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人者(2)

　　那餐厅的人正议论纷纷，一见我旋即回来，以为我要找碴，大家都相顾失色。那女侍应也退到近厨房处，用一对有深仇大恨的眼睛盯着我。
　　我挺着胸膛，抵受那些有的鄙夷、有的同情，甚至有的惊喜。有的畏惧的眼神，一面用粗话破口大骂，以壮声色。
　　我一面绕到原来坐的椅子，取回公事包。还好，公事包还安然无恙。
　　店里的客人终于明白了我的意图，而那女侍应更快的就看破我的意图，所以她也用恶毒的语言，像冰刃冷箭一般的刺戳我，直至我行出店门，还听到她骂：“有本领就不要走！懦夫！”
　　“我会找你的，你等着瞧！”我边走边说，一一副逆我者死的样子。
　　“放马过来啊，我等着！”我还听到她这样说。
　　在电梯角会合了妻，俩人讨了一鼻子没趣。幸亏妻已是我的太太，要不然，她目睹我这等举止，一定对我的印象大打折扣。大年初二，遇上这样子的事，自然是 忿忿不平，我磨拳擦掌说要报仇，但过了一段日子，跟许多人的一时忿怒一样，觉得犯不着和这等女人一般见识，只是设法把这件倒霉事从记忆中淡忘，来使自己活 得更愉快些。
　　自己更尽量避免去那餐厅或附近，就算我不要报复，也不想被人报复。
　　一周后，我被“请”到了警察局，经历了一轮又一轮的问话。
　　原因很简单。
　　那女侍应原来名叫王鹏鸣。她死了，在下班回家的路上，被人奸杀。而尸首旁有我一张名片。
　　如果我不是在她毙命的当晚，有明显而无可置疑的不在场证明，恐怕我这一进警署，就要“一进衙门深似海”了。
　　就算是这样，我也不好受，接受一次又一次的调查，各种怀疑的眼光，不信任的语气，而且，我也成了同事朋友的话题和笑柄。
　　王鹏鸣死了也罢，偏偏她是被人奸杀致死的，这罪名任何一个男子汉都担当不起。
　　那在大年初二的一场骂战后，她和我结果都不好：她死了，我却在活受罪！
　　凶手一日没有抓到，我就一日不能抬起头来做人。她死了，我反而可能是最巴望能替她找出凶手的人。良心话，一时的冲突在所难免，我可不想她死，更不希望她死得如此之惨。
　　人世间这种关系，想来也真荒谬，我觉得多要好好把这件事的始末从头想一想。
　　我曾与王鹏鸣发生冲突，甚至警告她下班小心，而后她真的被人奸杀，就算我有不在场的证据，但任何人都会怀疑是我指使人去干这种下流事的。
　　想到警员讥讽的语言、轻蔑的眼光，真是心丧欲死。
　　不过，在王鹏鸣尸首旁的名片，虽然是我的，但却为我洗脱了不少嫌疑。因为作案的人断无理由这般“此地无银三百两”，如此粗心大意，这反而是摆明了有人存心陷害。
　　是谁会这样做呢？
　　首先，我并没有（当然没有）把名片交给王鹏鸣。
　　知道我和王鹏鸣发生龈龋的亲戚朋友，或认识我的人，除了妻子之外，谁都不在当场。
　　妻跟我箱蝶情深，她毫无可能会这样做，而且，我的不在场，她是有力证人之一。
　　唯一的可能，便是我曾把公事包遗漏在现场，而里面正有我的名片，有人拿了一丐长，本来就计划要杀害王鹏鸣，正好可以趁此嫁祸给我。
　　也就是说，凶手极可能在我跟王鹏鸣吵架的当日，同时也在现场。
　　但谁会干这种事呢？
　　任何人都有可能，包括王鹏鸣的同事、那外籍女侍应生、那收银的妇人……
　　“解铃还需系铃人”，我决定回到那家餐厅去看看；当然，我不能也不方便自己过去，便请妻过去装作吃东西，暗地里留意一下。
