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2.18（星期四）

　　今天去表参道的ASICS（亚瑟士，日本运动品牌）买了跑鞋和运动服，晚上去住所附近的皇居跑了步。
　　绕着皇居跑步一圈刚好5公里，沿路有专门为跑者提供饮用水和休息的地方，是东京的跑步圣地，据说是村上春树爱跑步的地方。
　　跑步的时候我刻意留意四周，看看是否能偶遇村上春树，结果发现大部分男的都和村上春树差不多，矮小结实的身体，简素规律、神情肃穆，我就像是在和一堆村上春树的克隆者同时跑。跑者白天是坐地铁的上班族，穿着米色和黑色的商务装，地铁门一开再一关，他们的疲惫和麻木又加深了一层。到了晚上，他们换上专业的跑步服，庞大的上百人的群体呼吸在同样的频率之下，在窄窄的跑道上连绵不绝，仪式感就像是参加弥撒。
　　波德里亚非常刻薄地这样形容跑者：“我们可以拦住一匹发狂的马，却拦不住一个正在慢跑的人。唇上泛着白沫，全神贯注于内心的倒计时，全神贯注于他进入反常状态的那一刻，此刻千万不要拦住他问时间，他会把你吃掉。”
　　这种沉醉是宗教性的。跑步的确具有宗教的一些特征：人群聚众，大脑中分泌出一种宗教性的欢愉。因为聚众，这种欢愉又变得更为强烈。
　　这两年跑步也成了中国中产的新宗教。
　　可是说实话，我很害怕在朋友圈看到人晒长跑之后的照片，直视镜头的脸面色潮红，全身汗湿，裹在紧身衣里。我朋友圈有一个朋友是超级马拉松（一种在野外环境里长达100公里，甚至300公里的马拉松）的跑者，我每次看他的朋友圈都很紧张，晒伤的身体，起泡的双脚，皮开肉绽的肩膀。
　　我是青春期受张爱玲影响的文艺女青年，对于文明世界有着畸形的向往，贪图享乐，喜欢吃奶油蛋糕，喜欢包裹在华丽的袍子里——即使袍子上长满了虱子，也胜过青筋毕露的身体。
　　我仔细想了想，我不敢看人长跑后的照片，和张爱玲抱着牛奶瓶面无表情地穿过病人呻吟的病房一样，是对受苦的一种回避。看到大汗淋漓的身体，我并不觉得性感，只觉得好惨。
　　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中产爱跑步，因为跑步是一种苦修。而苦修，是对过剩的回应。
　　食物过剩，糖分过剩，卡路里过剩。而互联网创业的热潮中，很多人的很多努力都是为了让别人更懒一些，人和食物之间的距离被缩短了，食指一动，就等着外卖小哥敲门。
　　我们的社会充盈而饱和，由一个肥胖者的社会进入了一个厌食症的社会。
　　中国最先胖起来的一代诞生于饥荒之后，饥饿的记忆告诉他们的大脑要不断储存热量，因此对于食物有着穷凶极恶的热情。肥胖者说：“我什么都缺，所以我什么都吃。”而新兴的城市中产说：“我什么都不缺，所以我什么都不吃。”
　　戒糖，戒油，戒一切因为过于幸福而让灵魂出窍的食物。在跑步这个近乎受苦的单调运动中，把过剩的能量呕吐出来，中产再次控制了自己的身体。
　　受苦对于中产是陌生的身体经验，对于富人阶层更是。跑马拉松的潘石屹和登珠峰的王石是中产看齐的对象。我相信潘石屹和王石并不是为了作秀，或者为了征服的虚荣，而是真的享受这种对于他们的日常生活来说遥远而陌生的身体痛苦。痛苦放大了人对身体的觉知，痛苦让人感觉到自己正在活着。
　　现代科技的发展与其说“解放了身体”，倒不如说“剥离了身体”。工具代替了身体的功能，中产要借助马拉松找回自己的身体。所以，你很难想象一个重体力工作者，或是一个快递小哥在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之后决定在城市公园跑个步。
