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11.9（星期三）
阎连科老师去神户大学讲座，我没有去过神户，就跟他一起去。神户大学一个台湾的研究生来接我们，他说神户是个很小的港口城市，生活节奏慢，背山面海，娱乐也不多，唯一能拿出来说的是六甲山价值千万的风景。
村上春树在神户度过了自己的高中时期，15岁的生日礼物是一张爵士乐演出的入场券。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真真正正听到爵士乐，如同雷击一样被震撼，从此入了迷，整个高中时期混混沌沌，翘课去爵士乐酒吧消磨时光。
我在神户市区逛了逛，觉得这不是一座能够引起深思和感情冲动的城市，没有什么历史和文化遗产。或许正是因为这样，村上春树无法从城市中寻找到真正的柔情和伤感，才找到了爵士乐。
神户大学在山上，能看到海，风景很好。阎连科老师在一个小小的教室讲座，来听的人不多，大概十几名听众，大多数是中国的留学生。讲完之后阎老师说，自己也因为听众的稀薄反应感到丧气。
中午和阎老师在学校食堂吃饭，从手机上看到新闻推送：唐纳德·特朗普当选新一任美国总统。
社交网络上炸开了锅。“都是你们的错。”一个朋友迅速给我发来冷嘲热讽的信息。
“你们”指的当然是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在现在的中国社会越来越像一个讽刺的称谓。有两种对知识分子的厌恶，一种是情感上的厌恶，认为知识分子是一群智力懒惰的人，只会像坏了的收音机一样重复“把权力关进笼子”“免于恐惧的自由”，没有表现出更多的思考能力，而这些漂亮的抒情话竟成了知识分子鄙视全人类的资本。说实话，我看到我的知识分子朋友们在特朗普当选后哀号一片，宣布“一个粗鄙反智、礼崩乐坏的世界来临了”，我也觉得讨厌：世界很愚蠢，知识分子很失望，然后呢？知识分子一直以《悲惨世界》里的《Do You Hear People Sing》作为煽情的背景音乐，现在人民真的发声了，你们却要傲慢地捂住耳朵吗？
第二种厌恶，是一些人曾经真的相信知识分子能够解决问题，然而失望了。知识分子提倡绝对意义上的道德：同情弱者，包容敌人，爱你的邻人如爱你自己。但是人们在实践中发现，弱者偷自己的钱包，敌人偷自己的钱包，邻人也偷自己的钱包。
我的朋友对知识分子的厌恶是第二种。他是一个善良的人，比我见过的绝大部分人都善良，抓小偷、做公益、从高速公路上救下流浪猫狗，他企图做所有知识分子定义为“正确”的事，却发现总是受到伤害。因此，他不愿意把左脸也伸给敌人了。
特朗普当选总统，我的朋友有些许幸灾乐祸。他不信任特朗普，但更讨厌知识分子的“自以为是”。世界并不像知识分子信誓旦旦承诺的那样在一个越来越好的平稳轨道上运行。当你制定了公平公正的原则时，也就默许了少数派和弱者的插队。
美国白人蓝领的收入没有起色，却让他们相信电视里政治精英的号召，看到淡定的亚裔、非裔和拉丁裔实现自己的美国梦，他们当然坐不住。
道德是抽象的，而愤怒是真实的。
和朋友的争论以我唾面自干结束了。“必要性”，他不断地强调这个词，为了更好的社会，违背道德准则是必要的。
必要性，necessita，是谁经常把这个词挂在嘴边呢？
是意大利的政治哲学家马基雅维利。马基雅维利说，作为统治者，如果你接受每个行动都必须通过道德观察，你一定会栽在不受道德法则约束的敌人手里。
马基雅维利的统治之道是：你可以引起恐惧，但不要激起仇恨。你最好让人民总是贫困，让他们征伐不断，这样会使被统治者经常感到需要有伟人来领导他们。做必须做的事，无论情况如何，但要努力使它们看起来对人民特别有利。
——感觉像是特朗普会仔细阅读的统治指南。
出于好奇，我重新读了一遍《君主论》，依然觉得马基雅维利无法说服我。他不相信有真诚的利他主义，几乎不允许人们有少许的理想的活动。他不理解社会和文化的自我发展，把日常政治原则和极端情况下的政治混为一谈，觉得都应该用恐怖手段压制。
但是我惊讶地发现，马基雅维利并不是一个反对道德的人。他生活在宗教盛行的世界里，他发现两种道德体系是相互违背的：一个宽恕、包容、善良的宗教世界；一个强大、安全、生气勃勃的政治共同体。
他认为宗教“忍耐”的教诲，磨灭了人的公民精神，面对暴君和破坏者毫无抵抗力。
