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酉科考案闻世之谜

清统治者入主中原以后，为了安抚士人，从顺治三年(1646)丙戌始开科取士，而大大小小的科场案也就随之接踵而来。闹得最凶的，就是顺治十四年(1657)的丁酉科场案。但真正令后人津津乐道的，却是这场科举闹剧中的悲剧性人物——吴兆骞。

清朝统治者入主中原以后，为网罗知识分子，从顺治三年(1646)丙戌开科取士，几乎连年考试，而大大小小的科场案也随之而来。从《吴梅村年谱》中的记载来看，“壬辰(顺治九年，1652年)权贵与考官有隙，因事中之，于是科场之议起。”闹得最凶的就是顺治十四年(1657)的丁酉科场案。此案牵连之广，影响之大，在清代二百多年的历史中也是罕见的。但是真正令后人津津乐道的，却是这场荒诞的科举闹剧中的悲剧性人物——吴兆骞。

首先案发的是北闱(即顺天府)科场案。这次主考是翰林侍读曹本荣，侍讲宋之绳，分校官有大理事左右评事李振邺、张找朴等十四人。参加者五千七百多人，中式名额仅二百零六名，于是一些人便竞相贿赂考官。李振邺进士出生，少年轻狂，为了结交权贵，也为了自己收揽私人，他一下答应了二十五个人的关节。最终的结果是京官三品以上的子弟无一不取，但也有花了银子没有考上，于是投状叫冤。顺治于十月二十七日下旨：“李振邺、张找朴、蔡元禧、陆贻吉、项绍芬等立斩，家产籍没，父母兄弟妻子俱徙尚一陽一堡。”十一月十一日顺治又谕礼部：“今年顺天乡试，发榜之后，物议沸腾，同考官李振邺等贿赂关节，已经审实正法。其余中式各卷，岂皆文理平通，尽无情弊？尔部即将顺天乡试中式举人，速传来京，候朕亲行复试，不许迟延规避。”复试的时间和题目，全部由顺治皇帝钦定。顺治十五年(1658)正月十七日，在太和门复试，士子们在八旗亲兵的押送下进入考场，由顺治皇帝亲试。二十五日宣布结果，革去苏洪浚等八人的举人，米汉雯等一百八十二名仍准会试。四月二十三日，顺治皇帝在太和门亲审其余各犯，把应处死的二十五人痛加申斥以后，“俱从宽免死，各责四十大板，流徙尚一陽一堡。”顺治还特意强调：“自今以后，凡考官士子，须当恪遵功令，痛改积习，持廉秉公……如再有犯此等情罪者，必不姑宥。”

无独有偶，过了半年，顺治十四年(1657)十一月二十四日，给事中一陰一应节参奏：“江南士考方犹等弊窦多端……物议沸腾。”由于顺治帝处置“北闱”乡试科场案的怒气未消，听到这个消息，更是火上加油，怒不可遏。立即传旨：“方犹等经朕面谕，尚敢如此，殊属可恶。方犹、钱开宗并同考试官，俱著革职。”并且下令派总督郎廷佐清查此案。

丁酉科江南乡试，正主考是翰林院侍讲方犹，副主考是翰林院检讨钱开宗。放榜以后，虽然得中的多是江南名士，但是中式的举子，不少是贿赂考官而中的。因而两江的上议哗然。落第的士子们群集在贡院前，有人还贴了一副对子：“孔方主试付钱神(指考官方犹和钱开宗)，题义先分富与贫(科题取《论语》中“贫而无馅”一词)。”并且将门上“贡院”两个大字的“贡”字中间加了一个“四”，改成“卖”字；“院”字用纸贴去“耳”旁，变成“完”字，“贡院”就变成了“卖完”。其时，士人还刻了一部传奇，叫《万金记》(以“方”字去一点为“万”，“钱”字去旁边为“金”)，指的就是两位主考官。

