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甘薯种植之谜

甘薯是我国仅次于稻米、麦子和玉米而居第四位的粮食作物，其产量在全世界占有绝对的比重。很多学者指出，甘薯的种植与传播对我国山地和瘠土的利用，对杂粮种植的多样化，起了极深刻的影响，同时它也与明清时代中国人口的急剧增加有紧密的联系。因此，考证甘薯在中国的历史非常有意义，但由此也产生了诸多的争论，其中最重要的争论就是关于它是中国土生的还是从国外传入的?

甘薯，又称山芋、红薯、白薯或番薯。根据清人陈世元《金薯传习录》的记载，它原产于中南美洲，后逐渐流传开来。明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一位出身于福建长乐县的华侨陈振龙，在吕宋(现菲律宾)看到甘薯味美适口，而且产量极高，是一种很好的粮食作物，因此将其引入中国，“依法栽植，滋息繁衍，其传遂广”。当时在民间流传着这样一首歌：“不爱灵药共仙丹，惟爱红薯度荒年，仅人远来传此种，陈氏父子取洋番。”歌颂这种高产的粮食作物，歌颂陈氏父子的功劳。

长期以来，我国的农史学界都以此为据，认为中国的甘薯原产于中南美洲，其后传入福建。1963年5月是甘薯传入中国三百七十周年，郭沫若为此在《光明日报》上赋诗一首，以作纪念，其中有“此功勋，当得比神农”的语句，盛赞陈振龙父子，这就更加巩固了关于番薯是从美洲传入的说法。

与此不同的观点则认为，甘薯原产于我国，其悠久的栽培历史可以追溯到汉晋时代，如东汉杨孚的《异物志》和晋代嵇含的《南方草木状》中便有相关记载，其后在《齐民要术》、《群芳谱》和《本草纲目》中也能找寻到它的踪迹。只是由于当时种植者少，因此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罢了。从自然地理条件来看，中国也具备甘薯从野生到驯化的条件。首先，中国的台湾、广东、广西和贵州等省区处于回归线以南，具有高温、多雨、一陽一光充足的热带、亚热带气候，为甘薯的驯化提供了与中南美洲相似的条件；其次，中国大陆人类的进化为甘薯从野生到驯化提供了必需的社会条件；第三，在中国也存在许多野生的甘薯近缘植物，这是甘薯驯化的遗迹。

但是，也有人对此提出了反驳的意见，认为《异物志》和《南方草木状》中记载的甘薯，实际上是今天的山药，而《闽书》、《金薯传习录》中记载的番薯才是今天的甘薯，这两者是相隔最少在一千三百年以上的不同物种，两者来源不同，植物性状也有很大的差异。而且从整个旧大陆范围来看，在美洲被发现以前，还没有番薯这一种植物，因此可以肯定中国古代也没有番薯。而且他们还提出了如果甘薯是在古代就已经存在的，那为什么它一直没有得到推广呢?

针对这样的问题，主张甘薯土生说的学者给出了他们的解释。他们认为甘薯本来是属于热带植物，根据相关研究，薯块的储藏温度在摄氏10到15度之间，薯苗的萌发则要在20到35度之间。因经不住“三冬冰冻”使它长期以来只能局限在回归线以内，而北方人也只能把它看作南方草木的异物了。这种状况到明末清初才得到改变。当时在“广济民食”的时代要求下，大科学家徐光启发明了“窖藏法”，为甘薯保种取得了突破，同时他还提出了“迥龙火坑”的育苗法，终于使甘薯得以“逾岭越淮”，种植范围大为扩大。

关于美洲甘薯传华的历史，人们也有不同的看法。一般的说法认为甘薯于万历中“初种于漳郡，渐及泉州，渐及莆田，近则长乐、福清皆种之。盖度闽而南有吕宋国，国度海而西为西洋……闽人多贾吕宋焉。”认为甘薯主要是由福建沿海传入的，其口岸主要以福建的长乐和广东的电白为中心。1594年福建巡抚金学曾提倡扩大种植甘薯范围，徐光启在1625年至1628年编辑《农政全书》时，还曾派人到闽南去取薯种，并在上海一带试种。

但是还有学者在1563年的《大理府志》和1574年的《云南通志》中也发现了甘薯的踪迹，其中前书列有薯芋之属五：“山药、山薯、紫芋、白芋、红芋”。由此提出，福建沿海固然是甘薯传华的一个中心，不过中国的西南同样是甘薯传入的通道。而事实上，明朝滇缅之间确实存在着一条物资、文化不断交流的通衡大道，东起昆明，中经大理、下关，西越保山、腾越而达缅甸。而印、缅、滇地区早在十六世纪初就已经有了甘薯种植的记载。所以，综合海陆两方面资料看来，甘薯从海道自吕宋传到漳州和福州似乎应在十六世纪七十、八十年代；而西南的甘薯则应在十六世纪的最初三四十年间即已传入云南。否则便难以解释为什么1574年的《云南通志》里，甘薯已被列为当地物产。

朝鲜“湖南按察使”徐有榘，于1834年编辑了一部《种薯谱》，曾征引1765年某朝鲜大员派人赴日本引进甘薯时所作的一首诗。前两句是：“万历番茄(即甘薯)始入闽，如今天下少饥人。”这首诗虽稍有夸张，，但最能说明甘薯曾经发挥的历史作用。这也是我们今天探讨甘薯种植问题的意义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