马基雅维利并不是邪恶的精神病，他是一个爱国者，希望振兴意大利——和特朗普的口号“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让美国再次强大）”一样。但他的言论实在太让人不安，《君主论》在长达几个世纪里都是禁书，解禁之后的几百年里，依然被主流社会明确否认其价值，被长期压在五指山下。
现在，公开说他那些现实的令人不安的言论，可以得到一个国家一半人民的选票了。
早上美国大选开票时，我在和一个美国记者朋友聊天，看着特朗普逐渐领先，他不断给我发来惊恐的表情。我安慰：“希拉里还可能赢。”他说：“我知道，可我也不愿意生活在一个一半人投给特朗普的国家里。”
美国记者朋友的反应或许就是特朗普能当选的原因。
我和这位记者朋友一样，都出生于20世纪最后20年，世界的动荡结束，我们沿着“发展”和“进步”的道路狂奔，相信迎来的世界必然更加美好。这条道路却在我们没有察觉的时候被悄然折叠，多元、平等和对弱势的同情这类我们曾经以为不需要争论的议题，又重新遭到了怀疑。
我们之所以没有发现这条道路的改变，是因为长期以来刻意忽略了与自己不同的声音，轻易地指责挑战这些进步议题的人是魔鬼和精神病，居高临下地攻击他们是愚蠢落后、粗鄙反动的。
几个月前，我看米歇尔·奥巴马的一个演讲，针对特朗普，她有句著名的话：“When they go low, we go high.（当他们下流的时候，我们高尚。）”
我当时很受感动，现在却不得不承认，这种口号是打着宽容的旗号拒绝宽容。就如同特朗普当选之后，我看到知识分子朋友的第一反应是认为人们需要“启蒙”，第二反应是哀叹自己作为精英的脆弱和没有安全感。这种傲慢未免令人厌倦。
这样看来，特朗普当选最大的好处，就是宣布了知识分子傲慢的破产。知识分子终于可以坐下来，倾听那些与自己不同想法的人的声音，想想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
我和阎老师讨论美国大选的事，他说：“旧时代结束了，一个新时代要来了。”
我在美国读书的朋友E今天说了同样的话：“我们记事的时候冷战都结束了，一切其乐融融。我们没体会过一战、大萧条、二战、冷战高潮等几次危机。‘9·11’和金融危机也没从根本上改变局面，这种已知世界内的其乐融融在人类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不能指望它永远持续下去。”
村上春树在神户度过了自己的高中时期，15岁的生日礼物是一张爵士乐演出的入场券。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真真正正听到爵士乐，如同雷击一样被震撼，从此入了迷，整个高中时期混混沌沌，翘课去爵士乐酒吧消磨时光。
我在神户市区逛了逛，觉得这不是一座能够引起深思和感情冲动的城市，没有什么历史和文化遗产。或许正是因为这样，村上春树无法从城市中寻找到真正的柔情和伤感，才找到了爵士乐。
神户大学在山上，能看到海，风景很好。阎连科老师在一个小小的教室讲座，来听的人不多，大概十几名听众，大多数是中国的留学生。讲完之后阎老师说，自己也因为听众的稀薄反应感到丧气。
中午和阎老师在学校食堂吃饭，从手机上看到新闻推送：唐纳德·特朗普当选新一任美国总统。
社交网络上炸开了锅。“都是你们的错。”一个朋友迅速给我发来冷嘲热讽的信息。
“你们”指的当然是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在现在的中国社会越来越像一个讽刺的称谓。有两种对知识分子的厌恶，一种是情感上的厌恶，认为知识分子是一群智力懒惰的人，只会像坏了的收音机一样重复“把权力关进笼子”“免于恐惧的自由”，没有表现出更多的思考能力，而这些漂亮的抒情话竟成了知识分子鄙视全人类的资本。说实话，我看到我的知识分子朋友们在特朗普当选后哀号一片，宣布“一个粗鄙反智、礼崩乐坏的世界来临了”，我也觉得讨厌：世界很愚蠢，知识分子很失望，然后呢？知识分子一直以《悲惨世界》里的《Do You Hear People Sing》作为煽情的背景音乐，现在人民真的发声了，你们却要傲慢地捂住耳朵吗？
第二种厌恶，是一些人曾经真的相信知识分子能够解决问题，然而失望了。知识分子提倡绝对意义上的道德：同情弱者，包容敌人，爱你的邻人如爱你自己。但是人们在实践中发现，弱者偷自己的钱包，敌人偷自己的钱包，邻人也偷自己的钱包。
我的朋友对知识分子的厌恶是第二种。他是一个善良的人，比我见过的绝大部分人都善良，抓小偷、做公益、从高速公路上救下流浪猫狗，他企图做所有知识分子定义为“正确”的事，却发现总是受到伤害。因此，他不愿意把左脸也伸给敌人了。
