是陽历的大年三十。保良放学时被权三槍在校门口叫走,用汽车把他拉到了一条叫不出名字的街道,带他进入了一幢普通的居民楼里。在这幢居民楼顶层的一套单元房内,保良见到了权虎和姐姐。
姐弟二人抱头痛哭。
保良觉得,姐姐太可怜了。
见到姐姐憔悴的样子,见到姐姐淌下的泪水,保良也止不住自己的眼泪。他那时把全部的同情,全都投向了姐姐,投向了和姐姐痴情相爱的权虎。那天晚上他自觉自愿地充当了一个小交通员的角色,把姐姐决定结婚并决定与权虎双双出走的消息,悄悄带给了母亲。
这个消息让母亲也流下了眼泪。她和保良躲在厨房里,背着一墙之隔的卧室里的父亲,看了保良带回来的姐姐的亲笔信。那封信里充满了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感激与愧疚,让人悲肠百转,也发出了从此井水河水永不相犯的毒誓,令人心寒如冰。
元旦这天,父亲原说要出去找二伯和几个走得近的朋友好好谈谈,但母亲把早饭做熟之后,父亲还未起床。母亲问他,他说头痛不去了。母亲把保良叫到厨房,从身上掏出一只精巧的小盒子,保良知道,这就是母亲唯一留存下来的那件嫁妆——一对镶着真钻的白金耳环。
母亲打开盒子,两只耳环熠熠耀目。母亲取出一只,放在保良手里,随即哽咽起来,克制了半天,才把抽泣压住。她对保良说:“昨天晚上我去街上,给你姐打了电话,她今天和权虎结婚。今天是元旦,是个挺好的日子,今天结婚挺好的。我跟你姐说了,今天妈妈去不了啦,可妈妈要送她一个结婚礼物。保良你把这只耳环带给你姐,告诉她以后不管走到哪儿了,要是想妈妈了,想家了,就看看这只耳环。妈妈这儿还留了一只,妈要想她了,也看看这只耳环……什么时候这一对耳环又合到一起了,妈妈的心也就安了,妈妈等着这天。你跟姐说,妈祝他们幸福。”
元旦,鉴宁的街上,好大的雪。
俗话说,瑞雪兆丰年。
元旦下雪是个好兆,但保良走在街上,雪粉飘在脸上,每一滴每一粒,都像妈妈和姐姐的眼泪,特别凉,特别疼。
姐 姐的婚礼就在那幢居民楼的顶层单元里举行,仪式简单。姐姐和权虎一没拜天地,二没拜高堂,甚至,也没有夫妻对拜。他们只是坐在一张旧餐桌前,喝了交杯酒, 说了祝福自己的话。桌上摆的“婚宴”,都是从楼下的餐馆里买回来的酒菜,因为这房子是临时租的,所以没有任何餐具,菜就盛在从餐馆带回的塑料饭盒里,筷子 也是从餐馆拿来的一次性筷子。权虎因为执意结婚,和他父亲也闹僵了,所以尽管身上有钱,也不敢到街上象样的酒楼里大办喜事。二伯在鉴宁城里耳目众多,他们必须小心为妙。代表女方参加婚礼的,竟然只有保良一人,而男方亲属的代表,也只有背着二伯悄悄赶来的权三槍。
餐桌的一侧,放着姐姐和权虎行将上路的行李,那两只行李让婚礼充满了天涯沦落的辛酸味道。保良把母亲的那只耳环交给了姐姐,保良说:妈让我把这个给你,她祝你们一生幸福。姐姐接了耳环,看了半天,摘了自己原来戴的普通耳环,让保良把这只白金镶钻的耳环给她戴上。保良给姐姐戴耳环时姐姐哭了,耳朵抖得让保良戴了半天才好歹戴上。权虎问:怎么只有一只?保良说:另一只我妈留着,说想我姐的时候就拿出来看看。他又对姐姐说:妈说你要想她了,就也看看这只耳环。什么时候两只耳环合在一起了,妈妈的心也就安了。妈说她要一直等着这天。
保良说完这话,鼻子酸得想哭,泪到眼窝又忍住没落。
姐姐没有说话,只是把保良搂在怀里,先是用手,后又用唇,抚摸亲吻着保良乌黑的头发。婚宴也就此草草结束,权虎开始催促姐姐收拾上路。保良和权三槍一起送姐姐和权虎去了火车站,他看着权三槍帮这对新人把行李搬上车厢,看着权虎拉着姐姐的手踏上了列车的踏板,那一刻他觉得姐姐脸上终于漾起的笑容是那么幸福,那么由衷。
火车开动。
姐姐走了。
保良哭了。
他那时觉得,这就是永别,姐姐真的再也不会回来了。
火车是绿色的,绿色中涂了黄色和银色,还点缀着白色和红色。当火车在雪地里渐渐走远,越变越小以后,统统变成了单纯的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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