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11.8（星期二）

　　阎连科老师的《年月日》日文版出版了，他来东京做宣传活动。我去听他在东京大学的讲座，在阶梯教室里，阎老师像在罗马斗兽场里一样陷在最低处，看起来有点可怜。
　　等他讲座完，我们一起去中目黑吃晚饭。沿着目黑川散步，两边的小店都很有设计感。我们找了一家北京烤鸭店，口感太甜，我们吃了都苦笑。坐在室外的餐桌旁，我看着河两岸的两个带孩子的主妇遥遥地相互挥手打招呼，为自己或许一辈子无法拥有这样的生活而遗憾。
　　听阎老师聊起他之后的写作计划，不禁惭愧起来。每次见面都要感慨他的勤奋，他每天早上雷打不动写几个小时，并且是手写，连续三个月，基本上就能完成一部小说的初稿。
　　人们对于写作最大的误解，是认为写作是由灵感来支撑的。人们对于作家的想象还是“李白式”的，觉得他们的生活是不断游历采风，夜夜笙歌，乱搞男女关系，然后回家给自己倒杯威士忌，两个小时就创作出小说来。
　　但实际上，小说家和上班族没什么区别，每天一大早就必须坐在书桌前开始工作。或者说，更像是运动员，因为上班族可以敷衍工作来欺骗上司，小说家和运动员却无法敷衍自己。作家创作小说时，每天早上都折回起点，校正自己，重返现场。整个过程如海上遇难者一样孤身挣扎，没有人能够伸出援手。这种工作靠灵感和热情都是无法支撑的。
　　实际上，那些看似活得随意的作家其实都具有高度的自律性。
　　天才如马尔克斯，在写《百年孤独》时，创作状态依然非常艰难。他把自己写作的房间称为“黑手党的洞穴”，大概三平方米，连接一个小浴室，一扇门和窗户通往外面的庭院，房间里有一个沙发、电暖炉、几个柜子、一个小而简单的桌子。
　　他每天一早送两个孩子上学，八点半之前就坐在书桌前，一直写作到下午两点半小孩放学回家。下午的时间则用来为小说的写作查资料。
　　他只有在吃饭的时候才会短暂地见一下自己的孩子，而对孩子的态度基本也是恍恍惚惚、爱搭不理。孩子对父亲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俯首在满是烟雾的房间里的背影。
　　格雷厄姆·格林是一个生活异常丰富的作家，他当过记者，做过间谍，去过战场，和表妹徒步穿行过非洲，同有夫之妇谈恋爱，把一个人生命的容量扩展到最大化。
　　但看似不羁如格林，在创作上却努力得像是备战高考的考生。战争来临前夕，他马上要被招募，把家庭撇在身后，他当时想写的作品是一点也不挣钱的《权力与荣耀》，他知道这本书的收入无法支撑自己入伍期间的家庭支出，所以决定再写一部畅销书。
　　距离入伍还有六个星期的时间，他决定在下午继续艰难缓慢地创作《权力与荣耀》，而在早上写畅销书。他把工作室设在一个工厂，这样就没有电话和孩子的干扰。
　　他开始吃一种叫作安非他命的中枢兴奋剂，连续六个星期，每天清晨服用一片，中午服用一片。因为药物作用，每天他的手都在颤抖，心情低落，会无缘无故地暴跳如雷。
　　他后来回忆，他和妻子的婚姻破裂，更多是因为那几周服用的安非他命，而不是战争造成的分居。
　　如果不创作的话，作家可以拥有幸福平静的生活。作家可以选择吗？
　　他们可以，但是他们不能。
　　小说《自由》的作者，同时也是美国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乔纳森·弗兰岑，他写第二本书时，婚姻关系非常紧张，同时他的父母生病，可是他每星期、每天，甚至每小时都在想着要如何更改小说的内容，最终导致了离婚。