特朗普当选总统，我的朋友有些许幸灾乐祸。他不信任特朗普，但更讨厌知识分子的“自以为是”。世界并不像知识分子信誓旦旦承诺的那样在一个越来越好的平稳轨道上运行。当你制定了公平公正的原则时，也就默许了少数派和弱者的插队。
美国白人蓝领的收入没有起色，却让他们相信电视里政治精英的号召，看到淡定的亚裔、非裔和拉丁裔实现自己的美国梦，他们当然坐不住。
道德是抽象的，而愤怒是真实的。
和朋友的争论以我唾面自干结束了。“必要性”，他不断地强调这个词，为了更好的社会，违背道德准则是必要的。
必要性，necessita，是谁经常把这个词挂在嘴边呢？
是意大利的政治哲学家马基雅维利。马基雅维利说，作为统治者，如果你接受每个行动都必须通过道德观察，你一定会栽在不受道德法则约束的敌人手里。
马基雅维利的统治之道是：你可以引起恐惧，但不要激起仇恨。你最好让人民总是贫困，让他们征伐不断，这样会使被统治者经常感到需要有伟人来领导他们。做必须做的事，无论情况如何，但要努力使它们看起来对人民特别有利。
——感觉像是特朗普会仔细阅读的统治指南。
出于好奇，我重新读了一遍《君主论》，依然觉得马基雅维利无法说服我。他不相信有真诚的利他主义，几乎不允许人们有少许的理想的活动。他不理解社会和文化的自我发展，把日常政治原则和极端情况下的政治混为一谈，觉得都应该用恐怖手段压制。
但是我惊讶地发现，马基雅维利并不是一个反对道德的人。他生活在宗教盛行的世界里，他发现两种道德体系是相互违背的：一个宽恕、包容、善良的宗教世界；一个强大、安全、生气勃勃的政治共同体。
他认为宗教“忍耐”的教诲，磨灭了人的公民精神，面对暴君和破坏者毫无抵抗力。
马基雅维利并不是邪恶的精神病，他是一个爱国者，希望振兴意大利——和特朗普的口号“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让美国再次强大）”一样。但他的言论实在太让人不安，《君主论》在长达几个世纪里都是禁书，解禁之后的几百年里，依然被主流社会明确否认其价值，被长期压在五指山下。
现在，公开说他那些现实的令人不安的言论，可以得到一个国家一半人民的选票了。
早上美国大选开票时，我在和一个美国记者朋友聊天，看着特朗普逐渐领先，他不断给我发来惊恐的表情。我安慰：“希拉里还可能赢。”他说：“我知道，可我也不愿意生活在一个一半人投给特朗普的国家里。”
美国记者朋友的反应或许就是特朗普能当选的原因。
我和这位记者朋友一样，都出生于20世纪最后20年，世界的动荡结束，我们沿着“发展”和“进步”的道路狂奔，相信迎来的世界必然更加美好。这条道路却在我们没有察觉的时候被悄然折叠，多元、平等和对弱势的同情这类我们曾经以为不需要争论的议题，又重新遭到了怀疑。
我们之所以没有发现这条道路的改变，是因为长期以来刻意忽略了与自己不同的声音，轻易地指责挑战这些进步议题的人是魔鬼和精神病，居高临下地攻击他们是愚蠢落后、粗鄙反动的。
几个月前，我看米歇尔·奥巴马的一个演讲，针对特朗普，她有句著名的话：“When they go low, we go high.（当他们下流的时候，我们高尚。）”
我当时很受感动，现在却不得不承认，这种口号是打着宽容的旗号拒绝宽容。就如同特朗普当选之后，我看到知识分子朋友的第一反应是认为人们需要“启蒙”，第二反应是哀叹自己作为精英的脆弱和没有安全感。这种傲慢未免令人厌倦。
这样看来，特朗普当选最大的好处，就是宣布了知识分子傲慢的破产。知识分子终于可以坐下来，倾听那些与自己不同想法的人的声音，想想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
我和阎老师讨论美国大选的事，他说：“旧时代结束了，一个新时代要来了。”
我在美国读书的朋友E今天说了同样的话：“我们记事的时候冷战都结束了，一切其乐融融。我们没体会过一战、大萧条、二战、冷战高潮等几次危机。‘9·11’和金融危机也没从根本上改变局面，这种已知世界内的其乐融融在人类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不能指望它永远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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