顺治十五年(1658)二月庚戌，顺治帝在中南海瀛台亲试该科江南中式的正副榜举子。和上次亲试情势差不多，每个举人都身带刑具，由护军营的军校持刀监视，戒备森严。二十四日公布皇帝亲试结果，二十四人罚停会试，十四人文理不通，革去举人；只汪溥勋等七十四人准许参加会试。十一月二十八日顺治帝在刑部奏折上谕批：方犹、钱开宗俱著即正法，妻子家产，籍没入官。叶楚槐等十八名同考官处绞刑，妻子家奴，籍没入官。方章钺、吴兆骞等八名考生，俱著责四十板，家产籍没入官，父母妻子流徙宁古塔。

在这场科场狱案中，吴兆骞交白卷一事最为轰动。吴兆骞(1631-1684)，字汉槎，江苏吴江人，九岁作《胆赋》，十岁写《京都赋》，少年时即声震文坛。少年的吴兆骞性情狂放。据清笔记小说上载，他在私塾里念书时，见桌上有同学们除下来的帽子，常拿来小便。同学们报告老师，，老师自然责问他，他的理由是：“与其放在俗人头上，还不如拿来盛小便。”老师叹息说：“这孩子将来必定会因名气大而惹祸！”另一部笔记中还说他一件逸事：有一次他与几位朋友同出吴江县东门，路上忽对汪钝翁说：“江东无我，卿当独秀！”旁人为之侧目。史料也说他：“为人简傲自负，不拘理法，不谐与俗，故乡里忌之者众”。但是这个“惊才绝艳”的吴兆骞，这次皇帝亲试，他却交了一张白卷。于是众议哗然，有人说他是惊魂未定，所以提笔忘字；也有人说他是恃才傲物，故意卖弄。其实，是吴兆骞看到当时如同刑场的景象，感慨万端，把笔一扔，说：“焉有吴兆骞而以一举人行贿的吗？”真是清高得很！于是触怒了顺治帝，在顺治十五年(1658)戊戌八月，被发配到宁古塔充军(今黑龙江省宁安县)。临行时，京中好友顾贞观、徐乾学、吴梅村等人都来给他送行。吴梅村还作了一首长诗《悲歌赠吴季子》送他上路。这一去就是二十多年，吴兆骞写了许多悲愤慷慨的诗歌和感人泪下的书信，后来编成了《归来草堂尺牍》和《秋笳集》。郭麔云在《灵芬馆词话》中称赞他的诗“悲凉抑塞，真有崩云裂石之音”。

康熙十五年(1676)冬，吴兆骞的好朋友顾贞观(宁华峰，号梁汾，江苏无锡人)，在当朝太傅明珠家里教书，想起好友在寒冷偏塞之地受苦，于是寄了两阙词给他。不料明珠长子纳兰性德看了这两阙词后，不禁感动得流泪，认为古来怀念朋友的文学作品中，李凌与苏武的《河梁生别诗》，向秀怀念嵇康的《思旧赋》，与此鼎足而三。纳兰性德很感动，慨然许诺十年之内，一定帮助吴兆骞归来。

好友顾贞观的鼎力营救，纳兰性德等人在朝中斡旋，恰巧这时康熙帝派人去祭长白山，吴兆骞写了一篇祭长白山赋，献给康熙皇帝。康熙一阅，文词华美，确实才气过人。因此大学士徐乾学趁机倡议捐钱把其赎回来。徐乾学宫居显赫，又和当朝太傅明珠同是一党，自然一呼百应，闹得朝野名流只恨钱少。

康熙二十年(1681)，吴兆骞奉诏赐还。他在塞外度过了二十三年，终于生入雁门关，回到北京后，夜夜梦乡里的情景遽然变成了现实。他在东北生的儿子吴振臣已经十七岁。吴振臣在他写的《宁古塔纪略》中记述了这个激动人心的场景：“与亲友相聚，执手痛哭，真如再生也。流人复归本土，玉门之关既入，才子之名大振。”吴兆骞获释回来后，京城名流纷纷给他接风洗尘，日日欢宴，在大学士徐乾学和相国冯溥等人的倡议下，众人还纷纷赠以诗文，一时成为盛事。

吴兆骞五十四岁时，在北京病逝。他再也没有回到山清水秀的江南故土，却留下几卷动人的诗稿和一个令人难忘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