　　他说：“我明显地感觉到，如果我不再当作家，我的婚姻还能延续。不只是我的婚姻，我和父母的关系也是。每次我回老家四天，就大概半年到八个月不会再回去，因为我必须维持自己的情绪平稳，才能继续手边的写作。我的本质就是创造冲突的根源，我就是个小说家。”
　　旺盛的创作状态和幸福的家庭生活无法平衡，这是从事艺术人的宿命。是艺术之神选中你，而不是你选择服侍它。华兹华斯有句诗说：“我等诗人年轻快乐地动笔，最后的结局却是消沉和疯狂。”
　　不知道为什么，我竟感觉到了一种中二的热血。
　　很惭愧地说，我厌恶“鸡汤”，但是依赖“鸡血”。每当工作陷入泥泞的时候，我就会开始服用常年冷藏储备的一些“鸡血”。
　　比如当我需要在短时间内完成某项不可能完成的工作时，我就会去看井上雄彦的纪录片《最后的画展》。
　　井上雄彦是我最喜欢的漫画家，他最被人熟知的漫画是《灌篮高手》，但我最喜欢的是《Real》。《Real》讲的是一群因为意外而残障的人士打篮球的故事，漫画的名字来源于其中的一句话：“人在被彻底打垮时才会询问真实。”
　　这是真的，人在春风得意时，顺风顺水时，驾轻就熟时，理所应当时，对生活得到的结论，全是虚妄。
　　《最后的画展》纪录的是井上雄彦筹办《浪客行》画展的经历，21天要独立完成101幅画，其中有很多是巨大的展板画。井上雄彦每天从早上十点画到凌晨三四点，睡在帐篷里。在距离画展开幕只剩5天的时候，他还有30幅没画，开幕的当天甚至通宵作画到了早上，最后高质量地完成了全部画作。
　　纪录片我看了十几遍，其中获得的动力和感动丝毫没有减弱，每次都会汹涌地想：“这样可怕的任务人类都可以完成，我也没什么好怕的！”
　　特别惭愧地说，我现在真的有些懒惰了。也许和别的作家相比，工作状态还算正常，但是和自己过去相比，真的懈怠了很多。
　　我最努力的时候是初中，那时候没有集中创作小说的时间，只能平常写些草稿，等暑假来完成和修改。写到凌晨三点，实在太困了，就开始做仰卧起坐来提神，每天做100个仰卧起坐，一个月就长出了一肚子肌肉。
　　我那时候对自己还没有总结能力，要不然我也可以像村上春树一样写一本《当我仰卧起坐时我都想什么》。村上春树早上五点开始写作，写四五个小时，然后出门晨跑，他说：“写文章本身或许属于头脑的劳动，但是要写一本完整的书，不如说更接近体力劳动。”
　　的确，体力对一个作家的重要性远远超过旁人的想象。我曾经听不止一个作家说：“我年轻的时候一天能写2000字，现在只能写500字了。”最大的原因并不是灵感的枯竭，而是体力的衰退导致无法长时间集中精力。
　　但创作者锻炼身体，或者用更时髦的话说——“肉体修炼”，它的意义其实在于锻炼对自己的控制力。
　　很多人认为“自律”是自我压抑的结果，“存天理，灭人欲”，变成一个苦行僧。但其实自律不是压抑之后的被动选择，而是个体意识的主动选择。自律的人意识到自己内心的冲动和外界标准的冲突，然后开始主动调整自己。调整自己的身体也是一种控制力的练习。
　　必须承认的是，写作对天分的要求远远高于对汗水的要求，鼓励一个没有天分的人在写作上花一万小时练习是一件不道德的事情。但是，我非常讨厌成熟成名的艺术创作者毫无愧疚——甚至反以为荣地说起自己的懒惰，说自己生性散漫，不务正业，放纵不羁爱自由，导致几年没有新作，在我看来，这只是用来掩饰自己才华不够的借口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