　　我送妻到餐厅门口附近，忽然，眼中掠过一个人影，心中想起几个字：
　　幸灾乐祸。
　　那天，我跟王鹏鸣争吵的时候，便闪过这样子的脸容。
　　也就是说，那时候争吵才刚刚开始，这人已预料得到事态会越来越严重，他等着好戏上场，是故掩饰不了一脸兴奋的表情。
　　他既不排解，也不作声。
　　他只是观望。
　　为什么他可以如此肯定王鹏鸣会跟我继续骂下去呢？
　　因为他是王鹏鸣的同事，他了解王鹏鸣的个性，行小题大作，一发不可收拾。
　　这个厨房的杂役，约莫二十一、二岁，刚好在这开厨房的门，端菜走了出来，递给那个外籍女侍应生。
　　此刻，她们的服务是无微不至、诚惶诚恐的，敢情受了这一次凶杀案的影响，大加改善。
　　我不知道自己是做了一件好事，还是坏事。
　　我在一旁透过玻璃墙窥视，发现那穿白衫镶蓝穿的厨房杂役，也在送递菜饭的橱窗里，不住的留意妻。
　　妻在餐厅里坐了半个钟头，除了给那外籍女侍应酬出来，指指点点之外，也没有什么成绩，她只好结帐出来。
　　却看见我铁青着脸色，以为又有什么人惹怒了我，便问：“怎么了？”
　　我只猛吸着烟。
　　俟餐厅打烊的时候，餐厅里的员工全换了平常的衣服，关上铁闸，各自回去，我盯住那名厨房杂役，穿过马路。
　　过几条街弄。到了比较幽静的巷里，我突然追近他，离开他背后五、六尺之遥，陡然站住，他也有所警觉，回过身来。
　　我大声道：“是你！”
　　他吓了一大跳：“你说什么？你是谁？”
　　我冷笑道：“你还不承认？”
　　他凶巴巴地道：“承认什么？”
　　我单刀直入：“你杀了王鹏鸣！”
　　他吓了一大跳，左右四顾，叱道：“你才是凶手！”
　　“你有什么证据说是我杀的？”
　　“你又有什么证据！”
　　“有！”我把公事包一扬，道：“你偷了我公事包里的名片！”
　　“我偷你的名片干啥？”他比我还凶，活似要走过来把我扼死。
　　我壮着胆。“我的皮包放在柜台上，就靠你们厨房最近，不是你拿？是谁拿？”
　　他吼道：“胡说！你的公事包明明摆在桌上，谁拿你的！”
　　我也怪叫起来：“你偷了我一张名片，发现我是伊士曼公司的老板，你有意要勒索我……”
　　他马上切断了我的话。“少装了！什么伊士曼公司，谁不知道你只是个杂志社的美术编辑，谁有胃口勒索你。”
　　谈到这里，他已感觉到不对劲，所以脸孔扭曲，冲了丈来，想把我压倒。我死缠着他，皮包里的录音机掉了下柜，跌在地上。
　　于是，我们的扭打又成了录音机争夺战。
　　幸好，警察很快的就过来解围，否则，我决不是年轻而孔武有力的他之敌。
　　警察当然是妻叫来的。
　　我在冷巷里准备行动的时候，已经嘱妻去把警察叫来。
　　我只是要在警察来之前套出他几句话。
　　包括他无意间承认了那天确实知道我的公事包放在何处，以及知道我的身分职衔。
　　我当然不认识他，而且从来没给过他名片，他的反应使他跌入了罗网，也使我沉冤得雪。
　　在被押走的时候，他曾狠狠地跟我说：“你知道吗？她也侮辱过我，比辱你还甚！”
　　在夜风里，这句话使我更不寒而栗。
　　我终于明白了那幸灾乐祸的神情，以及确实可以预料会有争执发生的神色，她辱过他什么，我不知道，但作为客人的我，尚且被她骂得如此不堪，身为杂役而可能性好渔色的他，更不可想像。语言伤人，一向比利刃还深。
　　我在踱上警车之前，妻及时的为我添上一袭暖暖的川衣。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