　　在缺乏宗教的社会里，过剩的中产需要跑步这种宗教般的欢愉来缓解自己的焦虑和压力。中产的压力是方方面面的，一方面是日常的琐碎，刘震云20年前写的《一地鸡毛》依然没有被扫走，妻子、孩子、保姆、单位的是是非非确凿地存在于生活的每一天；另一方面是“均质”的焦虑，是每个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共享的，雾霾和地沟油，诈骗和毒奶粉，房价和养老，股票和医疗……它们既抽象又具体，如乌云般遥遥而至，压在每一个中产的头顶上。
　　跑步所带来的愉悦成为缓解这种焦虑最好的方式。关掉糟心的新闻，远离唠叨的妻子和讨厌的同事，把孩子的吵闹遗留在身后，关上房门，换上跑鞋，戴上耳机，美妙的协奏曲取代了嘈杂与抱怨，肉身与灵魂瞬间进入真空。
　　“运动让人产生愉悦”这一点似乎有科学的解释。在几年前一本风靡全世界的畅销书《运动改造大脑》中，作者写到人的身体里有一个内在的止痛分子自机制，效果就像吗啡。内啡肽减轻身体上的疼痛，同时在心理上产生快感。
　　在剧烈运动的时候，内啡肽能够镇静大脑并且缓解肌肉疼痛。作者举了一个例子，一个马拉松选手在参加波士顿马拉松比赛时，在起跑线附近被塑料袋绊倒，膝盖着地摔在人行道上，他爬起来继续跑，直到接近29公里时，肿胀的膝盖罢工，大腿骨折了。而在此之前他根本没有注意到，这是缘于内啡肽的麻痹和镇定作用。
　　后来，也有科学家指出长跑者的内啡肽是无法进入大脑的。无论如何，当一个人心情低落时，他大脑里产生“运动会让我心情好”的自我暗示，当他的双脚踏实而轻快地落在地面上，不管那种化学物质是否瞬间在他的大脑中绽放，跑者都认为它奏效了。
　　所有运动都能让人产生愉悦，比如打篮球、踢足球、跳广场舞。为什么中产会选择长跑呢？
　　宣称“跑步是种宗教”的中产没有资格嘲笑跳广场舞的大妈。除了装备不如跑者，背景音乐落后了20年，其实两者没有太大区别：同样欢愉，同样缺乏对抗性，同样切割城市空间，参与者同样热情地邀请你加入他们的队伍，像传教士一样伸出双手。
　　可鄙视链却依然真实地存在着，最大的原因就在于：广场舞不够中产。中产需要自己小群体的阶层认同。
　　当中产刚刚开始在俄国流行时，纳博科夫是这样刻薄他们的：“他们被两种相抵触的渴望煎熬着：一方面他想和所有人一样，用这个用那个，因为成千上万的人都在这么做；另一方面他又渴望加入某个特殊团体，某个组织、俱乐部，成为某个宾馆的贵宾或者远洋航班的乘客，然后因得知某集团的总裁或欧洲的某伯爵坐在自己身边而欢欣雀跃。”
　　跑步不仅仅时髦，而且像是某种成功人士的标配。中国的企业家和企业高层们为了显示自己的追求，纷纷把马拉松的奖牌当作自己的勋章。而中产选择跑步而非广场舞来锻炼身体，显然是因为跑步更像是身份的象征。
　　乐观的人会把跑步的中产看作阶级自我意识的觉醒。
　　中产在财富以外，开始关注健康，并且以此为起点，关注一些大于自身的东西，比如大气环境、食品安全、医疗健康、公众权利、财富安全。跑步既是一种焦虑下的反应，也是一种自救。而跑者彼此抱团，更让人有一个政治群体崛起的集结号已经吹响的想象。
　　然而真的是这样吗？
　　日本以及西方的上班族开始追求一种戒糖、长跑、岁月静好、去政治化的生活方式，是因为某种社会规则已经成为共识。而在中国，这种规则与底线并未形成，当奶粉出现问题，中产开始寻找代购；当疫苗出现问题，中产去香港打疫苗；当空气出现问题，中产戴上口罩继续长跑。
　　很多中产并不认为自己有推动社会变革的责任，而仅仅是想通过长跑和秋葵把自己修炼得百毒不侵，水木清明。
　　然而，我们并没有办法指责中产的犬儒和自私。他们仅仅是无力，在无力与无力的每一天交替的缝隙中，大脑借助运动产生内啡肽，那半真半假的愉悦与沉醉，便成了生活中最大的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