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之谜(2)

六是市易法，熙宁五年三月颁行。目的是抑制富商对市场的垄断和对物价的操纵，改由官府垄断市场，平衡物价，经商取利，国库增收。具体办法是：在京城设立都市易司，各州、县大都设立市易务，形成全国市易官商经营体系，朝廷拨给本钱，平价收购商品，在垄断货源的条件下经商取利，包括贸迁物货、长途贩易、抵当业、地区茶、盐的专卖、边境蕃汉贸易，也向商人发放贷款或赊贷货物，收取年息二分的利息。

肯定派认为，市易法抑制兼并，打击了大商人垄断资本，平物价，通有无，有利于中小商人的经营，使得市场进一步繁荣，市易务的经营也获得大量赢利，增加了国库的收入。所以其立法宗旨是进步的，此法的实施过程虽有弊病，也有一定成效。

否定派认为，市易务利用权势垄断市场，套购倒卖，左右物价，苛征息钱、税钱，违法抑配，敲诈勒索，使用五花八门的超经济强制手段，严重阻碍商品经济的正常发展，是不折不扣的倒行逆施。市易务不但自己经营混乱，贪污腐败毫无成果，同时还妨碍了国家其他方面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转，如使得商税大亏、房廊日空、市舶司亏损等。尤其是市易务公开“夺商之利，一切归于公上而专之”，就连中小商人向市易务赊贷钱货也无异于饮鸩止渴，使大批商人都因负债而破产，“兼并之家以至自来开店停客之人，并牙人又皆失职”，沉重打击民间工商业，加剧了社会矛盾和王朝的衰败。

七是免行法，熙宁六年八月颁行。宋代宫廷、官府所需物资，大都通过科配制度向有关行业强行摊派，只象征性地支付部分钱款，甚或白拿，行户们苦于应付，其称为“当行”。这年，开封肉行派代表向官府提议缴纳一定数额的免行钱，便不再向官府供应肉，即免除相关的当行摊派。其他行业也纷纷效仿，提出纳钱免役的办法。市易务同意了这一做法，制定了所谓的“免行条贯”，规定各行业可根据其收人，大体上将行户分为三等，每月缴纳免行钱后免除行户对官府的供应。

肯定派认为，原来每年行人为供官不给，常遭到官府的迫害。以免行钱代替当行，将商行从为官府“当行”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显然在商业经营中缩小了国家劳役制的范围，这变革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

否定派认为，表面上看，好像行户通过交纳免行钱就摆脱了官府的科索之苦，然而在某种程度上，它是把官府的非法勒索给合法化了，因为官府的科索摊派本来就是一种非法掠夺。此法实行后，官府又贪得无厌，普收广征，且层层加码，就连贫寒小户也不放过，致使王安石都认为：“当立法限定钱数，不许更增。”可见问题的严重性，所以后来糠米行等又提出：“乞不纳钱，依旧抵应”。就是说交了免行钱，也并不比科索好多少，那还不如不交了。而官府更是变本加厉地掠夺，造成“米行有当旬头曹斌者，经须索糯米五百石不能供至自雉经死”的惨剧。北宋后期至南宋前期，往往是收了免行钱，而官府科索依旧，免行钱遂成为一种杂税。甚至金兵入侵中原都以“不签汝为军，不取汝免行钱”为口号，足见免行钱已为害到何种程度。可以说，在工商业者没有取得任何人身基本权利的条件下，此类向统治者交钱免役的乞求，常常并不能得到多少实际效果。

八是方田均税法，熙宁五年八月颁行。目的是通过丈量耕地，清查出隐瞒的田亩与偷漏的税收。以全国耕地数而言，真宗时达五百二十余万顷，到仁宗后期竟只有二百二十余万顷，就是说各地至少隐瞒田亩达三百余万顷，其所偷漏的税收数目就相当可观。具体办法是：在每年农闲时丈量所有耕地，各县以千步见方为一丈量单位，登记造册，丈量完毕后，揭以示民，按土质定为五等，均定税额高低。肯定派认为，此法推行于开封、京东、河北、陕西、河东五路，共清丈出二百四十八万余顷的耕地，约占全国征税田亩的百分之五十四，元丰五年全国耕地数为四百六十余万顷。有力打击了隐田漏税的豪强地主，也使“贫弱地薄而税重”的不合理现象得到一定的纠正，使负担有所均平。并准许民户使用山林陂塘而不加税，鼓励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也有利于国家田税的正常征收。

否定派认为，此法只限于宋朝北部一些地区，并没有在全国铺开，在这部分地区就能清丈出二百四十八万余顷耕地，是难以令人凭信的。依靠封建官僚机构是不可能医治地主与农民赋税不均之痼疾的，在丈量过程中不法官吏和豪强地主往往询私舞弊。如“每方差大甲头二人，以本土上户充”，清查地主的瞒田隐税，却令地主自己负责，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讽刺。法令规定官员不得乘机增税，它恰好说明增税的势不可免。一些记载表明，不少地区将原所免税项目重新加入旧籍，以增税额。甚至一些地区乘机增加两税的情况也层出不穷，结果反而使阶级矛盾尖锐化。总之，量地均税的初衷并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

九是保马法，熙宁五年五月颁行。目的是通过民间养马，改变朝廷牧马监养马少，占地多，花费大的局面，以给军队输送更多的战马。因为与契丹、西夏作战的主要是骑兵，而战马是关键所在。具体办法是：在开封府界和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五路，其义勇保甲凡自愿养马者，每户一匹（有物力养马二匹者听），由官府配给或给钱自买。开封府界保马户免去原纳束草，并补贴钱数，其他五路保马户免去每年折变和沿纳等杂税。三等户以上养马户十户为一保，马死独自赔偿；四五等户养马户十户为一社，马死同社诸户共同按马价之半赔偿。肯定派认为，此法节省了官府的开支，“募民牧养，（岁）可省杂费八万多缗”。同时也降低了战马的死亡率，又可训练保甲骑战武艺，一举数得。主要是这一养马办法，可给军队提供更多的战马，适应了当时迫切的军事需要，是值得肯定的。

否定派认为，此法的基本一精一神是：罢废牧马监，赋牧地与民而敛租课，散国马于编户而责养殖。将牧地出租，收取高额地租，受害的是一般乡村下户和客户。将官马分配给民户饲养，，按当时官府的估算，“官养一马，岁为钱二十七千，民间养马才免折变缘纳钱十四千四百”，只及官养马费用的一半，自然大大加重民户的负担，所以往往强行抑配。马死，民户要赔；生马驹，却须上缴。保甲有马，平时也可习骑战，袭逐盗贼。官府可谓一举数得，而民户则被加重了剥削。

十是学校科举改革。熙宁四年二月，颁行科举新法，考试取消诗赋等内容，改为考儒家经义和时务策论。十月颁行三舍法，由州县考选入学的太学生分为三等，初入学者为外舍生，经考试合格者为内舍生，限二百人，再经考试，选一百人为上舍生，上舍生考试分三等，上等者可以不经科举直接授官。太学增设直讲十员，每两人主讲一经。又令诸州置学，赐予学田，考核学官，掀起办学热潮，史称“熙宁兴学”。熙宁八年二月，颁行《三经新义》，作为学生的必读教材，取士的惟一标准。

肯定派认为，旧有的科举取士办法使人闭门学作诗赋，而不讲求治理国家之大计，已不能满足统治者的要求。这一改革纠正过去科举和教育中的弊端，选拔一些通经术、明时务的人才为其统治服务，其中大力吸收变法的支持者，有利于变法的开展。整顿学校教育亦是整顿官僚制度的一个重要环节，同时也促进了当时的教育办学的发展。太学之外，还建立了武学、律学和医学，以适应国家对各方面人才的需求。

否定派认为，从封建王朝取士的角度看，科举考试用儒家经义自然胜于用诗赋。但如果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看，这一改变并不能说是进步。苏轼当时就指出，自唐朝以来，以诗赋考试而取得人才很多，没有废除的必要，“专取策论而罢诗赋”和“罢经生朴学、不用墨帖而考大义”的做法，较过去的害处更大。自宋以降，经学取士遂成统治者加强思想文化统治，厉行君主专制的重要法宝，而王安石正是始作俑者。此后，统治者承袭其衣钵，用功名利禄为诱饵，将千百万士人的聪明才智，禁锢于儒学的牢笼之中。王安石与其子王雱合撰的《三经新义》，视其他儒学流派为异端，实行王学思想的垄断，学生要入仕为官只能做《三经新义》的应声虫，实乃进一步禁锢思想的反动措施。

最后是对变法历史作用的整体评价。

肯定派认为，变法对宋代国家财政方面的整顿是有利的，扩大了税收来源，朝廷中央与地方州县的库藏丰盈，从根本上扭转了国家财政困难的局面。教育与选拔制度的改革，网罗了一批支持变法的人才，相应扩大了封建统治的基础。军事方面的改革，有效地加强了西北边防又镇压了各地农民的暴动，巩固了专制主义的封建王朝的统治。可以说变法基本达到了它“富国强兵”的目的，是给大宋王朝注射了一强心针。

否定派认为，变法加强了对贫民下户的搜括和镇压，破坏了私营商业经济的原有成果，在文化教育方面也更为走向专制。如果说农田水利法在一定程度上起过多少作用，也只是其变法的次要方面。总之，富国有术，但强兵无方。由于军政腐败，其将兵法又何尝能训练出什么强兵锐士，当时的宋夏战争，宋军是失败多于小胜，其军事能力没有出现由弱变强的转变。而此富国之术也无非是采用超经济强制手段的一种掠夺，而且是竭泽而渔式的掠夺。增税的结果，也使农民起义高涨，甚至连保丁们也纷纷起来反抗。最后，变法由蔡京诸奸臣继续执行，只是加速了北宋王朝的亡国行程。

有学者深刻指出：这次改革主要是一种应对危机的政治冲动，而不是一种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改革几乎没有触及政治领域，主要局限在经济、军事和教育方面，而经济领域更是其重中之重。变法的真正兴奋点是富国，绝不是富民，其成效是国家财政明显好转，但这主要是加重赋税和大力搜括的结果，并不是依靠发展生产所取得的成果，所以其富国是建立在穷民的基础之上。随着统治集团的日益腐败，这样的变法只能走向失败。